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的开始

最早提出作历史问题决议，应该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公报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庆30周年大会讲话。1979年年初，中央政治局就确定由叶剑英同志作这个讲话。乔木同志主持的起草小组，15个人吧，在玉泉山住了几个月。这个讲话中明确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这篇讲话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问题作出了一个“初步的基本估计”。起草讲话，开头意见不完全一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涉及不涉及“文化大革命”。有一种意见认为，写一篇宣传鼓动的讲话就行了，可以不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问题。后来还是回顾了30年的历史，不回顾不行，但没有直接对“文化大革命”作明确否定的判断。第二个问题，是列哪些重要历史人物以示怀念。已经拉了一个很大的名单，但不能没有刘少奇同志。可刘少奇当时尚未平反，在十一届四中全会时也来不及作出平反决定。后来只列三个共产党人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第三个问题，是讲不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讲话从头到尾没有对毛泽东同志的明确批评，当然，无主词的判断、暗含的批评，是有的。这样讲，有当时的策略考虑，有当时的历史局限，这些问题就留给了后来的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十一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开始的。我记得在10月底中央就组织了由乔木同志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参加的有二十来个人吧，国庆讲话起草小组的同志基本上都参加了。具体名单，现在记不准，记不全。陆续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比如说，郑必坚同志，中途到耀邦同志那里工作去了，但决议的起草他还是参与很多的；又比如说，廖盖隆同志，前面参加了，后来主持新成立的党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就没有怎么参加了。

乔木之外，在领导一层的，还有邓力群同志，后来还有吴冷西同志。

下面一层的，常住那里具体做工作的，有个名单可供参考，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的编写组成员名单。其中一人没有参加决议起草组，其他八人——袁木、郑惠、邵华泽、卢之超、我，还有石仲泉、席宣、杨增和——都属于这一层。属于这一层的还有一些人。至于参加过或多或少讨论的理论工作者，那还有一些人。

集中写作的地方，在万寿路新六所的一号楼。中间一段时间搬到玉泉山，以后又搬回新六所。

一共搞了无数次稿。这不是夸大其词，是没有法子计算次数。当然，主要的正式的有几次，是可以说得清楚的。

中央领导的指示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小平同志的指示，最早公布的也是小平同志的指示。编《邓小平文选》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那里提供了一个集纳稿，文献研究室又补充了一些，成为现在的九篇。收进了《邓小平文选》，又收进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大家都学习过了。但在纪念历史决议20周年的时候，不妨重温一下，这对我们温故而知故，温故而知新，是会有好处的。

陈云同志的指示，在《陈云文选》中也有了，是1981年3月同邓力群同志四次谈话的要点。

乔木同志的，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里收了四篇关于历史决议的讲话和谈话。后来出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又增收了14篇，共计18篇。这还是选收。如果收全，还可以增加许多篇。因为乔木同志是起草小组负责人，他谈的次数最多，内容最广，思路最宽。研究党史的人，在研究历史决议的时候，不妨研究一下乔木同志这些谈话。我觉得，人们对乔木这些谈话的内容不一定熟悉，有些研究者甚至很不熟悉，也没有注意。而他这些谈话，对于我们理解决议的论断所依据的一些深层的政治和理论思考，以及虽然没有写进决议却在起草过程接触到的对许多历史和理论问题的探讨，会有很大的好处。

耀邦同志关于历史决议的起草，在领导层和到起草组，都谈过多次（我记得他到新六所就来过不止一次），虽然没有小平同志多，更没有乔木同志多。《邓小平文选》中《对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那篇集纳的题注中说，历史决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同志负责”。但是，胡耀邦还没有出文选、文集，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只有一篇他在建党60周年时的讲话。这篇讲话列了一个包括62位党内外人士的纪念名单，这是国庆30周年讲话时想做而没有做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