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起缘与渊源

一、竞争的浪潮奔腾而来

竞争，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随处可见，其基本含义是两个及以上的参与者为特定的共同指向的目标而进行角力或比赛，这些目标可以是食物、财富、利益、异性，爱情、尊严等一切在当事者看来“值得一争”的东西。竞争的根本起因在于参与者的自利天性与所需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稻子与杂草对土壤养分的争夺、动物对异性的角逐、人类对经济资源的竞价等，无不如此。这种矛盾是永恒的，因而竞争也是永恒的，而且自然进化、社会发展也离不开竞争，竞争是甄别、筛选强者或优者，指引运行效率提高所必不可少的机制或程序，也可以说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是自然进化、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与基本规律。但竞争有恶性或良性之分，有野蛮或文明之别，霍布斯对“丛林世界”弱肉强食、极其血腥残酷、毫无规则可言的生死争斗的描述令人触目惊心。但人类在竞争中逐渐积累并散发出理性的光辉，逐步建立起文明的竞争规则，比如公平竞技、自由贸易、不虐待战俘等，从而使人类的竞争超越了“丛林世界”而有了文明的属性，使人类的竞争成为甄别、筛选对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增进真正有利的因素或力量的机制或程序，而非以暴力为基础的种族歧视甚至灭绝的审判台，使人类的文明在竞争中发展而不是趋于毁灭。这种在人类社会文明规则下的竞争，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良性的、文明的竞争，也是真正值得我们研究的竞争。

经济竞争是人类社会最根本、最重要的竞争内容，也是其他竞争的基础，而企业竞争又是其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竞争形式。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天然地以经济竞争特别是企业竞争为基本的研究内容。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竞争包括企业竞争有着重大的区别，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及成果也相应地不同。

在自给自足经济的阶段，人们的基本需求通过农业及简单的手工业得以满足，经济缓慢地发展甚至不时地停滞倒退，经济竞争微弱，主要集中在土地的争夺上，且一般是在拓荒、土地交易等方式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时才趋于剧烈的暴力变动。此时，几乎不存在企业，即使把地主雇用农民的事业视作企业，也几乎不存在企业竞争，因为它以满足自身需求为基本目的。

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工业化逐渐展开，资本主义古典企业间的自由竞争是经济竞争的基本而主要的形式。此时，企业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原料、劳动力都可由广阔的农村几乎无限制地供应，顾客共性的基本需求远未满足。因此，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一种解决“如何生产”的技术结构或生产函数，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却几乎不知道或不需要知道其具体的竞争对手及其竞争行为，因为企业如同物质世界中的原子只受市场的影响却几乎不对市场构成影响。企业只是出于趋利的本性，根据市场提供的投入品及产出品的价格及其变动决定如何组织生产，以使其单位产品成本最低，赖以扩大销售并赚取利润。因此，企业主要是与自己竞争，主要关注对“物”的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

随着市场经济的阶段性成熟，不少行业相继形成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企业面对一个资源相对紧张的环境：供应商可能存在垄断性力量，包括劳动力供应可能面临工会组织的压力；市场逐步形成买方主导的态势；行业内面对一些实力强大、不得不倾听其声音关注其行为的竞争对手等。在这种形势下，1980年代，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发表竞争三部曲《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进一步在理论界引发了对竞争问题的广泛关注，加之美国与日本、西欧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化形势，从而引发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关于竞争力的研究讨论热潮。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一体化也正加速地成为现实。制度技术条件的变化使得各行业都涌现出了一批巨头企业、跨国企业。它们的竞争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重头戏，其成败对所在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各国都把企业的竞争，特别是企业航母的竞争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信息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使知识经济的趋势日益明显，顾客需求的变化节奏也日趋加快，使企业的兴衰更迭更加剧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从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可得到鲜明的写照。这促使理论界与实务界更深入地思考竞争这个迷人的课题。

面对这奔腾而来的竞争浪潮，我国也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2001年加入WTO更表明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迎接世界竞争一体化的坚定决心与信心，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承认我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竞争中的整体性劣势，特别是与世界级强大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劣势与差距是全面性的与综合性的，包括经营规模、资本实力、技术底蕴、发展后劲、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经营管理经验、企业制度等诸多方面。这就是说，我国的企业与世界级强手相比，不仅在竞争的位势（这是由前面的竞争结果决定的）上大大落后，而且在自身的素质（竞争能力）上也存在颇多不足。在这强劲的竞争浪潮前，我们无法改变竞争的位势，唯一的出路是努力提升自身的素质。只有提高素质，才可能追赶前面的强手，正因为如此，研究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这一紧迫而重大的课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也是笔者投入该领域研究的基本起缘。

二、文献综述：对企业竞争力研究的历史渊源

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就是要解释为什么企业会有强弱之分、优劣之别，究竟有什么因素对企业的差异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及企业应如何才能“强身健体”、提升素质以趋利避害。对此，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相关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其中又由经济学担负主要的规范性研究任务，而管理学更倾向于从实务中提取经验。

（一）经济学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

经济学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逐步放松假设条件的逻辑框架，在放松假设条件的过程中，形成各分支的经济学理论。在各分支的经济学理论中，从既定的假设条件出发，进行逻辑演绎，得出一般性程度不同的逻辑结论，并对现实的经济现象进行解释或预测。放松假设条件的过程，就是经济学减弱抽象性、一般性，与现实性、个体性逐渐紧密结合的过程。这正是解释企业“异质性”所需要的过程。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的，因而从经济学看，竞争力问题在本质上是个经济效率或生产效率的问题。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盈利和实现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

古典经济学从最抽象、最严格的假设前提——抽象的个人（趋利避害的理性主义行为）、同质的企业、匀质性市场、要素流动的完全无障碍——出发，从而得出一些最基本、最一般的逻辑结论，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等。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完全忽视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对经济效率问题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而可以对企业竞争力的问题给出一些规律性的启示。比如，亚当·斯密最早深入论证了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从分工和专业化进行逻辑推演，则可知企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严密性与专业化知识的积累等都是导致企业竞争能力差异的重要因素。马歇尔（A.Marshall）也提出了关于专业化分工导致技能、知识和协调不断增长而推动企业不断进化成长的观点。1959年，彭罗斯（E.Penrose）在《企业成长论》中，正式提出企业是一个具有不同用途、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由管理决策决定产生的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

产业经济学把“匀质性市场”的基本假设条件放松为“非匀质性市场”，即整个市场划分为各种具有各自结构特征的“产业”。企业在各个“产业”之间流动会遇到程度不同的障碍（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从而形成不同“产业”中不同的“市场结构”类型。因此，企业的竞争主要是在特定的某个或某些“产业”内展开的。从产业经济学看，企业竞争力的差异必定是因为存在着产品或要素市场某种程度的不完全性（包括技术不完全性），或是存在着造成市场分割的政府干预。正是由于存在市场条件的不完全竞争性，企业才可能在竞争中取得垄断优势，并通过策略行为加以利用，获得持续的经济利润。这种解释是以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伯仑（Edward 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所形成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为基础的。不完全竞争理论首先区分了竞争过程和竞争结果，认为竞争的参与者只有通过市场竞争过程和市场活动，才能逐渐积累掌握竞争所需的信息或知识，其次，经济利润为零的均衡状态在动态的竞争中很难实现并保持，因为经济利润会随新思想、新变革、新需求、新供给等因素所导致的在技术、产品、规模、品牌、地域、信息等方面的阶段性垄断而得以保持，形成“获取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新厂商进入减少或消除垄断利润——再获得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的螺旋式发展，从而提升竞争力。

在“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基础上，产业经济学形成两种基本的关于企业竞争力的解释框架：一是乔·贝恩（Joe Bain）、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提出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分析范式；二是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产业组织理论（NIO）。SCP范式认为，市场结构（市场上卖者的数量、产品差异、成本结构等）决定厂商（企业）行为（价格、研究与开发、投资、广告等），行为产生市场绩效（效率、产品多样化、创新率、利润等）。市场结构中不同企业存在规模差异、产品差异，形成某种垄断格局，垄断者可通过构筑进入壁垒使垄断利润长期化。NIO则运用博弈论分析市场中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认为企业的绩效不仅取决于它自己行为，还取决于其他企业的行为，因而企业不仅要关注技术，需求性质等因素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还要关注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及与自身的策略、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

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波特的行业竞争结构分析理论是运用产业经济学解释企业竞争力的新高峰，实际上是运用SCP范式，从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考察企业竞争行为。他提出了企业竞争优势分析的五种竞争力量模型，认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是分析所处于产业的结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相应的竞争策略。在此基础上，波特还建立了价值链分析框架，强调通过价值链和价值体系各环节之间的促进效应和相互协调来增强企业竞争力。

产业经济学对企业竞争力的解释基本仍是静态的分析框架，把竞争力的来源归结为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市场结构），强调企业对环境的适应并在其中获得有利的“位势”，由此推演出的是企业竞争力及竞争优势呈现出非连续性变化态势；另外它强调的是企业竞争行为，却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素质（能力）上的差异，难以解释“产业长期利润的分散程度比产业间的分散程度大得多”的现象（Rumelt,1982）。

如果把“无差异、无界限的一元空间”的假设放松为“存在国家区隔的多元空间”，则企业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到其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可以对此进行一定的解释。关税和汇率及其变动可能影响企业与国际竞争对手在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上产品价格等方面竞争能力的对比。国际贸易理论则认为劳动生产率、资源禀赋、需求等方面的差异都可能影响企业与国际竞争对手之间竞争能力的对比状况，而资本的国际流动与资本市场的开放又可在相当程度上减弱关税、汇率、劳动生产率与资源禀赋差异等因素对企业竞争力国际对比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建立在特定优势上，而通过直接投资又使企业的竞争力得以实现与强化。比如海默（S.H.Hymer）与金德尔伯格（C.P.Kindleberger）的“市场不完全性与垄断优势论”认为，企业竞争力来源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垄断势力，而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则是更充分地发挥其垄断优势。尼克尔博克（F.T.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或维护竞争地位，扩大或保持市场份额。巴克利（P.J.Buckley）与卡森（M.C.Casson）的“市场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Theory）则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得“内部化优势”，即“建立由公司内部调拨价格起作用的内部市场，使之像固定的外部市场一样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获得企业内部组织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利益。这实际上是科斯的交易成本学说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拓展运用。邓宁（J.H.Dunning）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了OIL（Ownership advantage—Internal advantage—Location）模型，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基于三方面的优势：（1）所有权优势；（2）内部化优势；（3）区位优势。其基本思想可表示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强化作用则表现为：拓展企业规模优势的作用空间；通过生产过程的内部化，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改善企业组织结构及其效率，使跨国公司市场力量的稳定性提高；使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实现价值链的重构与优化；获得东道国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的好处等。

如果将“无成本差异的一元空间”的假设放松为“存在区位成本差异和要素价格差异的多元空间”，则区域经济和区位经济学可为企业竞争力提供一定的解释。胡佛（Edgar M.Hoover）认为，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和产品或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是区域经济学的“三个基石”。这造成了资源禀赋的差异、集聚经济的形成、转移成本的差异，从而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区位经济学是探讨人类经济活动最优区位及其空间组织的经济分支科学。企业的区位选择及其内部的空间组织方式，都会从成本、利润、市场份额、规模增长等各方面影响企业竞争力。关于这方面的探讨较具代表性的有最低成本学派、相互依存学派、最大利润学派和行为学派等。

如果把“无制度差异、无政府干预”的假设条件放松为“存在制度差异和政府干预”，则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制度、政策环境、政府管制等都会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这些属于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府管制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是市场主体开展竞争、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基础；对产权及其运用进行界定与保护的制度是决定产权主体运作其经济品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随着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形态的出现，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公司治理成为所有权多元化条件下发挥企业资本规模和管理团队优势的最重要的企业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决定着企业竞争力的水平。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Greenwald &Joseph E.Stiglitz,1986）提出了“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证明当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完全时，市场机制不会自己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为国家干预经济，特别是纠正市场失灵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他们与主张限制政府干预的公共选择学派一样，承认国家干预的目的是促进市场机制，而绝不是代替市场机制。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诺思则强调了制度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关键。要保持经济组织有效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合理安排，以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即所谓正当的经济活动）。

（二）管理学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

经济学在放松假设前提的过程中，逐步揭示出了影响企业竞争力的环境因素或条件，但它仍然是在一定假设的前提下进行演绎，为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构筑了一种“抽象”的环境，尽管这种抽象性在放松假设后变得越来越接近具体的现实。经济学仍然站在环境或条件的角度从外面观察处于这种环境或条件下的企业，它并没有打开企业这个“黑箱”或“技术结构”，它充其量是对企业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观察在哪种环境下更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成长，或在同等环境或条件下适应性好的企业是否及为什么比那些适应性差的企业更有竞争力（更有经济效率）。因此，这些关于企业竞争力的研究观点或方法可称为外生论，它们认为某些企业之所以更有效率是因为更能适应环境或条件，而这种适应性所带来的优势会随着其他企业适应性的增强而消失。显然这种外生论难以解释持久的竞争优势的存在，即为什么一些企业能“基业常青”，而另一些却是“花无百日红”。

管理学也研究效率，但不是社会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而是如何有效配置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服务于企业组织目标。它把企业视为本身就独立的开放的社会有机体，整个社会经济是企业系统的环境，它把这个有机体解剖开，研究其内部构成、要素配置、运行机制，以及如何适应外部环境，发挥系统功能，实现企业整体的目标。因此，管理学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是站在企业系统内部往外面看，研究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为什么存在效率或效益上的差异，以及企业如何发掘利用自身的条件予以改进。这种研究方法及观点可称为企业竞争力的“内生论”，即研究企业竞争力和持久竞争优势的内部源泉。

经过较长时期的研究，管理学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大体形成了如图1—1所示的基本分析框架。其要点包括：

（1）企业竞争力来自于企业的竞争优势和这种优势的连续性（对这几个概念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三章进行讨论，这里暂时存而不论）。而竞争优势被定义为“在特定经营领域内能够向顾客提供超过竞争对手的价值”。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日历时间概念，而是竞争对手没有能力复制该竞争优势。

（2）企业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资源和能力的直接支撑，而持续竞争优势则来源于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战略性资源（或关键资源）和核心能力。战略性资源（或关键资源）指满足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性标准的企业资源。与之相比，企业核心能力更具长久性和根本性，是隐藏在企业资源背后的企业配置，开发和保护资源的能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深层来源。核心能力通常具有价值优越性、异质性、难模仿性、不可交易性、难替代性等特征。戴维·贝赞可（David Besanko）对其关键特征的描述是：它们在各个产品或多个市场中具有价值，它们根植于Nelson和Winter所说的组织惯例（Organizaitonl Routines）中，由于组织惯例就是组织内部活动的惯用方式，这意味着即使某一特定人物离开组织，其能力仍能保持，它们是难以描述的，很难被归结为简单的几个具体步骤。

（3）企业核心能力和企业战略性资源是相互作用的。企业战略性资源（或关键资源）可以被认为是企业核心能力的固化形态，而核心能力的发挥也要依靠企业战略资产的积累。

（4）组织学习是建立并不断强化企业核心能力的根本途径。企业知识理论认为，隐藏在核心能力背后并决定核心能力的是企业所掌握的知识，企业核心能力表现为知识和经验，它通过不断的组织学习得到与更新。组织学习是企业的个体能力向组织能力转化，最终形成核心能力的必要手段。

（5）由企业家精神主导的企业创新文化是组织学习的动力与源泉。企业家精神主导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创新机会的发现与实现、创新能力的培育，都需要组织学习，创新文化是一种鼓励组织学习的文化。

可见，管理学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主要以企业资源理论、企业能力理论、企业知识理论、企业创新理论、企业战略理论等为基础，以探究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为主线，围绕企业核心能力这个中心来分析企业竞争力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等，并形成如下的关于企业竞争力分析的逻辑线路：企业竞争力决定于企业竞争优势和持久竞争优势，而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企业核心能力，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关于创新的集体性默会知识，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延展性、难以模仿性等特征，而形成核心能力的根本途径是企业家创新精神主导的组织学习。

这样，管理学把对企业竞争力的分析从企业外部的环境转移到企业内部的资源或能力，聚焦于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知识这种特殊的资源，并且追溯到企业家创新精神、组织学习精神、心理文化等原来不属于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围且难以定量研究的范畴。这一方面有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探究企业间异质性的问题，并给出更符合现实的解释；但在另一方面又使企业竞争力系统显得过分庞杂，而且不少重要因素不便进行定量研究，从而影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另外，对于核心能力是什么，核心能力作用的逻辑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也尚未形成清晰明确的定论，这些分歧无疑不利于形成一个基于核心能力的战略管理的分析框架，并使预测未来变化趋势、把握发展机会、有效识别核心能力等方面存在不少困难，比如缺乏具有操作性的、能够有效指导企业基于核心能力制定与实施战略的分析框架。

（三）财务学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

基于经济学、管理学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如何培育企业竞争能力包括其核心竞争能力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企业竞争能力培育的主要途径有传统途径和现代途径。传统途径就是产品经营，指企业为了实现内部资源的最优配置而采取的一系列管理行为，包括技术创新、供应管理、生产作业管理、市场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等；现代途径指资本运营，即企业为了有效整合外部资源而采取的更为复杂的管理行为，包括兼并、收购、分拆、上市、联营、破产等。可见，企业竞争能力的培育与企业财务活动有着天然的广泛而深刻的关联。

正如中国著名财务学家郭复初指出的：“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国际国内竞争的加剧，研究竞争战略条件下的资本营运、增强企业核心能力、为顾客创造价值的竞争财务理论将会兴起”。然而，遗憾的是，从我们通过人大复印资料、清华同方数据库、Google等途径进行的文献搜索情况看，国内外财务学界对竞争力与财务的结合研究难觅其踪。

2001年，冯巧根在其博士论文《竞争财务论》中对此进行了颇为有益的开拓性、基础性的研究。该文对“竞争财务”的概念及研究角度进行了阐释：“竞争财务是围绕企业核心业务，通过发现、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谋求竞争优势，努力为顾客创造价值的一项管理活动”。“竞争财务在竞争理论的指导下，从动态与发展的视角开展对企业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通过传统财务管理程度和方法的再造，运用价值链、供应链等管理方法将国内外财务管理的先进经验与方法加以总结、提炼和升华，有助于完善与发展现代意义上的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体系，有助于培育和发展企业核心竞争力”。该文辨析了竞争财务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归纳了竞争财务的主要特征、基本观念与发展规律，并着重围绕企业的价值链探讨了竞争财务活动的实际应用，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确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把企业内部的智能和资源集中于那些有核心竞争优势的活动上，然后将剩余的其他企业活动外包给最好的专业公司，从而强调集中企业资源于经过仔细挑选的少数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业务。

综上所述，冯巧根的“竞争财务论”具有两大基本特点：

（1）所依据的竞争理论主要是波特的行业竞争结构分析理论，侧重于企业的竞争行为，主要运用价值链的方法与工具进行研究，强调从核心业务的识别与提升的需要来配置企业的财务资源、展开财务活动，论文中推荐的价值工程、财务工程、电子预算等手段或方法都是这种思路的体现，因而具有浓厚的“波特特色”。

（2）把竞争财务视为一种“系统的财务控制和管理的方法，作为现代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竞争财务控制、预测、决策、战略组成”。相应地，竞争财务理论则被视为现代财务学科体系中“特殊学科”部分中的分支之一。

我们认为，核心业务的发展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应用与发挥，是企业据以赢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中间环节，并非核心竞争力得以培育或增强的源泉。冯巧根的“竞争财务论”并未对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源泉、塑造途径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我们认为，围绕企业竞争力展开的财务活动并不是一种单独的财务活动，并不是现代财务活动的组成部分，而是一种渗透了企业竞争力战略思想的新型的财务思想及其应用，它可以渗透、贯穿于企业财务活动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这种财务活动不是对原有财务活动在范围上的补充，而是对整个财务系统的全面提升，我们把它区别地称为“竞争力财务”。相应地，竞争力财务理论也不是财务学科体系“特殊学科”中独立的分支，它应是对财务的基本理论与应用理论进行新理解与升华的“系统升级”。

归纳以上的文献综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如下几个基本状况：（1）经济学对竞争力进行了广泛的比较性研究，揭示出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因素，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广为接受的逻辑基础，即没有揭示出这众多的影响因素的共同属性。（2）管理学通过广泛的归纳分析，从企业内部的机制及其运行中探求其竞争力的源泉所在，把竞争力理解为某种特殊的资源、能力或知识及其集合，但一方面没有形成严格的概念体系，影响了进行逻辑推演的严格性与深入性，另一方面缺乏动态的分析，没有清晰地揭示出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变化与发挥的动态机制或规律。（3）财务学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竞争力与财务的联系基础、相互作用的机制或规律等许多重要的问题都有待展开深入的研究。

尽管如此，前人从经济学、管理学、财务学等领域对企业竞争力展开的研究及其获得的成果正是我们得以进一步探讨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