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家争鸣”产生的社会基础及文化背景

“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

中国哲学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崇拜中逐步孕育出来，经过夏、商、周发展到春秋末期。正是由于几千年文化的量的积累引起质的突变，才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创造哲学体系的伟大时代。如果没有长达几千年的文化积累，“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的灿烂局面，是不会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代。这是“百家争鸣”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开始由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加上牛耕、水利灌溉（如郑国渠等）和农耕技术（如深耕）的改进等，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使知识分子有可能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分化出来，专门从事学术文化工作。夏、商、周奴隶社会是“学术官府”，奴隶主贵族既掌握政治、经济之权，亦独占知识、教育之权，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士”的阶层，私人著书立说也不可能。到了春秋之世，诸侯各国互相攻伐，亡邦灭国不计其数，遂使亡国诸侯、大夫沦为庶民，那些曾为亡国诸侯服务的工匠、医卜、祝史及乐官等也都向外四散，由“学在官府”变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相对独立的“士”阶层才有可能出现。老子、孔子、墨子等人都属于“士”阶层，他们打破殷周时期的“学在官府”的局面，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著书立说，创立学派，出现了“处士横议”、“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的生动活泼的学术争鸣局面。王官之学衰而诸子之学兴，这是完全合乎当时历史发展的一种文化现象。

殷周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井田制”。全国土地皆属于天子所有。诸侯、卿、大夫的土地都由天子分封，强迫奴隶耕种。他们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叫做“公田”。他们既不能自由买卖“公田”，亦不能在“公田”的边界处随意开垦土地。这种“井田制”是殷周奴隶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生产效率提高，不但使奴隶主在“公田”外驱使奴隶开垦土地，而且自由民也可以去开垦土地，出现了一批自耕农。这种新开垦的土地一律归私人所有，叫做“私田”。随着“私田”开垦面积的逐步扩大，有些奴隶主贵族也开始把分封给他们的“公田”变为“私田”，出现了“私肥于公”的现象，即“私田”的数量超过了“公田”，许多奴隶也纷纷逃亡到“私田”上去劳动。于是，占有“私田”的奴隶主，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采取地租形式进行剥削，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逐渐变成了地主与农民的封建依附关系。正因为生产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所以齐国不得不采取“相地而衰征”即按土地的肥瘠、多少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赋税的办法；鲁国也不得不于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即按田亩多少征税，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这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根本标志。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一部分旧奴隶主贵族和新起的军功贵族、官僚、商人形成地主阶级，而大部分奴隶和平民则转化为农民和独立的小生产者，出现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两个相互对立的新的社会阶级。

随着奴隶制经济基础的变化，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即奴隶制的分封制、世袭制、等级制等一系列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也都走向崩溃和解体。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正是奴隶制上层建筑走向崩溃和解体的反映。在“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每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不能不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为它作论证的哲学思想。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拥护还是反对？是顺应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如何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上，不同的学派及其代表人物都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提出各种“治国之道”及其理论依据。在分裂和统一的问题上，不同的思想家也都提出了各种方案。于是，各种对立的思潮和流派出现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