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奏官素描

关于唐代进奏院的职能，唐史专家瞿蜕园先生曾做过精炼的概括：

唐代藩镇均于京师置进奏院，以进奏官任呈递公文，探报消息之责，有似明、清督抚所派驻京之提塘官，但进奏院初名留后院，以大将主之，得以入见皇帝陈述事件，非提塘官之为低级武弁可比。

新闻史权威方汉奇先生又进一步阐明：

（进奏院）既为所代表的地方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

下面我们就从进奏官入手，来探究一下进奏院的日常事务。

如前所述，主持进奏院日常工作的是进奏官。进奏官由藩镇首脑委任，多为亲信，“因此只对派遣他的藩镇和诸道长官负责，不受朝廷管辖”。鉴于藩镇在唐代尾大不掉、各自为政的局面，称雄一方的割据势力常似独立王国、各行其是的史实，类似下例的情形便不足为奇了。昭宗龙纪元年（889），权势倾天、不可一世的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温），在刚被封为东平郡王之后不到一年又要求兼领盐铁使这一肥差，结果遭到嫉恶如仇、欲振朝纲的元老重臣孔纬的断然拒绝。孔纬声色俱厉对宣武军进奏官说道：“朱公须此职，非兴兵不可！”完全是一副两国交兵最后通牒的口吻。

不管是上都留后院，还是上都进奏院，从传播的角度看，其功能都不外乎通风报信，即向朝廷禀报有关事项和向藩镇传递有关信息。前者正如朱全忠求盐铁使一例所示，后者则更频见于史籍记载。比如唐昭宗天复三年（903），盘踞开封的朱全忠准备向山东淄青镇节度使王师范发起攻击，但又害怕他的老对手、山西军阀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于是，他就在长安故意放出风来，说我与李克用本没有太大嫌隙，希望朝廷善待他，多加抚慰云云，摆出一副和好的姿态。这个政治气球立刻由李克用的进奏官传到了山西，狡黠的李克用一眼就识破了朱全忠的用意，笑道：“这个老贼想用兵淄青，说这番漂亮话不过是怕我从背后袭击他罢了。”

随着朝廷的日渐衰败与藩镇的日渐强横，进奏官的形象也一天天地从循规蹈矩、奉命唯谨变得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比如，进奏院出现之初的德宗贞元元年（785），三朝元老李泌在单骑抚定陕虢叛乱前，曾召集“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谈话，气氛好像一场国务院的记者招待会。时隔不到半个世纪，至文宗太和七年（833），当朝廷加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为检校吏部尚书时（当时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一向为“大尚书”），杨志诚的进奏官徐迪便已是咄咄逼人地面见宰相，辞令傲慢地故意说道：“军中不识朝廷之制，惟知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这等于明言，宣诏的敕使一到卢龙必被拘留。听到这种放肆的言论，宰相也无可奈何，只能“不以为意”。胡三省忍不住地写道：“徐迪敢诣宰相出是言者，直以下陵上替，无所惮耳。”

谁知更加无所忌惮的还在后面。昭宗光化三年十一月（900），宦官刘季述等发动宫廷政变，囚禁皇帝，矫诏令太子继位，而策划这场政变的核心人物中，就有朱全忠宣武军的进奏官程岩。当时他“率诸道邸吏牵帝（昭宗）下殿以立幼主”。不过，这场政变很快破产，刘季述等被诛。此前，朱全忠在开封曾召还程岩，等听到昭宗复辟的消息后，便“折程岩足，械送京师”。后来，程岩与其他同谋一起被斩于长安。这场闹剧虽然未能成功，但进奏官（邸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十分引人注目。在中国古代的历次废立行动中，由进奏官参与策划的大概唯有这空前绝后的一次。当时进奏官之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进奏官的权势说穿了不过是狐假虎威，挟诸侯以令天子而已。所以，藩镇强，其腰板就硬，如上述李克用的河东进奏官，朱全忠的宣武进奏官等；而藩镇弱，则其说话就软，如归义军进奏官代张淮深求赐节度使旌节达十几年而毫无结果。至于哪个藩镇一旦被朝廷宣布为叛镇，号令举国共讨之，那么其进奏官可就成了过街老鼠。如武宗会昌三年（843），河北的昭义军叛乱时就是如此。当时入唐求法寓居长安的日本和尚圆仁，对此有过生动的记述：

河北道潞府节度使刘从简（应为刘从简之子刘稹，时刘从简已死——笔者注）叛，勅（敕）下诸州府，抽兵马都五万军，打潞府。……潞府（即昭义）留后院在京左街平康坊。潞府押衙畺孙，在院知本道事，勅（敕）令捉，其人走脱，不知去处，诸处寻捉不获。唯捉得妻儿女等，斩（杀）破家。有人告报：“潞府留后押衙畺孙剃头，今在城僧中隐藏。”……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京兆府投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三百余人。

唐代与进奏院相关的事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发生于李师道东都进奏院的一次流产暴动。李师道是淄青节度使，他设在洛阳的进奏院是史书所载的少数几家东都进奏院，地处城区南端的兴教坊，傍依伊水，前临嵩岳。我们推想，这家进奏院当与东都的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形同虚设。如果不是一次有名的历史事件，李师道设在洛阳的这一莫名其妙的进奏院八成也消失在历史的云雾中了。关于此事，史书多有记载，下引的一段出自《旧唐书·本纪十五》元和十年（815）：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阴与嵩山僧圆净谋反，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乘洛城无兵，欲窃发焚烧宫殿而肆行剽掠。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变，（洛阳）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围之，（贼众）则突围而出，入嵩岳，山棚（山民）尽擒之，审讯其首，僧圆净主谋也。僧（圆净）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在进奏院所起的作用上，可惜这部分内容偏巧缺失。现在唯一知道的一点就是进奏院里藏匿了数百兵丁，表明其建筑规模相当可观，非一般的宅院官邸可比。

以上我们从不同角度对唐代进奏院的起源、演化及职能做了概略的描述。总括起来说，唐代进奏院源于唐朝初年的朝集使。起初，“京师无邸”，朝集使只能租房与商贾杂居，至贞观十七年，太宗“始命有司为之作邸”。安史之乱后，各藩镇开始陆续在京师设立上都留后院。代宗大历十二年，诸道留后院正式更名为进奏院。现在坊里可考的唐代进奏院有五十三家，此数距进奏院的实有数目相去不远。此外，在东都洛阳还有淄青等几家进奏院。进奏院除了通风报信之外，还经常干预朝政、拨弄是非。至于进奏院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则待后文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