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王崇简人生境遇及其处世心态

王崇简（1602—1678），顺天府宛平人，作为明清之际一位普通的降清人物，自明崇祯朝至清康熙初年，王崇简的处世心态随着时局发展而不断变化，其心态历程既反映了普通士人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生际遇，也反映了士人对时势变幻的应对和对清政权的逐步接纳。

一、加入复社与其明亡之前的交游

王崇简的曾祖父王龙自直隶河间府任丘县来到京师，因无依无靠，孤身在阜成门的晋家门外哭泣，晋家主人见此，便留王龙宿于家。晋家是小商贩，以卖毡为生，因无子，又看到王龙老实厚道，便将女儿嫁给了王龙。岳父死后，王龙便继承了家业，邻里都称他为“毡王家”，因治佛好施舍，又称“王佛”。

王崇简生于明季，明亡前曾在阜成门外摩诃庵读书，“夕灯晨磬，瞻瞩独久”。当时朝廷内困于阉宦和党争之乱，外困于各地起义不断，又有东北满洲的崛起、扰动。就是在这样一个江河日下的局面下，普通士人王崇简从二十几岁开始应会试，屡屡名落孙山。

明代以制艺取士，士子们为考取功名，经常与师友研讨，并结为文社。“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尤以奖进后学为务。”王崇简组织并参加的第一个文人结社是“燕台社”，又称燕台十子社。崇祯元年（1628），与王崇简同岁的江南士人领袖张溥以选贡入太学，举办成均大会，结燕台社。当张溥入京时，“廷对高等，诸贡士入太学者俱愿交欢溥，争识颜面，溥因集诸多士为成均大会。是时宇内名卿硕儒，前为崔、魏摧折，投荒削逐者，崇祯新政，后先起废任用，闻知溥名，皆愿折节交欢，骚坛文酒，笈筐车骑，日不暇给，溥由是名满京都”。杜登春《社事始末》云：“是时娄东张天如先生溥，金沙周介生先生钟，并以明经贡入国学，而先君子（杜麟征）登辛酉贤书，夏彝仲先生允彝亦以戊午乡荐偕游燕市，获缔兰交。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息，慨然结纳，计立坛坫，于是先君子与都门王敬哉先生崇简倡燕台十子之盟，稍稍至二十余人。宛平米吉士先生寿都，闽中陈昌箕先生肇曾，吴门杨维斗先生廷枢、徐勿斋先生汧，江右罗文止先生万藻、艾千子先生南英、章大力先生世纯、朱子逊先生健、朱子美先生徽，娄东张受先先生采，吾松宋尚木先生存楠后改名徵璧者，皆与焉。”据此，王崇简与张溥、杜麟征等人共同组织成立了燕台社。

崇祯二年（1629），复社成立，王崇简以燕台社也加入其中。作为普通士子，王崇简与士人领袖张溥（字天如）共同建立燕台社，不久加入复社，这是他面对明末复杂动荡的社会所作出的第一次人生选择。张溥与王崇简同岁，但当时张溥于崇祯四年（1631）会试中魁，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名声甚噪，学者争及门，《复社纪略》曰：“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争以为然。”一时之间，奔竞者多归之，门生数千人。崇祯五年（1632）王崇简送张溥南归，“执手怀不一，相看雨雪霏。欲知别后事，试问又谁归”。

除了张溥，王崇简还与不少复社成员交往频繁，例如崔子忠、徐汧、宋璜、宋琬、米寿都、黄鼎、姜垓、杨廷枢、夏允彝、李雯等人。王崇简在与这些复社好友的交往中，常常表现出对时局的慷慨激昂。崇祯四年（1631），王崇简与崔子忠等人送韩铁汉出都，有“气志不可解，同为千古期”句。崇祯五年（1632），与史可法相谈，有“闲念多慷慨，尝怀与子逢。治安筹国策，荣裕颂神宗”句，反映了对时局的关注。崇祯十年（1637），在送宋璜的诗中有“意气高峥嵘”、“浩歌起长安”句。慷慨之余，这些士子面对混乱的时局不无迷茫和无奈。

明朝末年北边烽火连绵，朝廷无所作为，很多困厄科场的士子不免人心惶恐，纷纷南下，其中有还乡隐居者，有南返另寻出路者。崇祯十年（1637），王崇简应会试落第，同为复社成员的黄鼎、杨商贤南游，王崇简为其饯行赠别，诗曰：“兵戈纷未已，何乃远将行。达志无迂理，游览高人情。行行各异路，旷莽秋烟平。予怀不得说，明明如月生。阶下两行竹，风来肃肃鸣。子去各有思，试听此琴声。”士人南下还乡，这在崇祯末年并不鲜见。

当时的王崇简只是个举人，还没有考取进士，自23岁应试下第，一连数次都名落孙山，他没有特别的才气和名声，只是一个孜孜苦读，连年应试，希冀博取功名的普通士子。在明朝末年动荡混乱的政治社会中，许多士子都不得不卷入朝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王崇简也不例外。他系出姚希孟之门，在政治态度上同情和支持东林党、复社而反对阉党，再加上他谦虚好客，因此交接了不少当权的政治人物和名流士子。前述王崇简的这些交往记录肯定不是历史的全部实录，在后来的诗集编纂过程中，想必会有今天已经无法证验的刻意删节和避讳，但是这些史料已经足够说明，王崇简在明朝灭亡之前十余年的时间里不仅加入复社，而且与后来投身复明事业、抗击清军南下的诸多人物有着频繁交往。毫无疑问，明朝末年的王崇简虽然没有跻身政治主流的交际网络中，但他已经到了选择自己未来的十字路口。

崇祯十三年（1640），王崇简再次应试落第后，借探视生母之机前往南方，路过嘉兴、金闾、虎丘时，先后与复社的重要成员陈潜夫（字玄倩）、陈祚明（字胤倩）、张溥、徐孚远等人会面。在与这些复社好友的会面中，虽然“相见意气高峥嵘”, “落日照人肝肠明”，但王崇简对当时的形势既感愤又无奈，“感慨万事不能言，举手但觉心难平”，觉得当前局势像仲夏的湖水一样乱而纵横，不可救药。

回到北京时已是深秋，王崇简初次与方以智谋面，有诗《南归晤方密之、吴鉴在于米吉士斋中，和密之韵》:“历历烟云秋在河，舟高舆小忆风波。相闻姓字十年就，数问知交四海多。不耐忧时聊近酒，讳谈兵事且悲歌。相逢共此灯光好，露影霜花佐唱和。”崇祯十三年（1640）春，方以智之父方孔炤被逮，方以智进京一面应试，一面疏请代父罪，崇祯皇帝不准方以智代罪，不过方以智当年考中二甲第54名进士。秋天，方以智看望狱中的父亲，继续申诉父冤，未果。仕途虽然有望，但家父不幸入狱，方以智终日哀叹，长歌当哭。在北京患难之时，方以智结交了同样慷慨奇节的吴鉴在和颇有文气的吏部给事中莱阳人宋玫，而宋玫与吴鉴在二人与王崇简交往都非常密切，因此，当王崇简从南方归来以后，宋、吴两人立即引见二人相识。方以智与王崇简相识是在方以智患难之时，方以智曾作《赠王敬哉》，有“肝肠千古在，燕市隐红尘。剑与书相识，歌时酒更醇”句，以表欣慕之情。后来，方以智以血书诉冤，其父得以从轻发落，遣戍回籍。方以智深感局势可畏，“归兮，归兮，岁月无多！世不容汝兮当如何！”准备南下归隐。离京时，王崇简与内弟梁以樟、米寿都等人载酒相慰，“送君如梦中，不识归来路”。

王崇简又得知极力反对阉党的黄道周（1585—1646）再次被革职下狱，幸得刑部尚书刘泽深为其开脱，黄道周才得免死而远戍广西。在黄道周离京之际，王崇简仰慕其名，赋诗赠别：“抗立干寻恃一忠，嘉猷久已彻宸衷。孤诚幽在兵戈外，亮节难非困约中。国是原先明举错，臣邻期尽去通融。圣朝兴治求遗直，好为苍生惜此躬。”与此同时，王崇简又拜访了为黄道周鸣不平的叶廷秀和涂仲吉。黄道周下狱期间，素不相识的叶廷秀“抗疏救之”，结果“帝怒，杖百，系诏狱”，被遣戍福建。叶廷秀离京时，王崇简也特地为其送别：“何难随俗至公卿，世道忧深身自轻。报国不辞直谏罪，摅忠敢避党人名。艰贞惟此心无愧，贞凉何非意至诚。欲在圣时敦气节，从来智勇出于清。”除了叶廷秀，国子监太学生涂仲吉与黄道周素不相识，闻事自南方千里迢迢一路跌扑赶到京师，呼遍六部，数次为他上书，乞愿以死以救忠良，亦遭牢刑遣戍。涂仲吉在京期间，王崇简特地拜访了他，其《访涂德公赠之》诗曰：“介立扳援不可因，多君年少志能纯。读书既解依贤者，遇事何难讼直臣。欲望圣朝容有道，忍令后世叹无人。倘能悟主忘草野，岂为名高弃此身。”可见，王崇简在明朝灭亡之际所结交的士人多抗节报国之士，与他们的交往也从侧面反映了王崇简的识见和抱负。

这一时期，王崇简还是史可法的座上客。史可法时任安庐巡抚，在河南、安徽一带抵挡李自成农民军的进攻。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史可法因丧事赴京，次年冬，史可法招饮王崇简，几年没有见面的两个人谈论了很多内忧外患的情势。当时的局面是李自成的农民军势力正在蓬勃发展，如燎原之火，明朝军队则处处捉襟见肘，屡遭败绩。面对“萧条墟里愁兵寇，饥馁人民困转输”的形势，两人也只能是“相对漫言无善策”。崇祯十四年（1641）六月，史可法服阙，任职南下，王崇简、方以智、金铉等人送至城南报国寺，饮于松下。

崇祯末年，内忧外患，局势动荡不安，有识之士忧心惆怅，常有“末季之感”。王崇简从二十几岁开始应试会试，屡屡名落孙山，平居又多与政治仕途上不甚得意的复社、几社成员交往，因此也不例外。崇祯十四年，王崇简寄赠好友宋琬的一首诗颇能表现这种“末季”情绪，诗曰：“壮志多虚每日疑，著书无绪强裁诗。生逢末季难为善，世少英流莫好奇。雨歇幽堂深柳处，酒阑萧寺月明时。至今梦后增惆怅，惟向云笺寄所思。”又有诗《饮孙北海给谏斋中，同李方山、米吉士》:“西风肃穆逼宵兴，雁语蛰声韵足凭。杯酒逢君谈古处，图书今夕共秋灯。时艰莫道言无补，主德惟应谏可增。尽醉扳留朋辈坐，虚窗凉月渐东升。”

这一时期，王崇简的心情莫不是衰世的悲鸣心态。崇祯十三年（1640）岁末，王崇简有诗《岁寒杂兴》8首，颇能反映他当时既忧虑时局又无奈，既哀叹逢时不遇又想避世的复杂内心世界。当时混乱的朝政，再加上一连数年应试不售，这些都让王崇简感到生不逢时又无可作为。看到那么多的人因陷入朝野议论之中而被贬官，甚至丢掉性命，王崇简不得不发出“执论硁硁身必危”、“忧到书生亦可憎”、“莫谈天下事，且忆古来人”的感慨。当年有托名“徐怀丹”者炮制《复社十大罪檄》，作为复社成员的他不会不知道这件事，而他自己还没有一官半职，就遭受到了攻击，深感议论时政之危险，是非之不可知。显然，在王崇简的内心世界里，此时的他深知朝廷才有议论“是非”的权力，而绝不是身在草野、势单力薄的读书人。回顾自己数十年的读书应试之路，王崇简颇觉可笑，安慰自己不必枯首穷经，也不必朝夕忧虑，只有静观身外事，才能避祸持荣。然而，作为一个读书人，即使是在明朝末年内忧外困的情势下，王崇简依然没有放弃应试科考、博取功名，从崇祯二年（1629）至崇祯十三年（1640），王崇简五次应会试都失败，其间落寞勤苦，一再品味。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会试，42岁的他终于中式第145名，殿试三甲第282名。

明亡在即，王崇简虽然愁苦无奈，却依旧醉心功名，这符合他在目睹朝政无望情况后所确定的“避祸”、“持荣”之路，也预示了他随后南下避祸，乃至投靠清廷的命运。这一现象应是当时众多士人的常态，不仅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悲哀，也反映了明朝灭亡的必然命运。

二、逃亡江南的痛苦、失望经历

王崇简考中进士的第二年，明朝就灭亡了。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起义军逼近北京，明政权危在旦夕，身边好友接连殉难。

先是好友范邦瞻（字若侯，复社成员）殉国，王崇简有《哭范若侯》:“不与子言方隔日，遽传凶问信难真。逸云昼散潇闲室，清月宵临寂寞春。雅志好修贫彻骨，半生慕古学为人。谁言天道恒彰善，何故多才困此身。”接着，好友金铉（字伯玉）殉国，《哭金伯玉》诗云：“谁言忠孝绝，大义著斯门。两疏折阉竖，多年辞鹭鹓。子能全节烈，母亦报君恩。有妾方一月，香风井底魂。”接着又是好友孟章明死难。在李自成入城之际，王崇简曾在长安道上遇到他，孟章明笑说：“大丈夫死则死矣，何憔悴若是？”王崇简直以相谑，更没有想到孟章明后来竟然殉国。其实，王崇简没有料到孟章明殉节是有理由的，因为孟章明和王崇简一样，都是刚刚中进士，还没有授官，按说是没有“以死报君恩”的责任。得知孟章明殉国，王崇简写诗《哭孟䌹宜》:“予去君乃死，一门万古芳。敦伦原至性，大节见奇肠。父子谊皆得，夫妻魂共香。平生言不愧，惭我尚彷徨。”

看到如此天翻地覆的时局，王崇简产生了逃避现实的想法。他在碧云寺遇到三原人韩诗（字圣秋）, “数竿青影外，一水暂相留。小憩难为隐，迟怀聊以游。花明人偶在，山静句能收。漫说兵戈扰，来青可解愁”。两人所谈内容不得而知，但从顺治元年（1644）秋王崇简在杭州再次遇到韩诗可知，他们当时谈到了逃亡一事。

在得知崇祯帝死讯后，王崇简便决意要逃离北京。王崇简虽考上了进士，但还没有授官，算不上明朝的遗臣，没有“以死报君恩”的义务；他显然也不想因北京政权的陷落而中断自己乃至家族的仕宦之途，毕竟生计、社会地位的维系和提高对于一般士人来讲，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一朝金鼓震，崩迫失君王。四海既无主，一家何所将”，于是，王崇简“夙昔慷慨志，揉碎如秕糠。负此丈夫躯，中夜数彷徨”，只得“暂顾儿女辈，感激多悲伤。漫言八口计，七尺何以防”。为了一家老小，在友人高侣鹤的帮助下，王崇简来到文安胜芳镇（在今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一路夜行，异常艰苦。“少小提携去，惊呼步步催。沙形疑水去，树势若山来。村转无声过，途歧从众猜。豺狼当道满，难得眉开。”在文安纪克明家，王崇简接取未出城子女与家人会合后，便立即南下，诗中感言“干戈逐眼征尘起”，甚至发出了“妻孥满前何所之”的疑问，但王崇简的内心其实很明确，“水花芦叶澹云影，令人复起江南思”，他已经决定“敢辞南亩为耘耔”，准备漂泊异乡了。后来，王崇简在自撰《年谱》中简要回忆了这段逃亡经历：

 

三月十六日，以焦太夫人柩厝郊寺，虑及兵燹，出城权葬，锦衣府君兆中、表弟张圣道及熙儿随行，遇黄孝廉鼎于城外，偕至摩诃庵。十七日，葬毕，欲入城，门不启矣。遂过摩诃庵，老僧阔然偕避上方山，午过良乡十方院，晚宿孤山口僧舍。十九日，寓敬业庵山之高僻处也。家仆张炳、陈志登摘星陀，遥见烟火，遂探至良乡县北，传闻都城失守。二十日复遣前仆至城下，二十二日仆来，始闻十七日寇攻都城，十八日破外城彰义门，十九日城破，崇祯帝缢崩，相持号哭。浙人张嘉生为童子师，于村中来，相慰藉，贻以米蔬。二十五日，复遣两仆人入城访家属，家人王玉先遣往胜芳水乡，突至，言两妾、儿妇及两幼女、儿槱避于家人王风亲家，得免；一幼女坠井死，宅为寇据。二十八日，贼骑登山，远避山崖。二十九日下山，宿雀儿庵，五日趋功德寺，闻贼赴山海关，门禁少宽，由衍法寺负薪入城，携一妾一女一媳，乘乱出城，一妾一女一男避之家人王玉家，未及偕行。由摩诃庵夜行至郎垡，为土寇所窘，藉土人李公分屋以居。旋偕渡浑河，抵固安同年侯君奉职家，文安同年高君扬遣役相迎于苏家桥，登舟至水村胜芳，旋至文安县纪文学克明家，接取未出城子女。由青县登舟，经淮安，十一月始至金陵，艰难困苦，载《甲申纪略》。

 

王崇简南逃的最终目的地，是当时很多士人寄予一线希望的留京——南京。十一月到南京，遇到了自山东莱阳南下的好友宋琬，“虎豹队里何以来，我在幽燕君东莱。海深途险拼一死，弃家跋涉何为哉？心凄声咽难一词，但言尔我心相知。……一旦先后来旧京，不惮艰难履险行，相逢素心各无负，羡子智勇无虚声”。这几句诗同样说明当时王崇简、宋琬逃往南方的目的地都是明朝故都南京。与当时许多南逃的士人一样，王崇简来到南京是准备投靠南明弘光政权的，而且一开始对恢复旧土还抱有很大希望。

据王崇简自己讲，离开京城时魏学濂、吴尔埙等人一再催促他尽快前往南京，在那里可另立一个皇子或者宗室，以图恢复。早在崇祯朝时期，朝廷上下就在争论皇帝是留在北京继续抵抗后金，还是迁都南京，只是后来由于不少士大夫的反对，迁都之议未能成行。而且，南京自明成祖朱棣迁都以后，还一直保留着一部分官僚机构，有六部、都察院等。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入城，崇祯帝吊死，消息传到南方以后，四月初一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翰林院掌院詹事姜曰广等官员数十人发布檄文，号召天下勤王。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诸臣的拥戴之下，即帝位，史称南明弘光政权。王崇简对南明弘光政权是否寄有希望呢？从目前留下的史料来看，已经没有明显的证据；再从《青箱堂诗集》来看，这一年的诗也很少。按理来说，值此乱世之际，诗词是托情寄物的最佳途径，这里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编辑诗集时把一些颇为违碍的诗文都删除了。不过，从诗集中保存的顺治元年（1644）年底的几首诗中，仍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其中一首曰：“七月中元倍系情，家携酒楮上先茔。思经丘垅关心切，望断松楸空泪盈。祖父有灵应尽感，女妻孤魄凉多惊。何时重渡高梁水，哭拜荒墟剪野荆。”诗中充满了希望重返家乡的迫切心情。又，“夙怀已负得无惭，萧瑟凭高望远岚。有信难期来冀北，何人可又到江南。伤心往事徒增恨，落魄余生岂足贪。惟愿圣朝能雪耻，身先士卒小臣甘”。在这首怀念家乡的诗中，王崇简寄希望“圣朝能雪耻”，此处“圣朝”无疑是指南明朝廷，为了能恢复故土，王崇简甚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身先士卒小臣甘”，愿意为南明政权恢复故土充当马前卒。数年后，王崇简在送别宋徵璧（字尚木）的诗中回忆：“昔值金鸣铁乱时，知我跋涉必南徙，昌言于庭达紫宸，柏台梧省诸君子，幸而执手石头城，琐尾逢君如病起。”可见，当时宋徵璧知道王崇简必然“南徙”，而且曾经向南明朝廷荐举他，即所谓“昌言于庭达紫宸”。

另外还有一个旁证，钱谦益在顺治元年（1644）向南明朝廷的奏疏中提到了王崇简不远千里南来的目的。当时，投靠南明朝廷的钱谦益在《矢愚忠以裨中兴疏》中向朝廷建言，为恢复失地，实现中兴，希望朝廷重用人才，接纳那些从北京逃到南方来的忠臣志士。其言曰：“今燕都沦没，南奔之后，略似永嘉。中原士大夫，或流离淮北，或困踣江表，其间多忠臣志士不忘故国者。所至宜接济安插，择其能者官之。无使颠连琐尾，有悔来之思。进士王崇简、建平令高阳、孝廉孙奇逢等，遁迹畿南水乡，不臣奴、闯，间关三千余里，遣人遗书告臣，誓言结伴南来，九死不悔。”据钱谦益此疏，王崇简在北京沦陷后，曾经与钱谦益有过联系，而且托人捎去书信告诉他，誓言不向“奴、闯”臣服，要“结伴南来”, “九死不悔”。钱谦益如此建言，是希望南明朝廷“加意收恤”，以免前来投奔者“有悔来之思”。

结果，希望全部落空。顺治二年（1645），王崇简的心情可用“怀念”与“失望”来概括。这年所写诗中几乎处处可见像“燕京今夕知何似，相对挥杯望碧空”、“何日高歌临易水，潇潇风起变商声”等思念北京的诗句。王崇简共写了12首题为《春怀》的组诗，首句曰：“为说新年泪已挥，故都风物梦依依。儿童花鼓如前否，士女灯宵似昔非。佳节难忘当日事，异乡何有旧时衣。遥怜骨肉深相忆，肠断期归不欲归。”王崇简还一连写了十余篇以“忆”为题的诗，如《忆先茔》、《忆藏书》、《忆起斋》、《忆父母像》、《忆兄弟》、《忆琴》、《忆亡室》、《忆西山》、《忆女》、《忆诸亲》、《忆亡女》、《忆亡室白描大士》、《忆同籍》、《忆同社》、《忆古瓶》、《忆番剑》、《忆崔青蚓画》。这许许多多的牵挂表明了王崇简对故都的留恋，似乎在暗示他不会长期流寓南方，更不会像孟章明那样一死了之。

与此同时，王崇简还不断接到亲友问询的来信，“伯女书来悲且惊，上元知我在留京。字中问弟全皆血，纸上呼天欲有声。可记别时无尽泪，未知再见是何情。寄言但说非男子，世乱难期得更生。”面对亲人来信，王崇简的心情是又悲又惊。好友崔子忠也来信问候，王崇简在答诗中说：“云散烟飞各黯然，论交文字忆当年。奇书盈屋花围座，好友频来月满天。有梦屡寻燕市酒，何时重听碧云泉。知君念我飘蓬际，未有山田数亩钱。”

更重要的是，留在北京且得到新政权任用的好友，如孙承泽等人，也致信王崇简，“念我归何日，兴怀或夜阑”。孙承泽在甲申之变时先降李自成，多尔衮进京后又投清，以原官起用。孙承泽等人来信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询问王崇简何日北返，其中不乏催促之意。如果说伯女、崔青蚓等人的来信只是对流寓江南的王崇简的一种亲情慰藉并勾起他对故乡、往日好友的回忆的话，那么，孙承泽等人的来信就不仅如此，还重新燃起了他对未来仕途的渴望。是继续留在江南、毫无希望地漂泊，还是返回北京寻找新的希望？王崇简不能不认真思考是否返回北京这个重要问题。

最终迫使王崇简决定北返的关键是对南明局势的失望。他这个新科进士逃亡南京的初衷是希望得到南明政权的重用，然而愿望落空，南明政权建立之初就又陷入党争之中，不同党派相互倾轧，使很多南下准备投靠南明朝廷的士大夫大失所望，像陈名夏等人就因弘光朝廷大兴“逆案”、追究那些曾经投降李自成者的罪过而走投无路，重返北京。

还有一个雪上加霜、让人失去信心的因素，即当时的抗清斗争步履艰难，看不到希望。王崇简曾晤谈当时的抗清领袖之一黄淳耀，两人见面虽然“途穷惟仗友，握手亦何亲”，但王崇简的内心已是“白眼观时态，青灯对古人”，已经没有了报国复故土的志气，甚至准备“避地思偕隐，从君愿卜邻”。又曾晤谈后来英勇牺牲的侯岐曾, “感慨莫言今日事，且将浊酒傲风尘”。又在嘉兴水月庵应陈子龙之约，与其会面，“坟际停桡幸子闻，兵戈无定叹纷纭”。这次会面很仓促，而且最后是“闻警散去”，话还没有说完就散了。由于陈子龙是在水月庵隐藏以躲避清兵追踪，能够约见王崇简，可见对他非常信任，两人所谈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情势下，想必离不开抗清的话题。至于王崇简的态度，诗文所表现的无非是感叹时局，王崇简非不知陈子龙，更非不知陈子龙当时所从事的抗清活动，但诗中如此记述，也可见他对待抗清斗争若即若离的观望心态。

当时王崇简携带一家八口在江南漂泊，生计也是难题。“我既遭寇驱，跋涉向南徙。国破叹家亡，八口何所恃？”虽然偶有友人接济，但在战火纷飞的当时，王崇简一家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飘摇为客拙，丧乱倚人难。慨叹前朝事，罗襟泪未干”。他甚至后悔此次来到江南，“千里徒劳梦，一年又是秋。应知相见日，凄楚悔斯游”。当初来到南京的愿望成了一场空梦，千里奔波的辛苦也化为了徒劳，在凄楚的现实面前，他甚至后悔“斯游”。在这年秋天的诗中，王崇简不断重复自己内心失望伤心的情绪，“感物变迁怀故土，逢人问答误方音。最怜向夕萧萧雨，浙历遍伤游子心”, “凄风吹葛履，游子倍心伤”10。

在亲情、友情、乡情的驱动下，尤其是看到现实、对南明政权已经失望的王崇简很快就决定离开南京北返了。在题为《秋怀》的一首诗中，王崇简描述了自己期盼早日北返的心情：“西风瑟瑟露华湛，欲卜归期握粟占。客况谁能怜阮籍，别愁我但诵江淹。干戈飘荡讹言乱，踪迹萧余旅鬓添。莫道还家应有日，沧桑已变旧闾阎。”又，顺治二年（1645）八月在《李黼臣招同张韫仲夜集留别》的诗中有“子已归庐舍，吾将向朔风”句。王熙为宋琬《安雅堂集》作序言时也明确说，当年秋王崇简就与宋琬约定北返。王熙在《重刻〈安雅堂集〉序》中说：“甲申都城破，先君挈熙南下，与先生遇于武林（即今杭州），订为北归之计，两家孥各僦舟而居，樯帆连络，相依为命。……乙酉冬，先君还京师。”顺治二年（1645）底，王崇简经淮安、莱阳回到北京。

当时，与王崇简有类似经历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些人南下投奔南明政权，假如能为所用，本来是可以增强南明实力的，若上下齐心，说不定还可固守江南，像南宋与金一样划江而治，可结果他们却成为党争排挤的牺牲品。弘光政权甚至兴起“逆案”，追究那些曾经投降李自成大顺政权者的罪名，不仅没能团结更多的人，反而自掘墙角；相反，入关之初的清政权为稳定脚跟，对旧明官员和汉族士大夫采取了极有诱惑力的笼络政策。多尔衮进入北京，不仅为明崇祯帝发丧，而且宣布原明朝在京各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录用，同满官一体办事。这种扩大统一战线的措施，不仅在感情上，也在实际利益上，吸引了很多像王崇简这样的士人。

三、鼎革之际的出处选择

王崇简于明朝最后一年中进士，没有来得及任官，便因为母亡而奔丧在家，没料到，第二年李自成军队入城，摧枯拉朽，崇祯皇帝一死了之，明朝灭亡。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崇简虽然得功名于明朝，但没有做官，所以他似乎不能算是明朝的遗臣。李自成军队进京时，王崇简未尝不关心国家之存亡，还一度与魏学濂、吴尔埙等人商议拒敌大策，无奈服丧在身，在魏学濂的一再催促之下，不得不出城。当时有很多士绅官僚也都像王崇简一样，在北京破亡之际南逃，其中不少人寄希望于在南方建立南明政权，就像南宋一样，日后再图恢复。王崇简出城之际，准备隐忍图复的魏学濂等人肯定也鼓励过他：到南方参加南明政权。只不过，后来的现实击碎了这一线希望。

王崇简先到了南京，后来又转徙苏州、嘉定、杭州等地，疾病劳顿，苦不堪言。当时清军正在加紧进攻南方，想必王崇简也对南方明末残余势力的抗清斗争有所耳闻，但从留下的文字记载来看，王崇简本人似乎并没有参与其中。王崇简于顺治二年（1645）九月便开始北上，而这时南京小朝廷已经投降。

回到北京的王崇简，回想一年多的流离生活，感慨颇多，何“是”何“非”也经常在他的头脑里盘旋。回到北京的除夕夜，有诗曰：“一去经时岁，香灯慰始归。何堪今夕是，难悔昔年非。日月逢人异，行藏与我违。欲偕云水侣，海上采新薇。”回想往时，他曾有杀敌报国的雄心，也曾意志消沉，准备匿迹山林，削发为僧。然而左右为难的心情是短暂的，王崇简很快便准备忘却这些烦恼。“丈夫生不逢时可奈何，但当饮酒日高歌，仰天大呼天藐藐，俯首沉思愁绪多。我欲乘风谒紫薇，云霞为裳玉作衣。我欲学剑凌万里，杀人报仇能奋飞。不然披发蹈东海，有何昨是而今非。左之右之心如结，既往之事不必说。”

好友孙承泽、龚鼎孳、曹溶、李雯等人为他接风洗尘，他们在一起小集，饮酒赋诗，一边感慨“往事不堪回首”，一边沉浸在“饮君醇酒歌且舞，古来英雄皆尘土”的自我麻醉中。孙承泽、龚鼎孳、曹溶、李雯在甲申之际没有离开北京，清军入城以后归顺，都被授予不同的官职。由于曹溶等人向朝廷举荐，再加上孙承泽、龚鼎孳、曹溶、李雯这几个人的劝说，王崇简参加了清廷的考选，接受了官职。

顺治三年（1646）正月，王崇简考选庶吉士，授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免去实习期，充任《明实录》纂修官。王崇简的人生有了新的开始，“脱巾笑此双蓬鬓，短袖新裁旧锦袍”。此后，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六年（1649），升秘书院侍读，九月充武会试主考。八年（1651），升国子监祭酒。九年（1652），升弘文院侍读学士。十年（1653），升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十三年（1656），升国史院学士。康熙三年（1664），以原官致仕。如果明朝不亡，在当时党争激烈、互相倾轧的官场中，他很难有如此际遇。

王崇简为何在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时逃往南方，而没有像金铉、范景文、成德等人那样留守京城，甚至以死殉国呢？和孙承泽一样，他也不失时机地解释自己对于出处选择的态度。在《读魏子一忠孝实记书后》中，王崇简说他当时“以本省母丧给假，营葬在籍”，虽然他已经成为进士，但没有授官，而且有丧在身。看到局势如此严重，王崇简也并没有漠不关心，而是与吴尔埙等人“相视扼腕”，还商议固守京师的各种办法，“或建议募畿辅义勇，或请青宫（指太子）往镇南服，或捐金输助城守”。在这种情势下，魏学濂劝王崇简不必和他们这些有“封疆之责”的人一起送死，“子其行矣”。不仅如此，魏学濂还反问王崇简，如果李自成军队入城，让你投降称臣，怎么办？为了避免受辱，你王崇简还是走吧！王崇简左右思量，“唯唯”而已，并没有执意坚守。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后，王崇简南逃，途中得知成徳、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孟兆祥、金铉等人先后死难，唯独没有魏学濂和吴尔埙的消息，“心知其欲有为也”。不久，又得知魏、吴二人与容城孙奇逢组织义旅，失败后魏学濂死难，而吴尔埙脱身，后来吴与史可法一起殉难于扬州。王崇简认为魏学濂在与孙奇逢组织义旅时，假如没有死难，而是潜入山林，隐居以终其天年，即便这样，也与那些“不死而仕者”有很大不同。他又说：

 

夫君存与存，君亡与亡，千古正义。等死耳，或先或后，不值其时，不履其地，未可轻议其迹也。率土皆臣，君亡与亡，岂可独责辇毂之臣耶？或膺显秩于留京，或受重寄于封城，或历享厚糈退休泉石，皆臣也。义皆应死而死者几人？意欲有为，至不可为而死者几人？况生而归者累累，子一死归矣。不责生者而责死者，虽曰责贤为《春秋》之义，未足服其心也。子一平生疾恶如仇，至不忍见，或见不能容，非同调相报落落。人之欲报子一而无由者非一日矣，已倖䩄然而生矣，犹于其死而苛责之，是可服其心乎？故论子一之死当察其心，不当责其先后之迹也。藉故君之子尚存，畿辅之义旅旋至，则子一之不即死亦或有当也，事不可为而终死，非畏死也，明矣。况子一为友谋，而臧者其自为谋也，盖亦审矣。介子遁去，幸有白其心而使终成其志者，至志终不可成，介子亦死，愈可知二子者非畏死者矣。

 

王崇简在为魏学濂、吴尔埙的“后死”进行辩驳之时，同时述及自己“失死于前”的状况，这也未尝不是以“后死者”的身份，知而辨之。

吴尔埙与王崇简一起在崇祯十六年（1643）同登进士，他的死更晚于魏学濂。王崇简说：“当城破之日，予恸哭深山，闻一时授贼伪职者比比，先生能不染其污而跳身遁去。或以不死为咎，呜呼！辇毂之下托绅佩绶之伦，君亡与亡，谁不应死者，而独责一庶吉士乎？嗟，彼偷生受伪命而苟免，犹然䩄颜说经济谈行义，略无愧怍于心，欺世盗名者，何如也？”王崇简借为吴尔埙作墓志铭之际，再次申明自己虽然与吴尔埙同登进士，但没有授官，也没有像吴尔埙一样授庶吉士，而且当时他有丧在身。应当殉国的只是那些“辇毂之下托绅佩绶”的臣僚，要说“君亡与亡”，怎能唯独要求一个庶吉士呢？即使城破之日没有立即殉国，南奔“期一得”也是“不染其身”之举，与那些“授贼伪职”的“偷生者”和“䩄颜说经济谈行义”的“欺世盗名者”相比，绝对“无愧于心”。

王崇简在逃往南方获得重用的希望破灭后，又转而投奔清政府，促成这一举动的关键是清政权与李自成农民军政权的情势相背。在当时众多士大夫的眼里，李自成军队入城和清军入关有“天壤之别”，前者为“寇贼”，而后者为“汤武之师”。在王崇简的描述中，李自成军队是可恶的，是“贼寇”，他的女儿因此坠井而死，一家人流离失所，仓皇奔遁，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对李自成军队没有任何接受的理由。在王崇简对归顺清政权的投诚者事迹的描述中，清政权已经成了遭受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寇难”的人们的解放者，而且被盛赞为“汤武之师”, “取天下之正，古罕比隆”。现实的利益决定了判断的标准，在王崇简的思维逻辑里，清政权不是明朝灭亡的直接负责人，不仅如此，清政权还为当初遭受“寇难”者“雪耻”, “救民于汤火”。

王崇简笔下的清政权形象并非完全出自对当权者的阿谀，事实上，清军入城以后对汉族士大夫采取的政策本身就极具诱惑力。在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清军入关前夕，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陈述夺天下安江山之计时，便着重强调要实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的战略性决策。多尔衮采纳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建议，并付诸实施。所谓“满汉一家”，最主要的是争取汉人官绅的支持，即极力笼络汉族上层人员为清廷效劳。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多尔衮乘辇于武英殿升座，第二日即连下两道谕旨，宣布：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 “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 “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不久又谕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并遣人以书征召故明大学士冯铨，授其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明顺天巡抚宋权，降后初任原职，顺治三年（1646）升任国史院大学士。兵部侍郎金之俊降后仍为故官，顺治五年（1648）擢工部尚书，后连任八年大学士。王永吉、胡世安、党崇雅分别以总督、侍郎、少詹事擢授尚书、大学士。多尔衮还破格提升一批原明朝中等官员和文人，授以尚书、大学士等职。原明户部郎中卫周祚、编修高尔俨、庶吉士张端、庶吉士成克巩、都给事中陈名夏、中允陈之遴、编修刘正宗、进士杜立德等，皆陆续分任尚书、侍郎等要职，最后均擢任大学士。此外，清廷特别重视入清后考中进士的汉族士子，予以破格提升。顺治元年（1644）即宣布继续实行科举制，考试文人。顺治三年（1646）状元傅以渐、四年（1647）状元吕宫，进士冯溥、王熙（王崇简之子），皆任至大学士。顺治帝特别宠信王熙，临终时命其撰写遗诏。多尔衮又规定，内阁六部均设满缺、汉缺，任满洲、汉人、汉军旗人为尚书、侍郎、大学士。地方总督、巡抚及以下官员，亦是满汉兼用，但清初以汉官为多。清廷这种政策也是孙承泽、王崇简、曹溶、李雯、成克巩、龚鼎孳等人选择出处的重要原因。

王崇简、王熙父子在顺康两朝颇受重用，他们两人还通过自学，掌握了满语这一显学，官职升得很快。王熙曾因精通满语，成了唯一一名参加顺治帝遗诏起草工作的汉官。尽管王崇简对自己出处的选择有充分的理由，但他在仕途顺遂的为官经历中，并非没有内心的纠结。自顺治十年（1653）后，王崇简先后四次上疏称病，请求致仕。王崇简的理由都是年老多病，而事实上晚年王崇简的身体还是很不错的，疾病并非关键，其真正原因恐怕正如他自己所言“士君子进退之际，惟自度于心，非人之所得而知”。自身“出处”的困扰以及这种困扰造成的求退心态，恐怕才是主要的原因。尤其在晚年，他对“进退”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说：“丈夫处世，进退自有其据，进而为世用也，握符佩鱼，按节拥旌，建功名于一日。世苟舍我而退也，磐鸿泌水，适吾素履，士君子之得志，固不在显晦之分。若进而利禄是艳，岂为得志？退而静正以守，岂为不得志？”王崇简虽然没有在明朝授官，但他时常提醒自己是“䩄面得生还”、“可怜死失时”的“后死者”，他也大力表彰殉难者，也曾经申述过自己不死的理由，但在清政府日益表彰明末清初“死者”之义的情况下，他不断感叹自己的人生，似乎因自己继续在清政府中为官而颇感尴尬，而所有这些内心的纠结在其入清后的交游和心理变化中有更细腻的表现。

四、入清后的交游及其处世心态

1．入清之初自悔出处，借酒浇愁

脱去旧巾换新袍，剃发易服事新主。在试图忘却旧事、适应新境遇的过程中，酒是最好的解忧之物。从王崇简入清之初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经常与友人在一起饮酒。诸如“弃卧饮君酒，花间容醉人”; “痛饮藉草眠，寤惊一花坠”; “丈夫生不逢时可奈何，但当饮酒日高歌”; “高秋佳兴复如何，寒菊篱边任醉歌”; “登临莫作伤心赋，篱下黄花照酒杯”; “独宜纵酒聊偕俗，何处狂歌可问天。莫向帝城怀往事，五陵庭榭半荒烟”; “感怀休按剑，对酒且当歌。时序春风在，乾坤醉眼过”;“痛饮对蓬径，高吟放画船”等，不胜枚举。王崇简本人善饮酒，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交游饮宴中本属常态，但我们遍检《青箱堂诗集》可知，入清之后的三四年间，“痛饮”、“醉歌”、“纵酒”一类的用词出现的频率尤其频繁，而且这些诗句所表现的心情大都是借酒浇愁、以醉释怀。正所谓：“非为痛饮学酒徒，在浇块垒不在酒”。酒酣之余，是王崇简对自身出处和人生境遇的自悔与感悲。

在王崇简这几年的诗文中，又处处可见“惭”、“愧”、“悔”的字眼。顺治三年（1646）冬，同年进士姚文然来京应职，王崇简在家中宴请他，前后做了7首诗，诗中充满了悔恨往昔的心情，“乱后全疑身是梦，人前常欲说当年。喜逢胜友开蓬径，惭忆临危颂昔贤”。又，“扼腕余生无一见，䩄颜万事已全非。凄凉旧里多荆棘，浪迹浮踪岂是归”。顺治四年（1647）春，应高岱舆之约，与王铎、戴明说等人小集，有“偶尔斯身在，平生愧已多”句。当年秋，同是降臣的李雯拜访王崇简，两人乱后重逢，“经岁犹然识泪痕，幽怀相向各声吞。惟余悲感心多愧，无复欢娱事可言。勋业漫期新竹帛，风尘可有旧桃源。天涯兄弟伤摇落，把臂如君今几存”。两人虽然都有不错的仕途，但已是“悲感心多愧，无复欢娱事”，这恐怕是王崇简与李雯的共同心声。王崇简在入清之初所交往的降臣很多，如孙承泽、龚鼎孳、李雯、赵进美、李呈祥、姚文然、成克巩、刘正宗、王铎、戴明说等。在面对这些与他有着类似出处的降臣时，他除了饮酒浇愁、感慨往事之外，更多的是表达着一种“惭忆”、“愧昔贤”的心绪。“萧然何有买山钱，狎俗随人负盛年。不合时宜造白眼，未能学道使心玄。劳生坎坎移陶壁，幽绪重重类楚绵。每欲观书消永夜，几回掩卷愧前贤。”又，“人前白眼谐时少，雨后青山入梦多”。在这几年的时间里，王崇简不断重复着这种煎熬。可以想见，“不合时宜”而“遭白眼”的心理压力进一步强化了王崇简的“自愧”心理。

如果说王崇简与降臣的唱和带有同病相怜的意味，那么他向遗民隐逸的倾诉，则显得更真实。降臣与遗民并非冰炭不容，他们之间或师友，或同年，或世交，或通家，并不会因易代之后出处选择的不同而断绝往来。以王崇简与梁以樟兄弟的交往为例。梁以樟，字公狄。梁以柟，字仲木。梁以桂，字析木。以上三人都是梁应泽之子，也都是复社成员。王崇简夫人为梁仲木之姐，梁应泽之第二女。明亡后，梁家亦前往江南避难，而且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北返。王崇简在一首怀念梁以樟的诗中说，“轴幽深谁作邻，孤怀夙夜念君频。多因悼内怀诸弟，非独离群忆故人。避世未能随杖屐，全躯且自溷风尘。当年悔不从农圃，致使儒冠误此身”。在寄怀梁以柟的诗中说：“谋生出处岂能工，尔我行藏尚未同。履险厌闻天下事，怀惭羞说古人风。”入清不仕的宫伟镠于顺治九年（1652）来到北京，面对故人王崇简也是倾诉自己“寒暑八九易，潦倒愧至今”的心情。

王崇简的自愧情绪在入清初期是颇为强烈的，这种心情不止表现在与降臣的聚会吟咏以及向遗民隐逸的倾诉中，很多时候还表现在反映自己真实内心世界的独白中。一首怀念明亡之前去世的结发夫人的诗曰：“歌后多兴感，伤心揾泪频。悲予有此日，愧汝是全人。霜雪浮生变，沧桑世事新。风尘怜岁暮，草草又逢春。”又，一首题为《秋怀》的诗曰：“惘惘心如醉，飘飘兴自悚。一尊怜岁月，双鬓愧樵渔。白日培栏药，青畦剪野蔬。徒悲生不偶，惭对古人书”。在诗中，王崇简感慨自己的出处，自责不是“全人”。

这种自愧心情可以说是当时不少降清士人的普遍心态。如李雯，其入清后的诗作也主要抒写身处乱世的悒郁和失节仕清的愧疚。在他的作品中，处处都是自责自怨的诗句，如：“忆我亲生存，爱子不能已。昔为席上珍，今为路旁李。名节一朝尽，何颜对君子！”处处都显现出一种压抑沉痛的负罪感。再如吴伟业，明亡后，他本来是想以遗民度过余生，但在儿女姻亲陈之遴和复社名人陈名夏等人的劝说下，应总督马国柱疏荐，入都补官弘文院侍讲，转国子监祭酒。在京任官期间，王崇简与吴伟业有过交往。吴伟业曾经请王崇简为其嗣母张氏撰写墓志铭，吴伟业则为王崇简的家谱作序。吴伟业仕清，虽然是迫于征辟，但成为降臣已是事实，“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其诗文也充满了强烈的忏悔自赎心情。

实际上，加重王崇简、龚鼎孳等众多降臣自悔“出处”的因素，除了传统的“从一”标准之外，还有一个现实的因素，即清廷对那些死节之士的表彰。因为这样的表彰会使那些归降者更感羞愧。出于“立正统”、“立国基”的考虑，顺治九年（1652），清廷下令表彰明末死难的文武大臣。当年十一月，谕礼部：“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当时文武诸臣中，岂无一二殉君死难者？幽忠难泯，大节可风，尔部会同各部院堂官，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勿遗勿滥。”应顺治帝的动员号召，不少大臣上疏开列应当褒奖的甲申死难者。曹溶与王崇简和另外三位官员联名上表，乞请表彰在大顺政权动乱期间殉难的范景文、倪元璐等50人。魏裔介上奏疏，对顺治帝褒录明末殉难之臣的诏令大加称颂，认为极合时宜。

时任侍读学士的王崇简也应诏上疏开列死难者，在《遵谕咨察疏》中说：“臣，都人也，都城破日，臣以本生母故茔葬城外，潜伏草土，得闻文武殉难死者：如东阁大学士范景文投井死；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王家彦守德胜门被杀；刑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阳门，死于城下，其子进士孟章明同妻王氏缢于其寓；左中允刘理顺妻妾子女及家人阖门死者十二人；河南道御史王章巡行城上，骂贼被杀；兵部车驾司主事金铉巡视皇城，投身御河，母章氏、妾王氏、弟生员金俱投井死；兵部武库司主事成德自刎，其母、妻、妹俱自缢；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义渠、左春坊左庶子周凤翔、左谕德马世奇、太常寺少卿吴麟征、太仆寺寺丞申佳胤、户科都给事中吴甘来、福建道御史陈纯德、文选司员外许直皆自尽；检讨汪伟与妻耿氏同缢；四川道御史陈良谟自缢，妾时氏同死；惠安伯张庆臻阖门自焚；驸马都尉巩永固自焚，其室刎于火中。凡此诸臣，皆一时殉难之烈烈者。”王崇简开列了二十余人。除此之外，王崇简还写了《宣府忠臣义士祠记》，记大兴人朱之冯抵抗李自成军队的事迹；《金忠洁公祠记》，记京城失陷时金铉死事；《明东阁大学士工部尚书范文忠公神道碑》，表彰范景文殉难事迹。以上王崇简建议予以表彰的死难者，都死于与李自成军队的战事中，绝没有一位抵抗清军的死难者。无论如何，褒彰死节之士，对清廷来说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但同时也会使那些曾事明清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至少在心理上加重了他们的愧疚感。

2．仕途顺遂之下的化悲为嘲，以拙应世

入清四五年后，王崇简的悲悔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即便是当年的盟友相聚，也是意气萧然。顺治六年（1649），当年复社好友钱仲芳、陆集生、吴玉林、李素心来京相聚，“相逢意气难如昔”。他甚至开始自嘲当年的行径，“谋食经营拙，干时魂梦羞。当年期许意，自笑重清流”。王崇简将自己南逃比喻为“丧家狗”，将自己出仕清廷比喻为“老女思嫁”，甚至嘲笑自己当年太看重清流名声，“笑杀南奔复北走，艰辛空类丧家狗。美人奇节不可扳，老女思嫁徒生口。世上浮名孰是真，今古消沉何所有”。自我嘲讽无疑是对自己悲悔心结的有效缓解。

在自嘲释怀的同时，王崇简在这一时期也多了些对明朝灭亡的反思。在他看来，朝廷政事的混乱以及阉党的乱权是导致明朝民心失散、变乱不已的关键，“叹昔国事如儿戏，威福不测由阉寺。黄口小儿决兵机，蜚语中人竞罗织。人心一旦悲土崩，坐使群盗倾天位”。王崇简尤其痛恨阉党，“坐使威权归北寺，遂令盗贼躏西京”, “忆昔寺人窃国柄，正人贞士多致命”。王崇简将明朝灭亡归咎于宦官，这种认识虽然不够深刻，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种冷静之余的思考，无形中为自己的释怀增添了新因素。这恐怕也是当时很多降清人物比较普遍的心理状态。

“既往思堪笑，当前兴可赊。”时势和功利在此时的王崇简看来早已是“浮生”、“浮名”。“浮生世事复何求，堂背桡停不系舟。”“浮名犹自悬微官，惟应花下藏虚艇。”“时名堪自笑，古处向君看。”在这种心情下，王崇简“以拙应世”。顺治五年（1648），他规劝宋琬之弟宋璜“海天容醉眼，好自乐余生”；规劝傲气的丁亢耀“一榻香深柏子炉，高怀事事不妨迂”；又谏米寿都、李呈祥等人，“入世情防熟，持身拙较尊”。九年（1652），在《柬青坛若侯》诗中规劝成克巩、姚文然，“入世何妨拙，忘机莫若疏。是非堪一笑，况已愧樵渔”。王崇简向他人的规劝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劝诫！

王崇简入清后的仕途颇为顺遂，儿子王熙也前后居官四十余年，其中二十余年位居政枢之地，其际遇在清初汉官中罕有其匹。这与王崇简的谨言慎行不无关系。实际上，当时朝廷中的汉官屡遭打击。顺治十一年（1654），顺治帝为抑制满洲权贵对皇权的过多干涉，曾鼓励汉官大胆言事，时任詹事府少詹事的李呈祥就疏请部院裁去满官，专用汉人。李呈祥此奏明显超出了顺治帝的底线，结果被满洲权贵抓住把柄，革职免死，遣戍东北。于此也可见王崇简对他“持身拙较尊”的劝告应是有的放矢。同年，陈名夏因卷入满汉矛盾被杀；之前，王崇简的姻亲孙承泽因依附陈名夏被迫退官。这一系列事件不能不让王崇简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十四年（1657），王崇简感慨“处世宜如何，大哉惟谨言。言为心之声，亦是祸之门”; “金人缄其口，白圭磨其痕。人生言有玷，出处何自存”。这些可以说是他目睹时局的真切感悟。

3．晚年顺应时势，感恩清廷

康熙三年（1664），王崇简因病退官家居，康熙十七年（1678）去世，享年78岁。此时，清朝统一大业已基本完成，长期遭受兵火破坏的经济社会逐步恢复发展。这种日趋稳定的大环境也反映在了王崇简的个人生活中。在他退官的十余年时间里，其处世心态亦日异于往昔。在诗文里看到最多的就是他与儿孙在一起优悠吟唱的情景，在前面还经常能看到对明朝灭亡的思考，对前朝故友的思念，对身边友朋身世沉浮的感慨，然而随着自己年老体迈，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切都逐渐淡化，他有时甚至说“无须复论兴亡事，千古优悠岂足凭”, “今来古往原无定，云白山青自有余”。王崇简晚年对往事的感怀少了许多，对时运变幻则多了一份顺应时势的心态，“万物各终始，阴阳递相更”, “去日不可留，来日犹可考。倘无六籍言，天地亦草草”。与友人谈及往事，也已是“诙谐观世态，谈笑忆平生”。

此时他已经没有了入清之初那般沉痛的悲悔心情，如对当年逃亡江南途中寓居余杭鲍奇谟山庄的回忆，诗曰：“忆昔烽烟不知处，漂泊荒汀何所去。仓慌靡依忽遇君，云是余杭老侍御。客冬一晤始白门，携持指我往和村”；又回忆当年曾寓居汾湖叶善长庭院，有“飘零忆昔寄孤踪，野岸停桡处处峰。两过蓬门摇薜荔，月明秋水照芙蓉”句。诗中多是对当时鲍奇谟、叶善长给自己提供帮助的感激，完全没有了前几年一提及此事便悔恨当初南逃的心情，反而是多了份平淡。

退官之后的王崇简与遗民往来依旧，但面对遗民时的心情已发生了变化。康熙十一年（1672），遗民诗人钱澄之来到北京，这是两人在顺治二年（1645）江南分别后的首次见面，“一朝来我荒斋坐，为检怀君昔日诗。浊酒淹留聊尽醉，陶然且莫说当时”。十二年（1673）春，钱澄之与陆元辅、陈祚明、周之道（字次修）、陈维岳（字维云）等人在青箱堂集，“草堂谈无拘忌，麟阁勋名有是非。把酒几回怀往事，剪灯相与坐春晖”。同年四月六日，王崇简又招钱澄之、陆元辅、陈祚明、计东等人在丰台芍药圃饮酒，王崇简诗中有“古人不往今何来，古今常态何足怜。翩翩意气发当筵，雄谈雅论仰高天。白首朱颜莫相笑，谁是老人谁少年”句。这次聚会本来还邀请了顾炎武，但当时顾炎武由于遭受山东姜元衡诬告黄培诗案的牵连，前往济南投案，因此未能如约。又如明亡后隐居不仕、授徒自给的莱阳人宋继澄，王崇简与他在明亡前结识，当时宋继澄兄弟来京应试，住在崇文门东城角泡子河畔的旅舍，王崇简与之“把酒论文，气压一世，间相戏谑，形迹俱忘”，可谓意气相投。明亡后两人虽近三十年没有见过面，但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王崇简晚年在给宋继澄的一封信中感慨地说：“昔所为俯仰今古，砥砺平生，一时盛气今安在哉！人生得意常少，幸而天予岁月，所为绍往开来，著书自娱，聊以消受余生。试念荣枯开落之变，耳目所经者不知其几？何堪更失造化佚我之意乎？”除了慨叹今昔，王崇简言语中“天予岁月”、“绍往开来”、“消受余生”、“荣枯开落”、“造化佚我”之类的用词真实反映了他顺应时势、与时俱进的心态。

与此相应，对自己在入清后的朝廷恩遇，王崇简也不再闭口讳言，而开始充满了感激之情。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死，王崇简之子王熙应召起草遗诏，王崇简撰诗感慨“微臣哀慕有余悲，父子遭逢恩遇奇”。这种“至德难名无以颂”的心情不是应制而作，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吐露。康熙三年（1664），王崇简因病退官，在《引年予告》诗中有“平生娖娖偶逢时，何幸蒙恩遂所思”句。即使在退官后，他仍然没有忘记朝廷的恩泽。康熙六年（1667），在一首《岁暮杂兴》诗中说：“忆昔承恩渥，思来泪未消。岁除犹奏御，夜半已趋朝。身退枫宸近，钟来长乐遥。高深无以报，终夜仰云霄。”可见王崇简对他与儿子王熙在入清后的朝廷恩遇是相当感激的。

读诗论书、优悠唱和的安定生活，对任何时代的人来讲都是最值得向往的，对那些经历过纷飞战火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入清后的王崇简，“兄弟一堂，柳影风轻，花香露浥，宵雨注簷，青灯在户，好月迎人，候虫鸣砌，时而啜茗，时而薄醉。梦中境耶？前生事耶？”王崇简作为明清之际的人物，目睹兵火戈戟，虽然在丧乱之余，有人物灰散、俯仰今昔之叹，但他毕竟在入清以后的几十年中生活安逸，没有落拓江湖，没有挫扼士林，相反，他仕途顺利，荣宠备至，休致后兄弟一堂，子孙绕膝，生活颇为惬意。他感慨清取代明是大势所趋，“由今日以计异日，此亦势之所必至”，回首往昔，“今夕之一刻，岂不宜千金视之！”他这种心态，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顺应时势。

退官以后，王崇简基本断绝了“帝里论交尽宦途”, “燕饮招寻但论官”的官场来往，而是“徒日夕以经史自娱”，浸身于经史典籍，以文字消受余生，寄托志趣。他在给杨彭龄（字商贤）的信中说：“追悔少时荏苒过去，期以读五经为夏课，虽毫无所得，籍以收放心，复念年逼七十，劳劳徒自苦耳，然舍此又何以度日，非云老而好学，聊以适性之所近而已。”理学是王崇简与友人论学的主要内容，像孙承泽、魏象枢、申涵光、陆世仪、白胤谦等人，王崇简与他们都进行过“学统”的探讨，所著《冬夜笺记》虽是教育子孙的读物，其内容也是不折不扣的理学札记。晚年的王崇简还以书画自娱，“晚年游情翰墨，山水踪米南宫者居多。命笔立意，不落时下人窠臼”。王崇简身体康健，闲居之余经常游览北京一带的山川名胜，或去西山来青轩避暑、观红叶，或去丰台芍药圃，甚至远游滴水崖，“逸兴何难随处生”, “每闻圣政庆升平”。对来访客人，招待也非常简单，清茶淡饭而已。康熙十七年（1678），王崇简卒，葬于城西畏吾村（今北京魏公村）一带。

可以说，王崇简的处世心态代表了降清人物随着时局发展而不断调整的心理变化。明朝末年，内忧外患，朝政混乱，士人看不到希望；明清鼎革又给士人的出处选择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当时既有以死报君恩的忠烈之士，也有逃逸山林、拒不出仕的遗民，但更多的是脱去旧冠换新袍的降清者。与遗民的豪迈洒脱不同，降清者的内心世界并非平静如水，在面对气节、忠孝的舆论环境时，他们甚至自悔出处，借酒浇愁。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尤其是清朝统治的逐步稳定，他们开始顺应时势，自我解脱，甚至开始对清廷的恩遇歌功颂德。这既反映了普通士人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生际遇，也反映了降清人物从愁苦失望到无可奈何、从内心纠结到完全认同清政权的思想转变过程。

五、时势与学术之间的诗文思想

1．文章“以道为本”，当出于“性情”

王崇简认为文章的生命在于“性情”, “以道为本”，反对以文辞取胜。“今之为文者，他不具论，如从唐宋八大家以上溯于《史》、《汉》者，亦徒以文而已，岂知其所以不朽者，有道之言也。先儒有言：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王崇简的文章之道，其中之一表现在对为他人写墓志铭的态度上。在古代社会中，请有名望之人为死去的家人写墓志铭，是常有之事，尤其是像王崇简这样的高官，求写墓志铭者更是络绎不绝。但王崇简以“道为文章之根本”的原则要求自己，绝不滥写文章。他说：“近世志铭，与古人所谓其言足传与否俱不论，但于显宦中官阶最崇者，取其足炫世俗之目而作者，亦不论其人有可传与否，但粉饰描画，极其谀而已，转瞬，人与言俱澌灭无闻矣。”又如，行状相当于个人经历的“实录”，一般情况下也是充满了溢美之词。王崇简对他人请托的“行状”也是相当谨慎，主张不溢美、不回护。好友王灌亭曾经请他为其母编订行状，王崇简明确指出要据实书写：“行述所列亦有可商者，如诰授中宪大夫，若经题过四品之封则可如此书，而考妣亦非郎中宜人之称矣。若未遇覃恩之封，似乎中宪非所宜称，如近有书二品夫人之称贻讥者，盖一涉假借，恐应然者亦不足取信矣。”

王崇简也不轻易为人做赠答之作，“赠答之什不若游览之篇，赠答间多饰情而或失己意，游览则遇感兴怀，留连景物，皆情之所不自已者”。即便是友人也不例外，清初诗人计东曾经请王崇简为其文集作序，王崇简认为其文集已有汪琬为其作序，于是便婉言拒绝，其言曰：“若题辞正不须多，且序者，序作者之意耳，必知之真，始能言之。近见时人之文必假诸显人累累简端，是人人能为三都增重耶？仆以为只苕文一序，亦足千古矣。”在他看来，赠答应酬之作大多是粉饰之词，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游览中的感怀之作才是有感而发，有不能已之言。也正因为此，在王崇简的诗文集中，可以看到他经常拒绝他人求写序言，也很少有赠答之类的应景之作，那些被拒绝的请求，或有因缘攀附之嫌，或借以炫耀世俗之目。当然，王崇简也曾为他人作诗序或赠答，但这些对象几乎都是当时社会中的不得志者，或遗民，或清客，或屡遭困顿的下层文人。王崇简曾有相同或者类似经历，自然情不自禁，愿意作序。

2．“诗本性情”，反对刻意摹古

诗以言志，言性情，为不得已而所发之言。然而，在古代社会的交际网络中，吟诗作赋不只是为抒写性情，在文人士大夫看来，它更是一种交际的工具，或以诗赋作为声名利禄的招牌，或以相与唱和作为结交显宦的门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善诗文几乎是人际交往中致命的缺陷。众多希取名禄的读书人都刻意为诗，未曾谋面而有赠答之作，未尝感慨而强作悲歌之叹；也正因为此，作起诗来，或雕凿声律，或用字古怪，或引经据典。正如王崇简所言：“其流日下以歌咏性情之旨，为干名逢世之具，故未相知而赠答，匪感慨而悲歌，其性情不中甚矣，又何所谓自得也？即或绮言险韵，以难自矜，以富自炫，掐心刮肾，穷日夜而为之，鲜由中之情，为无徒之唱和，其所自得者几何？”因此，王崇简强调“诗本性情”，必须是出自性情的“自得之意”。他说：“后之为诗者代变，其足以绍先传后，概多自得之意。非然者，虽极声律之微，而欲以感动人之性情，乌可得哉。嗟乎！”明清之际由于时代的风云变幻，文人多非常强调文章内容与时势境遇的统一，要求表现真性情，他们提倡的这种“性情”往往与时代精神、现实内容相结合。作诗要发自内心之感慨，情至而言出，“非有长剑倚天、挥戈回日之概，不能作痴语；非有闭雪千岩、枕流乱壑之致，不能作旷语；非有投汨水、哭穷途之怀抱，不能作悲酸语，总皆情之所至，非可勉强而然者”。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人所感所想必然各有特点，如果勉强摹仿古人，无病呻吟，即使惟妙惟肖，也毫无创新，更不会给人留下印象。因此，王崇简反对刻意地摹拟古人，主张不必“取似于古人”。

王崇简虽然强调“诗本性情”，但他并非主张诗文要直抒胸臆，而是主张要寄托“不可明言之隐”。他说：“不可明言之隐，留连沉郁，宛然有可想而不可道者，莫善于诗。”也就是说，诗歌作为“言志”和“性情”之作，可以寄托很多不便明言的内心情绪。也因为此，王崇简认为写诗的最佳意境是“陈显而寄微”。其诗作也的确体现了这一点，正如薛所蕴所言：“夫诗，性情之文也，古人于身世君亲之际有所感慨悲悼，不能直告语于人，则托之乎诗。……以今观于敬哉先生之诗，讵非有所感慨悲悼、不能直告语于人而托之乎吟咏以发之者哉？”这一点也非常符合他在入清以后内心情绪宣泄的需要和处境。周之道在评价王崇简时，就认为他的诗文“遭遇寇变，时怀忧怮之感，其诗多流连沉郁，宛然可想而不可直告者”。周之道对王崇简称赞有加，认为王崇简的诗多写鼎革流离之情，其文章则颇有司马迁、班固之法，接续唐宋八大家，改变了明末文章浮华空洞的弊端，倡导简易求实的文风。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当时的时势塑造了这种文风。

王崇简身历明清易代之变，目睹人物更替，风气变换，虽然他本人在新朝有荣遇之得，仍不免有“往者不可追”之兴叹。为此，他用十余年时间，或取自前人文集，或录自山间残壁，将有明一代畿辅前贤的诗文，抄成卷帙，为《畿辅诗存》。这颇类似于孙承泽的《畿辅人物传》，所不同的是王氏之书“以诗存人”，孙氏之书是“以人存史”。

3．“学道”即是人伦日用

王崇简生于明，仕于清，目睹山河易主，“昔所为俯仰古今，砥砺平生，一时气盛，今安在哉！”他虽然没有被时人目为贰臣，但也时常自悔，“中经丧乱，其顾影自惭而不可告人者，盖亦多矣”。尤其是早年的很多意气少年，“旧知久绝”，晚年退居之时，没有官场应酬的王崇简，益以“学道”自勉，“聊以适性之所近而已”。

理学在当时的正统士人心中依然是学之归宿，除理学之外俱是旁门左道，不足以颐养天年。王崇简也不例外，而且他对“学道”自有一番见解，认为“舍却人伦日用，何者为道？圣经贤传所以提撕谆谆，不过此人伦日用之常道，诚能于此学知而蹈之，此外更何所谓学道也？圣贤之道原非高远，即愚夫愚妇之可与知者，无如吾人入耳出口，未尝诚行诸身耳”。王崇简反对空谈性理而主张实践，可见他并非以“学道”而标榜自己为“有道”之人。

理学是当时的庙堂之学，研读理学，言必孔孟，不仅是参加科举考试、跻身士大夫阶层的重要途径，而且是标示正统、进入上层权力社会网络的通行证。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出处不正”的贰臣、“宁死不仕二主”的遗民，甚至是“表彰忠孝”的清廷，都把理学作为自己的正名物。为人敦厚宽和的王崇简反对这种假道学，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连给他人的理学著述作序，都谨慎小心，唯恐留人口实。王崇简婉拒陆世仪为其《思辨录辑要》作序的请求便是其中一例。据其文集中《答陆桴亭》，陆世仪曾将自己的《思辨录辑要》托门人周翼微带给王崇简，请他为之作序。王崇简本人与陆世仪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交往，陆氏是南方名重一时的理学家，王氏为士人所归的官宦，一求一应，相与唱和，在当时绝对正常。王崇简接到书信后也非常高兴，自称“实幸余生，不为有道所弃”。对于《思辨录辑要》的内容，王崇简也称赞有加：“桴亭于圣贤体用之学，《录》中悉备，真千古绝学之传，功不在程朱之下。”但王崇简并没有应允为之作序，在给陆世仪的回信中婉转推辞说，“拜命为序，则未敢以浅陋失学之人妄为称说，将为知者所笑，为不知者口实，此非独仆应自审，谅桴亭亦当以此戒我也”。“浅陋”一语只是王崇简的谦词，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愿意留下“托名讲学”、“不知廉耻”的骂名。这种心情在他写给陆世仪门人周翼微、同样是为答复《思辨录辑要》作序一事的信中表露无遗，他说：“自维平生尚多可耻，何能䩄颜以希附贤者？尝叹末俗托名讲学，言不顾行，比比而然，甚且受寇伪职，居然矜言学道，真不知廉耻为何物！将以何者为道也！”虽然也有自悔出处之嫌，但王崇简看不起那些曾经受“伪职”而空言“学道”者，更不想因作序这种关乎声名之事而弄巧成拙。

在他看来，“道”即是日用伦常，“日日行走皆是道，能于此著力，即是学”。“人所以为人，皆此人伦日用之道，人日在道中，莫言学道，但言为人，除却为人，别无所为道。”王崇简强调身体力行是学道的唯一体现，“真行乃是知”。正如钱澄之所言，“公（王崇简）之于道，皆期躬行实践，不事口耳”。王崇简唯一的理学著述是《冬夜笺记》，此书虽然“时人见其书，以为其体制核而赅，其用心仁以恕，其立言皆可为天下后世法”，但其最初目的是“为冬夜语儿笺记”。

晚年王崇简与当时不少理学家都有交往，除了上面提到的陆世仪，还有申涵光、魏象枢、白胤谦、陆元辅等人，王崇简反复申述的也莫不是身体力行。申涵光是与王崇简交往时间较长的遗民之一，两人之间多有书信往来，或探讨理学问题，或相互交换著述，请对方指正。申涵光著《荆园小语》后，立即寄赠王崇简一份。王崇简读后非常欣赏，称此书“皆从人伦切至处开导，其涉世之深，持己之正，即孔孟之所以训人者”。又与申涵光谈论人之“无过”与“寡过”的问题，认为人“可以无大过，绝不云无过，但期无大过”, “求其寡过，但在改过，故又云：过则勿惮改。诚能有过即改，何患不至圣贤地位”。王崇简身历明清之际，目睹变乱，入清又受朝廷重用，虽无人指责他是贰臣，但其内心也绝非坦然自若。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明之遗臣投靠清廷即是人生之“过”，出处不正。但是，出于生计和现实的需要，“遗民”身份只能是一种传统的理想和标志，更多的人是追随时势。因此，王崇简认为人生不会无过，只求无大过，有过则改，即为圣贤。

魏象枢是王崇简在入清以后结识的新交，两人往来也多以论学为主，相互之间经常赠送著述，探讨学问。王崇简在给魏象枢的信中称自己“尝私淑于先生久矣”，魏象枢则言“今行年五十有六，岂敢废学，其所师事而奉典型者，惟先生（指王崇简）与退谷先生（指孙承泽）两君子耳”。两人曾经专门就理学的根本目的问题进行讨论。魏象枢认为理学的目的是要做人、重实行。他说：“学不在语言文字，而在躬行实践，枢生也晚，行年四十始知之矣。然语言文字却离不得，盖质疑辩难与师若友之提命，居多也。”魏象枢认为“读书所以穷理”，王崇简则进一步说“穷理所以做人”，王崇简同意魏象枢所说“每见人说理深奥，便知不是圣人之学，人伦日用是学也”，认为“世人看理学太高，远不知理之外无学，理学之外无人，不必说学理，只说学做人。”“人人学做人，则风俗未有不易者。”王崇简卒后，魏象枢作诗挽之：“忆昔登堂问道初，老成人物赋闲居。重瞻泰斗真无憾，并卧龙彨总不如。只学做人留片语，更闻垂老惜三余。伤心九月亲颜色，赠我床头数卷书。”可见，魏象枢对王崇简学理学即是学做人的主张相当认同。

祖、父都是理学家的施闰章也是王崇简入清后的新交，在与他的交流中，王崇简同样强调身体力行的重要。对于“士大夫时或讲说”的现象，王崇简“心窃不取”，认为这些都是“但言而不行”的口头功夫，对于关系重大的“人伦日用最近处”没有下“毫厘气力”, “以言之淳淳，与我无分毫之益，不若实体验行习之间”, “圣贤切紧学问正在寻常行习中”。还有孙奇逢，明亡之前两人曾有过交往，但入清以后来往很少，晚年的王崇简除了“忆昔与钟元晤言，今余三十年”之外，也只能发出“余亦老矣”的感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