1.4 主要研究方法

鉴于前述，根据研究的目标和范畴，本书将主要以目标语为指向，拟在广泛收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借鉴多元系统理论、改写理论、功能翻译等理论，将采取描述性为主、规定性为辅的研究方法来考察翻译政策对翻译活动的制约。虽然描述性方法自身也有某些缺陷，但与规定性的研究方法相比却更加客观。由于本书将聚焦于20世纪以来中国翻译政策的变迁，因此描述性方法更加适于客观公正地描述与分析这个历史阶段的翻译活动。

同时，本书努力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将翻译政策的系统构建与历史的、现实的翻译政策研究结合起来，将翻译政策的理论探讨与政策的实践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初步建立起翻译政策研究的结构系统。而且，也只有将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展示翻译政策的演进规律和现实基础。在此过程中，本书既探讨了翻译政策研究的理论架构，又侧重整理了我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翻译政策的历次演变，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并且瞻望了翻译政策在新世纪的发展，希望能够以此增强本书的历史尝试和现实的宽厚度，展示翻译政策研究的动态结构及未来发展的趋势。

本书所需要的资料，主要包括关于翻译、出版及对外宣传的政府政策，大部分存在于各级政府及机关的正式、公开文件中，以及与翻译产业规范与管理相关的政府的法律法规，因为这些法律和法规规定或限制了政府相关部门和翻译企业及从业者的权利与义务，并影响翻译行为的整个过程。另外，资料来源还包括在著作、期刊、报纸中与翻译、出版及宣传有关的官方声明或指示及其评论文章，对主要翻译机构及出版机构（如外文局、中央编译局等）进行的调研，以及对相关历史时期重大翻译活动的参与人（如陆谷孙、草婴等资深翻译家）或知情人士（如出版社领导或编辑等）进行的专门访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