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宗密的主要著述

关于宗密的主要著述，在上述中外学者的论著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本书拟从不同的角度来论析之。即从两个方面：一、从宗密的各个思想侧面，将宗密的著述进行分类列出。二、在上述的基础之上，再根据宗密著作的自述及先行学者研究的成果，整理出宗密一生中撰写的著作的时间顺序。这两方面的梳理，对本书的主题研究，即研究宗密的心性思想和修持论（实践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应关系。可以说，假如把宗密的生平、著述等比做他整个思想的根本骨骼与脉络的话，那么，宗密的心性思想和实践论便是他的整个哲学思想的血肉和骨髓。先行的学者们，比较忽视这个重要环节，大凡罗列出宗密著作的目录，对其思想的一贯性却不多加以分析。

首先，从宗密的思想的各个侧面，对其著作进行归纳。

1．关于华严思想方面。

后代虽然将宗密列为华严五祖，但从其所有著述的比重而言，有关华严方面的著述仅占很小一部分，宗密把重点放在对《圆觉经》的注疏和研究上，华严方面的著作，仅有已经失传的《华严纶贯》五卷、《注华严法界观门》一卷（见《大正藏》第45卷）、《注华严心要法门》（见《续藏经》第2—8—4）、《华严行愿品随疏义记》（见《续藏经》第1—15—2）、《华严行愿品随疏义记科》一卷（已佚，这应是《随疏义记》的科文）。另有《华严行愿品疏科》一卷（见《续藏经》第1—7—5）、《华严行愿品疏钞》六卷（见《续藏经》第1—7—5，此中收有其师澄观的《华严行愿品别行疏》四卷，故宗密的钞文实际是两卷）。由此可见，宗密的华严方面的论著，与他的老师清凉澄观比起来，显得微乎其微。作者认为，宗密在拜澄观为师之前，思想已基本成熟，加上随师攻华严也不过只有两年的时间，而且研究的主要目的也许只是为了勘合《圆觉》而已，因此在华严思想方面，并无超师越祖的建树，只能说，基本上承袭了澄观的思想，而智俨、法藏的华严思想给他的影响甚微。

2．关于《圆觉经》的著述。

从宗密的自述和史传中，可以知道，宗密对《圆觉经》是情有独钟的，他在做沙弥时喜得此经之后，便认为这是前世的宿缘，是佛菩萨恩赐予他的法宝，故发誓终身要弘扬此经，因此，他为此穷其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注释《圆觉经》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密从华严改辙到《圆觉》，形成了他以《圆觉经》为中心的独自的思想路线。由于宗密对《圆觉经》的大力弘扬，从客观意义上来说，是从宗密开始，打破了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根本宗义的传统，从而大大减弱和动摇了《华严经》的至高无上的传统地位和绝对的权威性。日本学者吉津宜英的著作《華厳禅の思想史的研究》、马渊昌也的论文《宗密思想における華厳教学の危機》都对此有明确的论析。下面具体来看看宗密对《圆觉经》的著述。

（1）《圆觉经略疏科》（见《续藏经》第1—15—1）。《大日本续藏经》所收本分为上下两卷。这是《略疏》两卷的科判。

（2）《略疏》（见《大正藏》第39卷，《续藏经》第1—15—1）。流通本为四卷，疏前有金紫光大夫守中书侍郎尚书门下平章充集贤集殿大学士裴休撰述的《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序》。这是将《大疏》的精要，用简略的疏文加以概括。宗密在此疏的本序中，说明了他著述的意图：

观夫文富义博，诚让杂华；指体投机，无偕圆觉。故参详诸论，反复百家，以利其器，方为疏解。冥心圣旨，极思研精，义备性相，禅兼顿渐。勒成三卷，以传强学。然上、中、下品，根欲性殊。今将法彼曲成，从其易简，更搜精要，直注本经。庶即事即心，日益日损者矣。

（3）《略疏钞》（见《续藏经》第1—15—2、3）。流通本为十二卷。这是宗密对自己的《略疏》的注疏。也是对《大疏钞》十三卷的精义进行概略。吴门传教临坛赐紫明义大师思齐的序中说：

圭峰定慧禅师《略疏》两卷、《略钞》六卷。《疏》以通《经》，《钞》以通《疏》。探赜而索隐，辞简而义博，则备之。

本钞卷第一，就开门见山地写道“圭峰兰若沙门宗密于《大钞》略出”，可见此钞乃是由《大钞》中略出的文句。

（4）《圆觉经大疏科文》和《圆觉经大疏钞科文》。宗密在《大疏钞》中说，有《圆觉经大疏科文》一卷；《义天录》中言及“二卷或一卷”；由日本学者宝岩兴隆所编集的《佛典疏钞目录》中载有“《大疏科》二卷”，但《圆觉经大疏科文》今已失传，《续藏经》第1—87—

4中的是《圆觉经大疏钞科文》的残存三卷本，而非《圆觉经大疏科文》。撰述时间是在长庆元年到长庆四年（821—824），地点为终南山草堂寺。现三卷之中，上卷已佚，中卷尚存一部分，下卷全文尚存。

（5）《大疏》（见《续藏经》第1—14—2）。现为十二卷本。关于此疏的卷数，《大疏钞》和《法界宗五祖略记》中说是三卷，《义天录》说“六卷或三卷”，《凝然录》、《诸宗章疏录》、《佛典疏钞目录》等说有六卷。此书于长庆三年（823）写成。明代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冬，余杭径山寂照庵的批语中有“除科文外，通计全疏一十二卷，计字一十三万一千六百五十”。疏前有本序一篇，题为“终南山草堂寺沙门宗密述”，也附有裴休的序，内容与《略疏》的序文相同，只是官职改成了“唐江西道观察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关于卷数的问题，虽有三卷、六卷、十二卷之说，也许是各版本在分卷上的相异，现在的十二卷本，也以上、中、下三卷来分，每卷再分成之一、之二、之三、之四，故合称十二卷。至于六卷本，大概是每卷再以上、下来分，故称为六卷的。此疏是宗密诠释《圆觉经》的最为关键的著作之一。

（6）《大疏钞》（见《续藏经》第1—14—3至第1—15—1）。现为二十六卷。这是宗密注《大疏》的钞文。在裴休的《大疏》及《略疏》的序文和《大疏钞》、《法界宗五祖略记》中都写道“《大钞》十三卷”，《义天录》中说“二十六卷或十三卷”，而《凝然录》、《诸宗章疏录》、《佛典疏钞目录》等则说有二十六卷。此也如上所述，乃因为分卷之不同，今本也以十三卷各分出上、下两卷，合为二十六卷的。从卷数来看，宗密是用了一倍多的篇幅来注《大疏》文句的。从撰述的顺序上推测，此钞应是继《大疏》完成后的长庆三年（823）开始执笔，完稿于圆寂之年的会昌元年（841）正月之间。卷首附有“时绍兴戊午岁（1138，高宗绍兴八年）孟春初六日，平江府昆山能仁院沙门义天颖脱轩校定门人元”的《大方广圆觉经大钞序》，序文起首便说：

兹钞自唐至今，固有年矣。异域虽模方板，中国未尝印行。副本争传，三写乌马。因获高丽印本，与写本参校，窃见互有得失，遂根其所出经论祖文，三复对详，一成楷定，方事刀笔，苟无证据，多从印本。

由此可见，宗密圆寂后不久，会昌法难随即爆发，不但全国的寺院被毁，大批僧尼被迫还俗，大量的佛教典籍也化为乌有。此钞唯有写本流传，未能在本国付梓印行。幸有高丽僧义天（1055—1101）来宋，携来高丽所存经典疏钞，弥补了劫难之后经典不足的情况。其弟子元 承师遗志，认真校正了此大钞文句，付诸刻印流通。卷末还有“绍兴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两浙平江府常熟县杨澳里居住崇信弟子刘华与家眷等，谨命工开兹密诰……”的付梓刻印的愿文。

（7）《圆觉经纂要》。本书在《大疏钞》和《法界宗五祖略记》中有记，为二卷本，可惜今已不存。

（8）《修证仪》（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4卷）。为十八卷。《法界宗五祖略记》、《凝然录》、《诸宗章疏录》等都记为十八卷。亦称为《道场修证科仪》。《大疏》和《略疏》的裴休序说：

凡《大疏》三卷、《大钞》十三卷、《略疏》两卷、《小钞》六卷、《道场修证仪》一十八卷，并行于世。

此书是宗密将《圆觉经》的心性理论，运用到实际修行上的修持理论书，从礼忏悔过到坐禅法门，具体地反映出宗密的实践理念。此书写作的动机，想必主要有两个：一是要杜绝天台学者一直指责华严宗人只有教理而无观行的言论。二是想具体地实行他所提倡的“顿悟”（解悟）后必须“渐修”（渐除熏习，起修证悟）的修持论。不过，此书中的坐禅方法，基本上是仿照天台小止观的。此书一直成为宗密思想研究者视而不见的盲点，未经认真研究，本书将之作为反映宗密的实践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来加以研究。

（9）《圆觉道场六时仪》。在《法界宗五祖略记》和《佛典疏钞目录》中言及，但今已无存，故其内容不明，也许是《修证仪》的礼忏内容的单行本。

（10）《圆觉礼忏略本》。在《传法碑》及《宋高僧传》里关于宗密的著书中，有“礼忏”之类的记载，《义天录》和《佛典疏钞目录》中也有《圆觉礼忏略本》四卷的记述。宗密在《修证仪》中说他在太和元年（827）入圭峰时，“从始至今，错迷之念，而忏愿等文已……”。这恐怕是宗密最初写成的忏愿文单本，后一起纳入十八卷本的《修证仪》里面去了。宋代的晋水净源在《圆觉经道场略本修证仪》文首的《第一总叙缘起》中写道：“唐中吾祖圭峰禅师，追弥天之余烈，贯智者之遗韵，备述《圆觉》礼忏、禅观，凡一十八卷……”可见，最初很可能是在宗密的草堂寺圆觉道场中，礼忏文和坐禅文是作为单行本形式使用的，后来一起汇成了十八卷的大本。到了净源的时候，又深感此书文句繁多，不便于日常使用，故又将之简略为一卷。

从上述可知，宗密在对《圆觉经》的著述上，花了大量的时间与心血，在他全部著作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宗密的主要哲学思想，如心性论、实践思想、三教融合思想、教禅一致论等也基本上融汇其中，至于《圆觉经》诸疏钞的创作时间及其思想内容，待下文论述。

3．禅宗方面的论著。

宗密在他的很多论著中，反复强调他是达摩南宗的嫡传，即荷泽宗神会之下的第四代法孙。宗密在他的著作的用语中，经常出现“法相宗”、“破相宗”、“法性宗”、“相宗”、“性宗”、“华严宗”等之类的名词，作者认为，当时宗密对教门中所谓的“宗”的概念和禅宗的南宗、北宗、荷泽宗、洪州宗、牛头宗等禅门中所言的“宗”的概念，在本质上是有所不同的。教下的宗的概念多含有各家之“宗趣”、“宗旨”、“法门”、“学说之主张”之意，虽比南北朝时期的“众”的概念，如“成实众”、“摄论众”等，即由依某经立说的一部学众所形成的学派的意义，要更进了一步，但还不是禅宗所主张的直传心印的“宗派”概念。故也无正与傍、顿与渐之争。虽然，宗密极力主张教禅会通，使得教与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了，但在论教门时，依旧多讲各家所依经论的“了不了义”、“终始偏圆”等问题，和达摩宗所谓的天竺四七、震旦二三的“以心传心”的传灯意识是有明显区别的。唐代禅宗主张“教外别传”也就是这种意向的表达。现在我们明确地以禅宗的宗派概念相提并论“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或“净土宗”等，至少是宋代之后才形成的事，而且，这与东传的日本佛教所形成的宗派意识有一定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言，其祖神会的思想，在客观意义上，成为宗派分立的胎动，而宗密的思想，其结果则成为分解宗派、融和思想的雏形。宗密的禅宗著作有如下几种：

（1）《都序》（见《大正藏》第45卷，《续藏经》第2—8—4）。此书是反映宗密禅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在书中宗密极力主张教禅必须融会，对当时教禅之间互不相让、偏执一端的弊习进行了理论性的修正。在《法界宗五祖略记》、《凝然录》、《诸宗章疏录》等都有记录，另外，《宋史》卷205的《艺文志》中也有《禅源诸诠》二卷的记述。此书的版本有数种。按日本学者的研究、注释等来看，主要有宇井伯寿所用的明版大藏经本；镰田茂雄所用的有宋版刊行记文的，于明万历四年（1576）在朝鲜观音寺刻板的版本。而加拿大的冉云华则用现今的最古的五山版本，即由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日本五山版汉文古籍之一的本子。最近，读到一篇田中良昭的《敦煌本〈都序〉残卷考》的论文，对敦煌写卷本进行了考察研究。

（2）《禅藏》（即《禅源诸诠集》）。此书在《新唐书·艺文志》中记有一百零一卷，裴休的《传法碑》及《宋高僧传》里也有记录。另朝鲜的《禅门宝藏录》中也言及了《圭峰禅源诸诠集序及本录》，《本录》应该是指这部《禅藏》。关于宗密是否完成过这部百卷以上的大作的问题，日本学者黑田亮是持否定态度的，镰田茂雄、田中良昭、石井修道、吉津宜英等日本学者，较为谨慎，态度暧昧，不作明确表态。中国学者基本上是肯定其存在的。而冉云华是确信其存在，在他的著作及论文中有明确的表态。我也认为，宗密应该是写过这部巨作的。因为从常规而言，宗密既写了《都序》，并请裴休写了序文，就说明《本录》已告大功完毕，很少有先写序、再作正文的事。从宗密《都序》和裴休的序的文脉来看，也应该是这样的。《禅籍志》中也说道：

师以禅教学徒互相非毁，遂著《禅源诸诠》一百一卷。写录诸家所述，诠表禅门根源道理、文字句偈，以贻后代，今则逸矣，只存《都序》三卷。

百卷以上的著作，片纸不存，虽说来蹊跷，但宗密死后一年，空前绝后的会昌法难发生了，也许是此书未能逃脱此劫。好在《都序》得以保存下来，让我们能得以了解宗密教禅观的真实的理论大纲。

（3）《承袭图》（见《续藏经》第1—2—15）。此书不见任何文献及史料。在中国和朝鲜半岛早已散佚，是由日本日莲宗大本山妙显寺所珍藏，然后编入《续藏经》的。但是如上文提到的那样，续藏本有十八行二百八十八字的散佚，须用《法集别行录节要并入私记》（以下简称《节要私记》）来补遗。此书的名称，本有多种，现在的书名，当是后来取的。在11世纪时，活跃在辽代的华严学者鲜演在他的《华严经谈玄决择》卷6中，引用了《承袭图》中的摩尼珠之譬喻；还有宋代高僧慧洪（也称德洪，1071—1128）的《林间录》卷上有题为《圭峰答裴相公宗趣状》的引用，还有从题为《草堂禅师笺要》的文中，关于摩尼珠的譬喻的引用。《宋史》卷205《艺文志》中称之为《裴休拾遗问》，早在中国散佚，日本有此古抄本。另外，日本京都华严宗高山寺明惠（1173—1232）的弟子证定撰述的《禅宗纲目》一书将之称为《圭山答裴休问书》，也引用了宗密此书的摩尼珠之喻。现在的书名，并非原名，也许是在朝鲜半岛题好的。此书本是宗密为答裴休所问而作，故称“内供奉沙门答裴相国问”，此书不仅叙说了自宗荷泽禅门的传承和教说，还涉及北宗、牛头宗、洪州宗等的传承过程及主张。在《都序》中，宗密将荷泽宗和洪州宗同列在直显心性宗里，但此书对洪州宗多有批判之词，将荷泽宗凌驾诸宗之上。文中，以图式来表示各宗所传承之法系，可能是宗密参考了儒家的宗族图谱，像这样如一串地瓜式的法系图，笔者认为是宗密最早使用的。宗密是个头脑明晰的学者，他是惯用图表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宏论的。不过，潘重规和冉云华的著述将之称为《累代祖师血脉图》，乃是以在圭峰宗密灭度111年后的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抄写的、在敦煌文献中发现的最古写本为据。此书是研究宗密禅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细论且待下文。

4．宗密的《大乘起信论疏》。此书收在《缩册大藏经》支那撰述部·调8—14之中，题为《西太原寺沙门法藏述、草堂沙门宗密录之随科注于论文之下》，全五卷，附科文一卷。此疏“录之随科注于论文”的意思是说，宗密是针对法藏的《大乘起信论义记》（以下简称《义记》）的文句来注释的。但是，除《序分》部分和《义记》相同之外，以下的玄谈部分与随文解释部分两者大有不同。在《传法碑》及《宋高僧传》、《诸宗章疏录》、《佛典疏钞目录》等史料中，都有宗密对《起信论》注疏研究的记述。另外《华严玄谈会玄记》和日本江户时代的学僧普寂（1707—1781）的《起信要决》卷上都对此疏的来历有所提及。在宗密的《圆觉经》注疏中，随处都有“论曰”或“论云”的语句，这里所谓的论便直指《起信论》，而“经曰”或“经云”则是指《圆觉经》。可见，宗密是将其作为本论来引用，而在引用其他论时，则标其名，如“智论云”、“中论云”等。宗密的哲学思想，受《起信论》这部论之影响实在太大，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将置于下文。为此，日本学者吉津宜英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宗密的华严禅的确立，与此论大有关系。这可从宋代华严宗的大家净源的老师子璿（965—1038）对宗密的著作的两种注疏中，见其一脉相承的关系，即针对宗密的《大乘起信论疏》（以下简称《论疏》），子璿写了《大乘起信论疏笔削记》（以下简称《笔削记》）；对宗密的《金刚经疏论纂要》（以下简称《纂要》），则注释了《金刚经纂要刊定记》（以下简称《刊定记》）。其实，当笔者读完宗密的全部著作后，发现《起信论》这部论对宗密思想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此，可以大胆地说，它是宗密思想的一条脊梁骨，贯穿了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本书将在下文另开一节来考论之。

5．论及三教关系的《原人论》和《盂兰盆经疏》。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宗密的著述之中，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可以推《原人论》这部只有一卷的短论。其书名虽全称为《华严原人论》，但究其内容，则多涉及三教之优劣、诸宗之高下之谈，以华严哲学来统摄、包容三教之说，故对后世的佛教思想，特别是儒、释、道三教会通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故今不将之放在华严思想中论，宜独立而论之。

《原人论》（见《大正藏》第45卷，《卍藏》34—10）著述的时间不明。日本学者加地哲定认为是宗密的晚年之作。镰田茂雄早年的研究对此则比较莫衷一是，而最后则具体地推定在太和七年（833）之后，即宗密写了《都序》之后的作品。

按冉云华的研究，《盂兰盆经疏》（见《大正藏》第39卷，《续藏经》1—35—2）是宗密在“甘露之变”之后所撰述，属其最晚年的作品。《义天录》、《凝然录》、《法界宗五祖略记》等记为一卷，现存本则分为上、下两卷。卷首有宗密的自序，卷尾附有贵州赤水雪山沙门继庆的后跋。从上述的宗密传记中可知，他出身豪家，早谙儒学，并在出家前，有过科举出仕的打算。后来，遇上道圆和尚，才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的方向，尽管宗密毅然弃儒学佛，但他其实并没有完全与儒学绝缘，从他的著作中来看，还是频繁地使用他渊博的儒学来诠释他独特的综合性思想。况且他一贯主张，批判并不是摈弃，而是除其病而不除其法，释迦、孔子、老聃皆是圣人，只是化法不同而已。他能与当时第一流的儒人、士大夫交游，除了精深的佛学之外，渊博的儒学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原人论》到《盂兰盆经疏》的撰述，可以看出他晚年又有对儒学回归与重新思考的轨迹，尤其是儒家的人本主义和孝道思想，宗密是欲断之而不能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言，宗密除了是个教僧、禅僧、政僧之外，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儒僧色彩的和尚，是他开了宋代三教并重，禅僧广与儒者、官僚士大夫交游，并兼以儒、道之学谈禅说佛的先河。这部著作对研究宗密思想中的儒、释二教关系是极为重要的，故日本学者冈部和雄将之称做佛教孝论来考论。

6．宗密对《四分律》的注疏。宗密虽然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大谈真如心性之玄理，但较之同时代的禅宗高僧而言，在渐进修证问题上，宗密还是较为慎重的，尤其对戒定慧三学的次第修习是比较重视的。戒学对出家沙门来说，是定慧解脱之命脉，信愿行之根本，也是宗密圆觉道场修行的实践基础。因此，宗密曾经对《四分律》进行过研究。在《大疏钞》中说作过《四分律疏》三卷；《宋高僧传》中的记录是五卷；《义天录》中未见载录，想必是在宋代以前已经散佚而失传。宗密在《略疏钞》卷2中写道：

疏提契毗尼者，因遍讨大毗尼藏五部律等，听四分新章，见律文繁广，事数重叠。或是天竺风俗之事，不关此方。传者骋于重重句数，致令修持者，不知克实要用之处。遂于长庆三年夏，于丰德寺，因听次，采集律文、疏文，取修行人要行用者，提举出接引道流，勒成三卷。

宗密在长庆三年（823）夏，于丰德寺曾写过《四分律疏》三卷，惜今不复见矣。

以上是宗密一生中，最代表其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另外，还有甚多的著述，如《涅槃经疏》（现不存）、《唯识论疏》两卷（已佚）、《纂要》（见《大正藏》第33卷，《续藏经》第1—38—5）等著作。还有《答真妄颂》、《道俗酬答文集》、《示学徒书》、《一心修证始末图》等图六幅和《上清凉书》等。

通过上文的记述，可知宗密在其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著述，尤其是他居住在长安的二十余年中，著述尤丰。从816年至841年，宗密撰写的著作多达四十余种，可见他的博学与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