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无罪？此罪？彼罪？

被移送检察机关后，王肖牙尖口利的名记者风范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矢口否认所犯全部罪行，并且反复强调，自己只是经营广告，款项也上交到了单位账户，自己顶多是违规，但没有违法，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

如果真如王肖所说，被害单位只是纯粹为了做广告而付款，那就是正常的业务往来，王肖理应无罪。

事实果真如此吗？

S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研究案卷材料后发现，S公司自行取证十分充分，录音、证人证言、所打款项，一一指向王肖的敲诈勒索行为，铁证如山。

但另外三家公司则投鼠忌器，遭到勒索的证据明显偏弱，仅有被害单位证言及一鳞半爪的书证。

精明的王肖就是抓住这点软肋，一口咬定几家公司均是与之签订广告合同后自愿付款，不存在胁迫、勒索的行为。

检察官追问王肖：既然签了广告合同，那为何Z报拿了钱，却没替客户公司做广告？王肖的辩解滑稽可笑：他们自己给了钱，又不想做广告了。

检察官继续讯问：客户公司既然不做广告了，那他们的广告费究竟去了哪儿？王肖想了半天，支支吾吾地说：“新闻中心的钱其实就是我自己的钱！”他以此来辩解自己从该账户内巨额提现并非贪污单位公款。但情急之下的说辞并未使王肖脱责，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所谓的广告费已被他个人全部占有。

接着，检察官赶赴北京，从Z报调取了报社的法人证书、机构代码证以及王肖干部履历表的复印件，证实了王肖符合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

检察官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就是取得了王肖与报社之间广告款往来的记录清单，进一步证实报社根本没收到过客户公司总数达45万元的“广告款”，且对与客户广告公司签下广告合同一事根本不知情。

王肖所谓的自己的作为是单位行为的辩解，根本就是彻底的谎言与包庇，他完全就是为谋一己私利，向被害单位强索硬要。

王肖利用职权勒索，获得大笔钱财的犯罪行径此时已清晰可见。但一个疑问始终令人无法释怀：对于王肖这样的记者身份，他利用新闻监督权向他人索要钱财，究竟适用哪条罪名呢？

公安机关是以王肖涉嫌敲诈勒索罪移送检察机关的，乍一看貌似合理。但检察官认为，本案最重要的特征还是在于王肖利用了记者调查采访、批评监督的权力。没有这样特殊的主体身份，王肖就不可能强索得逞，这显然不是敲诈勒索罪所能涵盖的。

如果王肖是利用职务便利，索取贿赂，那就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但该罪适用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以记者身份实施的类似情形的犯罪，是否能以受贿罪论处呢？

检察官查阅了几个数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有过重大影响的类似案例，犯罪情节和王肖基本一致，均以受贿罪被定罪科刑。

细致分析后，检察官认为：王肖作为国有媒体的在编记者，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自由撰稿人，他所拥有的调查采访、揭露黑幕的权力明显是一种管理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而这正是他的犯罪行为屡屡得逞的关键所在。

王肖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勒索钱财占为己有，其行为完全符合受贿罪的特征，是一种典型的索贿行为。另外，王肖向其中一家公司索贿一事，检方认为由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王肖有个人非法占有300万元的主观故意，只能认定他是采用要挟手段为报社强拉广告，应以强迫交易罪予以定性。

因此，S区人民检察院以王肖涉嫌受贿罪、强迫交易罪向法院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