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铁证，攻克犯罪

攻克高进，拿下高小红，彻底清算他们的犯罪事实，只是检察官查办工作迈出的第一步，更艰巨、更繁重的工作还在后面。难关就是收集证据，必须以充分、确实的证据证实高进、高小红犯罪事实的成立。

检察官面对的是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手机销售商，其中有大量的个体商户。这些个体商户对检察官的查证工作采取的是不配合、不接待、不作证的抵制态度。

检察官一家一家地访，一个一个地谈，历时一年多，获取了4万多页的材料证据。

最终，检察官完成了任务，把高进贪腐案办成了铁案。

A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高进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高进犯贪污罪（贪污总额1679万元人民币、39万美元），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挪用公款罪（总额为1.4亿元），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高小红犯贪污罪（贪污总额692万元），判处有期徒刑8年；犯挪用公款罪（挪用公款1274万元），判处有期徒刑8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

高进、高小红服判，未上诉。

（文中涉案人物均系化名）

观察

中国式的“亲情腐败”，何时了？

读《水浒传》，有一个反面人物令人印象很深，那就是高衙内。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都一再受他欺辱，以致最后被逼上梁山。高衙内是个浪荡子，本身并无官职，但他是高太尉之子，横行霸道，无法无天。

如今，“衙内现象”并不鲜见，由此滋生了“亲情腐败”。

以父母、长辈的权力为后盾，一些官员的子女从事着一本万利的生意，在房地产、工程招投标等热门领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赚取大把大把的经过“漂白”的黑钱。“衙内”们也成了贪官变相受贿、出卖公权的“道具”和“遮羞布”。某些领导干部对子女失之管教，听任其违法违纪、胡作非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视党纪国法、社会监督为虚设。子不教，父之过。其实，这些领导本身早已“上梁不正”，也难怪“下梁歪”。凡浮出水面的“衙内”式人物，背后总站着一个贪官，这几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铁律。

这一丑恶现象必然会削弱、腐蚀权力规范运行的秩序，消解公职人员职务廉洁性的公信力，污染社会健康风气。

家庭或家族因为亲缘关系，具有先天的关联性，更容易形成腐败利益共同体，而且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利益共享度非常高。对反腐败工作而言，这种特殊的腐败利益共同体也往往较难攻破。

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及早敲响“亲情腐败”的警钟，必须真正让干部手中的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其本身及配偶、子女的从业状况、家庭财产昭示于公，让人民群众对监督干部、任用干部拥有更加充分、实在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敢把公权变私权者才会越来越少。

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制定了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要求领导干部报告个人和家庭的重大变化情况，报告范围涉及领导干部个人和家庭的出国、接受捐赠、中奖、接受遗产等“隐私”。但是，即使所有的领导去登记了子女的从业情况，又拿什么措施去追问其真实性呢？这样的自报家门，会不会成为一纸司空见惯的“登记秀”？

要有效地减少“高衙内”，就需要有效地减少“高太尉”，这才能斩断“亲情腐败”的病根。

首先，应建立领导干部的财产监督制度，再建立对领导干部配偶及子女从业、财产情况的监督制度，并且要落实信息真实性核实制度。

其次，要狠抓制度执行。我国禁止官员家属经商等相关制度建立已久，并在不断完善发展，相关规定不可谓不细致。但好的制度只有落到实处才能产生实效。因此，要突出强调制度执行的刚性，不断加大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力度，不断提高监督的透明度。建议出台并完善群众监督的机制、举措，拓宽社会监督的渠道，让群众一目了然，让群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并由社会各界对官员定期申报、公开的财产和官员子女的经商行为进行监督，形成合力，共同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消除“亲情腐败”是反腐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只要制度健全了，监管透明了，打击有力了，“亲情腐败”就没有滋生的土壤。这一丑恶现象才会彻底消散在历史的烟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