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个伟大发现的历史回顾：19世纪40年代

科学社会主义是同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创立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从客观历史条件来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成熟的结果。尚未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这种社会主义只是在无产阶级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时期以前在理论上代表过无产阶级。当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不复存在的时候，它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无产阶级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时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伟大的革命实践，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在人类认识史上完成了一场空前的大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一）《莱茵报》的斗争：科学论证社会主义的最初动因

马克思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的最初动因是他在《莱茵报》的斗争。1842年，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接着任该报主编。他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第一次从精神领域进入物质利益领域，开始孕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因素，公开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辩护。这些文章表明，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的农民的处境的研究，对马克思的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是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从而对社会主义进行经济论证的最初动因。恩格斯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这时，马克思已经认为社会主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在1842年发表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和实验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同时，马克思明确地表示，他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他对这种社会主义做出全面的评判。马克思意识到了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和论证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

1843年，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但是，在《莱茵报》期间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讨。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写了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把国家和法看做“客观精神”的具体体现。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他认为不是国家由“市民社会”决定，而是“市民社会”由国家决定。马克思的研究得出了和黑格尔相对立的结果：国家和法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国家和法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恩格斯总结了马克思从《莱茵报》的斗争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时期思想的重大发展，指出：“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迫使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一些无论法学或哲学都不曾提供的新观点。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观点，在马克思发表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在这些文章中“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

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些文章明确提出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统一的原则，指出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是革命的物质力量。

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这些文章表明，马克思已经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分析中，马克思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1843年年末，马克思开始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这一期间的重要研究成果，是他创立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思想体系的一个开端。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做了初步批判，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做了初步剖析，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做了初步论述。恩格斯告诉我们：“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

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晤。这次会晤奠定了长期革命合作的基础。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原理在《神圣家族》中得到了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已经接近于形成关于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意义的思想、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思想、关于彻底扬弃私有制的思想、关于生产关系的思想以及关于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思想。

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认为这个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已经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彻底决裂，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统一起来的著名论点。

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物质生活条件的重要意义，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他们这时用来表示生产关系的术语是“交往关系”、“交往形式”或“交往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受生产力制约的交往关系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当旧的交往关系已经成为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桎梏时，就会被更进步的新的交往关系所代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表现。他们发现，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表现为阶级冲突、意识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总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关系，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概括地表述了他们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系统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初孕育和萌芽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的发展和总结，是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列宁高度赞扬了马克思当时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出“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同时又说：“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列宁的这一提法同恩格斯晚年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提法是一致的。恩格斯在1888年说：“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

科学研究中的假设是根据事实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设，只能以他们当时已知的经济事实和社会历史事实为根据。在这以后，马克思通过多年的研究，用极其丰富的有关经济史和经济现状的事实充分证明而不是重新修改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假设。在剩余价值理论被提出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得到了科学证明和经典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初步奠定了哲学基础。

（三）《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剩余价值理论“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已经弄清楚剩余价值从哪里产生和怎样产生的问题

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基本完成，为第二个伟大发现开辟了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提出，为科学地解剖市民社会提供了钥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可以在政治经济学这一领域中完成伟大的革命变革，创立以剩余价值为基石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起点，在马克思完成第二个伟大发现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标志着马克思在经济理论方面已经从过去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立场完全转变到主张劳动价值理论的立场。价值理论的这一转变，是马克思已经初步完成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必然结果。而向劳动价值理论立场的完全转变，则直接为认识剩余价值从哪里产生以及怎样产生的问题提供了可能。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看到了“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可怕的现实”。尽管马克思这时还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还在使用“劳动价格”和“劳动价值”的术语，甚至还没有摒弃劳动价值就是工资的最低额这一错误观点，然而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看出了“劳动商品”的特点，发现了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商品”自身的价值。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还没有使用剩余价值这一术语，但是他所发现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商品”自身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即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哲学的贫困》已经包含剩余价值理论的萌芽。马克思说：“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当然主要指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1847年12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做了几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通俗讲演。这些讲演后来以社论的形式连续发表在1849年4月的《新莱茵报》上。这就是著名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部著作从经济关系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揭示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实质。对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怎样产生这一问题的说明，《雇佣劳动与资本》相比《哲学的贫困》有了明显的进步。马克思揭露了资本的本质，指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它靠同活劳动交换而得到保存和增殖，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来源和生产做了如下的通俗说明：工人用劳动向资本家换取生活资料，资本家用生活资料向工人换取劳动。工人的劳动就是工人的生产活动，也就是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而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例如，一个资本家每天向他的一个工人支付五银格罗申，而这个工人为了得到这五银格罗申，就要整天为这个资本家干活，保证资本家每天能得到十银格罗申的收入。这个资本家不仅收回了他付给工人的价值，而且还使它增加了一倍。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说的工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创造力量等，实际上都是指劳动力。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接近于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而这一区分正是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关键之一。当然，马克思这时毕竟还是采用了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这一不妥当的甚至不正确的说法。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时对此做了修改，说：“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上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纯粹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总之，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作，还没有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但是，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剩余价值理论确实已处于萌芽状态，马克思在那里已经弄明白剩余价值的来源。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时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

（四）《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经典著作。

《共产党宣言》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理论研究和革命经验的结晶，是一个完备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党纲。《共产党宣言》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阐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号召。

《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系统研究，《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探讨，为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哲学的和经济的理论根据。完全可以说，没有以往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来源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如果没有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基本完成，就不可能在1848年出现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这部永放光辉的著作。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理论基础。恩格斯明确指出，“构成《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