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斯特的坎坷一生和其独具风格的经济思想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出生于德国罗伊特林根城的一个皮革匠家庭，他当过教授，从事过铁路经营的投机活动，办过报纸，发表过许多评价自由贸易的文章。他虽终身为德国的利益而奋斗（熊彼特甚至说李斯特在他本国同胞的看法和感情上处于一种伟大的地位，是一个民族英雄），但却命运多舛，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并最终由于德国反动政府对他的不满和迫害而被迫自杀，时年57岁。

1827年，李斯特出版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这是一本文集。李斯特具有深远意义的代表作是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这部著作里，李斯特对当时各国的历史做了对照，评述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说，特别是批评了被他称为“流行学派”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国家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和保护贸易的政策主张。这是一部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动的、闪耀着光芒的学术专著。

1．“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已经说过，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里，国家只生产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的原则也适用于国家之间的交换，各国不分贫富都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斯密的这种思想是与当时英国经济相对领先的地位分不开的，是这种领先的国际地位在经济学上、精神状态上的反映。而当时的德国则比较落后，境内各邦之间互设壁垒，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建立，因而对所有国家敞开胸怀的不设防的自由贸易思想及相关政策建议显然对德国不利。李斯特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批评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体系以捍卫德国的利益，探索德国经济发展的可行模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体系。

那么，在李斯特看来，斯密的学说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只有世界（世界主义）和个人（个人主义），没有国家。于是，必须引进“国家”这个中介。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自序里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李斯特的“国家”至关重要的思想同样体现在他的书名上——《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国家的作用为什么如此重要？在个人和整个人类之间为什么还要有一个中介者？因为一个国家有它独特的传统、文化、法律、疆土，各区域集合着一群有相同习惯的人，离开了这样的组织（国家），个人将很难生存。李斯特做了十分精湛的论述，他说：“各个国家各有它特有的语言和文字、传统和历史、风俗和习惯、法律和制度，它需要这一切来求得生存、独立、改进以及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存在，它有它自己的疆土；这是一个团体，是由千头万绪的精神关系和利害关系结合起来，把自己合并成一个独立整体的，它承认它自己的和本身范围以内的权利法则，但与别的同类团体在国家自由上仍然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资源生存和独立。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如果没有国家，个人只是个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属于一个国家的公民或成员，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李斯特认为，“流行经济学派”（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只讲个人与世界，目的是让人们只服从于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

李斯特在他的专著里一开始就回顾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在以这些回顾作为基础的、带有总结性的“历史的教训”一章的第一段，他就总结性地写道：“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但是个人的勤奋与简约、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只有国家才了解各国目前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才知道如何发展自己的经济。他实际上在告诉人们，个人的地位与国家的地位永远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作为这个国家的政府的战略引导和政策引导。当从历史、理论回到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并联系到我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时候，更可见李斯特所论寓意颇深。

2．与新制度经济学见地极其相近的生产力理论

在古典学派看来，财富很重要，财富使一个国家富裕起来。生产财富的是劳动。对此，李斯特亦表示了极大的不同意。他认为财富形成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固然重要，但“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他认为德国过去备受灾难，之所以能尽快恢复，就是因为保住了生产力使之没有消失殆尽，而西班牙总不能摆脱贫困，且越陷越深，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生产力方面的缺陷。（132年以后的1973年，道格拉斯·诺思在他的风靡世界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同样认为西班牙在当时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专制而没有建立起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那么，什么是李斯特所讲的至关重要、能够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呢？对此李斯特有一段很长的论述。为了理解它，有必要原原本本地加以引证。李斯特说：“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与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印刷、报纸、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钟表、警察等等事物、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源泉。如果对这个说法有疑问，只要把欧洲各国的情况与亚洲的比一比就可以明白。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国家生产力影响很大，要在这方面获得适当估计，只需看一看英国的然后再看一看西班牙的历史。司法公开、陪审制度、国会立法、公众监督行政、地方自治、言论自由、有益目的的结社自由——这些都足以使立宪国国民及官员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这种效果是难以用别的方法取得的。”李斯特强调，“英国工业与权力的增长，只是从英国的国家自由奠定实际基础的时候才真正开始的；而威尼斯、汉撒城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与权力的崩溃，是与自由的丧失同时发生的。缺少了自由制度以后，公民个人方面无论怎样地勤奋、俭约、富于创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有所弥补。历史还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

李斯特关于生产力的上述见解在中国人所编写的《经济学说史》里通常是受到批评的，认为李斯特不懂生产力，把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等归入生产力是不对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李斯特关于生产力的见解具有如下的特点：（1）李斯特所讲的生产力或者国民的生产力，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者在内的与生产关系相对应并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他所讲的生产力，要么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一种表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标志，要么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就有了通常所讲的生产关系意义上的生产力的蓬勃发展。（2）李斯特所讲的生产力，酷似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既有正式的制度安排，如对不动产的保护、司法公开和国会立法等，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即与之相适应的精神力量，而这一切的枢纽点都在于倡导和推崇自由。（3）李斯特特别强调一个社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于个体生产力的影响，个体的生产力受制于制度和环境。制度、氛围、环境可以激发或压抑一个人的激情和创造力。（4）李斯特和诺思都用英国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制度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用西班牙的例子说明僵化的制度将阻碍经济的发展。诺思向世界宣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于1993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李斯特的论述与诺思的论述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后发展国家缺乏的正是这种能够促进生产力（并非与生产关系对应的生产力）、促进社会财富发展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的欠发展首先是先进制度的欠发展。

3．应当重视具有激励性的制度的培育

李斯特认为，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一个国家要想有长足的发展，不能仅仅看重眼前的财富，而是应当着重于生产力的培育。

李斯特以两个地主的不同选择为例，说明了着重于眼前的财富和着重于长远的生产力培育的截然不同的后果。这两个地主都是一家之长，每年可以积蓄1万元，各有5个儿子。前一个地主将他的积蓄存储生息，叫他的儿子从事普通力作，而后一个地主将积蓄用于培养他的儿子，把其中两个培养成有技术、有知识的地主，让其余三个随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学习一种行业。前一个家长看重眼前的财富，后一个家长看重未来的生产能力。前者在临终的时候，如果就财富而言可能比后者富裕得多，但如果就生产力而言，情况却完全不同。后者把他的地产分成两份，由于改进了技术和管理方法，结果产量是原来的两倍；而其余的三个儿子由于各有专长，获得了丰富的生活资料。前者把地产分成了五份，且生产方法依旧，五份的总产量与之前相比毫无增益。后一个家族在精神力量和才能上获得了巨大的、不同的培养和发展，而且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财富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而前一个家族地产越分越小，愚昧和贫困情况的演进就势难避免。李斯特的结论是：“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

李斯特的论述似乎正在批评广泛存在于当今中国的一种现象：为了在短时间内增大GDP，不惜竭泽而渔，而忽视了对李斯特所论的生产力的培育。我们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但后来却落后了，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李斯特所讲的生产力，或曰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建设有效的、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安排。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前的行政体制，一些地方着力于GDP，着力于短期行为，而忽视了必须有长期行为的生产力建设。看来，欲使中国强大，我们必须着眼于长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例如改变干部考核和选拔体制，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使人们能够着力于生产力本身的建设。

4．贸易保护：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必然逻辑

李斯特的经济学里有了国家，有了各国生产力水平的不同，有了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发展中国家最终要赶上去。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肯定是保护贸易，且保护的重点是工业——因为李斯特认为工业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处于龙头地位，农业的发展取决于工业的发展，农业还有自然屏障的保护，而工业连自然屏障都没有。李斯特明确地告诉人们，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取得与优势国家、发达国家同一地位的唯一办法。

李斯特向人们分析了后发展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交往中没有保护的尴尬境地。当时英国经济最发达，因而自由贸易是最适合英国的，英国人会把他们的剩余资本用在他们认为法规制度、资源状况都比较合适的国家和地区去发展自由贸易，以至整个英国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落后国家的命运如何呢？“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最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播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像我们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一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尽管后来的情况并不像李斯特所预测的那样（可能正是实行了保护政策的结果），但李斯特的理论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是有理论的震撼力的，看一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展开的激烈争论，我们就现实地感受到了它的震撼力。

应当指出的是，李斯特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自由贸易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他反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谓的自由贸易，认为这样的自由贸易是不平等的，只会对发达国家有好处。他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也不是要永远保护。他把保护当作一个发展的条件、发展的过程，当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与发达国家同等水平的时候，就可以自由贸易了。他把这样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阶段，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他甚至提出了区别保护的观点，在整个过程中需要保护的是重要的部门。李斯特的这些论述向我们说明，保护是在与发达国家接触中的保护，决不是闭关自守；保护是为了学习、为了发展，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内部的统一市场和自由贸易，学习发达国家保护专利的政策、保护发明创造的政策，学习他们先进的法律制度，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使自己的国家最终成为发达国家，并最终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实行无边界的市场经济。

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状况下，不仅后发展国家需要保护，发达国家也需要保护。1861—1865年担任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道：“我对关税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即如果我们购进商品，我们得到商品，外国人拿到钱；如果我们买国产商品，那么我们不仅得到了商品，而且拿到了钱。”1897—1901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也说：“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应当说，李斯特的论述和美国两任总统的陈述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的方略是极具启发意义的，特别是在需要自主创新的背景下。

5．对外保护，对内排除各邦的壁垒，健全法制，吸引外资

无疑，保护是为了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发展呢？李斯特其实认为自由贸易或者说市场经济是可以促进先进、淘汰落后的，他只是认为在国际竞争中这样做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这是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在一国内部，他绝对主张统一市场和自由贸易，进而在一国内部通过市场机制推进优胜劣汰，并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企业、配置到社会效用最大的地方。他认为德国必须取消国内关税，采用统一的对外商业政策，以此来努力达到别的国家凭借自己的商业政策在工业发展上所达到的程度。为此，他想到了全国统一的商业协会，并为建立国内统一市场而竭尽全力。

要知道，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对当时德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19世纪之初，德国在政治上还是分散的，被分为数百个小邦。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小邦的数目虽然减少到38个，但是其中的每一个小邦仍然都有自己的关卡，每过一道关卡都要纳税，这就极大地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和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效竞争难以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展开，优胜劣汰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在李斯特的努力下，德国成立了统一的关税同盟。熊彼特在他四卷本的《经济分析史》中对李斯特的这一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他本国同胞的看法上和感情上处于一种伟大的地位。这是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德国各州建立关税同盟，而这正是德国国家统一的萌芽……”

在李斯特看来，不仅要建立统一市场，促进国内商品流通，让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而且要建立法制社会，创立吸引外资的条件。当然，李斯特并没有使用这样的语言，但他却完全是这样的意思。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这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从这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它们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无论何处，驱逐它们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专制虐政，吸引它们的总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达到掌握工业优势的地位。就我们德国所处的地位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它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它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这样做不是要聪明得多吗？”

1998年，笔者到某地讲学时，一些民营企业家告诉笔者，他们都办了外国绿卡，有的把资本也转移到了国外，原因是当时还没有修宪，法律还没有保护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他们缺少安全感，他们要“流向”安全的地方。1999年3月，我国修改了宪法，增加了相应条款，情况可能就要好得多了。笔者最近了解到，有些地方政府做法很不聪明，一方面它们缺少资金，另一方面它们又以各种“苛捐杂税”逼得当地民营企业要么干不下去，要么“流”向政策比较宽松的地方寻求发展。对照李斯特的论述，这是一种多么不聪明的行为！

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一个有效的政府就是一个好的公共产品，政府所提供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环境可以使每个人、每个企业受惠。面对西部大开发，西部的政府应当创造安全而宽松的社会人文环境。

6．现实的启迪

面对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现实，重新捧读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我感到亚当·斯密只能在英国产生，李斯特只能在德国产生，他们都是“民族英雄”。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思想还是李斯特的观点，对我们都有现实意义。从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不搞市场经济，而从李斯特的思想出发，我们又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搞市场经济。换言之，我们不能不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我们也不能不保护自己。我们应当寻求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均衡和最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切入点，而作为不同省市和地区的领导和人民，也应当从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均衡中寻找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切入点。目前最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应当有一个全国的统一市场。现在我国一些省、市、区、县等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而在一个国家内，地方保护往往是保护落后，享誉全国的“名牌”不能畅通无阻地畅销全国，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另一个重点问题是消除以行政权力为背景的行业垄断。行业垄断遏制了竞争，使社会分配不公，不能形成马克思所讲的“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的形成以资本的自由转移为条件，我们可以把能否形成平均利润看做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健全和成熟的标志）。另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已经加入WTO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多研究一下如何保护自己，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最后，建立和健全一种能使生产力、财富和人才源源不断地脱颖而出的机制，这是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