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成本效益

在该层面的绩效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全球供应链管理实践对企业建立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证领域证明了全球供应链管理实践能够增加企业的市场份额和投资回报、降低成本，以及改进整体竞争地位，并通过持续促进经济绩效，提供满足未来需求的可能性。

供应链管理实践是企业降低成本、获取经济绩效的决定变量。Timo等（2014）就把转移定价与物流成本联系起来，通过单案例分析证明供应链的分散程度影响产品增加值的地理分布，而公司内部转移定价的不同决定了哪些业务单元和哪些国家或地区的业务组织可以盈利以及盈利多少。

Handley和Benton（2013）应用分层回归法，指出在全球服务外包中，服务规模和地理距离导致控制成本和协调成本同时增加，但任务范围幅度和地理分散程度只导致控制成本增加，而对协调成本没有影响。与预期相反的是，随着服务客户化程度的提高，控制成本反而下降，供需之间的文化距离差异越大，控制成本和协调成本都下降，其原因在于个人主义文化所导致的控制与协调困难。

Liu和Nagurney（2013）采用不等式理论，经仿真演算证明当需求不确定时，那些不具有应急生产能力的制造商愿意付出更多的外包成本，而当应急生产成本较高时，具有应急生产能力的制造商愿意支付的单位外包成本下降。

Steven等（2014）综合应用交易成本学和代理理论验证了国内外包、离岸外包和国外分支机构三种供应链治理选择以及供应商和国家两种集中度与产品召回的关系，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国内外包、国外分支机构、离岸外包对产品召回的影响程度依次增加，只有供应商集中度对产品召回产生负向影响，而国家集中度则没有显著作用，供应商集中度与外包水平对产品召回的积极交互作用体现在当外包水平较低时，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产品召回就越少，质量绩效越高，而当外包水平较高时，要想降低产品召回，供应基地需要分散。

Caniato等（2013）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全球供应链结构的三个维度——全球采购、全球制造和全球销售——对供应链促进措施投资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尽管供应链促进措施能对成本、及时性、柔性、质量等全面绩效发生作用，但是在不同供应链结构下其效应大小存在差异，因此在不同的结构下，要采取不同的供应链促进措施。

Ian等（2013）则以摩托罗拉的全球财务供应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焦点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1976—2010年纵向案例研究，指出财务供应链是其全球供应链管理战略的重要部分，通过产品流和现金流的相互交织，并随着制造供应链的变化进行不断变革，其中实物产品、信息系统和资金流相互交融，把摩托罗拉与其客户、供应商、银行紧紧联系在一起，其财务供应链战略包括信息系统设计、财务流程和网络架构管理，可以促进运作、质量和战略全方位财务供应链绩效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