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民政府中后期 (1938—1949) 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
1937年7月至1949年10月，中国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内战，持续的战争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此时西方世界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面向西方的留学运动遭受挫折，特别是受战乱影响很深的欧洲大陆中国的留学运动几乎停顿。但由于前一时期规模宏大的留学运动的余波的影响及中西经济学交流的加深，这一时期中国的海外留学生的博士论文虽然数量减少，但质量反而有所提高，有些论文甚至达到了可以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学术水平。1938—1949年中国留美和留欧学生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如表2—6和表2—7所示。
表2—6 1938—1949年中国留美学生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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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张震(Chang Chen,1916—? )，浙江海宁人，193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1945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运输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美国进出口铁路运费率结构：政策和技术》(Import and Export Railroad Freight Rate Structures of the United States:Policies and Techniques)。1949年以后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教授、副教务长，唐山铁道学院教授，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铁路运输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工业管理工程系主任、交通运输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2．陈宪章(Chen Henry H.C.,1912—? ),193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后自费留学美国。
3．陈继恩(Dzung Kyi-Ung,1914—? )，孔祥熙的女婿(孔令仪的丈夫)，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
4．方善桂(Fong Shan-Kwei,1914—? )，浙江宁波镇海人。其父方椒伯为著名实业家，曾任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董事、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理事长、复旦大学校董。方善桂193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毕业论文为《生命统计于人寿保险事业之应用》)，后赴美国留学，1941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室副主任、主任。1949年后任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香港分行副经理、高级副总经理、顾问，是全国人大第五、六、七届代表。1943年6月，方善桂在《远东调查》(Far Eastern Survey)第12卷第13期上发表了《中国的银行与财政》(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一文。
5．向景云(Hsiang Ching-yuen,1909—1993)，湖北广济人，生于吉林长春。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研究土地利用经济学，1941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土地占有权：中国土地问题和政策初探》(Tenure of Land in China:A Preface to China's Land Problems and Policies)。先在洛克菲勒基金在纽约的太平洋学会做了两年的研究工作，之后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不久后在国民政府经济部门任职，担任过善后救济总署参事兼调查处处长等职。1949年以后担任过南京食品工业学校校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受冲击，1973年被分配到云南省农业机械研究所工作。
6．该论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简介”，下分两章。第一章为“概论”，内容包括研究的目的与性质、研究方法、中国农业经济需要定位、文化与制度的定义。第二章为“农民的农业经济学”，内容包括“中国农业社会：基本特征(社会组织、制度化的生活、农业)”“中国的乡村社会：经济变化”“中国的乡村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的乡村社会：制度调整与社会控制”。
第二部分为“中国的土地制度”。下分三章。第一章为“土地使用权的演变”，内容包括“商代农业组织下的土地使用权(公元前1558—1051年)”“转型中的土地使用权：从古代的农业组织到秦代(从商代到西周、从西周到东周、春秋时期封建土地制的崛起)”“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战国时期第一帝国的形成(公元前481—255年)”“帝制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公元前246—1911)——土地私有权的上升、土地循环”“转型中的土地所有权：现代视角(1911年以来)”。第二章为“中国土地所有制中永佃制的缺失”，内容包括永佃制的法律定义与规定，永佃制的作用，永佃制的程度与范围，永佃制的机理，永佃制的问题，永佃制的演化(该制度的历史背景、永佃制的制度化、财产观念的变化、农业产业化商业化及城市商业资本对永佃制的影响)，永佃制的制度调整与社会控制。第三章为《现代土地使用权概念》，内容包括中国土地制度的人—人关系调整(土地使用权的传统分类的不足、中国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中国人—地关系的调整，现代土地所有权模式，研究和完善土地所有权概念的总结。
7．谢强(Hsieh Ying,1912—? )，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后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工作多年，晚年定居日内瓦。
8．葛启扬(Keh Chi Yang,1909—? ),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学士论文为《由诗书考定周公之事迹》。1935年9月起与杨向奎、张佩苍一起担任《禹贡》半月刊编辑，编辑“国内地理界消息”栏目，刊载国内有关地理方面的最新消息，如“各省生产状况”“各省交通状况”“各地人口调查”“各省水利状况”等。193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为《六书说考》)，后留学美国，1944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美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9．该论文对中美两国土地利用的特点、土地利用的发展做了比较研究。在该书的“导论”中作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环境与美国最接近的一个国家，但两国却在文化背景上存在巨大差异，一个代表了典型的东方特色，另一个代表了典型的西方特色”。“美国不但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工业大国，相比之下中国根本上是个农业国家。就农业而言，美国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而中国仅仅处于机械化的初始阶段。该项对中美土地利用的比较研究，将会对中国更高效地发展机械化农业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与美国两三百年的土地耕作历史相比，中国的土地利用已有几千年历史。由于伴随着长期人口压力的漫长历史，中国在土地利用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毫无疑问，在这方面，美国人民有太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该论文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土地利用的自然因素与文化因素；土地利用的限制性因素；与自然环境相关联的土地利用效率；一个国家土地利用实践对另一个国家的适用性。
全书内容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简介”，介绍研究的范围及目标。第二章为“对两个自然特征异同的概述”。第三章为“中美两国土地利用的发展”，比较了中美两国对于灰壤、灰棕壤、红黄壤、黑钙土、栗棕色壤、荒漠土壤、大型冲积平原、山地与山谷等各种土地利用的方法。第四章为“中美土地利用特点比较”，分别从中美两国土地利用的气候条件(美国种植区从湿润区到半干旱区的区域变化与中国种植区从干旱区、半干旱区到湿润区的区域变化的比较)、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美国的机械化农业的粗放化利用与中国传统农业的集约化利用的比较)、土地的工业化利用(美国的高比例的土地的工业化利用与中国的低比例的工业化利用的比较)、土地的商业化利用(美国的商业化农业与中国的自给性农业的比较)、墓地的选择(美国以贫瘠土地作为墓地与中国以富饶土地作为墓地的比较)、农作物(美国以玉米、干草、小麦、燕麦、棉花、土豆、烟草、柑橘类水果为主要作物与中国以小麦、水稻、大豆、高粱、小米、桐油、茶叶、桑树为主要农作物的比较)等方面对中美两国土地利用的特点做了对比分析。第五章为“结论”，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的局限性、土地利用的自然与文化因素、土地利用的限制性因素、与自然环境相联系的土地利用的高效性、土地利用相关实践的适应性。
10．顾应昌(Koo Anthony Ying-Chang,1918—2011),194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随后留学美国，1941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外汇均衡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ory of Exchange Equilibrium)。1945年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1946年至1949年任驻远东委员会代表团成员暨技术参事，1949年任驻粮食及农业组织代表团成员暨顾问。1958—1964年担任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1964—1967年担任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1967—1990年回到密歇根州立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曾于1956年获得密歇根州立大学“卓越教师奖”,1997年获得密歇根州立大学“名誉校友奖”。
11．梅勤志(Mui Kan-Chi,1917—2006)，毕业于岭南大学，1939年赴美留学。先入哥伦比亚大学， 1943年转入迈阿密大学，1944年获学士学位。之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经济学，分别于1946年和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商业银行和二战财政赤字下的银行政策影响》(The Effects upon Commercial Banks and on Banking Policy of Deficit Financing in World War Ⅱ)。随后担任俄克拉荷马城市大学助理教授，七年后投资服务业，2001年定居费城。
12．倪因心，浙江富阳人，清华大学毕业。抗战时期曾任教于云南呈贡中学、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后赴美国留学，毕业后终生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
13．该论文除“导论”与“结论”外，正文分十二章。第一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该章回顾了1637—1940年中英交往的历史，特别分析了鸦片战争之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对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影响。第二章为“英国对华贸易的增长”，主要研究1860—1890年英国对华出口商品的价值与数量。这期间英国对华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是棉纺织品，其次是毛织品，再次为金属制品。第三章为“英国的‘退让’”。中日甲午战争以后，1895年日本与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攫取了比《南京条约》更加广泛的权力。该章主要介绍1894—1898年英国与其他列强围绕中国权益展开的争夺。第四章为“英国对华贸易的繁荣”。1848—1898年，英国对华贸易处于稳步增长的时期，该章主要考察这一时期英国对华商品出口在数量与价值方面增长的情况。第五章为“英国在门户开放中的作用”。第六章为“英国贸易受挫”。第七章为“英国维持‘均势’”。第八章为“英国贸易复苏”。第九章为“英国公司在中国的完整性”。第十章为“英国贸易量的下降”。第十一章为“英中关系的重构”。第十二章为“英国贸易再次繁荣”。
14．苏再山(Su Tsa-i Shan,1911—? ),1933年毕业于东北交通大学(北京)，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供职于津浦铁路，担任过铁路站站长、列车调度员和交通督察。1935年毕业于南京军事通信学院。1939年起供职于交通部国有道路管理处。1943年获伊利诺伊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博士学位。著有《公司初级会计》(1933)。
15．陶洁卿(Tao Alfred C.,1911—1960)，回国以后任教于清华大学。
16．丁关淑庄(Ting Shu-Chuang Kuan,1909—2012)，原名始尔尔和，满族，隶属镶黄旗，辽宁辽阳人，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之妻。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被选入斐陶斐荣誉学会。1941年留学美国马萨诸塞州拉德克利夫学院，1945年获硕士学位，1948年获博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博士论文为《收入、投资和消费的动态研究》(Simple Dynamics of Income,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1948年至1956年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资源和工业处经济事务干事。1956年回国，先后供职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在《世界经济》杂志上发表了《美国实际国防开支逐年递减1%的宏观经济预测》一文。
17．有些文献指明丁关淑庄毕业于哈佛大学，这一说法不准确。拉德克利夫学院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女子学院，创建于1879年，为美国七姐妹学院之一。1963年始授予其毕业生哈佛—拉德克利夫联合文凭，1977年与哈佛签署正式合并协议，1999年全面整合到哈佛大学。
18．周承绪(Tseo Cheng-Se,1909—? )，贵州安顺人，于贵州第二高级中学毕业后在贵州邮局工作了2年。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1929年进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193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先后任职于江苏省农民银行(1933—1935)、南京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1935—1937)。作为对有功于公益的奖励，他获得中国政府留学美国的奖学金，1938年夏进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商学院，1939年获硕士学位，1942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货币制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netary System)。1949年以后，又在电讯专业技术学校深造，长期在美国从事用电脑计算分析检验雷达导弹的功能的工作。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
19．该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1896年以前的中国货币制度的发展”，内容包括铜币、银币、纸币和黄金。第二章为“1898年左右的货币情势”，内容包括政府财政状况(公共债务、对外贸易)、西方列强与中国内政、货币形势(铜币、银币、纸币)、1898年左右的中国银行(山西银行、本土银行、外资银行、其他银行)。第三章为“中国政府的货币改革与重要的改革建议(1910年前)”，内容包括引发最初改革建议的因素、1900年以前的建议、1900年及以后的状况、中国政府的货币改革、金本位的优点。第四章为“1911—1928年间的货币形势及货币改革建议”，内容包括1911—1928年的货币形势(银元的形势、纸币的形势、铜钱),“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与货币改革建议：卫斯林、罗斯托(Roest)和瓦格里(Wagel)等的改革建议”，银行业的形势及积极的货币改革需求。第五章为“1928年以后的货币改革和管理通货改革”，内容包括1935年以前的货币政策与货币改革(中国中央银行的建立、上海中央造币厂、厘金的废除、海关黄金单位的设立、银两制度的废除)、白银国有化(1934年的白银形势、导致白银国有化的原因、白银国有化的过程)、管理通货、总结。第六章为“总结与结论”。
20．蒋杰(Tsiang Chieh,1909—1988)，江苏武进人，193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44—1948年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48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农业问题的经济分析》(An Economic Study of Some Problems of Chinese Agriculture)。博士毕业后回国，曾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农学院、贵州大学农经系教授，并任国民政府农业部农业推广委员会技正。20世纪50年代初调任西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系主任。著有《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与乔启明合著，中华书局1941年版)。
21．邹斯颐(Tsou Stanley Szu-Yee,1922—1990)，江苏南京人，著名农学家、教育家邹秉文之子。1939年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后，受中国共产党委派留学美国，194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世界茶工业和中国》(The World Tea Industry and China)。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为国内解放区的对外贸易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回国，20世纪60年代初任驻古巴商务代表。1979年后任外贸部出口局局长、纽约中国贸易中心董事长，1986年任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担任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有多种中英文著述。
22．王元照(Wang Yuan-Chao,1909—? )，广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一度在上海金城银行做研究工作，1933年考取留美公费生，1934年赴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任国际货币基金委员会远东部业务主任。
23．吴纪先(Wu Chee-Hsien,1914—1997)，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1945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4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央大学副教授、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经济研究专员。1949年后，任武汉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著有《东南亚经济概观》，主编《战后美国经济危机》。
24．吴永珣(Wu, Yung-Shun,1913—1997)，毕业于北京税务专门学校，在海关工作六年之后于1941年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回国以后执教于暨南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 1954年全国外贸院系调整，调往北京外贸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主讲“国际贸易与实务”课程。编有《英汉国际贸易与金融词典》对外贸易出版社1982年版。
25．杨庆堃(Yang Ching-Kun,1911—1999)，广东南海人，1932年、1934年分获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学位，193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任《纽约商报》编辑、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回国后，1948年起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并在广州近郊鹭江村从事农村社区的调查工作，著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农村社会及家庭变迁》。1951年再度赴美，先后任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研究助理，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授，夏威夷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办社会学系。
26．杨懋春(Yang Mou-Ch'un,1904—1988)，字勉斋，山东胶州人。毕业于齐鲁大学后入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抗战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中国乡村集市与乡村生活》(The Market Town and Rural Life in China)完成于1942年，194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书名为“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A Chinese Village:Taitou,Shantung Province)，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为攻读文化人类学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曾任农林部督察、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副处长，齐鲁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赴美，曾任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1958年任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教授。1960年任台湾大学农业推广系首任系主任。1973年自台湾大学退休后，协助东吴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并担任该系第一任系主任。
27．杨书家，1949年以后去往台湾，任东海大学教授，著有《会计学原理》。
28．余新民(1917— )，安徽黟县人，出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大学商学院。1938年9月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国际贸易，1940年获硕士学位，在纽约欧文信托公司(The Irving Trust Company)实习3个月之后，就职于纽约中国银行外汇局纽约代理处。1942年获美国华盛顿特区奖学金，留学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外汇账户》(Foreign Exchange Accounting)。1947年开始任教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958年起调到河北财经学院(今天津财经大学)任教。
资料来源：Tung-li Yuan,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 Washington D.C.,1961.
表2—7 1938—1949年中国留欧学生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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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陈仲秀(Chen Chung Sieu)，广东人，1934年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事务月报》编辑。1938年考取中英庚款第六届留英公费生(经济史专业)留学英国，1940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1860—1913年英国对华贷款：特别关注1894—1913》(British Loans to China from 1860to 1913,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894—1913)。1944年任商务印书馆《东方副刊》编辑委员会委员。1949年以后任教于台湾。
2．该论文分1860—1893年和1894—1914年两个历史时期研究英国对华贷款的历史变迁，其中重点研究了第二个历史时期的英国对华贷款。论文有关第一个时期的研究，先追溯了1860—1865年中国的外交及英国债务的起源，然后逐一介绍接下来的25年间签订的每个贷款合同，分析其特点与用途、谈判的过程、有关合同的条款、政治与财政的关系。具体内容分为四章：“英国对华贷款的起源：1860—1865”“英国对华贷款的历史(1866—1893)：左宗棠贷款”“英国对华贷款的历史(1866—1893)：其他军事贷款、工业及其他贷款”“英国对华贷款的历史(1866—1893)：总考察”。
论文第二个时期的研究内容分成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每笔贷款的缘起、发行主体、订立的条件及退出的办法。其中，第一部分介绍每笔贷款的缘起、目的、谈判的过程及其他问题，具体分为四章：“英国对华贷款的历史(1894—1898)：对日战争和赔款贷款”“英国对华贷款(1899—1911)：铁路贷款”“英国对华贷款(18994—1911)：行政和一般用途的贷款”“英国对华贷款(1912—1913)：财团贷款”。第二部分展示1894—1913年及以后英国汇丰银行主导的贷款政策。具体内容包括三章：“汇丰银行：1894—1911”“国际财团：1895—1913”“新联盟：1918—1923”。第三部分详细考察贷款的条件并试图测量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两个条件：投资者的收入和银行家的利润。具体分为三章：“投资者”“银行家”“贷款人”。第四部分分析贷款资金的来源及贷款的处理情况，特别关注了中国海关贷款的情况，具体内容仅有一章：“贷款服务(1894—1913)”。
3．周培智(Chow Pei-Gei,1902—1981)，字宁捨，安徽合肥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 1929年毕业后任安徽教育厅编审、合肥教育局长。1931年考取公费赴英国留学，入爱丁堡大学历史系，一年以后获硕士学位。嗣后改习经济学，仍在爱丁堡大学攻读，1938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英百年经济关系：1834—1934》(A Hundred Years of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1834—1934)。同年回国，任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1941年转任复旦大学史地学系教授。后一度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四厅少将副厅长。抗战胜利以后任安徽大学、南开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赴英国各大学讲学。1953年以后赴台湾，任台湾省立工学院(成功大学)经济学教授。1957年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1964年任淡江文理学院(后改为淡江大学)教授，筹设历史学系，1966年历史学系成立，兼系主任。1969年任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经济学要义》(1955)、《历史学历史思想与史学研究法述要》(1973)。
4．徐毓枏(Hsu Yu-Nan,1913—1958),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萧条时期的英国棉纺工业》(The British Cotton Industry in Depression)，是第一个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也是亲自聆听过凯恩斯讲课的中国人。回国后，执教于西南联大，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期间撰写了大量传播、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论文。1948年，他编写了《当代经济理论》一书，综合了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对西方的经济理论，包括各个流派都有介绍。他是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早的中译者，早在1948年他的译稿就已经完成，直到1957年才由三联书店出版，1963年起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5．黎名郇(Li Ming Hsun),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1936年考取第四届庚款留英公费生。1940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与吴兆民合著有《丝业与棉业》(1933)。
6．关于黎名郇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时间，袁同礼的《1916—1961年间中国留学英国同学博士论文目录》标明为1946年，而黎名郇的博士论文原件标明的博士论文完成时间为1940年。其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究为何年待考。
7．该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货币重铸时期及以前英国的财政经济状况”。第二章为“货币重铸时期及以前英国的货币状况”。第三章为“重铸的问题”。第四章为“重铸法案”。第五章为“重铸的影响”。第六章为“朗兹的报告”。第七章为“洛克关于重铸的观点”。
8．马润庠(Ma Yuen-Cheung,1910—2001)，广东江门人，出生于华侨世家，毕业于南开大学后1936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1939年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42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任英国政府广播公司远东部编辑，1947年回国，任中央大学、政治大学教授，中华民国首届立法委员会委员。1949年赴台湾，以后移居海外，1964年任美国田纳西州托斯康林学院经济系教授，1966年任加拿大缅省大学经济系教授。
9．宋则行(Soong Hsia,1917—2003)，上海崇明人，1939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经济系， 1941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专业当研究生，1943年毕业，硕士论文为《国际贸易利得之来源及其衡量》。后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5年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师从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英国出口贸易的周期性变化：1924—1938》(Cyclical Fluctuations in British Export Trade,1924—1938)。1948年回国，先后在上海担任中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和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1949年，应聘去东北任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研究员。1952年起历任东北计划统计学院、东北财经学院、辽宁大学副教授、教授。还担任第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1957)、《宋则行经济论文选辑》(1983)、《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益概论》(1984)。和他人共同主编的著作有《外国经济史》(近现代部分，1965)、《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1973)、《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1979、1982、1985)。
10．杨敬年(Yang Ching-Nien,1908—? )，湖南汨罗人。1936年毕业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行政系后考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编译、行政院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调查员、三民主义青年团部秘书、农本局人事室视察、财政部秘书处秘书。1945年考取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被推选为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48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兼与美国及英国各自治领比较)》(The Distribution of Functions among Central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theUnited Kingdom(with Some Comparison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British Dominions)。同年回到南开大学任教授。译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11．赵永新(Chao Yung-Seen,1909—? )，广东台山人。1938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铁路：历史、政治和财政经济研究》(Les Chemins de Fer Chinois:Etude historique,politique,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1937年回国，任东南联运处视察、联运稽核处秘书，第12战区经济委员会专门委员，财政部缉私处特运室秘书(参见王伟：《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190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
12．邵规祖(Chao Joseph Koe-i Tsou,1913—? )，浙江慈溪人，1940年毕业于震旦大学，1946年留学法国，1948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本土银行：法律研究》。
13．余宗范(Yu Tsung-Fan,1906—1995)，浙江诸暨人。1934年赴法国留学，1939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参加抗战，任上校、少将，1946年退役任复旦大学教授。1950年起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61年后下放江苏淮阴，曾任淮阴市政协副主席。
14．夏晋熊(Hsia Chin-Hsiung,1902—? )，浙江宁波人，留英博士、著名外交家夏晋麟之弟。1927年入燕京大学经济系，1931年毕业，以官费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巴黎大学留学。1938年(夏晋熊提交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原文记载的时间为1937年，袁同礼的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1902—1962一书所记时间为1938年，待考)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1940年回国，任孔祥熙秘书、重庆中央银行秘书、行政院参事、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抗战胜利以后，任圣约翰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校董，财政部次长、代理部长兼国库局局长。1949年以后，任上海水泥厂秘书，后调任上海建筑科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15．廖南才(Liao Nam-Tse)，江苏嘉定人。1949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农村经济透视》(Perspectives de l'économie rurale en Chine)。法国留学毕业后去往台湾。
16．该论文共分六章，分别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历史”“农村人口(人口统计、农村人口的物质条件)”“农村经济(土壤、手工业、资本、培育方法)”“土地利用方式”“中国农业教育”“中国农业合作(中国农业合作社、农民协会、农业信贷)”。
17．刘先伟(Liu Sien-Wei,1906—? )，广东人。留法期间曾在里昂财政保险学院学习，1940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定居美国。袁同礼的《1907—1963年间欧洲大陆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目录》将“刘先伟”误作“刘先纬”。
18．龙吟(Long Yin,1911—1988)，海南文昌人。1937年毕业于北京中法大学经济系。因成绩优异，被学校保送到法国里昂大学法学院学习经济，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一度在法国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抗战胜利以后，回到中国，长期在南开大学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曾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经济系主任，天津市政协副秘书长。晚年著有《社会主义经济效益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吴宗汾(Ou Tsong Fen,1913—? )，江苏江阴人，1937年毕业于震旦大学政治经济系，1940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经济利益视野下的国际机构》(La Représentation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ans les organisms internationaux)。1941年回国，次年任教于中央政治学校。1948年任经济部统计长、经济部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9年后任兰州大学经济系教授、图书馆馆长(1951—1953)，甘肃财经学院、西北财经学院、陕西财经学院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与谭熙鸿合著有《全国主要都市工业调查初步报告提要》(中华书局1948年版)。
20．唐建文(Tang Kien-Wen,1919—2000)，湖北人。早年在法国学习，后去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再次留学法国，1945年获里昂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法经济关系研究》(Regime des relations economiques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1946年赴纽约，任联合国预算局官员兼联合国同声传译考试委员会委员。1950年回国，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1970年至1974年在亚非作家协会会刊《亚非记者》从事英文定稿工作。1979年任联合国行政和预算咨询委员会中国委员。1984年回国以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联合国协会副总干事。
21．王联曾(Wang Lien-Tseng,1909—? )，山东人。1934年获奖学金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1946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茶叶市场研究》(Etude sur le marchédu thé)。博士毕业以后长期旅居法国。
22．该论文由巴黎大学詹姆斯(James)教授指导完成。全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茶叶的生产和消费研究”。内容包括八个方面：历史(茶叶这个词的起源、茶叶在西欧的出现)、茶叶(茶树的分类、茶叶的成分、茶叶的生理特征)、茶叶文化(土壤与气候条件的影响、播种、规模、茶文化的有害因素)、茶叶的采收、茶叶的制造(茶叶加工、分流、茶叶及其混合物、人工调味)、世界茶叶产量(世界产量统计、控制生产的尝试)、世界茶叶消费统计(按国家和按人均)、使用方式。
第二部分为“茶叶市场的实证研究”。该部分的内容主要从外贸、潜在市场、价格和汇率等方面展开论述。外贸部分内容包括两章。第一章为“世界市场”，内容包括茶叶的世界出口量(统计结果、出口中心)、中国茶叶的出口(收货人、中国的主要出口中心)、茶叶的世界进口量(欧洲和非洲的茶叶进口、主要进口港口)、茶叶的运输与控制(航运——欧洲与北美、出口和进口控制、包装和商标)。第二章为“法国国内市场”，内容包括法国的进口及转口(法国茶叶进口的统计结果、主要进口商、法国茶叶的消费量、法国茶叶的再出口量)、北非的进口(摩洛哥市场、突尼斯市场、阿尔及利亚市场)、法国海关关于茶叶的法规(关税变迁、北非的特别关税、地方税)。潜在市场部分包括三章，第一章为“采购模式”，内容包括习惯、口味、势力和价格。第二章为“广告”，内容包括广告的原则和行动的方式、特殊的广告、巴黎市中心的中国茶叶的广告宣传。第三章为“渠道分布”，内容包括英国、美国、俄国、法国。价格和汇率部分包括两章，第一章为“价格”，内容包括批发价研究、零售价研究。第二章为“汇率的影响”。
23．陈琮(Chung Cheng,1907—? )，湖南新宁人，1928—1933年就读于中央大学经济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33—1936年供职于南京。1937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德国的外汇管理》(Die deutsche Devisenbewirtschaftung)。回国以后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1947年被选为首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以后去台湾，从事学术研究，著有《租税各论》(台湾三民书局1975年版)、《工业政策》(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
24．该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德国外汇管理的目的”。第二部分为“外汇管理的组织机构”。第三部分为“外汇管理对贸易的影响”，分别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1942年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成《德国的外汇管理》一文在国内发表(见《金融知识》1942年第1卷第3期。
25．李德(Li The)，女，1913年9月27日出生于北京一政府官员家庭。1919年上小学，1925年上中学，1931年7月毕业。1933年10月留学德国，先入慕尼黑大学，后进入柏林大学。1938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汉口的经济生活》(Hankau und sein Wirtschaftsleben)。
26．该论文是研究汉口经济发展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论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为“区位与居民”，内容包括汉口在中国的位置、汉口经济的变迁、汉口居民的种族构成与职业构成。第二章为“汉口的经济”，内容包括四节：手工业和工业(工业发展、贸易和工业发展水平、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公用事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木材和造纸业及商业与社会问题)，内陆外贸(贸易发展、内陆贸易中心、对外贸易中心、进口的类型与范围及出口的类型与范围)，题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航运、铁路、公路及航空)，金融(银行的发展、旧式银行、现代中国银行、外资银行)。第三章为“发展机遇”，内容包括汉口区位与交通优势的利用、汉口在中国经济新发展中的使命、战后和平为汉口经济发展提供的条件。
27．刘纪汉(Liu Chi Han,1909—? )，奉天人。1930年留学德国弗罗茨瓦夫技术学院(Technischen Hochschule)。1931年夏回国，进入东北大学，1933年毕业后到上海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1935年再次留学德国，先入弗罗茨瓦大学(Universität Breslau)，不久转入柏林大学。1941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德国城镇的运输经济》(Verkehrswirtschaft der deutschen Gemeinden)。
28．鲁冀参(Lu Chison,1908—1947)，字晓山，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1932年考入中央大学学习经济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两年左右。1935年9月赴德国留学，次年进入柏林大学，1941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农产品价格政策：1914—1918》(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Preispolitik für landwirtschaftliche Erzeugnisse im Weltkriege,1914—1918)。归国后任云南大学教授，并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29．该论文内容分五部分：世界大战的影响、打击投机、对利润的定价策略、价格管理、经营心理。
30．戴鸣钟(Tay Ming-Chung,1914—2007)，字仲吕，江苏吴县人，1926—1932年求学于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同年赴德国留学，1939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先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1946年任中正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1949年以后历任南昌大学及湖南大学教授、教务长，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德语教学，任中国公共外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
31．丁文治(Ting Wen-Tsi,1911—? )，江苏泰兴人，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之弟。1927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取燕京大学，学习经济学，1934年毕业后供职于德国在华经济部门。1938年留学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Goethe Universität),1939年转入耶拿席勒大学(Schiller Universität),194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周代(公元前1134—公元前247年)迄清代(1644—1911年)的中国农业的发展史》(Die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Landwirtschaftspolitik von der ChouDynastie(1134—247 v.Chr.)bis zur Ch'ing-Dynastie(1644—1911 n.chr.)Stadtroda,Richter)。曾任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院系调整调入武汉大学。1956—1969年任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
32．该论文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农业”，内容包括儒学中的农业、统治者的农业政策、农民的社会地位、中国奉行重农政策的原因。第二部分为“中国农业政策的历史发展”，内容包括土地公有制时期的农业政策(公元前1134—公元前350年)，土地私有制第一个时期的农业政策(公元前350—489年)，重新引入公有制时期的农业政策(489—780年)，土地私有制第二时期的农业政策(780—1911年)。
33．邓传诗(Fun Tschausch,1938—? )，重庆奉节人，1938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的农业危机》(Die Agrarkrise in China)。回国以后，曾任教于南开大学经济系。
资料来源：Tung-li Yuan, Doctoral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1916—1961, Washington D.C.,1963; Tung-li Yuan,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1902—1962；王伟：《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190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1937年，经济学家刘絜敖在《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在评述中国前一时期的经济学发展时认为：中国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取得十分明显的进展，原因在于一般经济学者重视经济问题的研究，而忽略经济理论的探讨。
当时著名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夏炎德也认为，“吾国近年后起经济学者固众，大多倾向于应用方面，如致力财政、金融、货币、银行、贸易、会计与统计之学，取其与实务有关，堪为个人事业发展之助。其下焉者仅欲博一技之长，以为谋生工具，对于高深学理掉首不顾”，“此种功用主义之倾向，将使经济学之发展大受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民国初年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海外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均集中于对中国热点经济问题的探讨，体现出强烈的经世济民的价值取向。被誉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马寅初甚至认为，“现在中国所需的，是使国民明了国内经济的情形与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高深的理论。我们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中国近代经济学领域留学生的这种“经世”价值倾向有助于经济学的本土化，而不利于经济理论的创新。
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中国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在继续重点研究中国的经济热点问题，如货币财政问题的同时，有不少博士论文关注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张培刚(Chang Pei-Kang)的《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 s Industrialized)、方善桂(Fong Shan-Kwei)的《商业循环和国际收支平衡：国际货币理论周期分析之应用》(Business Cyc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An Application of Period Analysis to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y Mechanism)、谢强(H sien Chiang)的《1929年的转折：主要周期理论检验尝试》(The Downturn of 1929:An Attempt at Verification of Some Leading Cycle Theories)、辛膺的《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顾应昌(Koo Anthony Ying-Chang)的《外汇均衡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xchange Equilibrium)、潘玉璞(Pan Yu-pu)的《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形成》(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and Capital Formation)、桑恒康的《资本形成机制》(The Mechanism of Capital Formation)、丁忱的《工业化、资本形成和内部积累：战后中国工业化考察》(Industrialization,Capital Formation and Internal Sav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刘大中(Liu Ta-Chung)的《动态条件下的个体厂商理论研究》(A Study inthe Theory of Planning by the Individual Firmunder Dynamic Conditions)、丁关淑庄(Ting Shu-Chuang Kuan)的《收入、投资和消费的动态研究》(Simple Dynamics of Income,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张自存(Chang Tse-Chun)的《收支平衡的周期性波动》(Cyclical Movements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王念祖的《工业化、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Industrialization,Monetary Expansion and Inflation:An Introductionto the Study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蒋硕杰(Tsiang Sho-Chieh)的《实际工资及利润率的变动与贸易周期的关系》(The Variations of Real Wages and ProfitMargins inRelation to the Trade Cycle)等都是有关经济理论方面的论文。
以上经济学博士论文有的开拓了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如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几篇博士论文。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成为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在此之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关心和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家和殖民体系下的殖民地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前只有经济发展思想，没有专门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经济学。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抗战的胜利，如何重建中国经济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引起了国内的注意，也成为海外经济学留学生博士论文关注的热点。
张培刚1946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运用了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经济理论，如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张伯伦(Edward H.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理论”、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的“投入—产出”理论及里昂惕夫(Wassily W.Leontief)的工业化理论及一般均衡理论和局部均衡理论等分析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使该书对农业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的探讨极具理论色彩。该论文在中外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并获得了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大奖——哈佛大学威尔士最佳论文奖，1949年被列入哈佛经济丛书出版， 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刊行，1969年在美国再版，曾被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大学列为教材，实为发展经济学的首创著作。张培刚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
吴元黎(Wu Yuan-Li)也致力于后进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他1946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为《资本形成与经济秩序：一个关于贫困国家案例的研究》(Capital 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 Order:An Analytical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ase of A Poor Country)。此前，他于1945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落后国家和中央计划国家的战后工业化》(A Note on the Post-war Industrialisation of“Backward”Countries and Centralist P lanning)一文。1946年，他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国际资本投资与贫困国家的发展》(International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ol Countries)一文。吴元黎的博士论文和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都是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1949年以后，吴元黎继续致力于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著有《台湾走向工业社会》《迈向科技、制度化与国际化——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策略的研究》等学术著作。1950年9月，吴元黎还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政府担保和外国私人投资》(Government Guarantees and Private Foreign Investment)一文。
以张培刚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在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中发挥先驱性作用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标志。
巫宝三是中国国民所得问题研究的开拓者。与张培刚一样，巫宝三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前，已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近代的国民收入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他于1947—1948年受罗氏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对中国近代的国民收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的资本构成和消费支出》(Capital Formation and Consumers'Outlay in China)。该论文“概括了他在《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使用的数据并做了修订”。
刘大中也是当时少数进入国际经济前沿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1940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动态条件下的个体厂商理论研究》。刘大中在大学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都是理工专业，具有良好的数理基础，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计量经济学方面，他与丁伯根、克莱因等人都被视为20世纪中晚期世界计量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最主要的奠基者，1965年当选为美国计量经济学会荣誉会员。“刘大中最有名的著作所作研究的是，识别不足和结构估计(《计量经济学》,1960年)，他在其中指出，根据瓦尔拉(Walras)的思想，每一样东西与其他每样东西相关，用于识别一个完整的经济计量模型的单个方程式的先验零约束充其量来说也是不可靠的。因此，如果抛弃这些不可信的限制，经济结构基本上就是识别不足的，我们所能指望的最好结果是估计简化型方程式。这一思想在对现代宏观经济模型化的批评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并促使以只包括若干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当简单的向量自回归系统，代替大规模的模型。刘大中还对一系列的美国经济模型做了估算，成功地将这些模型简化到应用于愈来愈短的时期，从而为美国全国产品组成的月估算作了准备。”刘大中在诸多领域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第一人”：他是国际上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唯一一位华裔学者；他在康奈尔大学指导的博士生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Engle)2003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中国经济学者的“首功”；他是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第一个华人会士。
此外，1941年27岁的刘大中就在世界顶级经济学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China's Foreign Exchange Problems:A Proposed Solution)一文。之后，又分别于1950年、1959年、1961年、1973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四篇学术论文，他与蒋硕杰并列为华裔学者中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刘大中1946—1948年任教于国立清华大学，1946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其任职布鲁金斯学会期间撰写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国的国民收入(1931—1936)：一个探索性研究》(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36:An Exploratory Study)，该书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开创性著作，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哈罗德·G·默尔顿(Harold G.Moulton, 1883—1965)为该书亲自撰写了导论。刘大中因此与巫宝三一起成为近代研究中国国民收入取得成就最大的经济学家。
与刘大中不同，一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蒋硕杰则长于经济理论分析特别是货币理论分析。他推崇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主张回归亚当·斯密时代精神，他一生致力于对凯恩斯理论特别是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批判，是国际上知名的经济学家。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在货币理论方面，凯恩斯提出了流动性偏好理论，颠覆了传统货币理论：“这种货币理论打破了世代沿袭的传统，即主要是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来理解货币。凯恩斯以前的几乎每一位货币理论家都信奉这种传统，其特点可以说是对货币的‘流量’分析，相比之下，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则是‘存量’分析。”存量分析方法和流量分析方法是经济学中常用的两种分析方法。存量分析方法强调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认为货币是资产持有的一种形式，货币数量的变动是资产组合的重新配置，因此，货币均衡就是货币存量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它决定了市场均衡利率。
留学期间的蒋硕杰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向权威挑战，早在1943年，他就在《经济学刊》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一文，开始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进行批评。在该文中，他对凯恩斯有关投机性货币需求如何能够使投资冲击转化为支出波动的说法提出了挑战。他认为要使该项说明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就要坚决转回到流量分析，特别是转回到经由银行系统产生的维克塞尔货币调节机制。其明确含义是，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理论不应该和涉及流动性偏好的货币与利息理论结合在一起，而应和罗伯逊式的可贷资金理论联系起来。在该文中，他采用20世纪20年代大繁荣时期和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的美国统计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篇论文是蒋硕杰的处女作，开启了他一生反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学术之路，是他“在以后的著作中，始终遵循，几乎从未背离的思想方法的起源”。
蒋硕杰于1956年9月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流动性偏好理论与可贷资金理论，乘数分析与速度分析的一个综合》(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Loanable Funds Theories,Multiplier and Velocity Analysis:A Synthesis)一文批评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该文作为《美国经济评论》第46卷第4期的领头文章刊出，可见其分量。该文发表以后受到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时任剑桥大学教授的罗伯逊(D.H.Robertson)等的肯定。1972年6月蒋硕杰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对均值—标准差分析答辩，偏度偏好与货币需求》(The Rationale of the Mean-Standard Deviation Analysis,Skewness Preference,and the Demand for Money)批评流动性偏好理论。正是由于蒋硕杰在货币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他成为“所有各种形态的凯恩斯货币存量分析法最有说服力的评论家之一，也是流量分析法的最高成就者之一”。蒋硕杰一共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五篇论文，除上述两文外，他还分别于1961年、1973年、1974年在该刊发表三篇论文。
蒋硕杰还在权威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宏观动态分析中的投资的时间维度》(A Rehabilitation of Time Dimension of Investment in Macrodynamic Analysis)(《经济学杂志》1949年8月)和《皮古教授论真实工资和就业的相对变动》(《经济学杂志》1944年12月，后来该文成为蒋硕杰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等文章，分别评论了卡尔多和庇古(即皮古)教授的有关观点。“评论皮古有关论点的文章，刊登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终于使庇古教授认错，修改自己的论点，蒋硕杰教授因此成为《经济学杂志》自1891年创刊以来，在该刊发表文章的第一个中国人。”
1945年，蒋硕杰在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1899—1992)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实际工资及利润率的变动与贸易周期的关系》，该文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颁发的最佳博士论文奖——赫其森银牌奖(Hitchinson Silver Medal)，该论文英文版1947年在伦敦出版，1970年再版。该论文通过一般推理预测解释货币工资率、真实工资、毛利率变化及价格与产出的关系。当时新古典主义学者庇古认为，“真实工资变动与产出成反比，而且工资变动大大滞后于价格变动，因此边际成本和价格可能偏离，而且这种偏离部分应归因于贸易周期”。凯恩斯对此亦提出相同假设，但他“对这一变动给予不同解释，认为是报酬递减的自然结果”。蒋硕杰认为，这一问题非常复杂，不能先验地预测真实工资变化，为此他做了深入的、系统的分析。他整理了英国1850—1910年批发物价指数及美国1890—1939年的相关统计资料，分别分析了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诸行业的工资变化情况。博士论文完成后，蒋硕杰将其中一章的内容发表在《经济学刊》上。
蒋硕杰的博士论文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反响，牛津大学的维尔胜1948年9月在英国《经济学杂志》、哈恩1949年在《经济学刊》、瑞典经济学家拉尔斯·林德伯格1949年在瑞典《经济日报》上发表了评论文章。维尔胜认为“蒋硕杰博士的著作所选择的是贸易周期研究领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该领域存在不确定性与混乱。在过去，该领域许多理论被提出，一些观点时有表达，但关键的观点与假设常常是不完整的，事实经常不得而知。虽然不能说蒋硕杰博士清理了上述学术领域，但他至少带来了一线曙光。正因如此，他的著作值得仔细研究”。维尔胜认为，“虽然蒋硕杰博士将自己局限于李嘉图影响的狭窄领域令人遗憾，但从整体上看，他已经部分解决了学术难题，值得祝贺”。
蒋硕杰的有关经济理论方面的论述被西方经济学名家所征引。“例如美国有名的经济成长论经济学家杜马(Domar E.D.)就曾在其名著《经济成长论》中提到蒋氏的论文”，这“表明他的研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剑桥大学博士张自存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在欧美重要的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国际收支方面的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他于1947年完成博士论文《收支平衡的周期性波动》。该论文研究了收支平衡的周期性波动的本质和原因，展示了不同类型国家1924—1938年收支平衡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并在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指导下，对收支平衡的均衡过程的一般性质做出了解释。该论文1951年公开出版以后，《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史杂志》《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学杂志》等国际著名经济学期刊发表了10多篇评论，高度评价了其的学术成就。
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樊弘则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为民国时期留学西方的著名左派经济学家。樊弘留学剑桥大学期间(1937—1940),“在导师道布教授的指导下，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两年前刚刚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两部经济学上的权威著作，并选定‘评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资本蓄积、货币和利息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该论文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季刊》上发表，“1968年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所收录”。
费孝通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江村经济”(Kaihsienkung:Economic Life in A Chinese Village)。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vski)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认为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做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由于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在理论经济学的其他领域方面，浦寿山的《技术进步与就业》(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mployment)一文值得注意。该论文建立了一个考虑技术进步的宏观经济模型，并运用静态比较和动态比较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在不同条件下，给定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各种可能影响。而后作者又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分析了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系统中，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克莱因正在从事把凯恩斯理论模型化的工作，而浦寿山所做的则是把熊彼特关于技术进步的一些重要概念同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相结合，建立一个更为复杂的宏观经济模型。在这篇论文中，除内生技术进步等概念外，浦寿山还讨论了预期等后来在经济学文献中得到发展的重大问题。从浦寿山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不但谙熟古典经济理论、凯恩斯理论和当时的各种最新经济理论成果，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萨缪尔森所开创的静态比较分析和动态比较分析方法。他所运用的数学工具包括微积分、微分方程、拉普拉斯变换等。论文对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可能是其在把技术创新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所给出的一个形式化的经济周期模型，其研究“前不见古人，后尚不见来者”。
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仍在应用经济学方面，特别是当时紧迫的财政、金融和贸易问题。其中财政学研究的重点是借鉴西方财税制度，建立起适应战时体制的财税体制，这方面的论文如陶洁卿的《战后中国重建税收结构研究》(A Study of the Tax Structure in China:With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ost-War Period)、周有璧(Chau Yan-Pik)的《国民政府的税收改革：1927—1937》(The Taxation Reform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Decade 1927—37)、马润庠的《政府借款技巧：英国财政部借款操作方法研究(1914—1940)》(The Technique of Government Borrowing:A Study of the Methods Employed by British Treasury in its borrowing operations,1914—1940)、余宗范的《1912年以来的中国财产税》、戴鸣钟(Tay Ming-Chung)的《个人所得税视野下的中国财政》(Das Finanz-und Steuerwesen China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nung gnung der Einkommensteuer)、吴永珣(Wu Yung Shun)的《美国经济中的羊毛税》(The Wool Tariff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龙吟的《中英法预算监督制度之比较》(Le Countrôle du budget en Chine,comparaison avec les systèmes anglais et francais)等。其中，周舜莘的《资本税》最富理论与实际价值，该论文系统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围绕整理战争债务而开征资本税从而进行的理论与政策的争论，既研究了各种形式的资本税及资本税本身的运行机理，资本税与超额利润税、所得税、赠与税等的区别，又分析了资本税对生产、消费及金融市场的影响，堪称税收理论的经典之作。除博士论文外，当时还有不少硕士论文研究财政问题，如1939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张人价鉴于“当时中国处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整个中国经济命脉，挥霍无度，民不聊生”，他以《美国遗产税的研究》作为硕士论文，主张“借鉴西方经济制度，开征遗产税，改变中国社会分配不公”。
法国财政学的研究特色之一是特别重视预算研究。正是在此学术研究氛围下，法国里昂大学博士龙吟1943年撰写了中国近代唯一一篇专门研究预算问题的博士论文——《中英法预算监督制度之比较》。
金融理论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蒋硕杰对凯恩斯主义流动性偏好理论的批评之外，这一时期的金融理论方面的博士论文集中于中国现实货币银行问题的研究，这方面如胡先进的《中国的通货膨胀及其控制(1937—1947)》(Inflation and Inflation Control in China,1937—1947)、周承绪(Tseo Cheng-Se,1908—? )的《中国货币制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netary System)、余新民的《外汇账户》(Foreign Exchange Accounting)、夏晋熊的《当代中国货币和银行的重建》(La Reconstruction monétaire et bancaire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刘先伟的《中日战争前后的中国货币财政问题》(Les problèmes monétaires et financiers de la Chine avant et depuis les hostilités sino-japonaises)、陈家骏的《中国的银行业：特别关注中国的新银行》(Das chinesische Bankwesen,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neuen chinesischen Banken)、邵规祖的《中国本土银行：法律研究》(Les banques autochtones chinoises:etude ju-ridique)、廖宝贤的《银问题的重要性：中国货币关系的演进》(Die Bedeutung des Silberproblems für die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Währungsverhältnisse)和Young Hen Li的《货币的对外价值与国际货币政策》(Aussenwert der Währung und internationale Währungspolitik)等。其中，胡先进的《中国的通货膨胀及其控制(1937—1947)》是近代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中唯一一篇专门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博士论文。该论文评述了通货膨胀理论及政策，研究了中国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及其控制问题。而黎名郇(Li Ming Hsun)长达500多页的博士论文《1696—1699年的巨额货币重铸：货币贬值的一个特殊研究》(The Great Recoinage of 1696—1699:A Particular Study of the Problems Currency Devaluation)对17世纪末英国的货币重铸的背景及其导致金本位制度的确立的结果等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是研究外国货币史的高水平博士论文。该论文1963年9月由英国Littlehampton Book Services公司正式出版。
经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金本位体系崩溃，国际间货币汇价发生剧烈波动，引发猖獗的金融投机，严重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外汇问题不仅是中国当时紧迫的金融问题，也是全球性金融问题。曾就职于中国银行外汇局纽约代理处，后来又获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博士学位的余新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致力于研究外汇问题，其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外汇账户》对此做了专门研究。余新民认为，应对汇率波动风险，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避免交易风险，二是有逻辑性、系统性地记录交易。第一个问题可以利用套期保值的方法很容易地加以解决；第二个问题更为复杂和难以应对。”为此，余新民在博士论文中“尝试设计了一个科学登记外汇交易的制度”。
运输经济继上一时期成为研究热点之后在本时期受到持续关注，有六篇博士论文研究运输经济问题：张震的《美国进出口铁路运费率结构：政策和技术》(Import and Export Railroad Freight Rate Structures of the United States:Policies and Techniques)、陈宪章的《中国汽车运输业的管理要素和操作效率研究》(A Study of the Elements of Managerial and Operating Efficiency of Motor Rruck Transport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otor Transportation in China)、苏再山的《成本——汽车运费率的决定因素》(Cost as A Determinant of Motor Freight Rates)、陈泽华的《中国的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发展》(Verkehrsentwicklung und Verkehrs—planning in China und ihre Auswirkung auf die Volkswirtschaft)、赵永新的《中国铁路：历史、政治和财政经济研究》和刘纪汉的《德国城镇的运输经济》。与前一时期的运输经济研究有所不同的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汽车运输业的迅猛发展，这一时期有陈宪章和苏再山两位博士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汽车运输业经济，改变了过去运输经济学集中研究铁路运输问题的局面。
当时西方运输经济学家在有关汽车运输研究方面的研究重点之一是“研究成本与汽车运费率的关系”。苏再山的《成本——汽车运费率的决定因素》一文对此做了深入研究。首先，该论文探讨了公路的投资与收费问题，认为“如果将社会视做一个整体，货运服务成本是经营货车、提供和维护公路的成本”，其中“公路由联邦、州或地方政府运用一般税收和向公路使用者征收特别税等收入建设，公路主要服务于旅游、商业及国防等目标。如何对每一位汽车运输者收费、如何判断这些运输人是否支付了公路运营成本是十分困难的”。其次，该文分析了合理运价问题，认为“完美的运价能够使汽车运输者在高效和诚信管理之下获得足够的收入，同时运输者不对任何特殊商品、运输地点及个人给予歧视”。“商品的密度、装运尺寸、特殊服务需求及运输的方向和距离都应该作为运价确定的因素。”最后，该论文比较了汽车运价与铁路运价。“竞争对铁路运价造成了诸多影响，对于汽车运价也是如此。然而，在汽车货运业务中，可变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非常高，有时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限制了汽车货运在竞争中降低成本的能力。”“在货运业及各种运输形式中，为了固定合理价格，消除破坏性竞争行为，汽车运费率应该紧贴成本。”
这一时期经济史学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陈振汉在哈佛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该文运用当时西方流行的区位理论分析了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变迁，资料丰富，论证严谨。该论文的核心内容1940年发表在了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季刊》上。
有趣的是，在当时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浦寿海、浦寿昌和浦寿山三人是亲兄弟。一家三兄弟一同在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都回国效力，这堪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佳话。
这一时期留日学生在经济学领域亦有建树。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彭迪先为适应抗战的需要，秘密收集日本经济文献，回国一个月后(1938年5月)撰成《战时的日本经济》一书，该书“根据丰富的资料，从理论上分析日本的财政、金融、贸易、工业、农业、物价、劳动等部门，观察日本经济的基本组织及其战时编制，并指出日本战时经济的种种缺陷与将来”。该书对于推动当时中国战时经济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以后，许多在海外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纷纷回国，试图用其所学的西方经济理论，包括他们开创的发展经济理论参与中国战后的工业化建设，但迅速爆发的内战很快粉碎了他们的梦想。
1949年以后，留学海外的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的命运各不相同。一部分滞留海外或去了台湾地区，如何廉、刘大钧、方显廷、董时进、李卓敏、刘大中、周舜莘、顾应昌、潘玉璞、桑恒康、吴元黎、伍启元、林霖、蒋硕杰、王念祖、马润庠、杨联陞、周培智等，继续进行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为台湾地区经济、经济学的发展及西方汉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他们的身上依稀可以看出民国经济思想留下的痕迹，由于机缘不同，禀赋不一，他们的成就各有高下。一部分留在中国大陆，如马寅初、陈岱孙、李权时、潘序伦、冀朝鼎、尹文敬、朱伯康、厉徳寅、吴景超、张培刚、费孝通、赵迺抟、巫宝三、徐毓枬、陈振汉、浦寿三、宋则行、杨敬年、吴纪先等，他们的治学方法和方向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经历了艰难的学术转型，大多数中断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979年以后才重新活跃于中国经济学舞台，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领导者。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实践者掌握了新的学术话语权力，创造了全新形态的经济学。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在中国经济和经济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19世纪下半叶，以马建忠、严复等为代表的留学欧洲的学生开始逐渐取代西方传教士充当了向西方学习经济学的“盗火者”的角色，但这一时期传播西方经济学的留学生主要是学习自然科学，少有留学生学习社会科学，更无留学生学习经济学专业，他们的经济学学术思想是比较肤浅的。20世纪初留日学生充当了传播西方经济学的主力，中国开始出现经济学专业的留学生，他们为中国经济学界带来了大量“日本”造的经济学术语，翻译了大量的日文经济学书籍，他们为中国现代经济学引进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但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主要还是通过翻译西书引入西方经济学，自撰的经济学著作极少。由于1908年中美达成利用“庚子赔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协议，以及后来英、法、德等国制定了吸纳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民国以后留学欧美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开始增多，其特点是留学层次比较高，不少人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他们回国后不断著书立说，使中国经济学研究由以翻译西书为主过渡到以自著为主，有些论著还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由于民国时期中国在国外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绝大多数是研究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问题的，因此留学生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对“东学西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方经济学界正是通过这些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和他们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甚至由此影响到西方经济政策的制定。如1911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陈焕章所写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就使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为美国经济学界所了解并影响到美国20世纪30年代国家干预农业的现代农业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