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宏观经济学家研究整体经济行为，研究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宏观经济学家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关注是如何演进的呢？在本节，我们将带你开始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之旅，增进你对宏观经济学自身发展趋势的理解。

凯恩斯革命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尽管许多著名的学者也关注整体经济行为，但是，直到20世纪，宏观经济学才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有三件事情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系统收集、处理总量数据，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国民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总量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该项工作的负责人是库兹涅茨（Kuznets），他由于在这个领域的贡献以及对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经过库兹涅茨等人的努力，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有了一整套国民收入核算数据，可以用来研究整体经济行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其他经济学家，比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通（Stone），把国民经济核算系统化，而且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把这套核算方法逐步推广到世界上各个经济体。目前，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具备了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对宏观经济分析来说，这些数据至关重要。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对经济波动的系统研究。随着大量宏观经济数据可获得，人们对经济波动的经验性认识获得进展。NBER在增进人们对经济波动的理解方面，再一次起到关键作用。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等人的研究表明，美国存在基本相似的经济波动，而且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如产出、价格等）在一个典型的经济波动中，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变化。探索经济波动的背后机制，以及对经济波动的治理，成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3．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大萧条”不仅是一场经济灾难，而且是对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因为他们坚信，正常的市场力量不会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大危机，无法对“大萧条”做出前后一致的解释，当时的经济波动理论也无能为力。罗斯福新政（Roosevelt's New Deal）所采取的经济措施是凭经济直觉，而非经济理论判断。

1936年，卓越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见图2-2）出版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通论》提出了一个解释“大萧条”和较小的经济波动的新的理论框架，并明确向政府建议，政府要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抑制经济波动，宏观经济学由此走进公众视野。于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从1936年开始了。

《通论》强调有效需求，现在称为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凯恩斯指出，从短期看，有效需求决定产出（就业），即使产出最终会回到潜在产出水平，但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而且“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从这一点出发，《通论》最具有革命性的方面是，凯恩斯明确地、坚定地指出：在就业和产出方面没有能够自发引导实现最优状态的“看不见的手”。

在推导有效需求的过程中，凯恩斯引入了构成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许多要素：

乘数，可以解释需求冲击如何被放大，以及如何导致产出更大的变化。

流动性偏好，即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的称谓，可以解释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利率和有效需求。

预期在影响消费和投资方面的重要性。动物精神，即预期的变化，是造成需求和产出变化的主要因素。

《通论》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其理论内涵丰富多彩，而且含糊不清。正是因为这些模糊性和争议，宏观经济学家所能够做的是理解、扩展、修正或拒绝凯恩斯的理论，从而使现代宏观经济学大体上沿着对凯恩斯及其《通论》的讨论逐步发展。

凯恩斯主义的发展

新古典综合

几年之内，《通论》使宏观经济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被说服，也极少有人完全赞同。但是，大多数争论都是围绕着《通论》展开的。

到20世纪50年代初，基于凯恩斯的思想及早期经济学家的一些思想，形成了一致的观点。这一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见图2-3）所著的1955年出版的教科书《经济学》指出：“美国90%的经济学家都不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或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相反，他们将以前的经济学和现代的收入决定论中有用的东西进行综合，其成果可以称为新古典经济学，除了5%极端‘左倾’和‘右倾’的作者之外，其一般的纲要，已被所有人接受。”

新古典综合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内占据了统治地位。进步是惊人的，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可以称为宏观经济的黄金时期。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凯恩斯理论在各个领域的整合及拓展。

IS-LM模型

《通论》出版后的首要事件是用数学语言对凯恩斯的观点进行表述。尽管凯恩斯懂数学，但是他在《通论》中尽量避免使用数学。当然，他也没有采用图解的方式阐述他的理论，《通论》中唯一的一幅图还是别人帮助完成的。

不可否认，对《通论》的解读有好几个版本，但最有影响力的是IS-LM模型，它是由希克斯（John Hicks）和汉森（Alvin Hansen）（见图2-4）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发展起来的。IS-LM模型的最初版本遭到了很多批评，因为它没有反映凯恩斯的许多内涵；预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也缺少对价格和工资的调整。但是IS-LM模型为后来构建模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这方面说，它是非常成功的。

凯恩斯强调消费和投资行为的重要性，以及在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之间进行选择的重要性。很快，这三个方面有了很大发展。

20世纪50年代，莫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见图2-5）发展了消费理论。他们都坚持认为持久收入在消费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

托宾（James Tobin）（见图2-5）发展了投资理论，并得到了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乔根森（Dale Jorgensen）的进一步发展和验证。托宾还发展了货币需求理论。他基于流动性、投资报酬率和风险，发展了不同资产之间的选择理论。托宾的工作不仅是宏观经济学中金融市场的基础，而且也是一般金融理论的基础。

在研究波动的同时，人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增长上来。与二战前的经济停滞大不相同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标准有了飞速的提高。索罗（Robert Solow）（见图2-6）于1956年建立了增长模型，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一种考察决定经济增长因素的思路。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全面拓展以及与古典主义的部分融合，许多宏观经济学家逐步相信，模型的发展使人们逐步洞悉了经济波动的实质，在现有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可以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从当时的经济实践来看，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恢复，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期”，经济衰退似乎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相信，宏观经济学的前途非常光明。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乐观，比如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尽管看到宏观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自己在完善消费理论中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沉醉在狂热之中。他相信人们对宏观经济的理解仍然非常有限。另外，对于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动机，以及人们的普遍观念——政府掌握的知识足以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现状，他都深表怀疑。

20世纪6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争论的年代。这些争论集中于三个问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菲利普斯曲线以及政策的作用。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凯恩斯强调，在治理经济衰退中，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这在IS-LM模型中表现为IS曲线非常陡峭。结果，是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可以更加可靠地影响产出（如图2-7所示）。

凯恩斯主义断言IS曲线非常陡峭，从而推论货币政策作用不大。弗里德曼考察了美国1867—1960年间的货币史，让事实说话，彻底地挑战了这一结论。在1963年，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出版了《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在书中，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细致地回顾了货币政策的证据，以及所考察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的货币和产出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货币政策不仅非常有效，而且可以解释大多数的产出波动。

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挑战之后，宏观经济学界出现了强烈的争论，以及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效果的深入研究。最终，人们逐渐接受了IS曲线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陡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会产生效果，而且通常情况下，最好两者配合使用。

菲利普斯曲线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第二个争论集中于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是1958年菲利普斯提出的，并不是最初凯恩斯模型的组成部分，而是新古典综合的构成部分。因为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一种非常简洁的（似乎也非常可靠的）方法来解释工资和价格的变化，萨缪尔森把它发展成为新古典综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际数据看，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失业和通胀之间确实存在可靠的交替关系，如图2-8中的左图所示。基于此，凯恩斯主义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失业和通胀之间存在可靠的交替关系。

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失业和通胀之间存在长期可靠的交替关系，必然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如果宏观经济管理当局试图根据这个替代关系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比如通过更高的通胀实现较低的失业，那么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很快就会消失。幸运之神再次站在弗里德曼等人一边，由图2-8可知，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无疑是正确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家一致认为，通胀和失业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交替关系。

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第三个争论集中在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上。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上要相机决策，该出手时就出手。凯恩斯主义背后隐含的理念是：经济学家了解的知识可以用来稳定经济，而且政策制定者能够做正确的事情。弗里德曼对这种理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政府的良好初衷未必能够可信地做正确的事情，建议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上采取固定法则，以不变应万变。

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这些争论还没有得到解决，但争论的本质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理性预期批判

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一直在争论，但更多的是，宏观经济学者逐渐达成共识，比如对货币政策、菲利普斯曲线的认识，宏观经济学在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整合。到了最后，这两派的争论，就如同你在马路上看见奥迪A4和奥迪A6迎面开来，也许车速太快了，你并没有感到二者有什么不同。

因此，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宏观经济学似乎仍然是一个非常成功、成熟的领域。但是，这一领域在几年内却陷于危机之中。危机主要来源于以下两点：

1．经济生活中发生了石油危机。20世纪70年代初，欧佩克（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成立，世界经济遭受了第一次石油危机。随后，大多数国家都出现高失业和高通胀同时存在的现象，称之为滞胀（stagflation）。当时的宏观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经济生活中会出现滞胀，也没有给出有效的解释。因此，凯恩斯主义的“金科玉律”般的权威形象遭到破坏。事后经过了几年的研究，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出现了：石油危机是一次不利的供给冲击。但迟到的解释无助于消除石油危机对凯恩斯主义权威形象的破坏，因为这种解释确实已经太迟了。

2．另一个危机可能更致命，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从思想理论上质疑凯恩斯主义。20世纪70年代初，一部分经济学家，比如卢卡斯（Robert Lucas）（见图2-9）、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巴罗（Robert Barro），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他们找到了凯恩斯主义在石油危机中所表现出的更大的漏洞。确切地说，卢卡斯等人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忽略了预期影响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全面含义。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发现了这个漏洞，而且还给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即人们基于目前所有的信息，理性地做出预期。

经济活动主体是理性的，他们的预期也是理性的，这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遭到了严重破坏，表现为下面三点：

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

卢卡斯认为，如果政策发生变化，人们会基于新的政策形成预期，其行为也将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原先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可能会对在新政策下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出糟糕的指导。以菲利普斯曲线为例，由图2-8可知，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数据表明，失业和通胀之间确实存在替代关系，但当政策制定者试图发掘出这一替代关系时，它却消失了，如图2-8中的右图所示。

理性预期与菲利普斯曲线

在凯恩斯模型中，由于价格和工资将沿着菲利普斯曲线缓慢调整，产出是缓慢而不是迅速调整到潜在产出水平。卢卡斯指出，供给和价格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制定者对通胀的预期方式，一旦我们假定工资制定者是理性预期的，调整可能要快得多。例如，人们预期下一年货币将增加5%，工资制定者在下一年的合同里，会把名义工资提高5%。同样，企业也会把价格提高5%。结果，实际货币存量没有变化，需求和产出也没有变化。

因此，卢卡斯指出，按照凯恩斯模型的逻辑，可以预测到的货币变化不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不能预测到的货币变化才会影响产出。

最优控制与博弈论

采用什么工具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所采用的分析工具，比如最优控制等，忽视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与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互动。理性预期的第三个含义是：如果经济活动主体是理性预期的，那么，政策通常是政策制定者和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博弈。因此，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不是最优控制，而是博弈论。

采用博弈论研究宏观经济政策，能够进一步增进人们对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解。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动态不一致性（dynamic inconsistency）。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对此做了原创性的讨论，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重点讨论。

小结

石油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凯恩斯主义远远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卢卡斯等人找到了凯恩斯主义的“漏洞”，并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引入理性预期后，人们发现，凯恩斯模型也许并不能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坚实理论基础；可采用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重新考察宏观经济管理。

理性预期的整合

就如同当年凯恩斯对古典主义的革命一样，这次被革命的对象恰是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的学术氛围非常紧张。不过宏观经济学逐步开始重新整合，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整合过程，支配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理性预期假说很快得到了普遍认可。这是因为，尽管很难相信现实生活中每个经济活动主体总是能理性地预期，但是经济学家相信，理性预期假说至少可以作为探索周围世界的一个自然的理论基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宏观经济学家开始把理性预期引入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开始系统性地解释理性预期的作用和含义。

消费随机游走假说

霍尔（Robert Hall）（见图2-10）把理性预期引入到消费研究领域。他发现，如果消费者是理性预期的，且非常有远见，那么对下一年消费的最好预测就是今天的消费。这被称为消费随机游走假说（Random-Walk Model of Consumption）。换句话说，消费的变化难以预测。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一结果非常吃惊。事实上，这一结论基于非常简捷的经济直觉：如果消费者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他们只有得知有关将来的新信息后才会改变消费行为；但将来的新信息是不可预测的。自此，消费者的随机游走行为就成为消费研究的基准。

工资与价格的交错调整

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和泰勒（John Taylor）（见图2-10）从理性预期的视角重新考察工资和价格的调整过程。他们指出，工资和价格设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资和价格的交错调整（staggered price adjustment）。比如我们在前面强调，人们预期到下一年货币供给将增加5%，工资制定者在下一年的合同里，会把名义工资提高5%。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现实中，工资和价格决策可能是随时间交错进行的。因此，对于货币的增加，所有工资和价格不会出现突然的同步调整，而是交错调整，调整可能是缓慢的。费希尔和泰勒指出，当工资、价格交错调整时，即使经济活动主体是理性预期的，产出也是缓慢调整到其潜在产出水平的。这意味着，政府有效需求管理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理性预期的假定，而是依赖于市场瞬时出清的假定，从而回答了理性预期批判中所指出的第二个问题。

政策理论

运用博弈论考虑政策，博弈不仅存在于政策制定者和经济活动主体之间，而且存在于政策制定者（政党，或者中央银行和政府，或者不同的国家政府）之间。这方面的大量研究成就了一种对诸如“可信度”、“信誉”这类模糊概念进行更为严格思考的方法。同时人们的注意力开始从“政府应该做什么”明显转移到“政府实际上做了什么”。政策约束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经济学家给政策制定者出主意时，要考虑政策约束。

小结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理性预期批判所提出的挑战，导致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大检修。现在基本框架得到了扩展，可以考察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更一般地说，可以考虑人和企业的富有远见的行为。实际上，本书所讲述的是作者认为的对已有知识的综合，以及目前可以构成宏观经济学的一般框架。

当前的发展

今天，三个话题占据了宏观经济研究的抢眼位置：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增长理论。

实际商业周期理论

卢卡斯指出，要解释波动，不应该依赖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工资和价格的缓慢调整等。相反，宏观经济学家应该弄明白，把波动解释为在价格和工资完全可变的竞争市场上的冲击效应，我们能够走多远。

这是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见图2-11）及其追随者所研究的内容，称为真实商业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RBC），认为经济体的产出通常处于潜在产出水平，因此，所有经济波动都是源于潜在产出水平自身的变动，而不是，如原先所强调的那样，经济波动源于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RBC强调，经济波动的根源是技术进步。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相信，RBC方法能够可信地解释经济波动，比如我们很难把经济衰退视为技术倒退的结果。不容否认的是，尽管并非所有的经济波动都可以归因于对潜在产出水平的一种偏离，但是RBC确实发掘出了这一点。RBC甚至为解决复杂模型提供了几种新技术，且被广泛应用于当前的研究之中。因此，它的未来是发展，而非消失。

新凯恩斯主义

与货币主义的挑战相比，理性预期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更为有力，也更具有破坏性。到1980年，40岁以下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中，难以找到一个人自诩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这时，美国最杰出的凯恩斯主义者托宾也在思考：“凯恩斯主义真的死了吗？”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复活了，曼昆（Gregory Mankiw）在1992宣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被“还魂”了。

给凯恩斯主义“还魂”的经济学家，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者（New Keynesians），代表一群联系松散的研究人员。他们有着同样的信仰，即以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为基础构建严密可信的工资、价格黏性模型。这表明，他们认同理性预期假说，但同时认为，对于不同市场不完全性的本质及其对宏观经济演变的影响，有很多内容尚待研究。

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信用市场的不完全以及名义刚性（nominal rigidities）。费希尔和泰勒已发现，由于工资或价格决策的交错，产出会偏离潜在产出水平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结论提出了几个问题：如果确实存在交错，或至少部分存在，那么工资为什么不变化呢？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曼昆（见图2-12）等创建了菜单成本（menu cost），得出一个令人吃惊但又重要的结论：即使改变价格的成本很小（如印刷新菜单所涉及的成本），也会导致交错的价格调整。

新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成了最活跃的研究主题之一，随后进入了低迷时期。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增长理论出现了强劲的复苏，并称之为新经济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卢卡斯和罗默（Paul Romer）（见图2-13）在发展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消沉下去的时候，遗留了两个问题：（1）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取决于技术进步速度，但并没有给出决定技术进步的因素；（2）认识到规模报酬递增在增长中的作用，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这两个问题恰好是新增长理论集中讨论的问题。

小结

目前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尝试识别有多少波动可以被视为潜在产出水平自身的变化，这是RBC研究的主题；

构建产出偏离潜在产出水平的微观基础，识别市场的不完全性、名义刚性的精确本质，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主题；

探讨技术进步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这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题。

宏观经济学发展历程小结

我们大致浏览了宏观经济学近70年的发展历程。现在，不妨梳理一下我们在宏观经济学发展史之旅中的所见所闻：宏观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历程似乎呈现某种周期性，各种版本的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交错登台献艺。当然，每个新版本都在旧版本的基础上改进了许多，每个版本开始时几乎都有占领整个宏观经济学“市场”的趋势，但都没有做到完美无缺，竞争对手都可以推出更新的版本与之竞争。这恰好是宏观经济学的持久生命力之所在。因为各种版本的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交错登台献艺，宏观经济学就会在不断的竞争、整合中向前发展。

宏观经济学明显缺乏共识。这种情况应该被视为好事而不是坏事。正如卢卡斯在接受斯诺登等人（Brian Snowdon et al.,1998）采访时所说：“当宏观经济学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那么这个问题就退出了职业争论的舞台，我们将就别的问题进行辩论。……在特定的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但在研究的全部问题上达成一致就等于停滞、麻木和死亡”。

最后要强调的是，回顾过去，宏观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往往被过分夸大。比如，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间的争论，现在看起来更像自家人在吵嘴，而不像不同阵营间的冲突。也许，自从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之后，宏观经济学家都生活在这棵大树下“盲人摸象”：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摸到的大象各不同，因而争吵起来。但在大象看来，这也许是为一些互补的观点而争吵，因为每个人摸到的都不是大象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