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经济表现有关内容的测度研究
一、一般服务和政府提供的特殊服务
1.一般服务和政府提供的特殊服务的测度现状
当今的经济社会中,服务的总产量是很大的,而且与服务行业相关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二,与此同时,对服务价格和数量的测度比对货物的测度要困难。零售服务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理论上,对所提供服务的测度应当考虑许多方面,如货物交易量以及服务质量(商店的可访问能力、员工整体服务水平、产品的选择与介绍等)。仅对这些服务进行定义就很困难了,更不要说测度了。统计部门往往使用销售量数据作为贸易服务量的指标,这种方法不考虑所提供贸易服务质量上的变化。在现代经济中需要更多地去对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监测。
人们对政府提供的服务是特别感兴趣的。一般来说政府提供两种类型的服务——一种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服务,如安全服务;另一种是具有个体性质的服务,如医疗保健和教育服务。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是这些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实际上,由私人和公共部门共同提供的个体服务的多样化对不同国家是很有意义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服务比个体服务要重要得多,它的有效性、易受影响性和质量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医疗保健部门和教育部门在社会中都是大生产部门,但它们的产出却很难测度。一般来说,人们对政府提供的非市场服务的产出的测度是基于对生产这些服务所使用的投入量的测度而来的,将这两者区分开来有助于对下面讨论的理解。
第一是政府提供服务的价值和数量,第二要区别整体医疗保健、教育体系和提供医疗保健和教育服务的体制。对两者的区分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解释,美国用于人均医疗保健的支出要高于许多欧洲国家,然而按照标准健康指标来算的话,所得出的结果却很不好。这能否说明美国接受的医疗保健较少?抑或说明美国的医疗保健费用较高而效率较低?或者说美国的医疗保健状况只依赖美国社会的医疗保健支出?为了准确地回答有关价值和数量区分的问题,在进行时空对比时我们需要把医疗保健支出分解为价格和数量。但数量结果究竟是什么?用医疗保健和教育结果进行测度是很吸引人的,即用人口的健康状况和学生的知识状况来进行测度。但所获得的结果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比如,人们的生活方式对教育的影响,父母陪孩子学习的时间会影响孩子的考试成绩。Cutler、Deaton和Lieras-Muney(2006)检验了随时间发生的死亡率的变化结果,他们验证了除医疗保健以外一系列因素和医疗保健本身对死亡率都会有很大影响。
然而,实践中如何测度政府提供的服务价值?大多数统计部门的通常做法是把与它们提供的有关的服务成本进行相加,从生活水平的角度解释就意味着假定成本是优化分配的。然而,正如Atkinson和Stiglitz指出的那样,这种假定是失败的“……我们一旦承认靠扭曲性税收为政府支出筹集资金的合理性,那么对公众提供服务就会突然停止,因此,我们会有更多的产出价值而不是投入价值。然而我们不能绝对地说产出价值应当是很大的”(Atkinson & Stiglitz,1980)。
私人提供的服务似乎可以避开这个问题。考虑私人部门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在标准条件下,市场价格可以对货物和服务个体的边际效用进行评价。但大部分医疗保健服务由第三方、个人(他们并不了解边际价值:他们根据别人的判断而判断)购买,因此,即使没有质量变化,也没有理由假设价格就能反映出边际评价。最后,在医疗保健领域,病人的选择也有假定:对于特定疾病的治疗之间存在一些替代,但疾病之间肯定是没有替代的,因此,疾病治疗的相对价格是不能反映人们的偏好的。
现在转向对政府提供的服务的数量的估算,传统方法是测度投入量并且在许多国家现在还是这样。比如,用护士数和医生工作时间来测度医疗保健的数量。采用这种处理的直接后果就是忽视了多因素生产率的变化,把产出变化和投入变化简单假定是一样的。
2.基于投入法和产出法的测度对总增加值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更准确测度公共服务的增长量,一些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开始基于产出法测度政府提供的服务,此方面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获得质量变化的数据,没有一个好的质量测度(或者有一个生产率增长的估算),要想以传统的基于投入法的测度来确定这些部门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如果使用无差别的物量测度(如学生总数和病人总数),产出构成和质量变化将会被遗漏。教育部门最终产出是提高学生(作为中学和大学教学的结果)的能力,医疗部门的最终产出是改善病人的健康状况。原则上,当控制其他所有变量时,这些服务的质量变化可以通过医疗保健(或教育)对健康状况(或对人力资本)的边际贡献来测度。实际上,这样做也会遇到问题,即很难从影响结果的因素中区分出医疗保健服务或教育所带来的影响。
对接受治疗的病人数和受教育的学生数的产出测度方法(该方法也是不完美的)的使用也会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不同方面,比如基于产出法测度,英国1995~2003年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2.75%,如果按以前的基于投入法的测度方法,那么增长速度为3%(Atkinson, 2005)。同样,当使用产出法估算非市场教育和医疗保健物量时,2000~2006年间法国整个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2.0%,用产出法是2.15%,法国基于投入法和产出法的经济增加值对总经济增加值的影响如图2—2所示。

图2—2 法国基于投入法和产出法的经济增加值对总经济增加值的影响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现在转向产出与投入测度方法对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评价所获得的结果,我们发现其年均差别在0.1~0.4个百分点。在法国,从投入法调整为产出法测度所得出的变化是向下的,比如,当用产出法测度政府提供的服务时,2000~2006年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是缓慢的。对于基于产出法测度的可信度的重要标准是该方法应该建立在大量的观察以搜集足够多的准观察值的基础上的,这样可以避免对实际数量的变化和复合效果的混淆。通过简单的调查,我们可以得出有多少学生接受了教育。如果平均每个学生的费用增加了,那么就可以得出单位教育服务的成本增加了。然而,如果成本增加是因为学生在小班上课,或者是在大班上工程专业的课,那么哪个课程的成本较高呢?测度的失误也由此产生了,因为基于产出测度的简单学生数并不是好的测度方法,所以需要更好的产出代替法,它将有助于测度一些质量和复合的变化,比如,给工程专业研究生教授一小时的课和给艺术专业一年级的学生教授一小时的课是有差别的。同样的原理也可用于健康医疗:对不同疾病的处理采用不同的医疗,提供的医疗保健体系的数据可以反映出一些国家的详细信息。图2—3为对丹麦医疗保健服务产出的测度,基于投入方法所获得的指标显然低于基于产出方法获得的指标,换言之,丹麦的医疗保健业积极地促进了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图2—3 丹麦医疗保健服务产出
资料来源:Deveci,Heurlén和Sørensen(2008)。
3.投入法与产出法的结合
除了通过产品差异化调整隐性质量之外,对显性质量的调整也是很重要的。显性质量调整在实施时很困难,典型的微观经济研究是需要的。用基于投入法和基于产出法的测度变化结果来测度GDP的增长是慢或快是很难的。就基于产出法来准确地进行测度而言,有许多实证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对政府提供给个体服务的测度是生活水平评价的核心。最后,基于产出法的生产并不能忽略基于投入法的测度的准确性。只有充分地获得二者的数据才能让人们得到准确的生产率测度。
二、防御支出测度问题
维持消费水平或社会功能的费用被视为中间投入,即这些费用不直接产生效益。许多这样的“防御支出”由政府产生,有些由私人部门引起。比如,监狱的费用被认为是由政府引起的,而防御支出的通勤成本被认为是由私人引起的。一些作者建议把这些费用作为中间产品而不是最终产品来研究,因此它们不被包括在GDP中。
1.防御支出估价文献
1939年,John Hichs发表了“政治、司法、防护对生产的贡献,可以视为生产中使用的电力和燃料”的观点。到1948年,他得出结论,即实际区分政府活动中最终产出和中间投入是可行的。同样,Kuznets(1951)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活动支出很重要,国民经济核算不得不区分最终产出和中间产出,他提出了几种确定的标准,即(1)个人从政府接受的服务是不支付对价的;(2)政府提供给个人的服务是政府公开计划中的一部分,而一些社会团体的成员可能意识不到这些服务;(3)政府提供给个人的服务在私人市场可以模拟,所以教育、医疗保健、剧院和娱乐活动可能包括在政府的最终消费服务中,但司法、警察和防护不包括在内。
Eisner(1988)沿着同样思路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对称的观点,即警察服务当由政府提供时,可以被作为最终产品来计算,当被公司购买时不计算。如果一个大公司同意市政当局以削减地方税收作为抵偿为其提供警察服务的话,那么这将作为公司的中间消费来参与计算。他指出,最终产出指的是生产出的货物和服务,警察提供的服务仅仅是最终产出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在解决警察提供的服务问题时可以让我们了解当警察在努力制止犯罪快速上升时,实际GNP的增长表现异常的情况。
防御支出不仅局限于政府活动。比如,1973年,诺德豪斯和托宾在他们的论文中把“防御”这类活动定义为:显然那并非是效用资源本身,它应该是必要的投入可以产生效用的一些活动。结果,由于城市化和复杂的现代生活产生的费用的影响,收入要调低,就某些货物和服务是作为中间投入还是最终产品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争论。
即便把防御支出视为最终产品,把它们作为投资品还是消费品也存在争议。
2.防御性处理的一些观点
在国民经济账户中界定哪些支出属于“防御性”、哪些不属于时是很困难的。可能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一些观点。
(1)关注住户消费而不是总消费。
对于多种用途的消费,这样做可能是有意义的,所有政府的共同消费支出(包括像监狱、军队开支、清理漏油)自动地从住户的最终消费中扣除。如果想获得政府提供的“个体消费”,对住户的最终消费进行测度是恰当的。
(2)扩展资产范围。
将这些活动一部分作为一种投资来处理是一种解决方案,在许多情况下,防御支出由投资和资本物品组成(环境质量恶化的补救费用就是一例)。在这些情况下,防御支出应当被看做维护费用,比如,安全费用可能被看做社会资本的投资,医疗保健费用被看做人力资本的投资。引起环境质量发生改变的资产,改进和维护这种资产的费用也被视为一种投资,相反的导致这种资产的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的经济活动可以从其耗减和枯竭的扩展测度中获得,因而收入和产量的净测度也会相应减少。
(3)扩展住户生产的范围。
一些“防御性”支出不能合理地被视为投资,比如说通勤。除了消费者乘车购票的费用以外,其他的费用均算做最终消费,以上资金流动没有计入收入和产出。可以把交通服务计入到住户生产中去,对企业来讲未实际支付的中间投入,由住户部门自己提供“补贴”。需要对从住户到生产者的改变进行估算,在新的处理方法中,增加值将由企业支付变为住户支付。这样做为每个部门对总增加值的贡献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对通勤的处理并不会减少GDP。
3.一些非市场“防御”活动作为投资的好处
把一些非市场“防御”活动作为投资来处理是有好处的,这种好处有以下几点。
(1)有助于考虑经济产出和这些资产水平的相互作用。
比如,医疗保健资本对产出(医疗保健相当于工人的生产率)的贡献可以估计,反过来医疗保健资本对生产条件的影响(比如,工业污染可能导致医疗保健资本耗减)也可以估计。
(2)有助于回应对防御支出增长的批评。
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恶化和环境恶化不应当反映为生活水平的增长。防御支出在存量核算中表现为负值,在流量核算中表现为正值。当损害发生时,防御支出能够使得福利增加。
三、从中间投入到投资:知识产权产品问题及界定
实际上,给定产品(即从中间投入到投资)的统计处理在多个场合会发生变化,最突出的是对研究和开发支出的处理。
SNA2008对原称为“无形生产资产”的资产进行了新的核算处理,对更加直观的“知识产权产品”也进行了扩展。此类资产被进一步划分为研究与开发、矿藏勘探与评估、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娱乐、文学或艺术原创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产品。SNA认为R&D是资本形成的一部分,原因很简单:对于公司而言,R&D活动导致知识资产越来越重要,所以它在核算账户中应该被视为资本形成。矿产勘探也可以作为例子来解释:它产生了关于地下资产储备的知识存量。
知识产权产品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大部分产品都是靠脑力劳动形成的。总的来说,它们可以用以下方式来描述,即知识产权产品是研究、开发、调查或者创新的成果,这些行为会导致知识的产生,开发者能够销售这些知识,或者在生产中使用这些知识来获利,因为这些知识是受法律保护的,因此这些知识的使用也是受到限制的。
有些知识产权产品是由负责开发的开发者使用的,如矿藏勘探。其他产品,例如计算机软件和艺术品原件,它们的使用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原件或“原版拷贝”,它们通常只能被单一的使用者使用;第二种是把原件制成复制品,再将复制品提供给其他使用者使用。
如果一件直接出售了的复制品能够满足下述必要条件,即它被用于生产的时期超过一年,那么就把其视为固定资产。对那些需要使用许可证才可获得的复制品,如果它们也能满足下述必要条件,即它被用于生产的时期会超过一年,且许可证持有者承担了与其所有权相关的一切风险和报酬,那么也可将其视为固定资产。这里存在一个适当但非必要的假设前提,即通过一次性的付款购买了可以使用多年的使用许可证。如果需要使用许可才可获得的复制品是通过长期合约下的分期付款获得的,而且经判断,被许可人已经获得了复制品的经济所有权,那么它也应该被当做资产。如果是在没有长期合约条件下通过分期付款得到使用许可的,那么该付款应被视为对服务的付款。如果最初有一笔大额付款,然后在接下来的年份中有一系列相对小额的付款,那么最初的付款应被记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接下来的付款则被视为对其服务的支付。
如果所有者免费发放复制品,那么在SNA中不会记录所有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流量。尽管复制品是免费的,但其所有者仍然能够获得利润,那么应该将这些利润的现值记录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如果在现实中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免费发放,其产品所有者将产品高价出售,如在测试版阶段免费发放的软件;还有一种情况是,所有者知道免费发放复制品能够为将来的生产带来收益,那么他们会占领市场、创造商誉,多给市场提供复制品。
某些知识产权产品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形,即该产品可以刺激其他单位对其他知识产权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得所有者之外的其他单位获得利润。比如,某种新药物开发上的重大突破会引起其他企业开发竞争性的同类药物;在一个特定地区矿藏勘探的成功或失败,会为临近地区具有勘探权的其他单位提供有用的信息。SNA对这些活动是不予记录的,除非该活动对一方或双方造成的影响可以用货币来衡量。SNA2008中的知识产权产品包括研究与开发、矿藏勘探和评估、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娱乐、文学或艺术品原件、其他知识产权产品。
四、经济结构变化的测度
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意味着50年前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放到现在使用是不合适的。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意味着进行长期的国际对比时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同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得国家间进行对比是十分困难的。另外,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便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损耗在半个世纪以前和今天都是同等重要的。
1.日益增长的估算的作用
在许多国家,公共支出的进一步上升表示着社会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见表2—2。
表2—2 政府支出总额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OECD国民经济核算。
GDP是由市场生产的货物和提供服务的市场价值相加得到的,我们使用市场价格可以把不同商品的价值进行汇总,因为市场价格假设这些不同商品具有个体(边际)价值。但对于大量的、日益增加的、市场生产的大部分货物和提供的服务,这个假设条件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对于政府免费提供给住户的货物和服务(主要是医疗和教育)而言也是如此。另外,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不需要付房租,因此我们无法测度当前住房的服务价值。我们把这些估算称为“虚拟租金”(经济学家把这些称为估算;其他人称之为有根据的推测)。表2—3显示了2007年虚拟租金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情况,美国2007年虚拟租金和实物社会转移占收入的比重为18.4%,而1985年时美国该比重为16.7%。法国和芬兰2007年虚拟租金和实物社会转移占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9.1%和34.5%。
表2—3 估算对住户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资料来源:OECD国民经济核算。
但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如果我们将正常住户的住房服务也包含在内,那么核算中为什么没有包括市场调解的其他服务?SSF报告的第一部分估算这些服务价值是GDP的30%~40%。如果包括这些,基于“估算”的测度比例将提高到约60%。
这说明了构建测度指标的中心问题,即我们试图构建的测度指标越全面,指标意义变得越小,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测度是基于估算而来的。
2.结构变化如何影响表现测度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原则来作为指导,我们希望避免明显的歪曲和偏见。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某些经济活动进行的方式,可能会对系统估算产生高估或低估的影响。
(1)对家庭生产的偏见。
一些测度不会因为一些活动由家庭生产转为由市场生产或由公共部门生产而出现测度的增加,近几十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从家庭生产到市场生产的显著变化;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市场生产要比发展中国家多一些。比如,人们到餐馆就餐的次数增加,在家吃饭的次数减少。甚至在家里,他们更可能使用备餐,当他们没有买备餐时,他们也很少使用自己花园种的蔬菜。在欧洲和美国,很少有人自己做衣服、做家务,在现代的家庭中,这些服务多是通过市场购买获得的。幸运的是,大多数国家统计部门通过进行时间利用调查,使得现在我们有比较好的关于非市场劳动的时间数据。
这意味着关注市场生产的测度有可能夸大福利的增加:一些测度的增加只是因为生产场所的简单转变。
幸运的是这些变化是逐步发生的,出于这个原因GDP测度不会出现突然的变化。对市场活动进行测度对经济表现测度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个人无法找到工作,因此社会的福利将会出现很大的损失。
在许多国家中,大的家庭给他们的家庭成员提供“保险”服务。当有人遇到困难了家里的每个人都出来帮忙。在一些国家,这些保险服务进入到了市场,另外的则被转移给了政府。“风险”服务与之类似,就不同的国家而言,国民收入核算对这些风险服务的评估可能会有明显的不同。
(2)折旧和技术进步。
经济结构已经有了很长时期的变化,当我们关注市场活动水平而不是关注社会的福利水平时,考虑这些变化是重要的。这种变化包括折旧,我们需要考虑资本存量的折旧,正如我们需要考虑自然资源损耗一样,否则我们会夸大福利的物质方面。就制造业而言,折旧很大程度上是机器的磨损;就现代创新经济而言,折旧很大程度上是技术的陈旧,即缺乏创新。“旧”经济,NDP(净产出,考虑折旧)与GDP(总产出,不考虑折旧)的比率可能高且稳定;“新”经济,该比率可能要低得多且有更大的波动。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就意味着NDP(福利测度的更相关的指标)比GDP增加更缓慢。
(3)不完善的竞争和新经济。
就不同国家的经济部门而言,如电信和航空部门,在这些部门中企业可能会进行价格歧视,不同的人将面临不同的价格。通常用价格来评估产出,只是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产品兑换另一种产品的价值。当存在价格歧视以及利润反映的不再是产出值(边际值)而是投入值(边际值)时,这种情况就会失效。如果市场的不完善程度增加了,那么市场的边际价值将会出现更大的变化,增长率也因此可能会被夸大。
(4)其他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有一系列原因,如前面讨论的污染的外部性。市场失灵的重要性可能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在一些情况下变化是显著的。如垃圾处理在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可能不是问题,但在城市地区变得尤为关键。在某些方面,如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某些活动将会由“免费”变换为“购买”。
(5)全球化。
全球化是我们社会面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也对我们的核算体系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因为资本流动,对短期变化的描述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歪曲,此方面的变化对长期和短期的对比造成了困难,这意味着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相关的测度指标(至少是评价一国居民的福利)要使用GNP(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ion),而不是GDP指标。为了测度一国居民的福利,我们应当关心该国居民的收入。
(6)政府作用的增长。
许多经济体的另一个主要变化是日益增长的政府作用。如果产出增加或减少仅仅是因为一些由私人部门提供的活动转变为了公共部门的生产,那么我们得到的状况将会出现扭曲。但在公共部门,我们通过投入测度产出,因此就从私人部门转变为公共部门而言,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改变,只是GDP降低了。
对公共提供(指政府免费地向消费者提供货物和服务。消费者可以不受个人经济约束,无偿取得货物的消费权或享受这一产品所带来的好处)而言,政府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低于其投入价值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投入成本评价公共货物和服务就会造成对产出价值的估测偏大。
(7)闲暇时间。
经济结构的另一变化涉及闲暇时间,享受闲暇时间的量在时间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的150年我们见证了生产率的巨幅增长,许多经济学家预期人们所享受的闲暇时间和产品的数量将会出现明显的上升。但事实情况通过图2—4可以看出,即在所关注的国家中美国用于工作的时间在这些国家中是最高的。

图2—4 家务劳动、有偿工作和闲暇时间
注:使用个人护理标准化数列;美国(2005)、芬兰(1998)、法国(1999)、德国(2002)、意大利(2003)、英国(2001)。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展不平等么?经合组织国家中的收入分配和贫穷》,2009。
这种情况的出现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显然,我们的消费水平在上升,而“环境效率”并没有明显提高,比如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的减少。但是在这里,我们的重点问题是对于经济表现的评价,这些差异意味着什么?当然,社会如果选择限制物质产品的消费,享受更多的闲暇时间,包括用于文化、艺术和社区参与的时间,那么这是有价值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的居民比生活在工作时间比较长、在家和社区时间比较少的社会的居民要幸福。当人们为了家庭努力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抱怨留给家人的时间太少了。然而,理论的测度认为良好的经济表现为收入和增长率都比较高。另外,平均工作时间的增加可能是社会本身功能失灵的结果。如果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那么人们不得不努力工作以确保能过上较好的生活(希克斯的劳动供给曲线存在负斜率),他们也许会认为除了努力工作没有别的选择。因此即使GDP出现了增长,福利是否增加仍然值得人们怀疑。
(8)分配。
社会结构的最后一个重要变化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收入和财富分配决定了一个社会人们所能获得的产品和服务(对政治进程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已经注意到人均GDP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平等方面的信息,因为即使少数人生活过得好以致平均收入是增加的,但是大部分的人的生活状况可能越来越糟。
大多数人认可即便GDP平均水平增加,人们的生活也可能会更糟,以美国为例,2006年,住户收入的中位数(中位数就是住户收入有一半高于它,有一半低于它)低于1998年的数值,尽管在此时期人均GDP增长了9%。如果我们从更长时期看,在过去的40年里收入的中位数仅增长了30%,而人均GDP却增加了一倍。
没有单一指标可以用于描述分布多样性的变化(或者国家之间的差异),收入平均数不能提供充分的综合统计结果。如果社会关注不平等,那么关注国民收入和不平等程度的政策可能增加社会的福利。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平均收入增加了,但同时不平等程度也增加了,那么社会的福利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是不明确的。与不平等相关的问题是:“不平等是什么?”比如,如果生产和收入的增加是通过减少医疗保险和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实现的,那么平均收入可能会出现上升,但是人们选择生活的自由度几乎肯定会降低。
在许多领域,即便我们已经构筑了合适的概念框架,但在获取相关数据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9)家庭规模的变化。
现如今的家庭规模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的家庭规模较之以前小了很多。因此我们需要对反映家庭生活的规模经济进行调整。如果家庭平均规模下降了,通过家庭调整,福利增加的比例将小于未经调整的家庭收入增加的比例。但理论方法错过了重要的一点,即大多数人选择生活在规模较小的家庭中。之所以这样选择,其好处是很少有“免费享用公共物品者或搭便车者”问题,需要协调的问题也更少,或者有些人认为小家庭可以提供更大的生活“空间”。
大家庭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照看小孩,做饭)并会促进安全感的提升,但这些在我们的经济表现测度中通常都没有反映。
(10)变化步伐的改变。
变化始终都会存在。并且变化的节奏也已经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既有定性的影响也有定量的影响。它们把对变化的评价变成了一项更加困难的工作。有人指出在后凯恩斯主义时代经济的波动程度和以前比稍有不同。但是即便统计数据分析是正确的,真实结果也可能因人为的统计结果或测度而出现误差。比如,使用其他测度方法将会有不同的结果,由于凯恩斯经济扩张期较长,而萧条期较短。但随着创新步伐的加快(如果对创新步伐的测度是正确的话),进行更短时间上的比较可能会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