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关于排他性产权的分析

中国的农地制度无疑是受人关注的，因为它牵涉中国最大的群体——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中国的农地制度又是独特的：在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农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农户所拥有的权利束中的一部分权利由于某种制度安排而被削弱或是分割。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农地制度的基础，关于农地经营、农地流转、农地征收等问题的讨论都应基于集体所有制的大背景。农地集体所有制与农地私人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不同，在集体所有制中农地的排他性产权将在国家、集体与农户之间进行分割，因此政府（国家的代理人）应当在研究中被考虑为不可或缺的宏观要素。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将视角回归到基本的排他性产权分析，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农地问题。

2.1.1 农地制度起源中的排他性产权分析

要讨论农地制度，就必须先梳理农地制度的起源乃至人们对农地产权的需求。一般我们认为产权起源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对排他性权利的需求，当认定一项权利具备排他的特质时，该权利就被内化为某一个体、集体或是国家的独有权利，排斥其他主体，我们将其称为排他性权利。简单地说，当某物被宣称具有产权时，就意味着产权的拥有者具备他人所不具备的支配能力（排他性权利）。排他性权利产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讲，当权利内在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产权就会产生，目的是将外部性内在化。产权的类别是排他性权利范围的体现，事实上可以这样说，排他性权利所导致的不同类别的产权，正是交易行为发生的基础。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刀耕火种是基本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一般被认为存在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以迁移为基本特征的。尽管以现代农业的观点来看，这种耕作方式既效率低下又浪费资源，但从农地产权发展的角度来讲，却是十分正常：除了因为科技水平低与知识经验的积累不足而不得不采取该种方式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在那个历史阶段人们可用的农地资源近乎无限，对农地产权内在化的需求并不强烈；与此同时，保持排他性权利的成本极高。在随后的人类历史之中，出现了两点变化：人类农业生产方式不断改进与人口数目不断增长。在这两点变化的共同影响下，内在化农地产权的收益大于其成本（可能包括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成本），当人们愿意花费一定的成本，用安放篱笆、树桩等方式或建立社会规范与道德准则的方法来内在化自己对于特定农地的产50权以便确保收益的归属时，农地的产权制度便产生了。

显然排他性权利的建立对于人类发展以及基本产权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诺斯和托马斯（1977）曾这样说：“排他性权利的出现与加强之所以可以被称为一场革命，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极大地改变了对于人的激励，这种改变源自产权制度的变革。原本在资源共有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对于获得超常技术和学识的激励；相反地，排他性的产权却能够给所有者提供对提高效率和生产能力的直接的激励。用基本的术语来说，它要求更多的知识以及更新的技术……正是这种激励的变迁使得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缓慢的原始积累后，在之后的一千年，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农地产权的产生过程与最终影响，良好地印证了以上论述。排他性权利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出现与完善，毫无疑问地稳定了农地的面积和质量，并且由此导致了农业知识的积累。

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所执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对旧体制的削弱。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产权是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产权（陈剑波，1994），土地产权的排他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责任与产权划分到户，使排他性产权明晰。但现行农地承包经营权仍旧缺乏明晰性、排他性和安全性（钱忠好，2002）。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呈弱排他性，主要表现为农地所有权缺乏排他性、农地使用权排他性不强、农地处分权排他性不强、农地收益权排他性有限（姜军松，2010）。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始终关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落实承包经营土地的面积、位置和权属。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强化对农村耕地、林地等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地确权的论述，在学理上无疑也是对农地的排他性产权的进一步明晰。

2.1.2 不同产权所有制下农地的排他性权利

正是由于排他性权利在产权建立过程之中的基准作用，我们往往愿意根据排他性权利的拥有者，将产权所有制分为私人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

2.1.2.1 私人所有制下的农地排他性产权分析

个人拥有排他性权利的制度安排，一般被称为私人所有制。以美国为例，私人所有的土地超过一半，剩余部分归属于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因为实行的是私人所有制，所以只要在政策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土地（包括农地）就可以被自由买卖、出租或抵押。显然，在私人所有制体系的保障之下，农地如同普通商品，其所有权交易、使用权出租或者受益权抵押都只需基于流转双方所自愿签订的协议。在私有产权不可侵犯的基本前提下，为了吸引外国资金流入国内市场进行投资，美国的政策允许外国人到当地购买土地。在以私人所有制为制度基础时，排他性产权的实施见图2—1。

图2—1中包含了用于界定产权投入的边际成本函数和边际收益函数。图2—1的横轴表示界定和实施排他性产权，纵轴则表示成本和收益。边际成本曲线向左下方倾斜是可以理解的：行为主体若尝试界定和实施更高程度的排他性产权，则需要更高的成本。与此类似，边际收益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图2—1中的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的交点E为均衡点，即在其他因素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之下，将要界定和实施排他性行为的时刻。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刻，对排他性产权的需求出现了。均衡点E所对应的横轴上的点为Q点，即将采取的界定与实施排他性行为的总量，此时成本与收益为P。

此外，还需要考虑边际成本函数和边际收益函数可能的变化情形，如图2—2所示。

用来界定排他性产权的投入品的价格降低和界定排他性产权的技术得到改进都有可能使得边际成本曲线向下移动，从而导致界定排他性产权的行为的增加。根据图2—2，则是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的交点从原来的E点逐步移动到F点，实施排他性行为的成本从P（1）降低到P（2），排他性行为的实施量从Q（1）增加到Q（2）。边际收益函数代表对排他性的需求，当一种资产的价值上升或者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曲线将会向右移动，其本质上代表着对排他性的需求的增加。此时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的交点逐步移动到G点，实施排他性行为的成本提高到P（3），排他性行为的实施量增加到Q（3）。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简单地得出结论，当产权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时，可将排他性产权的实施点简单地认定为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的交点。而且，如果抛弃政治上可能的不稳定因素，那么随着界定排他性产权的技术的改进和对排他性需求的逐步增加，界定和实施排他性产权的行为的量亦必然持续增加。

2.1.2.2 国家所有制下的农地排他性产权分析

如果是国家作为一个主体拥有特定排他性产权的制度安排，那么我们一般将其称为国家所有制。古巴共和国是农地国家所有制的典型代表，其土地皆为国家所有，私人并不被允许拥有土地。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并不存在土地产权的交易，因此也不存在农地流转制度这一议题。图2—3分析了在以国家所有制为制度基础的条件下排他性产权的实施。

在图2—3中，横轴和纵轴依旧分别代表界定和实施排他性产权以及成本和收益。但是，在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情形下，边际收益曲线（即对排他性产权的需求）是一条斜率为零的线。在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制度的情形下，国家对排他性产权的需求是稳定的。在不受外国因素影响，亦不考虑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个体不应该也不太可能质疑国家所拥有的排他性产权。国家对排他性产权的需求（边际收益）是一个固定信号概念。投入品的价格降低或者界定排他性产权的技术得到改进，依旧会使得边际成本曲线上下移动。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的交点可能从G（1）移动到G（2）或G（3），这时，界定和实施排他性产权这一行为的量可能从Q（1）减少到Q（2）或者是从Q（1）增加到Q（3）。也就是说，尽管界定和实施排他性产权这一行为的量的多少可能被影响，但P*一直固定不变。

事实上，图2—3之中将边际收益画成斜率为零的线是理想化的状态。现实中边际收益曲线应该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边际收益曲线倾斜的角度比较小，相比私人所有制的情形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不考虑政治上可能的不稳定因素，那么随着界定排他性产权的技术的改进和对排他性产权需求的逐步增加，界定和实施排他性产权的行为的量也依旧会持续增加。

2.1.2.3 集体所有制下的农地排他性产权分析

如果在制度上认定由一个社区的全体来掌握资源并由内部成员来分配资源，同时排斥外来者，那么这时的所有制规则被称为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我国所采取的基本农地制度，也可以被看做中国农地制度的特点，是随后分析问题时不可忽视的基本要素。图2—4分析了在以集体所有制为制度基础的条件下排他性产权的实施。

横轴和纵轴依旧分别代表界定和实施排他性产权以及成本和收益，而边际收益曲线与私人所有制的情形类似，可能出现左右移动的情形。图2—4值得探讨的地方在于边际成本曲线从线性的直线变为向上弯曲的曲线，并且斜率逐步增大。其内涵在于，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开始界定和实施排他性产权所需要的成本是比较小的，但是，一旦达到某一个阈值点（在图2—4中为G点），界定和实施排他性产权所需花费的成本就陡然增大。该种情形在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制度的排他性产权实施过程之中出现是可以理解的。集体所有制的本质是要区分集体产权与集体外的所有者产权，从这个层面上讲，集体所有制可能与私人所有制的情形并无不同。

但想要进一步区分集体内部产权，将产权具体划分到每一个独立个体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困难源于集体所有制的不确定性。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并不意味着拥有成员权的个体可以对集体所有权进行简单的均分。在以集体所有权为基础制度的情形之下，区分个体产权的难度并不仅仅在于划分“集体拥有的公地”或者均分其他共有资源（即便是看上去很容易被均分的农地资源，也可能由于土壤质量的不一致而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均分），亦不仅仅在于一个集体之中的主权个体可能由于生老病死等多种原因发生变化，故享有成员权的个体可能变化（村集体可能由于老人去世而减少拥有成员权的个体，亦可能由于新生儿出生而增加拥有成员权的个体），而且还在于一个集体内成员权本身的不稳定性和执行过程的不确切性56（比如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农村与城市的户口变迁）。以上就是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陡然增大的缘由。明显地，集体所有制可能在集体内部对于排他性产权的归属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不清。除此之外，土地所有权主体被虚置（胡建锋，2010），集体所有常常意味着没有人拥有，或者意味着只有少数精英人士拥有，而这几个人通常是农村制度之中的村委会成员。

为了更好地阐述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陡增的事实，还需要对村集体与村委会之间明显的委托—代理人关系进行额外的阐述。这种委托—代理人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使得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陡增。

在这种委托—代理人关系之中，委托人（村集体）与代理人（村委会）的利益效用函数往往是不一致的。尽管村委会的成员在这一层次的委托—代理人关系之中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但是，与委托人（村集体的每一个成员）相比，代理人（村委会）显然能更加确切地了解各种信息与情况，并且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因此村委会作为代理人可能进行投机行为就显得格外正常了。在现实之中的例子是村委会成员在各类行为过程之中中饱私囊，因此代理人在集体所有权的进一步认定过程之中起到反作用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当然，一个集体内部排他性产权实施的成本陡然上升，并不意味着不能实施排他性产权，也不意味着排他性产权的划分不可能进一步深入。在边际收益函数向右移动的基础之上，界定和实施排他性产权的行为显然是逐步增加的。当村集体划分给个体农户的农地出现了巨大的增值空间（如农地被征用，或者面临城市扩展过程中的拆迁问题）时，村集体内部的成员将花费巨大的成本在村集体内部进一步划分排他性产权。

将图2—1与图2—4结合，得出如下的图2—5，以此对比集体所有制下排他性产权的实施和私人所有制下排他性产权的实施。

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在具有相同的边际收益曲线的前提下，私人所有制下将花费P（2）的成本采取量为Q（2）的排他性行为，而在集体所有制下将花费P（1）的成本采取量为Q（1）的排他性行为。P（1）大于P（2）而Q（1）小于Q（2），也就是说在集体所有制之下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花费了更高的成本却执行了较私人所有制下更少的排他性行为，这显然是一种基于租值消散的效率消散。所谓租值消散（或称租值耗散）是指有一定价值的商品或财产由于产权安排方面的原因，其价值（或租金）将会下降乃至完全消失。从农地制度的角度来讲，租值耗散是指一些无效率的农地制度和规则使得原本可以实施和界定的排他性行为不能出现，导致有一定价值的商品或财产的价值完全消散且在边际上下降为零。在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比集体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可以发现，从Q（1）到Q（2）的过程中的租值消散是明显的。

可以简单地认定在集体所有制下，集体就应当是农地所有权的所有者主体。但事实上，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所有者主体——农户58集体——的人数往往比较多，其所有权的行使常常需要一个机构或组织来代理。因此，这种制度安排要求农户集体开会选举一个较为固定的组织来作为农户集体的代表（也即现实中的村委会），处理与所有权有关的事务。显然，若是将集体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进行比较的话，那么集体所有制下的个体将不能对所有权进行买卖，但可以出租使用权或抵押受益权。此外，尽管人们都认为农户个体应该拥有抵押农地受益权的权利，但是在集体所有制的大前提下，银行一般不愿意承担风险接受抵押。显然，集体所有制中个体权利是模糊不清且被削弱的，农户个体的权利并不是集体所拥有权利的简单分割，由此可见，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目标是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