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信
尹秀珍同志：
读了来信，深为我们的青年学子的爱国热忱和求知渴望所感动。谁说有什么“代沟”？咱们的心是完全相通的。在这封信里，我就来谈谈新自由主义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古典自由主义是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的一种思潮，它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曾经起过反对封建主义的积极作用。新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当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在滞胀（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并发症）面前束手无策时，新自由主义便盛行起来。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又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分歧主要是：国家干预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微观和宏观层次上都存在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又译为“市场失灵”），只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不可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除了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外，还必须靠政府调控这“一只看得见的手”。与此相反，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鼓吹市场万能，断言只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它有多种流派，张五常宣扬的“新制度经济学”即其中的一个流派，其代表人物是科斯。国内媒体误称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实际上他只是这个流派的一个成员。现在，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武器。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在对待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上，实行的是双重标准，或者说是政策二重化。对内，它们实行国家干预主义；对外，它们要求发展中国家和所谓“转型国家”（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其目的只有一个：一切为了美国的利益。所谓美国的利益，实质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动向。
那么，美国是怎样向国外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呢？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途径有：（1）通过多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影响这些国家的舆论导向，特别是影响经济学界的舆论导向。（2）由美国经济学家为“转型国家”制定经济转型方案，甚至出任“转型国家”的政府顾问。（3）通过国际峰会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强迫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主导经济全球化所依据的正是新自由主义原则。我为《中华魂》的“忘年交书简”写了一篇《和青年朋友谈谈全球化问题》，想必你已经读到。据美国国务院解释，全球化包括三类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技术全球化、民主和人权全球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还应包括法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语言全球化等一系列的全球化。仅就经济全球化而言，制定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是美国，美国提出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是所谓“华盛顿共识”。这最早是针对拉丁美洲危机提出来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内容是：（1）“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自由化”;（2）“尽可能最快地私有化”;（3）在财政和金融方面要采取“强硬措施”保证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施。按照“华盛顿共识”，不仅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要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而且所有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想融入全球化的国家都必须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华盛顿共识”很快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共识，又很快成为七国集团和后来的八国集团的共识，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则。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自由主义真的是一剂救世良方吗？否。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或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风险和灾难，甚至成为重灾区。在最近十年中，有三类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具有典型意义。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第一类重灾区是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出任俄罗斯政府顾问，他为俄罗斯制定的被叫做“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具体运用。北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伊萨克森等将“华盛顿共识”中的快速私有化原则应用到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具体提出：（1）“从计划向市场转型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化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2）制定保护私有制的法律，颁布私有化法。（3）最重要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私有化。（4）国有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逐个地出售。”（5）国有大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先把国有企业转变为国家拥有全部股权的股份公司，然后再将它们私有化”，方法是不断降低国家的持股比重。（6）多给党政官员股票，“过去这些市场经济最凶猛的反对者就会成为新制度下改革进程的急先锋”。新自由主义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原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资本主义化。
第二类重灾区是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以泰国为例。1997年7月2日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危机爆发前，年经济增长率超过8%。高增长和廉价劳动力以及廉价土地吸引了大量外资。外资主要流进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房地产热和股市热不断升温。金融体系内外腐败蔓延，导致贷款猛增，致使银行的呆账、坏账问题十分严重。在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压力下，泰国过早地、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使泰国经济很快下滑到30年来的最低点。泰国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发展成为亚洲金融危机，还导致了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
第三类重灾区是拉丁美洲国家。多年来拉丁美洲国家一直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最近的例子是阿根廷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后来发展成为债务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动荡，从2002年12月20日德拉鲁阿总统向国会提出辞呈，到2003年1月2日杜阿尔德被推举为新总统，阿根廷在半个月内换了五个总统。阿根廷经济危机的加重，不仅殃及邻国，而且引发了更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动荡。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我们绝不能隔岸观火，置身事外。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十多年来，某些经济学家一直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例如：
——有人在国内反复宣传西方公认的反共分子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
——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货币学派领袖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者、新制度学派成员张五常很早就向我国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宣传新自由主义，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张五常甚至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让弗里德曼在天安门城楼发表演说。
——张五常多次来内地宣传新自由主义，国内很不正常地连续多年出现了“张五常热”。一些大学请张五常做报告，一些媒体大肆宣传张五常。经过一些人的反复推动，“张五常热”不断升温。“张五常热”升温，实质就是作为新自由主义一个流派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不断升温。张五常的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我在那篇访谈录里已经说了一些，这里再归纳一下并做些补充：一是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说，“马克思最蠢”，“马克思为祸最深”，“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剩余价值论已被打得“片甲不留”，“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二是用科斯定理的产权清晰论反对公有制。他说，举世闻名的科斯定理其实就是一句话：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而产权清晰就是“产权私有”。他还说，科斯的产权清晰论“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他断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说：“北京的执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发展自由市场，怎会不互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呢？”三是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断言私有制比公有制优越，宣传私有制是灵丹妙药，是唯一选择。他说：在交易成本方面，“共产比私产大得多”，而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制度的优劣”。“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产制的体制”，“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四是主张把国有资产变成特权者的私产，主张由共产党推行私有财产制度。他说：“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人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以共产党推行私产制，听起来有点语言矛盾，但权力所在……是可行之道”。
——美国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引导中国的发展”，制定了中国经济联邦制和中国私有化方案。该方案认为，中国正处在“制度变迁时期”或“转轨时期”，必须对经济制度进行“质的变革”：建立“经济联邦制”，发展“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的“地方诸侯经济”; “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化”。他们认为，中国私有化方案与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主要区别只在于：俄罗斯私有化是“突变式私有化”，中国私有化是“渐进式私有化”。
——有的海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经常来国内讲学，提出了对全部国有企业“釜底抽薪”的私有化方案：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化—私有化，股份化—私有化的商业银行不仅不再给国有企业贷款，而且要逼国有企业还债，这样就可以把全部国有企业彻底搞垮，实现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
据我所知，以上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在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下去，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那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我说的这些情况和意见，不一定都对，但都是真话，绝没有套话、空话、大话、假话，这是可以向你保证的。
致以
同志的敬礼！
吴易风
2003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