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处士刘献廷“放翻宇宙”的广阳之学

生于清初的刘献廷（1648—1695），最多算是个遗民子弟，但他一生没有参加清廷组织的科举考试，以行医、佣笔墨为生，结交了众多遗民子弟，或处士或隐士，其学会通中西，倡导经世实学，除一部《广阳杂记》和两卷《诗集》外，“无传于后”，更由于其生平履历不显，被梁启超称之为“极奇怪人”和“谜的人物”。

一、交遍天下的游历生涯

1．寓居苏州

刘献廷祖籍江苏吴县（今苏州），先祖在明朝时为北京太医院太医，后来遂入籍顺天大兴。父矿，为名医，曾祖以上俱无考。清顺治五年（1648），刘献廷出生于北京，为家中次子，字君贤，因“慕庄子之为人”，自号继庄，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48。刘献廷自幼颖悟绝人，博览负大志，不肯为词章之学。据好友王源称，他年少时读书非常勤奋，甚至通宵达旦，父母为了让他早点睡觉，不给他灯火，刘献廷便燃香照明。因长期在昏暗的光线下读书，他的眼睛很早就近视了，其中一只眼几乎看不到东西。

康熙五年（1666），刘献廷19岁时，父亲去世，他遂离开北京，“挈家而南”, “隐于吴”，长期居住于吴江寿圣院。刘献廷学识广博，言语惊人，因此从游的弟子很多。据说，有一位高僧曾在寿圣院讲经说法，很多士人前往听讲，刘献廷同去，但他坐那没多久，就伏案入睡。这位高僧讲完后，刘献廷依然鼾声不断。第二天依然如此，众人窃笑。高僧很不高兴，就质问刘献廷何苦如此。没想到，刘献廷开口便给这位高僧讲了一遍《法华经》。高僧惊讶不已，称赞刘献廷是神人，还把他拉到台上为众人讲解。刘献廷也毫不客气，“夷然登座不让，畅衍厥旨”，众人大悦。高僧率众弟子匍伏在地，称愿为弟子。刘献廷则笑说：“吾正若误耳，岂为浮屠学者哉！”说罢离座甩袖，扬长而去。这件事以后，刘献廷学识广博的声名不胫而走，“从游者日众”。当地世家望族沈氏诸子“皆从之游”。

刘献廷继承了祖、父辈的专长，擅长医术，隐居吴地后，也依靠行医为生，而且在居处开有药铺。刘献廷南归时还携带数千金的钱财，但由于他好交游，好施舍，这些钱很快就用完了。他甚至为帮助邻居女子寻夫，把自己的药铺都卖了，结果自己的家境愈发艰困。在寓居江南期间，尽管有好友接济相助，但他的生活仍然拮据，“兄弟隔吴越，妻孥将不饱。今兹逢今晨，忽觉伤怀抱”, “既无天伦乐，又苦饥寒逼”。这虽然是刘献廷来到苏州第四年时的情景，但实际上在他流寓南方的近三十年间基本都是如此境况。

刘献廷为自己在吴江居处的书斋取名“晖草斋”，诗曰：“谁将堂上春，得比春日晖。日入光更出，亲老无重归。谁将人子心，得比庭前草。春风日日吹，草色年年好。”生活困顿之下，这种欣赏春光、草色相映的日子毕竟很少，更多的则是穷困交加的苦读生活。“绵绵连旬雨，萧萧贫士庐。上漏则下湿，局坐足不舒。中厨昼无烟，四壁故自如。游目不暇倦，读者何代书？”在艰困的生活中，他也以田园务农寄托自己的情趣，“我爱陶柴桑，邱园养高趣。适志以歌咏，谆谆重农务”。

顺康之际的清初仍然是个动荡的时代，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起兵反清。此时刘献廷迁居太湖中的洞庭山。王源《刘处士墓表》曰：“久之，西南大乱，民惶惑不聊生，处士乃入洞庭山，学益力。”迁居洞庭西山后，他常与友人一起游览湖山景色，“夙有山水癖，颇为尘迹拘”。然而，流寓他乡的刘献廷既不走科举仕途，远离尘俗，又要养家糊口，谈何容易！他甚至自比被人圈养的仙鹤，以寄托追求自由的渴望，“本为山野质，久被樊笼羁。引领望九霄，何由振羽仪”。又，“余本幽栖人，苦为世网牵。何日长松下，萧然尽我年”。这种欲逃避世俗而不能的苦闷情绪，在刘献廷寓居洞庭山期间尤为强烈。

刘献廷也时常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心情。他自比游鱼、鸣鹤，“游鱼适深沼，鸣鹤适长空。并生宇宙内，所感奚不同”；又自比枭鸱和熊罴，“不知鸱与熊，巢宿将安否”。他感慨自己的渺小，却心系天地；慨叹自己没有江海的能量，却想涤荡世间的污浊。出于避世的心态，刘献廷在寓居苏州以后，结交了很多僧人，自己也经常或独自或与友人结伴游历深山古刹。他自19岁去乡井，寓吴下十余年，“饮食起居与吴习，亦自忘其为吴产矣”。

2．与金圣叹后人、吴江沈氏的交往

清初吴地是抗清的活跃地区，当地士人多重名节，持清议，“故明亡而向有闻望者，多遁迹林泉，不求仕进，清风亮节，指不胜屈”。刘献廷与这类人的交往颇多，金氏、沈氏便是其中的典型。顺治十八年（1661）金圣叹以“哭庙案”被杀，当时刘献廷才12岁，还在北京。刘献廷对金圣叹的了解是在他寓居苏州之后。刘献廷寓居的寿圣院是吴江著名寺院，也是金圣叹生前经常驻足之地。初到此地，刘献廷便结识了金圣叹之子金雍，并逐步接触到了金圣叹的著述。刘献廷曾熟读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在《广阳杂记》“梁质人留心边事”条中，他说：“此即金唱经《六才子》中所谓 ‘挪辗’法也，今已亲证之矣。”又比勘过金圣叹定本《庄子》与潘基庆《南华会解》之异同。刘献廷说他14岁的时候就读过《庄子》，读了之后立即感觉自己有了“放翻宇宙之眼界”，但苦于字句之间，时有窒碍，还有未能领会的地方，于是遍搜诸家注释读之。后来到了江南，见金圣叹所定“才子书”的版本，依据其内容顺序，删去《让王》、《渔父》、《盗跖》、《说剑》四篇，并将《天下》篇置于后。刘献廷询问金雍：“曾见潘本《会解》否？”金雍说：“唱经堂藏此本，今籍没入官矣。”

刘献廷还曾参与金氏遗著的整理，今存清抄本《沉吟楼诗选》各卷目下均署“吴趋金人瑞圣叹著，广阳刘献廷继庄选”，可为明证。吴江李重华所撰《沉吟楼遗诗选》曰：“是刻也，先以寿世曾属刘先生手校，殆必传无疑者。”“刘先生”即刘献廷。由于刘献廷熟稔金圣叹诗文，因此他在笔记中也能信手拈来，如引金诗《病中无端极思成都忆得旧作录出自吟》，并调侃道：“先生亦是杜诗在八识田中作怪，故现此境；不然，先生从未到成都，何以无端忽有此想耶？”刘献廷更加欣赏金圣叹的学问，曾作《题唱经先生像》七绝一首：“忽有仙人在别峰，通身香气似芙蓉。碧天明月一千里，独上瑶台十二重。”唱经堂是金圣叹的堂号。可以说，金圣叹死后，最为赞许他的人就是刘献廷。

对刘献廷如此“心折”金圣叹，后来曾为刘氏立传的全祖望（1705—1755）颇不理解，他在传文跋语中指出：“继庄之才极矣，顾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极口许可金圣叹，故吴人不甚知继庄，间有知之者，则以继庄与圣叹并称，又咄咄怪事也！圣叹小才耳，学无根柢，继庄何所取而许可之？”作为长于经史的学问家，全祖望非常推崇刘献廷，但却视金氏为“学无根柢”的小才，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刘、金二人并非同路，甚至认为金圣叹根本不配与刘献廷相提并论。其实，全祖望如此讶异，除了疏于史实上的考察乃一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无法理解刘献廷与金圣叹在思想上的诸多相通之处。金圣叹评《西厢记》曰：“《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又，“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刘献廷也认为不可以世俗眼光看待小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治也。”这与金圣叹的思想如出一辙，而这种思想与明末思想解放和人文主义的潮流相辅相成。

刘献廷结交的另一当地世家望族是吴江沈氏。吴江沈氏是明清时期江浙地区著名的文学世家。乾隆朝所修《吴江县志》载，刘献廷“康熙中寓居吴江寿圣寺，西沈之好古者，无不资其讲习，献廷亦乐而久留焉”。刘献廷所结交的沈氏后代有沈永启、沈世楙、沈重熙等人。沈永启（1621—1699），字方思，号旋轮，为明朝著名曲学家沈珫次子沈自继的儿子。入清之后，永启绝意进取，不事科考，人称“隐君”。沈永启是金圣叹生前的好友和弟子。《沉吟楼诗选》五言律有《雨夜喜沈方思见过》; 《鱼庭贯闻》中收录有《与沈方思永启》。刘献廷比沈永启小27岁，但他来到吴江后，与沈永启成为莫逆之交，《题方思先生像》中有“我将与此翁，相视忘高深。无何有之乡，莫逆于此心”句。与刘献廷相交的还有沈世楙（1619—1685），字旃美，一字初授，号默斋，为沈琦长孙永迪之子，是金圣叹的亲家。世楙诗作有《刘继庄移寓临安》，继庄赞其为人有魏晋风度，并为其“志墓”。与刘献廷年龄相仿的是沈世楙之子沈重熙（1650—1722），字明华，号六书，为金圣叹婿，妻为金圣叹第三女金法筵。他辑抄金圣叹《沉吟楼诗选》时，“曾属刘（献廷）先生手校”。

自康熙五年（1666）寓居江南，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重返北京，这二十余年间，刘献廷以塾师、行医、务农为生，遍历苏州、吴江、昆山、杭州、南京等地，结交了众多江南名士，其中既有普通的士子，也有名重一时的诗文大家，既有山林中的高僧，也有隐居放达的遗民，不论身份如何，其共同点是性情之交。多年后，刘献廷曾回忆起这一阶段的交游。他说：“丙寅（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前、丙午（康熙五年，1666）以后所交四方之士。其间事关性情学问，振古今而轩天地，虽海枯石烂，精神不可磨灭。若夫杯酒言欢，意气推许，虽实繁有徒，亦记一不识十矣。每思追录存没诸友姓氏，录成一卷，置之座右，暇时偶一披阅，其性情意思之所在，历历见之目前，以代把晤。”在刘献廷的人生经历中，这一阶段所交接的友人都是性情之交，终身难忘。

3．重返北京，参与纂修《明史》、《大清一统志》

隐居洞庭山中的刘献廷原本以为自己就会这样老死江南，然而结识昆山徐氏后，宁静的生活被打破。昆山徐乾学、徐元文兄弟不仅是当地名望，而且在京中官运亨通。徐氏兄弟与刘献廷是如何结识的，现已无从查考，但刘献廷之所以到北京参与《明史》的纂修，则可确定完全是由于昆山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的援引。

昆山二徐是康熙时期重要的汉官领袖，两人参与、负责的官修图书也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明史》和《大清一统志》。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重开《明史》馆，再次摆出继续纂修《明史》的姿态。不过，此时全国的政局尚不稳固，反满情绪特别是江南士人的反满斗争尚未平息，清廷对吴三桂等三藩叛乱的军事行动虽已取得一定优势，但战争仍在较大范围内继续。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于康熙十七（1678）年特开博学鸿词科，试图以此拉拢汉族学界名流，消弭他们的反满情绪。

当时，徐元文丧服尚未满，康熙帝就诏令他出任《明史》监修总裁官。清廷如此破格任命因母丧丁忧在籍的内阁学士为监修，既是出于欣赏徐元文的才干，更是由于他与江南遗民学者的密切联系，便于清廷更好地借纂修之机拉拢这些学界名流。徐元文就任后，亦认真投入并四处招揽人才。延揽刘献廷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徐元文延请刘献廷时，他起初并没有答应，但他对收集史书资料非常感兴趣。好友杨宾在《刘继庄传》中说：“徐相国元文聘修《明史·食货志》，不应。然数日必一往，阴取三百年纪载，次第录之。语人曰：‘此非其时也，必不成，而书聚于今，不成则散，散则不复可聚矣，如史何？吾录之以待时，否则，自为之耳。'”几经邀请，刘献廷才勉强答应。好友王源说：“初，故尚书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学士立斋两先生聘之不就”, “徐又聘之，乃就”。再加上妻张氏病卒，遭此打击后，原本犹豫的刘献廷将儿子刘燮托付给其兄刘宾廷（曾任御史）后，随徐氏北上。王源在《刘处士墓表》中说，刘献廷此时的人生经历有一个大的转变，“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

刘献廷来到北京后，首先参与了《明史·历志》的纂修。梅文鼎在《勿庵历算书记》中说：“《明史·历志》属稿于检讨钱塘吴志伊任臣，总裁者中丞汤潜庵先生斌也。潜庵殁后，史事总属昆山，《志》稿经嘉禾徐敬可善、北平刘继庄献廷、毗陵杨道声文言诸君子，各有增定。”民国时期所修《清史稿》中也说：“康熙己未，《明史》开局，《历志》为钱塘吴任臣分修，经嘉禾徐善、北平刘献廷、毗陵杨文言各有增定，最后以属黄宗羲，又以属（梅）文鼎，摘其讹误五十余处，以《算草》、《通轨》补之，作《明史历志拟稿》一卷。”可见，《明史》重新开馆后，《历志》初稿先是由钱塘人吴任臣（字志伊）分修，初稿完成后，又经徐善（字敬可）、刘献廷、杨文言（字道声）等人进行了增订，最后经梅文鼎（字定九）等人统稿。

除了《明史》之外，刘献廷在京期间，还参与了《一统志》的一些相关工作。当时负责《一统志》的是徐元文之兄徐乾学，刘献廷也参与了《一统志》的纂修。《清儒学案》中说：“昆山徐健庵尚书、立斋相国皆引重，参预纂修《明史》及《一统志》。”另外，《清史稿》中也说：“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余，实用则未也。”刘献廷参与《一统志》事，还有他自己的一段话可以证明，他说：“上因修《一统志》，令天下皆具舆地图册，以考疆域道理之远近，皆聚于统志馆中。余向虽曾泛览，然未及抄写，将以俟之异日也。”据刘献廷所言，他曾经在《一统志》馆中浏览过所收藏的各地舆图，由于当时是泛泛浏览，没有来得及抄写，所以打算以后有机会弥补这一缺憾。由此可见，他确实参与过《一统志》的纂修，否则不可能有机会在《一统志》馆中看到这些舆图。

康熙二十八年（1689）, 《明史》初稿纪、传、表、志各部分相继完成，凡416卷，时人称之为“徐稿”。这是徐元文与万斯同通力合作的成果，也是自《明史》设馆以来所纂成的第一部完整的史稿，后来的《明史》定本就是在此基础上，再经修订而最后成书的。徐元文完成《明史》初稿后，因过度劳累病倒了，并于当年致仕回乡。与此同时，徐乾学的日子也不好过。副都御史许三礼上疏，弹劾徐乾学“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应逐出史馆，以示远奸”。徐乾学以病乞归，获得批准，康熙帝给假回籍，命他继续编纂《一统志》。

康熙二十九年（1690），徐乾学、徐元文兄弟同时回到昆山，受聘于二徐的刘献廷失去了立足之地，遂一同南归。刘献廷因昆山二徐之邀前往北京，又终因二徐之休致而离开北京，失去立足基础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刘献廷有着自己的抱负。离开北京时，万斯同挽留他继续参与《明史》的修改工作，刘献廷婉言谢绝，而且希望万斯同与他一同南归，约定“共成所欲著书”。

徐元文回到昆山后，身体每况愈下，几乎卧床不起。刘献廷在笔记中记述了他为徐元文把脉诊治的情形。康熙三十年（1691）春，刘献廷到昆山，为病中的徐元文诊脉。“立斋先生始患隔食，继复呕血，红黑相间，举家遑如也。余曰：‘公肝脉独旺，食隔不下，皆此物为之祟。黑者瘀血，红者新血也，瘀者不可留，新者不可吐。’一日诸医麇集，共议一方，平妥耳，用石斛、阿胶、丹参等。余窃意立斋久郁，肝脉不平，且见膈症，适又吐血，则其胸中必多瘀积，法当用升麻、红花，尽吐其胸中之瘀血，瘀尽自愈。否则用九蒸大黄为丸，徐徐服之，而愈少迟也。富贵人惟喜温补，闻用此等法必大惊异，虽卢扁当前，亦不听信，予亦无如之何也。”刘献廷家传医术，精通病理药性，在他看来，徐元文隔食吐血，病在肝经，应该用活血通淤的升麻、红花以及大黄，但徐家所延请的大夫们所开出的药方是石斛、阿胶、丹参等温补类的药。结果，数月之后，徐元文病入膏肓，康熙三十年七月卒于里第，年58岁。

徐乾学奉命回籍，但仍然承担着编纂《一统志》的任务，于是仍邀请一些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如阎若璩、顾祖禹、胡渭、黄虞稷等，到苏州西南太湖的洞庭湖别墅中参与编纂。随他一同南归的刘献廷也当在邀请之列，但刘献廷对纂修《一统志》兴趣不大，当顾景范、黄仪等人劝说时，刘献廷说：“考古有余，而未切实用。”在刘献廷看来，《一统志》的纂修工作根本就是埋头故纸堆的“述古”，而不切于实用，自然也没有了参与的动力。

4．在北京期间的交游

刘献廷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京，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离开北京，前后四年。在这期间，他结交了众多新知，“丁卯入都以来之新相知，大都有三百余人”。在《明史》馆中，与刘献廷最要好的是王源、万斯同和戴名世三人。王源和刘献廷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同是遗民子弟，而且都是流寓江南的京籍士人。王源第一次返回北京是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这一年他将父王世德所著《崇祯遗录》上之史馆，万斯同与之订交，并向徐元文引介，参与《明史》修纂。

当刘献廷来到史馆时，王源已经入史馆近两年。这也是两人的初次相识。据王源说：“予以修《明史》，亦馆于徐，与处士（刘献廷）道同志合，日讨论天地阴阳之变、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兴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见之同，犹声赴响，而处士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涘。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呜呼！生死无关于天下，不足为天下士，即为天下士，不能与古人争雄长，亦不足为千古之士，若处士者，其生其死，固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顾留京师四年有奇，遇而讫不见用。”两人的共同话题很多，从“天地阴阳之变”到“伯王大略”，从兵法文章到古今兴亡，无所不谈。王源推崇刘献廷对礼乐、医药、火器等经世之学无所不通，是“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刘献廷甚至把自己死后墓志铭的撰写任务都委托给了王源。可见两人一经结识，便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在京期间，刘献廷的另一位好友是万斯同。据刘坊《万季野先生行状》所言，康熙二十八年（1689），刘坊在徐元文府邸结识万斯同，同时在座的就有刘献廷，“其时京师骛名之士风传二先生博闻尔雅，学无所不窥。刘则善游，每旦兴必出，或夕不返，每欲访者则必托万先生致意，然后留身以待”。乾隆年间为刘献廷写传的全祖望也说：“万先生与继庄共在徐尚书邸中，万先生终朝危坐观书，或瞑目静坐。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其所历告之万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故都下求见此二人者，得侍万先生为多，而继庄以游罕所接。时万先生与继庄，各以馆脯所入抄史馆秘书，连甍接架。”由于刘献廷、万斯同同时受聘于徐元文，参与《明史》纂修，两人的交往自不会少。在《广阳杂记》中，刘献廷在多处记述他与万斯同谈论明朝历史，尤其是明末史实。注2

注2：《广阳杂记》卷一：“何督师腾蛟，长沙被害。相传永历中，赠中湘王。万季野述吴汉槎言，乃忠襄王，中湘误也。督师，黎平人，赠黎平王，谥忠襄。汉槎，吴江人。尊人名晋锡，曾为湖广巡抚，故知之甚悉。及检《劫灰录》，乃云：‘赠中湘王，谥忠烈云’”。又，“隆武讳聿键，终于福建；绍武讳聿，终于粤西；永历讳由榔，终于夜郎；鲁监国讳以海，终于海外，绝奇。万季野云。”

戴名世（字田有）也是刘献廷在北京期间结交的性情中人。戴名世生于顺治十年（1653），比刘献廷小5岁，他们一经结识便成了互相欣赏的文友。戴名世说：“余客游四方，与士大夫交游，而求学者于时文之外，求功名于制科之外，颇得数人焉。于浙江则得万君季野，于燕市则得刘君继庄、王君昆绳。”鄙薄科举，求功名于制科之外，是他们相互吸引的关键。戴名世称赞刘献廷：“刘君继庄，博通古今，读书自适，而不从事于科举。其于阴阳、历数、乐律、兵法之类，无不有以穷其元本而臻其微妙，盖继庄真能读书者矣。”

刘献廷离京之际，与王源、戴名世、蔡廷治（字瞻岷）、宁世簪（字观斋）等人相约前往南京隐居。王源在《送臧侍御序》中说：“初，君与余有卜筑金陵之约，余友宁观斋、刘继庄、蔡瞻岷诸子凡十余人，俱相期偕隐金陵。……圣人仕见功，不仕亦见功，用舍有时异，利器操乎己。呜呼！君生平概可知矣。今天下省会莫大于金陵，风土兼南北，江山雄秀壮阔，可潜可见，而四方人文声气通焉聚焉。”与万斯同多有交往的遗民诗人刘坊在《万季野先生行状》中也说：“明年昆山归里，继庄以馆俸之得，抄史馆秘书无算，持归苏之洞庭，将约同志为一代不朽之业。”南京作为明朝旧都，在他们眼里，具有不一般的意义。正如王源所说：“金陵风土兼乎南北，四方之所辐辏，士之不得志于时而游历其土者，往往而是。”此时，清朝统治已经稳定，相约隐居金陵的意愿，虽不能说就是消极抵制清朝统治的反映，但至少是他们这些遗民及其子弟面对清政权的一种“弃世”态度。

他们“相期偕隐”不是为了隐居，而是另有目的。戴名世在《送刘继庄还洞庭序》中说：“继庄有友曰王昆绳及余二人，约偕诣洞庭，读其所购书，而继庄家无担石之储，无以供客，余二人之行皆不果，而继庄先携其书以归。”刘献廷离京之际约王源、戴名世、万斯同等人南下，准备以著述终老，但终因衣食无着而未果。除了利用史馆之便大量抄录史料之外，刘献廷还积极通过他人搜集有明一代史料，如通过陶元淳与朱国祯之孙的关系，借抄朱国祯当年撰写的明史列传。

更准确地说，他们相约著述是出于对故明历史的关注。万斯同自不必说，他作为黄宗羲弟子以布衣参与《明史》纂修，正所谓“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刘献廷在徐氏兄弟多次延请下决定参与《明史》纂修，也是出于对明朝历史的寄托。正如戴名世所言：“继庄尤留心于史事，购求天下之书，凡金匮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志、野老遗民之所纪载，共数千卷，将欲归老洞庭，而著书以终焉。”戴名世本人也非常重视明史，平生以修撰《明史》为己任，曾经撰《孑遗录》，记桐城变故始末。戴名世在自序中说：“余从诸父老，问吾桐前后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概，因著为一书。”王源曾为《孑遗录》作序，称“明之所以亡，而田有于一邑纪载中，具见原委，岂特赏其文笔之工已乎？”他们虽然境遇困顿，志不得伸，但在心中保持着一股不落流俗的锐气和抱负。正如戴名世所言：“诸君子虽不得志，而立身行己，卓然为狂澜之砥，其学明体达用，辅经翼史，而文章足以发先圣之绪，砭末学之愚，其功名岂小也哉！”他们看不起那些“虽一时侥幸得志，不转盼而已灰飞烟冷”的“时文之士”和“制科之徒”。

刘献廷虽有私修《明史》的想法，但并非不知这其中的利害，他曾在笔记中言：“南浔朱相公有《大事记》、《大政记》二书，旧已有版，庄氏因此以成《明史》，贾祸者也。”可见，他对发生于康熙元年（1662）的庄氏“《明史》案”记忆犹新，对文字狱的顾忌绝非没有，这恐怕也是刘献廷与万斯同、戴名世、王源等人相约著述而未能成行的根本原因。再加上他身单力薄，有心无力，“偕隐”“为一代不朽之业”的愿望化为泡影。刘献廷走了，王源、戴名世等人则继续着在北京“行歌燕市”、“倾身菽水”的游历生涯。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刘献廷生前虽然没有被牵入文字狱，死后却未能幸免。在他死后八年，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戴名世“《南山集》案”爆发时，清廷拟逮捕的名单中就有他。

杨宾也是刘献廷这时结交的好友。杨宾，字可师，号耕夫，别号大瓢，浙江山阴人，杨越（初名春华）之子。杨越因事被清廷发配至宁古塔，当时杨宾13岁，二十年后杨宾赴关外省亲，才得一见。杨宾将沿途见闻著为《柳边纪略》, “所纪道里、山川、风土，上自辽金遗迹，下迄当代职官、城堡、军粮之制、物产之殊，莫不毕载”。受父亲被遣戍一事的影响，杨宾一生高隐，视利举考试为无物，挟笔墨以游四方，与刘献廷、王源、戴名世、蔡廷治等人都有密切的交往，是志趣相投的好友。杨宾曾撰《亡友》，怀念已过世的47位友人。其中第五人即布衣刘献廷。其诗曰：“漆园任放达，曼倩务滑稽。吾友子刘子，可与两生齐。九流穷奥义，百氏抉藩篱。所务本在巨，细不遗刀圭。因兹好大言，名重京东西。一语动卿相，万里倾蛮夷。死去二十载，白杨风凄凄。犹闻会葬人，岁岁来悲啼。”

总之，刘献廷在游历北京期间，除依附徐元文、徐乾学兄弟，参与《明史》、《一统志》纂修之外，所结交者大多是像王源、戴名世、杨宾这样的性情之士，他们不但在学问上以修《明史》为己任，治学讲求实用，而且大多性情直率，敢于傲视钻营权势的世俗之徒。这种不入流俗、睥睨权势的狂放之气，固然博取了一时的名声，但在当时熙熙攘攘、奔走利禄之途的社会中毕竟显得格格不入，其无所施用、备受摧折乃至遭遇不幸的命运是注定的。康熙三十年（1691），刘献廷总结游历北京这段时间的感受，“年来奔走风尘，略无宁晷”, “惟学问一事，冷暖自知，余皆蜣螬耳”。刘献廷非常看重友人之交，曾经作《友谱》，记述他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入都以来所交识的友人，共计三百余人。他回顾自己只身北上，“置身妻子兄弟之外，所恃以为性命者，惟朋友耳”，数年之后，所交往的这些友人“死已过半，今日之存者，如深秋败叶，零落萧条，天各一方，不能聚首”，尽管许多人只有一面之交，“杯酒言欢，意气推许，虽实繁有徒，亦记一不识十”，但这些人的学问性情却都给刘献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间事关性情学问，振古今而轩天地，虽海枯石烂，精神不可磨灭”。

5．南游衡岳

康熙三十年（1691）春，刘献廷随徐元文到昆山，寓荐严寺中，“辛未之春，予至玉峰，诊立斋先生之脉，颇异于常时”。七月，徐元文病卒后，刘献廷便携弟子黄宗夏南游楚湘，投奔他的另一位好友、在湖南衡州任职的茹仪凤。茹仪凤（1650—1712），字紫廷，顺天宛平人，“好交声气名宿，重然诺，慷慨豪爽，挥霍千百金，不一介意”, “不喜俗吏、迂腐学究，见则鄙夸诙谐讪笑”。

刘献廷初到湖南，便游览了长沙、衡山，对当地风景称赞有加。他说：“长沙小西门外，望两岸居人，虽竹篱茅屋，皆清雅淡远，绝无烟火气。远近舟楫，上者下者，饱张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无不入画，天下绝佳处也。”又称赞衡山，“规模宏阔，过于岱宗，无论嵩华”。甚至称，“南岳乃一幅朝会图也”, “中国威仪已定粉本于此山矣”。不仅如此，当时的湖南物价较低，只有江浙一带的四分之一。所以，好友袁尧文、茹仪凤都曾建议他卜居衡山，梁份则非之，刘献廷则口占一联云：“只图柴米贱，不顾子孙愚”，也流露出了不愿归吴的念头。

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还见到了当时隐居船山的王夫之（字而农），当时王夫之年74岁。两人接触的具体细节已不得而知，但王夫之的学识给刘献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献廷甚至推崇王夫之是一线仅存的“圣贤学脉”。他说：“而农先生于壬申岁已八十矣，隐居山中，未尝入城市，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游历湖南期间，刘献廷在笔记中记述了很多关于吴三桂在衡州的历史。此时他还结识了与郑成功相当熟悉的杨于两，《广阳杂记》中关于台湾的很多听闻都来自于他。

康熙三十四年（1695），刘献廷离开衡州茹仪凤衙署，回到吴地。一度与诸好友同游壑庵（壑庵，清初为汪之萼别墅），当年好友或“头童齿豁”，或“颓败零落”，而刘献廷自己也“尽改当年面目”，不禁“凄然泪下”。更糟糕的是，他的身体日渐虚弱，“年来过饮，一觉之后，达旦不寝”。七月六日，刘献廷病逝，“死之日，门弟子哀号擗踊，行路咨嗟涕”，好友王源得到消息后，与其子刘燮在天津“为位哭之”，随后刘燮奔丧，葬于吴县。康熙三十八年（1699），王源经过吴县时，“为之表其墓”。

关于刘献廷的卒年，全祖望表示怀疑，他说：“若其谓继庄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又说：“在壬申以后，则其年多矣！盖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引述了全祖望的说法，称刘献廷是“谜的人物”。的确，关于刘献廷的一生事迹，由于缺乏更详细的资料，再加上他个人也没有留下文集，所以行踪履历大多模糊不清，但全祖望的揣测和质疑也没有必要。刘献廷虽然同情抗清者，甚至赞扬郑成功，佩服史可法、瞿式耜，讽刺降清的洪承畴、吴伟业等人，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隐姓埋名参与过抗清斗争，因此没有必要为此隐藏行踪。王源是刘献廷的好友，不仅为其治丧，而且还曾祭拜过其墓地，因此，其说法是可信的。刘献廷卒后，其门人弟子黄宗夏将其师平时所写笔记整理成册，即《广阳杂记》，流传后世。

二、表彰忠烈豪侠，鄙视变节与钻营

虽没有证据表明刘献廷参加过抗清斗争，但他一生不仕，喜好结交遗民子弟与隐士，敬佩抗清者的忠烈与无畏，表彰隐逸者的气节与豪侠，鄙视投清者的变节与钻营。对于明末抗清斗争中的死难者，刘献廷记述了在扬州死难的史可法，“道邻史阁部死难，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总督马国柱岁给银米，后即为例，给之终身”。又记述了为史可法“守门终身”的翟天葵，“金陵人翟天葵，出身行伍，道邻拔为都司，以好汉目之，出示曰：将以为好汉榜样也。道邻死后，天葵即住其家门首，为之守门终身，此义士足传也”。

刘献廷还通过对当时女性气节的表扬，来反衬明末士大夫的碌碌无为。秦淮歌妓朱媚儿起初归明末进士、山东人耿章光，清军占领南京后耿章光投诚，后因与抗清的孙可望“通谋”，事发后被杀，噩耗传来，“其妻妾环而哭之”，朱媚儿则了无遽容，呵止说：“此非哭泣时也。”又说，按照国法，叛乱者妻孥都将没入官，“发满洲为奴”，此时若不早计，则“耻辱狼藉，更为死者羞”。随后，与家人一起投井而死。刘献廷感慨地说：“呜呼，媚儿，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节，何见之明而行之决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又如黄鼎之妻。霍山诸生黄鼎，字玉耳，明末曾经参加起义，清军南下后，经洪承畴招抚而投降，被授以总兵，居于江南。若要以顺应时势论之，即便是曾经在明朝任职的黄鼎，投降之举也无可厚非，然而身为女子的妻子却没有跟随丈夫一起投降，而是继续“拥众数万，盘踞山中，与官兵抗”，甚至还多次打败清军，让当时的清江南总督马国柱很头痛。马国柱谓黄鼎曰：“独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黄鼎了解妻子的性情，回答不能，但考虑到儿子在此，或许能有帮助。马国柱便派遣其子前往招降。面对儿子，黄鼎妻说：“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总督来庐一面，约吾解众，喻令薙发，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调居他处也。”深明大义的黄鼎妻很清楚当前的局势，绝非她一人所能挽回，于是同意解散部众，剃发归顺，但提出条件，要答应她“仍居山中”, “以遂吾志”。马国柱应其所请前往庐州，只见黄鼎妻“贯甲，铁兜鍪，凛凛如伟丈夫”，一副英姿飒爽的威武气概，无奈降清而“终不出山”。黄鼎本人后来又与台湾郑氏通谋，事败后服毒自杀。刘献廷在《挽韩老伯母洪太夫人》一诗中，又不惜笔墨地记述了一位洪太夫人在甲申之际女扮男装、救国救难的英勇行为，最后感慨地说：“呜呼天下士，垂绅坐堂皇。威仪何棣棣，气节凛冰霜。谁于患难中，舍身为纲常。恭惟洪太君，吾奉为女师。向使士大夫，皆如母所为。忘家赴国难，慷慨存须眉。甲申乙酉间，大厦犹可支。奈何钟神秀，反在闺房帏。造化诚何心，此理不可推。”通过以上忠烈与变节的鲜明对比，刘献廷讽刺了一些降清士大夫的投机钻营与寡廉鲜耻。

对于入清以后的隐逸之士，刘献廷非常关注那些不为时人所关注的明遗民。例如明季进士姜应甲，“国变后不入城市，发毵毵垂两耳。著有《名山四藏》等书，今亦不可得见矣”。又，诸葛景门的伯父，“鼎革后即弃去，终老荒村，未尝见一俗人。家贫好饮，尝袖残帙，提壶易酒，蹩蹩行风雪中，绝不受人怜”。刘献廷认为这些遗民虽然声名不彰，但“此等人物，皆当为之作传，无使漠漠无闻也”。

还有豪侠罗克生，“隐居不仕，以诗酒自放，以朋友为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过其家，尽宾主之礼，款宴连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又如，被很多人视为“仙人”的李柪机，四处乞讨，“不畏寒暑，不择饮食，喜啖生肉，语蹇涩不可辨，至人家，辄取执笔乱书不止，字多不识”，简直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乞丐。刘献廷则认为李柪机是明朝灭亡以后逃禅的“金陵遗老”。他说：“恐此人乃金陵遗老，逃而之禅，别成心疾者也，亦可怜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冤哉！呜呼，世间事类如此者，亦复何限，为之三叹。”

《广阳杂记》中还有大量关于南明史事、郑成功抗清斗争、三藩兴乱史实的记述，从大量使用南明政权年号等情形来看，刘献廷至少对反清斗争充满了同情。例如张献忠，人称乱杀无辜，而刘献廷则认为“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还称赞郑成功贤明，“以为诸葛忠武、郭汾阳、岳武穆后之一人也”, “伸大义于天下，取台湾，存有明正朔于海外者将四十年，事虽不成，近古以来未曾有也”。刘献廷关于台湾的很多记述来自于杨于两，而杨氏是郑成功少年时读书的好友，刘献廷曾听杨于两亲口说过“于两与赐姓（郑成功）幼同笔研”，杨于两还是郑成功妻家董飏先的表侄。刘献廷同情反清者。他这样记述王辅臣：“王辅臣反，尽有平凉，（陈）福以兵围固原，八阅月不克。辅臣之子吉贞自平凉来援，内外夹攻，福大败，归宁夏，将更练兵，以图再举。兵变，为其下所杀。嗟乎！辅臣于斯时不能北联宁夏之叛卒，以断河西之声援，而坐守平凉以待毙，此实不可解也。”惋惜、扼腕之情溢于言表！

相反，刘献廷对那些降清的变节者则充满了讽刺和鄙视。例如，他记述了“洪母骂承畴”的故事：“洪经略入都后，其太夫人犹在也，自闽迎入京，太夫人见经略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经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买舟南归。”又记黄道周讥讽洪承畴：“黄石斋先生被执，拘禁中，洪承畴往视之，先生闭目不视。洪既出，先生举笔疾书一联，曰：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得报国反成仇。盖成仇与承畴同音也。”又记述了时人对吴梅村的讽刺：“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刘献廷记述的这段传闻流传甚广，成为后来学者经常引用的一段话。他还颇为讽刺地记述了关于吴梅村死期已经注定的坊间小段：“大原王茂京言：吴梅村于壬子元旦，梦两青衣来呼曰：‘先帝召汝。’梅村以为章帝也，急往，乃见烈皇帝，伏哭不能起。烈皇帝曰：‘何伤？当日不止女一人也。’语毕，命之退。至午门，见悬白牌一面，大书 ‘限吴伟业于八月二十二日到此’。遂惊觉。后果以是年月日病卒云。”从以上可以看出，刘献廷虽然不是遗民，未必认为明朝有多么好，也未必参加过抗清斗争，但他对当权者带有明显的不合作倾向。

三、“眼光放在极大处”的经世思想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清初那些对清政府明显带有不合作倾向的士人却往往强调具有现实关怀的经世致用之学。刘献廷自言治学“眼光要放在极大处”，其学术视野非常开阔。他鄙薄科举名利，自称“余年二十三，孩提早问道。不愿取荣名，托身就枯槁”。他批评后世儒学议论纷纭，尤其四书五经更是不近人情，甚至过激地认为后世这些无用的书籍简直可以烧毁。“圣人有忧患，学易晚无成。区区后世儒，议论纷纵横。吾读四圣文，未睹天地情。沉吟三十年，愈使悔吝萌。誓将焚图书，豁然还太清。”弟子陈青来执贽问学，刘献廷告诫弟子要以实学为务，“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废沿革，礼乐农兵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至于“寻章摘句，一技一能”则是“壮夫耻为”的“雕虫之技”。

他十分强调学问的研究要为现实服务，批评“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极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知今”即关注现实，这其中“最当讲求者”是“农政”。“农政一事，今日所最当讲求者，然举世无其人矣。即专家之书，今日甚少。”因此，他对明末倡导会通中西的实学健将徐光启（号玄扈）及其《农政全书》评价很高，“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绝千古”, “人间或一引先生独得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但就是这样一本对现实极有用的著作却流传不广，刘献廷甚至“求之十余年，更不可得”。后来，好友茹仪凤在京师无意中得到一本，刘献廷借阅，“始得稍稍翻阅”。今见《农政全书》是经陈子龙删定的，初刊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书中大部分篇幅，是分类辑录古代的有关农事文献。但据陈子龙《农政全书例言》及书中光启的自述可知，这部分内容包含了光启实地考察与科学实验的心得体会，故往往“兼出独见”。刘献廷对徐光启的“独得之言”予以高度评价，确实是慧眼识真金。

刘献廷如此看重农政，是因为“农”是历代治乱的基础。他主张兵农合一，“古之兵皆农，农富兵亦强。古之士皆农，农朴士亦良。兵农一以分，甲胄无余粮。士农一以分，耒耜无文章。分之则两伤，合之则一理。请语当途人，治乱寔此始”。又，“君王如重农，游士皆归田。士习日以敦，风俗日以迁”。中国封建社会以农立国，一切政治社会制度乃至军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源于此，受制于此。刘献廷“农富兵亦强”、“农朴士亦良”、“风俗日以迁”的认识可谓一语中的。

对于农业用具，刘献廷也颇为留意。康熙三十二年（1693），他游湖南郴州，看到当地汲水灌溉用的筒车，因感叹其精巧而作《筒车诗》。诗曰：“山溪走危滩，奔腾势如泻。水性本就下，升高随所挈。转输灌原田，筒车器独绝。绽藤为两轮，外巨内少力。辏毂三十幅，幅周齿罗列。编竹以为矩，一一齿间设。半周没水际，如月下弦缺。流驶岸不遗，轴静轮转迭。出没无端倪，终古不闲歇。轮周三十筒，空中底留节。两端少低昂，其势俱斜撇。入水挈水升，出水注水决。轮旁横巨木，刳槽适相接。竹枧承溢流，沠衍如车辙。圣学重农田，吾尝于此切。游目营四海，水器方诸别。辘轳施井床，揖让肱欲折。田滕转桔槔，足力当苦竭。或用风旋蓬，风定流亦咽。或为龙尾车，匠制费岁月。假物以为利，利用有时乏。惟兹法自然，我自用我法。苟有益民生，不敢辞屑屑。嗤彼汉阴人，混沌术何拙。”在刘献廷看来，湖南筒车技法自然，既不需要人力，也不借助他力，而完全是借水力自身运转，远胜于辘轳、田滕、风旋蓬、龙尾车等需要借助人力的工具。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利，刘献廷对水利之学的重视，也是他关注现实、关注国计民生、强调农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甚至把水利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事关天下太平的高度，称：“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他对北魏郦道元（字善长）及其《水经注》评价尤其高，“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在为徐乾学纂修《一统志》期间，刘献廷经常利用此书，而且受益良多，“遇古今之沿革迁徙盘错处，每得善长一语，涣然冰释，非此无从问津矣”。后人多批评《水经注》“详于北而略于南”，即对北方水系的记述详细、准确，而记述南方水系比较粗疏的毛病，刘献廷却不这么看，反而认为“水道之宜详，正在北而不在南”。因为，北方水利才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北方为二帝三王之旧都，二千余年，未闻仰给于东南，何则？沟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云扰以迄金元，沦于夷狄者千有余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远虑，相习成风，不知水利为何事。故西北非无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漂没民居，无地可潴而无道可行。人固无如水何，水亦无如人何矣”。正是基于《水经注》详于西北水利的认识，刘献廷说：“予谓有圣人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水利之兴，此其粉本也。虽时移世易，迁徙无常，而十犹得其六七。不熟此书，则胸无成竹，虽有其志，何从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读而急讲也。”但《水经注》一书长期以来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千年以来，无人能读，纵有读之而叹其佳者，亦只赏其词句，为游记诗赋中用耳，然亦千万中之一二也”。而且版本混乱，其中文字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水经》的原文，哪些是郦道元对《水经》的注文，“时经千载，读之者少，错简脱字，往往有之”。鉴于此，刘献廷曾计划系统研究《水经注》，利用宋代版本，在吸收顾景范《读史方舆纪要》、徐乾学《一统志》稿以及好友黄仪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水经注》进行一次彻底的注疏和清理，“欲取郦注从而疏之，魏以后之沿革世迹，一一补之”。《水经注》是清代学者关注的大问题，尤其自皖派考据大家戴震校正《水经注》后，经注文条分缕析，为后人利用此书奠定了基础，但在全祖望（号谢山）、赵一清（号东潜）、戴震（字东原）等人之前，刘献廷已经认识到了《水经注》的重要性，正如梁启超所言，“在赵东潜、全谢山、戴东原以前，早已认识这部书的价值，也不能不说是他的特识”。可以说，《水经注》在清代朴学风气中发展成为专门的郦学，足见刘继庄的超凡眼力。刘献廷若能完成对《水经注》的注疏，必将“为异日施行之考证”，只是这一计划“类非一人一时所能成”，结果未能完成。

对于南方水系，刘献廷虽没有将之提升到经邦济国的重要性上，但也同样留意。康熙三十一年（1692）春，刘献廷在茹仪凤衡州署中，观看茹氏收藏的《楚地全图》，此图长宽皆一丈有余，难以张挂，而且上面的纹路细如毫发。刘献廷眼睛近视，站着看时“茫无所见”，几乎什么都看不清。于是，刘献廷就把这张巨幅地图铺在地上，“身卧其上，俯而视之”。在看的过程中，刘献廷最为关注的是水道，“命虞臣执笔于侧，书身所经历诸水道，所恨者无界划则里至不能详尽耳”。又，“意将《楚水图记》所标古今沿革、城池里至、堤防等，更摘《水经注》中有合于今日者，更录一通，分为四册，以江、汉、沅、湘为之经，而诸水纬之，亦可少观矣”。

与水利地理相关的是舆图，刘献廷对此颇有钻研。即以茹仪凤所收藏的《楚地全图》为例，由于篇幅巨大，“流览亦苦”，茹仪凤就想把它改为册页装，置于案头，以便披览，但又怕弄坏了地图，便请教刘献廷，他“为之先造经纬表一通，从横相遇，可合可离”，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分区地图册。好友茹仪凤亦有志于水利地理，曾计划作《四渎入海图》,“取中原之地，暨诸水道，北起登莱，南至苏松，西极潼关为一图”，即绘制一幅北至山东登莱、南至苏松的水系入海图，苦于无从下手，再次请教刘献廷。他同样不负友人之托，“用朱墨本界画法，以笔从横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县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这种按照比例尺缩放的绘图方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示意图画法，在当时已经很先进。在研治《水经注》的过程中，刘献廷又曾经打算绘制一幅水系全图，以反映现有的水系状况，“取天下水道，依《水经注》体例为一书，以川水为经，支水为注，分合起止，悉以见在者为据”，绘制这样一幅图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因此“久之未得下笔”，但他在游历湖湘地区后，在《楚地全图》的基础上，绘制了一幅湖湘水系图，“以江、汉、湘、沅为经，而贯串百川”。

不仅如此，他还非常留意搜集各种舆图，“向闻陈亮工有《天下驿路图》，而未之见也，更须留心购求”。还曾经制作《秦边九卫图》, “丹碧灿然，亦可喜也”，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理想境界，“然山川之阨塞险要，驿站之迂直远近，兵将之所驻札，外夷之所游牧，已纤悉毕具矣，图边塞者未之能过也”。

刘献廷关注现实的舆地学思想，还充分体现在他对地方志编纂思想的创新上。他认为，传统的方舆之书所记述的内容大多不出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以及名宦人物等俗套。除此之外，还应该增加如下的内容。一是用简平仪测定太阳经纬度的正切线表，如此则节气之先后、日食之时间等内容都可以推算出来。二是详细注明各地节气、物候之不同，像岭南的梅花十月开放、湖南的桃李十二月开放；至于吴地的梅花则在惊蛰时开，桃李则迟至清明。通行历书上所记载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依据的是《月令》，乃是春秋战国时中原地区的气候特征。当今的中原气候与《月令》所言已不符，南北的差异就更明显了。对此，刘献廷建议“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三是各地山川走势、流向也要分别记述。由于“风水相逆而成雨”，因此“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当案志而求，汇为一则”，如此则“风土之背正刚柔，暨阴晴燥湿之征，又可次第而求之”。四是要记述当地不同于他处的风物土产。五是当地方言土语。对刘献廷这种人文色彩很浓的地理学思想，梁启超评价很高：“继庄书除《广阳杂记》五卷外，片纸无存，其地理书恐亦未成一字。然观以上所论，则其注意于现代所谓地文学与人生地理学，盖可概见。彼盖不以记述地面上人为的建置沿革为满足，进而探求 ‘人地之故’——即人与地相互之关系，可谓绝识矣。”“《杂记》中所记气候、地形、物产，影响于人类生活之实例，是自亲历目验者颇多，皆所谓 ‘人地之故’也。要之，继庄之地理学虽未有成书，然其为斯学树立崭新的观念，视现代欧美学者盖未遑多让。”

清初经世致用学往往留心边疆、边政，刘献廷也不例外。他关注边疆，也是以现实为主，尤其是那些当前发生重大变故的边疆地区。例如，当时的台湾一直是牵动东南海疆统一的热点，因此刘献廷对台湾特别感兴趣。《广阳杂记》中记述了很多关于台湾的时事，有郑氏据台时的听闻，也有康熙收复台湾时的内容。一有机会，刘献廷便搜集有关台湾情形的资料，例如他曾经问好友黄元治（字涵斋）:“吾闻台湾向为红夷地，郑芝龙得而复失，赐姓公复取之，有诸乎？”《广阳杂记》中还有多处记录了刘献廷从杨于两那里得来的有关台湾的传闻。清康熙年间收复台湾以后，统一中国的战略重点便从南中国转移到了北部边疆，因此刘献廷也颇为关注北部征伐噶尔丹的战争。“见邸抄有理藩院郎中马迪奉旨差往噶尔旦处，提督孙思克差守备一员，肃州总兵潘育龙差千总一员，共三十余名，往送之哈密。遇噶尔旦夷目领兵杀马迪，拘守备、千总于哈密城，惟剩通事人逃回。提督奏闻其事，上云：‘前理藩院二郎保已奏闻矣。前有噶尔旦使者来，今已差人随之而往，拘其通事人于肃州，待使回发落也。’此事甚奇，难以拟议，须觅全抄一看。”刘献廷对清初著名学者顾祖禹的地理学大作《读史方舆纪要》评价不高，认为虽“为千古绝作，然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资识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须历炼也”，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认为顾氏书中“详于古而略于今”，对当前的状况记述不多；相反，他对梁份《西陲今略》的评价就很高，理由是“此书虽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务，孰有更过于此者？”

刘献廷还十分推崇小说、戏曲。有一次他与好友韩图麟谈论当世所流行的戏文小说，韩图麟站在道学的立场大加批驳，“以为败坏人心莫此为甚”，最应当严厉禁止，刘献廷则大不以为然，认为老百姓所喜欢的戏曲、小说是塑造社会风气的一大关键。他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而且世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刘献廷认为唱歌、看戏、看小说就是圣人的六经之教。具体来说，看小说、听说书者，“是《书》与《春秋》也”；信仰占卜、祀鬼神者，则是“《易》与《礼》也”。既然“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那后来的儒者为什么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却千方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这无异于背弃六经设教的根本宗旨，结果违背人性，导致“壅川使之不流”, “无怪其决裂溃败”。韩图麟听了惊骇不已。刘献廷为说服他，“痛言其故，反覆数千言”，韩氏终于信服，“拊掌掀髯，叹未曾有”。

在《广阳杂记》中，刘献廷还记述了自己看戏的一次亲身感受。康熙三十三年（1694）元宵节的前一天，刘献廷在湖南郴州旅邸，北风阴雨，非常寒冷，为了取暖，“沽酒群饮，人各二三杯而止”，不一会便醉酒微醺。刚吃完酒，同伴某人忽然不见，询问旁人，得知此人已前往东塔街看戏去了。刘献廷也循声前往，只见“优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儿之破絮，科诨如泼妇之骂街”。尽管天气寒冷，但仍有很多人“冲寒久立以观之”。刘献廷本人并听不懂“郴郊之剧”，但见此情景，不禁感慨“声色之移人，固有不关美好者”，而且深切体会到他人观剧就如同自己钻故纸堆一样，“吾之深探化元，细推名理，钻故纸以终日，惟陈言之是耽，不犹诸子之立观村剧乎？而诸子之视吾也，亦犹之吾之视彼也”。完全是一种理解和平等对待的心情，而没有道学家说教的面孔。可以说，刘献廷视小说、戏曲为“六经之教”的根本所在，而且是“圣人治世”的关键。这种惊世骇俗之论与当时理学家一味谈论“心性”、“礼教”的言论有天壤之别，他关注的是“人情”与“天性”，与他非常欣赏的金圣叹推崇《西厢记》“断断是妙文”，可谓一脉相传，是明末清初人文思想光辉的火花。

的确，刘献廷虽然鄙视科举，但他寄情于现实。他鄙视寻章摘句的雕虫小技，而重视农政水利；他批评后世学者大多“知古而不知今”，而强调“求今日之情形”；他批评四书五经“未睹天地情”，而以戏曲、小说为“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刘献廷的经世思想虽然很不系统，但确实体现了他自己所说的“眼光要放在极大处”的境界。也正因为此，王源感慨道：“落落摄敝衣冠，踯躅风尘中，人无敢易之者，盖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为己任，使得志行乎时，建立当不在三代下。”

四、会通中西的治学视野

明末清初，随着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东来，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士大夫翻译介绍西学书籍的影响和推动下，西学知识逐渐进入中国，士人对西学的了解也从此开始。没有资料表明刘献廷与传教士有过直接交往，其西学知识主要来自交友以及对相关西学书籍的阅读。他与当时精通中西历算的王锡阐和梅文鼎二位大家均有交往。例如王锡阐就曾经与刘献廷一起谈论过清初徐发所编著的《天元历理》一书，王锡阐“嗤其妄诞”，而且说“曾见有开方者自中心开至四面者乎？此千古未有之奇也”。后来，刘献廷在朱甡庵家中看到了此书，印证了王的说法，“其纰缪实甚，真无知妄作”。又比如梅文鼎，他和刘献廷都曾经受聘于昆山徐元文，一起参与《明史·历志》的纂修。梅文鼎所著《方程论》可能还听取过刘献廷的意见，其《方程论发凡》中称：“《论》成后……北上，未遂杀青，续遇无锡顾景范、北直刘继庄二隐君，嘉禾徐敬可先辈，朱竹垞供奉，淮南阎百诗、宁波万季野两征士于京师，并蒙印可……乃重加缮录，以为定本。”刘献廷精于中西算学，对梅文鼎《方程论》提出一些建议，这是很有可能的。刘献廷评价梅氏算学成就“中华算学无有过之者”，所著有《中西算学通》“易泰西横行之术为直行筹，甚简明”。与算学大家梅文鼎的交往，无疑对刘献廷的西学知识产生了很大影响。刘献廷与明末“深有得于西学”的孙元化之孙孙致弥也有交往。孙元化曾从徐光启学西洋火器，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小测全义》等书。孙致弥家中藏有这三部书稿，而且答应借阅，刘献廷得知后“如获异宝”。

对当时传入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刘献廷也有所了解。他说：“余忆泰西人身之说，言女变为男，只内肾脱出便是，若男变为女则决无此理矣，说在《脉络图说》中，可检也。”此处所谓《脉络图说》，即西人罗雅谷所著《人身图说》。刘献廷对西洋自鸣钟机械原理的认识，则得益于一位友人的实物拆解演示。如他所记：“通天塔，即自鸣钟也。其式坦然创为之……予恳坦然拆而示之，大小轮多至二十余，皆以黄铜为之……坦然未经师授，曾于崦答公处见西洋人为之，遂得其寂寂。”再从刘献廷所述“天文实用及地球经纬图，皆利氏西来后始出”一语推知，他也了解西方天文、地理学的知识。

可以说，刘献廷对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知识大致都有一些了解，不仅如此，他还批评了当时歪曲西学甚至“灾及泰西之学”的现象。他曾经在一位好友家中看到题为明初姚广孝（封号“荣国公”）撰写的《悟书》，包括《星悟》、《穴悟》、《人悟》三部，其中《人悟》被他人借走，不得其详。至于《星悟》则取《神道大编》天文实用之说，以地平环上星安命宫，杂以中国五行相克之说；《穴悟》一书则完全是风水堪舆之言，利用了地球经纬度之说。根据这些内容，刘献廷立即判断这套所谓《悟书》完全是假托明初姚广孝之名，“乃近时稍知西学者伪为之”。理由是，姚广孝虽然也精通堪舆、五行之说，但他是明初人，不可能运用天文实用、地球经纬图等知识，因为这些都是明末利玛窦等传教士“西来后始出”的学说，“姚荣国（即姚广孝）安得有此一副学问耶？”刘献廷断定所谓《悟书》根本不可能出自姚广孝之手，而完全是当时一些稍微了解西学知识者的附会伪作。可就是这样一本书，还有不少“读书明理之儒”“从而信之”，而且言之凿凿。

从刘献廷的这些交往以及了解西学知识的途径来看，刘献廷对西学的了解主要发生在他到北京参与《明史》纂修以后。修史期间，他主要参与了《明史·历志》的修改，而这一内容是当时中学与西学交流最多的领域。毫无疑问，参与修纂《明史》，促进了刘献廷对西学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到北京后，由于交游范围的扩大，结交了诸多像王锡阐、梅文鼎这样了解西学知识的人，这也是他了解西学的重要因缘。

当然，刘献廷钻研最深的中西结合领域是数学和语言学。从《广阳杂记》中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数学知识的流播颇为熟悉。例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有12卷，前6卷主要讲几何基础、几何与代数、圆以及多边形的有关定理；后6卷主要是算术以及立体几何的理论。明末，这本书由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前6卷，后面则一直没有译出。对此，刘献廷说：“《几何原本》有十二卷，徐玄扈（即徐光启）所译者只前六卷耳，线则备矣，体未之及也。《原本》推论其理，作用全未之及，即《几何要法》四卷，刻之于《崇祯历书》者，只取有关于历者《大测》二卷，割圆八线之本也。若三角形、锐角、钝角诸测法，未之有也。”从继庄所言来看，他对《几何原本》的知识内容以及翻译状况知之甚悉。

他还以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来解释西方的计数之学。刘献廷认为，作为数学运算的“计算之学”不能“独恃明悟”，完全靠心算不行，如果碰到复杂的大数量运算，就必须“假器以为加减乘除之具”，像古人发明的“六觚之筹”、“七珠之盘”都是为了解决“繁多之数”, “补记载所不及者”。而天地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用计数来表示，反之，万事万物也都蕴藏着计数之学的规律，“皆可用以为计数之器”。放眼宇宙，最大的计数器莫过于“苍天”, “彼苍者，特寰宇中一大算器”。他进一步解释说：“浑天之形，两极不动，赤道中分，界而为二，是计数之一大盘也。宫次十二，县象昭然，三百六十五度，井然不紊，是盘中之三百六十五位也。二曜五纬，参伍错综，或入北陆，或出南陆，少者二十七日一周于天，多者二十八年一周于天，则位位皆具算珠，而二曜所以纪总，五纬所以纪零也。于是章蔀气朔定，而百千万世之岁月时分秒，莫不可纪矣。”刘献廷的这种解释无异于对宇宙数学模型的探讨。根据现代科学，我们知道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中的一切现象，万物皆数，数是万物的原型，万物不仅反映计数，而且是计数的摹本。刘献廷这种“以苍天为一大算子”的思想不仅将数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而且直指数学的本质，反映了他探求自然科学规律的倾向。

在语言学方面，刘献廷的成就同样体现了会通中西的广阔视野和探求人类语言内在规律的努力。他在总结拉丁语等多种语言规律的基础上编制中文拼音方案的探索，是“唐代守温三十六字母”以后的首创。康熙三十一年（1692），刘献廷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草拟《新韵谱》撰写大纲，其主要思想是：

 

先立鼻音二：鼻音，声韵之元，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唇齿之七位，故有横转而无直送。横转为平、上、去、入，而平声则有阴阳，故五等韵惟不达此，故多重叠。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太西蜡等话以〇、阿、咿、呜、午之五音为韵父，然午即呜之横转上声；女直国书则有六音，而第六字实即第五字也，盖外国皆不知有横转之五音，故有此惑。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则父子无别矣。今定〇为喉之喉开之开；阿为喉之腭开之合；咿为喉之齿合之开；呜为喉之唇合之合，四音定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声，举不出其范围矣，是之谓正喉音。又从〇字追出〇字，为〇之半音；从阿字转出而字，为阿之转音；从咿字想出〇音，而见之于齿之〇思兹雌，故〇之伏音，从乌字究至于字，于为乌之送音；〇而〇于田字为变喉音。又以开口鼻音为韵，分配〇阿咿乌，则为鸯、鞥、英、翁，此四音为东北韵宗。又以开口鼻音为韵，配以〇阿咿乌，则为西南韵宗。此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哀爊二音，有余不尽，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为韵父；韵历二十二位，则韵母也。横转各有五子，子凡若干，万有不齐之声，无不可资母以及父。随父而归宗，因宗以归祖，由祖而归元。天地之秘藏，一朝启之。归山后次第成书也。

 

《新韵谱》准备在“归山后次第成书”，究竟最后是否完成已不得而知。我们对刘献廷的具体拼音编排方案也不得其详，但从以上这段总括式的文字介绍，仍可窥其主旨：其一，声音都是由2个鼻音和4个喉音的基本元素构成；其二，鼻音乃发声之本，有开、合两类，分成阴、阳、上、去、入5调，共10声；其三，喉音是诸韵之宗，好比拉丁语中的“〇、阿、咿、呜、午”，满语中的6个母音，梵语的12个元音（实际上有14个）。刘献廷吸收拉丁语的“〇、阿、咿、呜、午”，以“午”即“呜”的横转上声，定“〇、阿、咿、呜”为4个最基本的正喉音，此“四音定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声，举不出其范围”。这4个正喉音与开合2个基本鼻音相配，形成鸯、鞥、英、翁等8个韵宗，再加上喉音的半、转、伏、送、变等5个韵，声韵、音调搭配，共形成32个韵父（即声母）和22个韵母。尽管刘献廷对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划分还不那么细致、规范，但他从拼音角度对语言文字发音规律的总结，完全符合现代语言学的特点。

刘献廷的语言学成就，首先得益于他在等韵学方面的积累。早在少年时代，刘献廷曾经在北京正阳门外的仁寿寺遇到过一位善唱等韵的蜀僧，“少少为余言其梗概”，只是略知一二，未能进一步深入。迁居江南吴县后，又结识了朱甡庵，“精音律，而于等韵未有传授”。著有《皇极图韵》一书且精于唱韵的南京人陈荩谟，刘献廷也见过一面，但“不及久作盘桓”，留下很多遗憾。为了学习等韵学，他多方寻找精通等韵的高僧，结果“竟无一人矣”, “求之二十年，吴、楚、燕、齐之僧，无能言其学者”。等韵是利用字母来表明韵书反切的读音，把各个字音按“等”分列。等韵学起源于佛教僧徒对印度梵文佛经的学习，明人葛中选说“等韵成于僧，故僧多习之，乃谓释子多能言”。清人梅建于《重订马氏等音内外集·序》中也说：“按等韵出自佛书，继此者无虑数十家。”因此，等韵学一直在佛门中流传，但到明清时期，精通等韵的僧人也不多见。正因为此，刘献廷每到一地便不辞劳苦地寻访精通等韵的高僧。他说：“于等韵必殷殷访问者，则以唐宋元明以来诸书，切脚咸宗等韵，苟于门法稍有龃龉，则不能得字；而未经唱诵，则声韵不真。三四十年以来，此道绝传久矣，间有一二人留心此事者，未经师承口授，终屑模糊，不足学也。”

真正对刘献廷等韵学产生重大影响的高僧是康熙三十年（1691）至三十三年（1694）他游历湖南衡州期间所结识的虚谷大师。虚谷大师，本姓秦，无锡人，其祖父曾在明代任湖南长沙太守，入清后流寓衡山。虚谷大师的等韵学师承黄山第二代韵主教授师、真定巨鹿县人语拙大师。与刘献廷结识时，虚谷大师已经七十有六，但身体很好，“精健如少年，视听尚不稍衰”，为人“直逼前古，好学之诚，出于天性，更能诲人不倦，毫无覆藏，见处亦自超脱”。由于担心自己的等韵学“人琴俱亡”，没有传人，因此他“逢人即诏之学韵”，后来在康甲夫家中遇到刘献廷，当得知他愿意学习时，更是欣喜异常，当场“唱颂通释一过”，刘献廷顿感“梵音哀雅，令人乐闻，确有指授，非杜撰也”。经过数日学习，刘献廷终于领略了正宗的等韵学。也正是在这之后，刘献廷拟定了撰写《新韵谱》的纲目。

刘献廷的声韵学还继承吸收了林本裕和马自援的研究成果。林本裕（字益长），辽左人，是清初云南巡抚林天擎的第四子，著有《辽载前集》，在声韵学方面著有《声位左编》。林本裕的声韵学又得之于清初云南学者马自援（字盘什），马父为吴三桂手下大将。马自援“聪慧绝人，不假师授，自悟等韵字母之非，更为新韵，雄视宇宙”，著有《等音》1卷，曾自称：“假我数年，以尽声音之变，虽鸦鸣鹊噪，吾有以通其语言矣。”清平定吴三桂叛乱后，马自援被杀，其著述流传很少，刘献廷曾经求之多年而不可得。林本裕的声韵学继承了马自援，“以开、承、转、纵、合，配宫、商、角、徵、羽，即、阴、阳、上、去、入也，竖照华严字母十二位，别立闰位一，共十三摄，横开二十五声，华严字母之二合三合，皆具一焉，别有有音无字一位，为号识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一入声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巩、贡、谷，孤、古、故、谷，句、狗、谷、彀，是也，余不异人，意惟六平收一入声，为创获耳”。刘献廷撰《新韵谱》，不仅继承了林本裕和马自援的声韵学成果，其汇通天下语言的气魄也颇为类似。

对于清初“奇人”吴殳的音韵学，刘献廷也有了解。吴殳，字修龄，又名吴乔，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武术大师和学者，著有《手臂录》。通过《广阳杂记》的记述来看，他与刘献廷有交往。其于声韵之学“颇为有见”,“深以守温字母、刘鉴门法为非”，主张“以二合翻切收尽诸法，立二十四条，以尽谐声之变”。刘献廷称赞他“论局狭音和二门、二合、翻切之说，暨评论昔人，皆精微确当，有功声韵”，但“以二合为局狭门，乃实不知二合之奥理”, “以谐声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实无异于刘鉴”。刘献廷认为吴殳的声韵学视野有限，“虽发悟于华严字母，而《金刚顶大海陀罗尼》暨《涅槃十四首》，未尝寓目，于五天梵音、半满字学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含，况三合以上乎？盖先生于天竺《陀罗尼》、太西蜡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诸书，皆未究心，其所为声韵者，特震旦一隅之学耳”。可以说，与林本裕、马自援、吴殳等人不同，刘献廷所追求的声韵学规律是涵盖当时他所能了解的所有语言。

除了会通中国各地的民族语言，吸收印度梵语和欧洲拉丁语的发音特点，他还努力把自己所总结的规律放到其他语言文字中进行检验。例如，他曾在衡州康甲夫家中见到过明朝人刘孔当所著的《五经难字》和《五经叶韵》，后附有琉球、红夷字。五经中的难字、叶韵，并不是刘献廷所关心的问题，“不关有无”，但后面所附的琉球、红夷字，“闻此不胜惊叹”, “正余所悬金而求、募贼以窃者”。对于“红夷文字”，刘献廷认为“用蜡底诺语（即拉丁语）以合其土音”，结果是“稍有异同”；至于琉球字，他“不知宗何国”，准备“归途当更过清溪以访之”。

不仅如此，他还有总结各地方言规律的雄心，“思得谱土音之法，宇宙音韵之变迁，无不可纪”。他甚至计划用《新韵谱》的思路，“以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为一本，逢人即可印证”。鉴于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计划“以此法授诸门人子弟，随地可谱”，进行广泛的样本分析，如此“不三四年，九州之音毕矣”。刘献廷为自己的这一伟大计划“思得之不觉狂喜”。只可惜，他中年早卒，未能完成这一设想。

总之，刘献廷的声韵学是要总结多种语言的共同规律。在实践中，他借鉴了满洲语（女直国书）、蒙语以及梵语、拉丁语（太西蜡等话）、琉球语等多种语言文字，正如全祖望在《刘继庄传》中所言：“其生平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之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刘献廷探讨声韵学的目的是希望在各种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的语言规律，即“四海之音可齐”，最终达到“万有不齐之声，无不可资母以及父，随父而归宗，因宗以归祖，由祖而归元”的境界。梁启超对刘献廷的语言学评价很高，他说：“最重要的是他的《新韵谱》，音韵学在明清之交，不期而到处兴起。但其中亦分两派，一派以韵为主，顾亭林、毛西河、柴虎臣等是；一派以音为主，方密之、吴修龄及继庄等是。以音为主者，目的总在创造新字母，又极注重方言。密之、继庄同走这一条路。继庄自负如此，其书必有可观，——最少也足供现在提倡字母的人参考——今失传，真可惜了。”

刘献廷这种中西会通的研究态度在当时并非独有，明末徐光启、李之藻，以及清初方以智、梅文鼎等人都致力于沟通中西。这种中西会通的群体性努力，既是当时士人正面面对西学冲击的结果，也是士人忧虑古学失坠、力图复兴传统以抗衡西学的表现。刘献廷的好友梁份为西陵袁惠子《乾坤正切》所作的序文，就充分反映了当时士人的这种心态：“近代以来岁差失次，历法往往坏，彼术士家无问矣，吾儒又以为灵台太史一家言无复讲求者。夫羲黄尧舜观天制律，钦若敬授，圣人之用心如此，今几为世之绝学，吾甚为吾儒惧焉。历学若天方、泰西亦各有其法。《传》曰：礼失而求诸野。今泰西新法为古今所庶见，然利玛窦之《崇祯历书》越十六年而亦改，何耶？学西法如徐、李诸君子著书立说多矣，乃为吾儒所不欲道者耶。昔孔子问官问礼而未尝师郯、聃之学，灼灼明矣。余亦尝欲读其书求其法而未暇也。虽然，九州之大当必有好学深思者求古今法，集其成，殚竭心力，累岁月以著书，而不谬于古圣贤之意，使百世下知今日天官学吾儒中尚有其人也。袁子精研西学而不师其教，其亦有见于此哉。”与刘献廷、梁份都有交往的梅文鼎评论这篇序文时说：“历学有中西之分而中西有新旧之法，文能道出原委，可谓推倒一时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更重要的是，梅文鼎推崇袁氏“学其法（即西法），不学其教”，最终维护中学的治学宗旨。刘献廷对待西学的态度则颇为中肯，例如他肯定西方算学新式除法，“自下而上，惟记除余而已，颇为简便”。

毫无疑问，刘献廷的学术要求“眼光要放在极大处”，具有“放翻宇宙之眼界”，这种高屋建瓴的气魄充盈着其学术视野的各个方面。正如好友王源所言：“故处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刘献廷的学术思想深度和广度震烁古今，超越时人，因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称“继庄是一位极奇怪的人”。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也曾称赞刘献廷，把清初这位大思想家所代表的民主革新的学派称为“广阳学派”。

然而，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其踪迹却不显，著述也大多不传，其学术更无人继承，正如全祖望所言：“不特继庄之书无从踪迹，而逢人问其生平颠末，杳无知者。”甚至乾隆时期纂修的《四库全书》不仅没有著录刘献廷《广阳杂记》, 《四库全书总目》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刘献廷。究其根本原因，是这种士大夫担当天下、经济天下而且还带有点不合作倾向的自我学术精神，不符合封建统治者乾纲独断以及由政治操控“道统”和“学统”的需要。

清初经世实学思潮的形成因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空疏学风的批判。无论是程朱理学对所谓“王学末流”的批评，还是追求经学本源、批判理学的趋势，都有一个共同的指标，即致用。其二，对明亡的反思。明亡的教训刺激了很多士人重新拾起“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很多有识之士致力于躬行实践。其三，西学的影响。明末以来，传教士带来的西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一部分士大夫讲求术数等带有很强实用性的学问。在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促成下，清初经世学得以兴起。再加上清初统治者忙于军事征战，对文治天下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认识或体制性的办法，尚未完成文教的一统。在这样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学术的发展还有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多元化空间和百花齐放的可能。这也是清初经世致用学风形成、不少遗民思想家涌现并产生被后人誉为“启蒙思想”的一个客观条件。然而，由于封建社会制度运行的内在需求，当政治军事统一进程达到一定阶段后，文化思想领域的管理必然要提上日程。因此，康熙中期以后，随着统一进程的推进，统治者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了“下马治天下”，即如何文治天下的层面上。统治者一方面加紧了对汉族士大夫的笼络（如设立博学鸿词科、纂修《明史》等），另一方面也开始了思想层面的管控（如文字狱等）。在这种收紧意识形态管控并加大文化思想一统力度的情形下，在思想上带有相当自由度的经世思潮便逐渐失去了存在乃至继续发展的土壤和空间，于是在康熙中后期以后，经世实学思潮便逐渐进入潜伏和消歇，甚至被扭曲变形。这种大的政治社会环境，恐怕是刘献廷这种“奇人”逐渐被人遗忘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