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本末

官禄㘵

历史时有奇谲之事。以一时人物地脉来论，十九世纪后五十年，广州为坐标，南北上下各数十公里，如此窄短的地带，竟次第出现了三位耸动全华以至将她彻底改变了的人物。

一位乃康有为氏，世称“康南海”。所谓“南海”，便即大清广州府南海县，其地紧邻广州城西南角。秦代已以南海为名，后或郡或县。降至当代，1992年由县改市，又十年撤市改区，便是今之佛山市南海区。这康有为，乃南海县丹灶苏村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京师发动“公车上书”，旋受德宗信用着手戊戌变法，百日而败，入民国以保皇党领袖立足政治，直至谢世。

又一位姓孙讳文、号逸仙，后来化名“中山樵”。不料这化名流传更广，久之世人鲜称本名，都习惯叫他“孙中山”。孙文的出生地翠亨村，在今中山市，原名香山县。康有为以地望称“康南海”，孙文反令故乡因之以名，足见地位崇隆更胜一筹。至于原因，那是妇孺皆知——他乃中华民国的创立者，被尊“国父”。

遥想当日，上世纪头二十年主中国沉浮的革命党、保皇党【2】两大政治势力，其首屈一指的巨擘，居然来自相距仅数十公里的蕞尔之地，岂不让人称奇？

这且不说，还有一位天字号人物，也与康、孙是近邻。

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有广州北站，来广州的旅客可能在此下车抑或经停其处，但人们未必知道，所履之地曾经出过一位地动山摇的人物。溯之1993年以前，此地尚名花县，建置三百余年以来，多半时间仅堪以平淡形容，不想清朝道咸之间，平空降下一位泰坦巨灵。那情形与《水浒传》楔子所写，恍若【3】重现：

只见穴内刮剌剌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1]

另一段则道：

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碣，凿着龙章凤篆姓名，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2]

六百年前施耐庵先生述此“魔王下界”故事，说石碣背面刻着“四个真书大字”：遇洪而开。巧的是，眼下我们所叙，恰也与一个“洪”字相关。

却说花都区西北方，有地名曰官禄布。“布”，本应为“㘵”，一个偏僻之字，即收字颇全的《康熙字典》亦不见，但广东一带地名颇常用，康熙《花县志》就载有鹤栖㘵、大东㘵、小㘵村、八坜㘵等名。缘音推之，或与“堡”形异而音义相同。“堡”的读音，有的地方念如“补”，有的地方念如“铺”，意皆筑有围墙之村镇。起初，自然为抵御兵匪之扰而设，后来转而只是寻常村落。官禄㘵又有写作“官禄埗”的，“埗”乃“埠”的异体字，指码头或者有码头之城镇，而官禄㘵也确实紧邻一条小河，故而“㘵”亦有可能通“埠”。究竟如何，留给小学家们去考释罢。

当年，官禄㘵居民约四百，住有洪、凌、冯、温诸姓，而洪为大族，照洪仁玕1852年在香港对瑞典传教士韩山文之所亲述：“大多数为洪姓族人。”[3]族中有洪镜扬一房，此人膝下三子二女，其中那小儿子，乳名“火秀”，长大后按宗谱伦辈得名“仁坤”，但后来他却自作主张，替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秀全。洪火秀抑或洪仁坤易名洪秀全之日，便是一场大狂涛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刻。

他不是别人，正是亲自创立太平天国也亲手毁了它，并令至少二千万人[4]在不到十五年时间里或战或饿而死的那个人。此时放眼再看，自北而南，以官禄㘵为起点，次而南海丹灶苏村，次而香山翠亨村，这上下百公里、三点一线排开的三座广东小村庄，于五十年之间，先后触发了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三大机棙。所谓历史风云际会，大抵没有比这更加诡巧的例子。

依其族谱，官禄㘵洪氏之祖乃是洪皓。洪皓，进士出身，身历两宋，《宋史》有传，曾衔高宗之命为“大金通问使”前往议和。[5]对我们今人，洪皓之子洪迈显然更加有名，他就是《容斋随笔》的那位作者。此书为史学掌故考据名作，据说是毛泽东长年喜读之书。这支洪氏随宋室南渡，最终落足广东——始居潮州，后迁嘉应州，康熙间再迁花县。

现之官禄布，建有洪秀全故居，颇具规模。院落外广场矗立现代化之纪念馆一座，以及洪秀全按剑直立塑像一尊。院内则园林化，古木摩天、绿草如茵，祠堂、古井、水塘、宅屋俱全。但说是“故居”，与原貌究竟有何关系，大概成疑。单单那几排宅屋，虽墙体以土坯砖砌就、努力营其“旧状”，混凝土的房基却幽然露出了马脚。尤其那片水塘，水面开阔，清波荡漾，秀色宜人，似乎最为失真。依洪仁玕所述，真实的官禄㘵应是这样：

村之前面只得房屋六间，其后则有房屋两排，中隔小巷。在第三排之西边则为洪秀全父母所居之小宅也。在村中房屋之前有小塘，满贮泥水。全村之污水粪溺被雨水冲动均流入此处，而成为全村灌溉禾田之肥料池。但秽气四播，凡不熟习中国农村经济者均不能堪也。在村之左边，靠水塘之旁，有一书塾，此为村童上学念书，预备科举考试之处。[6]

洪镜扬家境平平，不甚穷，然亦难称富足。这从洪火秀幼年能够入塾读书、十六岁却又辍学，务农事以助家用，而大概推知。也许整个村子普遍来讲并无特别优越的人家，故洪镜扬家境平平，仍在族中享有地位，充当族内纷争的裁决者，若须与外族交涉，亦由他代表出面。[7]在旧时乡村社会，此类角色通常由望族承担。

洪火秀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4】。到他出生时，花县诞生也才不过一百三十年。这是个新县，不见诸过去版图，康熙二十一年始有地方官员动议，二十三年得到来粤主持科考的某京官响应，奏以特疏，遂于二十四年降谕旨：

二十五年1686析南海、番禺二县地，创立花邑。[8]

花县一半疆域原属南海，以是观之，洪秀全与康有为倒有半个同乡之谊。为何一再行创建花县之议？原来，这片区域旧时与番禺、清远、从化、南海、三水、英德数县接壤，地缘复杂，兼以山深谷窈，历称“三不治之地”。远的不说，单论前明弘治年间迄今，久有匪寇啸聚，谭观福、唐亚六、钟国让、钟国相、苏凤宇、练复宁、吴万雄等辈先后为乱，旋灭旋起[9]，“百十年来议剿无功，议抚无效，民靡有宁宇焉”[10]。正因此，康熙十二年，番禺县令王之麟于剿匪途中，仰见群峰，瞬间省悟“：惟有设邑建城，可握喉吭。”[11]此见渐成共识，经反复奏请，终使花县诞生。

这个新县，其境东西横一百二十九里，南北纵一百零一里，距北京四千八百六十五里[12]。康熙二十五年当时，田地山塘总面积二千六百四十八顷【5】[13]；治下居民，男丁七千七百四十三人，妇女六千七百七十五口，总人口不足万五[14]；阖县人丁、田土、岁派及各项杂费所纳，一年“通共银一万零五百一十二两二钱一分九厘六毫六丝二忽”[15]。无论从人口、田亩和赋税看，均属小县、穷县。又，康熙《花县志》载其四境村落凡一百九十一座[16]，内中却未见官禄㘵之名，似乎是以后形成的新村庄。关于民风，县志说：“花邑割自南、番，其间肥硗殊地，秀顽异民；招徕之众，服习未驯。”人民因生活状况不同，面目迥然，“大都食租衣税者，犹可为善”，“若佃耕之甿，积惰而餮，牛种灰粪悉贷于豪黠，比及收获，折算殆尽，已复称贷，力诎负重，罄室以逃，由素无余蓄故轻去其乡也。”平时，民间纠纷不断，易于相仇，“如女适于人，一闻溘忽【6】，动称非命，率族抄抢，甚则听唆嚣讼；又或男殁媳寡，不为存恤，弃之外家。”对此，地方官所设想的对策是：“以人材为本，所责于士者綦【7】重”，“肃风教者在乎权，砥颓俗者贵乎学。”[17]到了洪秀全这儿，可谓明验其说破产，因为这位有清一代最大的“反贼”，即便尚未跻身“士”阶层，却实实在在是自幼于寒窗下苦读圣贤书的学子。

然而洪火秀的出生地，或非官禄㘵。这一点，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民间调查提出的。调查者走访当地农民数十人，多数指称洪秀全出生地为另一个村子福源水：

我自小听老人说，洪秀全是出生于福源水的，洪秀全在此地的住屋向南，有一厅五房。洪秀全就出生于上屋中间的一间里。

（花山公社福源水大队钟昌深[男62岁]述）

洪秀全是在福源水出生的。我家原来的福源水住屋的房基，就是以前洪秀全家原来的房基。

（花山公社福源水大队洪南利[男58岁]述）

洪秀全出生于福源水，因为家穷及福源水田少的原因，在洪秀全几岁时迁居官禄布。

（新华公社官禄布村洪宽[男64岁]述）

据传说，洪秀全一家迁到官禄布是因为福源水祠堂小，官禄布人多兴旺、祠堂大，才迁到官禄布来的。

（花山公社福源水大队钟天贵[男62岁]述）

花山公社农民洪南利所述最具体：一、洪秀全长至七八岁，始由福源水迁官禄㘵；二、洪镜扬与兄弟分家后，兄弟先搬到官禄㘵，之后见兄弟一家在官禄㘵日子颇兴旺，洪镜扬遂决定也迁往彼地；三、福源水的洪姓，人不多，常受外族欺压，官禄㘵洪姓较繁庶，这也是搬家的原因之一。不过亦有不同意见，认为洪秀全就是生在官禄㘵。[18]

洪火秀七岁入学，一点没耽搁，且迄乎十六之龄，基本只管念书[19]。此甚足表示乃父于他所寄的厚望。在他上面，仁发、仁达两位兄长，无一人知书，悉目不识丁，从父耕田为业。这自然反映着家庭经济能力：“秀全之两兄助父耕田，又种些少瓜菜，全家食粮由此供给。其家经济不裕，只得耕牛一二头，另养猪狗鸡等。”[20]洪家拥有田亩具体数目不详，据“耕牛一二头”来看，当属有限。村民回忆，“比贫农好一点，和现在比，大约属中农水平。”[21]以此家底又兼仰食者众多，而要坚持不懈供一人读书，诚非易事，这也看得出洪镜扬对于幼子钟爱独加。

照洪仁玕的说法，那是因为洪火秀聪颖过人。开蒙以后，“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老父为之心花怒放，甚感自豪，“每与人谈话，最喜谈及幼子之聪颖可爱。每闻人称赞秀全，辄眉飞色舞。凡有说及其幼子一句好话者，即足令此老邀请其人回家饮茶或食饭而继续细谈此老所爱谈之题目矣。”[22]

洪仁玕所谓饱学之誉，或有虚夸；洪镜扬逢人矜耀却尽出肺腑无疑。当然，这种矜耀既发乎父爱常情，亦源出于文化程度不高、三个儿子有两个是文盲的家庭眼光。七八百年沧海桑田，洪皓洪迈之苗裔，早已不是书香门第。洪秀全腹笥如何，我们虽不以其童子试屡不中为衡镜——科举埋没人才，是众所周知的——但他所撰诗文尚存，我们径可读而鉴之，包括他的手迹也在，睹之似难称工[23]，此或可考鉴他在为学上的功底及态度。

但无疑地，洪火秀若能成长为一个知书达礼之人，不单洪镜扬待望已甚，对于官禄㘵整个洪氏宗族也都有其特殊意义。他学业及前途的有成，似乎已被视为全村的共同财富。十六岁那年，当家中不堪重负，导致他短暂地中断书斋生涯、“助理家中农事，或到山野放牛”时，竟引起了全村的不安。“其族人及友人均以其文学长才，埋没于粗工之中为大可惜”，大家商议共凑资费，“聘其任本村之塾师，由是复得机会静中自行继续研究文学而且修养其人格”。[24]且不说当事人，即我辈作为读者，读此亦不能不感到任重难荷。洪火秀终于不必作为农夫，整日蹚在泥水中，于田间饱受烈日的炙灼，这固可谓命运之神的眷顾，然而同时又意味着精神上何等沉重的压力！这一点，当其日后在府试考场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以致活生生触发了“范进中举”式癫狂时，我们将能感受得格外清楚。

1840年以来的清帝国

当洪火秀蜗居在广州以北一座普通小村庄，默默背负诸父老典型的中国式梦想，清帝国却面临亘古未有之变局。

道光十九年，西历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于广州。其之所来，乃是赉负宣宗圣旨禁绝鸦片贸易。一周后，他正式谕令洋商无条件将鸦片存货“尽数缴官”，并人人留下书面保证，声明今后再不将此物携至中国。此时的洋商与侨民，全都居住在广州城墙外西南之一隅，“从东走到西是二百七十步，从北到南距离更短”[25]，拢共十三排房舍，是所谓“十三洋行”。林则徐封锁海岸线，兵围“十三洋行”，将洋人困在其中，迫其就范。这时一位英国人登场，此人名叫义律，具有英吉利首席商业监督之官方身份。他出面下令，所有英商将手中鸦片交至彼处，由他开具收据，之后再一并移交中国地方当局。此举的含意，正如蒋廷黻先生所说：“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26]职是之故，所缴鸦片数量倒也有案可稽，计二万零八百二十箱，重逾二百数十万斤。林则徐遂于虎门海滩设销烟池，以石灰尽毁之，前后历二十三日云。

至此，仿佛未费吹灰之力，清帝国禁烟之举大获成功。但义律虽乖乖交出鸦片，却坚拒另一要求，即所有英商具结保证于此贩卖鸦片之事洗手不干。同时，他紧锣密鼓撰写报告，将发生的情况汇报给伦敦的外交大臣巴麦尊。在1839年4月3日报告中，义律已经提出了动用武力以迫使中国赔款、割地、开放口岸的建议。[27]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文牍往还历时颇久，比如4月3日这份报告，8月末方抵伦敦。迁延之中，又有一些新的事态发生。鉴于英人拒不签署书面保证，8月12日，林则徐“命令所有的中国仆役离开英吉利人，断绝一切粮水供应。这个命令受到严格的遵从”。当英国商人从“十三洋行”撤出，转而寄依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后，林则徐进而要求葡方将他们驱逐，“8月21日我们在澳门就得不到新鲜食物了。葡萄牙人受到警告，如果他们敢于给英吉利人任何支援，则他们的供应也将同样地被断绝。我们又接到命令，限三天内离开澳门。”[28]之后，双方遂发生数次小规模炮战，由于英方武力有限，似乎并未占得便宜。但危机不可能到此为止，它势必朝着真正严重的局面演进。

翌年2月20日，英外相巴麦尊从伦敦发出机密件，以海军上将乔治·懿律【8】为“在华全权代表”，命其在新加坡集结海陆军部队，准备开赴中国，并详细规定了远征军所须执行的各项指令、所要达成的各个目标，甚至备好了对华条约草案。[29]方案既明，其之实施，惟待英国议会批准而已。4月，下院经辩论后表决通过对华军事报复。6月，舰队到达中国海域。根据巴麦尊的布置，英军在粤闽一带只是建立封锁线、必要性地扣留中国船只，“不必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广州距离北京太远了，所以那儿的任何行动都没有决定性意义；有效的打击应该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30]因此，在完成对粤闽的封锁后，懿律率主力舰队北上，在浙江定海【9】和天津大沽展开实质性军事行动。定海失守后，宣宗震恐。而在大沽，琦善则成为首位直接见识英国军事实力的封疆大吏：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他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回想中国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31]

自英军由粤北上，宣宗一改先前对林则徐禁烟功勋的褒扬，转而怨其“生出许多波澜”，眼下则应英人之请将他革职，由琦善代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谈判。对英军来说，逼近京师，目的本在炫耀武力，他们是带着一整套既定方案前来，事情发展正合其所谋划好的步骤，因此并不坚持逗留天津，而返棹南下。

到林则徐被革职，危机迈出第一阶段，而来到第二阶段。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六日，琦善到达广州。琦善内心是一意主和的，因他摸过敌方底细，知道中国没有战而胜之的机会。但北京的态度并非如此。皇帝和一班夸夸其谈的大臣觉得，与此等“蕞尔小夷”未战即和大失体统。琦善在广州只好以拖延术寻求转圜。一个月后，上谕仍然“不许琦善割尺寸地，赔分毫钱，只教他‘乘机攻剿，毋得示弱’”。[32]在此期间，琦善对英方副代表义律的软磨硬泡实已颇具成效：对于被收缴销毁的鸦片，定损为六百万元，分五年交付；对于割让香港，琦善坚拒，义律业已松口可以添开两处通商口岸作为交换。[33]较诸后来《南京条约》所造成的损失，相距何啻道里！但进展如此，琦善情知北京仍不会接受，于是继续与义律周旋，冀能讨得更多便宜。然而十二月十四日，被泡得失去耐心的英国人，愤然宣布交涉无果，将于翌日展开攻击。十五日，英军果然行动，在虎门攻陷大角、沙角两处炮台，清军大败。经此失利，二十七日琦善被迫与英方签了《穿鼻草约》，基本内容有四：一、中国割让香港，但留有在香港设关收税之权力；二、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付讫；三、两国平等交往；四、一俟广州复市，英方即归还定海。奇怪的是，此草约两国无一乐见。宣宗朱批大骂琦善“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英国那边，巴麦尊对义律也是一通饬斥。[34]至于原因，琦善是在上谕明言不许“割尺寸地、赔分毫钱”的情况下，与洋人订了这样的条款；义律则是在英国对华作战大胜的情况下，换来如许的成果。为了鉴其得失，我们不妨将二年后所订《南京条约》与眼下《穿鼻草约》逐条对比。《南京条约》主要内容六项，除两国平等交往一项与此前完全相同，其余五项较《穿鼻草约》则或改或增：

一、赔款从六百万元增至二千一百万元。

二、彻底出让香港所有主权【10】。

三、《穿鼻草约》仍只设广州一处通商口岸【11】，《南京条约》增至五处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四、海关税则详细载于条约，非经两国协商，以后中国不能单方面更改。

五、凡英人在华，将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约束，即享有治外法权。

显然，从战前琦善与义律口头商约的不割地、赔六百万、增两处口岸，到虎门战败所签《穿鼻草约》的割香港【12】、赔六百万、维持一处口岸，再到《南京条约》赔二千一百万、香港主权全失、五口通商、海关税则仰人鼻息以及治外法权确立，中国可谓损之又损。这就像股市不利时，不知道止损操作恰为自保之策。

既然《穿鼻草约》双方均指无效，争端继续，战火乃由广州北延，厦门、宁波等次第而下。道光二十二年夏，英军打到中国经济命脉所在的长江流域，连克吴淞、上海、镇江，眼看就要进占南京。此时，宣宗才委耆英为钦差大臣与英人谈判【13】，英方亦撤义律之职、改派璞鼎查为代表，双方最终所签即中国与列强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这场既改变了中国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我们称“鸦片战争”，英国人却叫它“通商战争”。为鸦片贸易而战，其不名誉不光彩，英国人心知肚明，当时在其国内，亦争议颇大。例如几位英国当事人在给巴麦尊的信中就曾承认，对于他们所经营的“这行生意”，世间广有“谣言谰语和严重的非难”，常闻“责难憎恶之词”。[35]此即何以对华动武提案，在议会仅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英国硬着头皮也要打一场势令其丢脸蒙羞、留下污点的战争，有难言之隐，或正如蒋廷黻先生所云：“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36]

当时中国，挟千余年来经济领先之余威，在贸易中占尽优势。内中我们握有两大法宝，一个是生丝，一个是茶叶。这两样物产，均为中国特有，举世仰赖于我。生丝之辉煌无遑多言，纪元初它已造就东西方贸易大动脉“丝绸之路”。而在十九世纪当时，对英国人来说更要紧的是茶叶。此物不单为中国人所发现，且直至鸦片战争前，惟中国知其种植与加工技术。过去欧洲人在未接触茶叶咖啡之前，彼之饮品除了水，便只有酒。如今英国民间何以特重茶饮，有诸如“下午茶”之类的讲究，可以说就是拜这场鸦片战争所赐。茶叶大约在中世纪之后传到欧洲，他们因而知道世上还有此一不含酒精却能致人精神焕发的妙物。但长期以来，一因输送路途之遥远，一因生产尽为中国所垄断，茶在欧洲价格极昂。即便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40年代末，香港第二任英国总督德庇时于所撰报告中仍然说：“茶叶由于税高而价高，下层社会的人们喝不起它，这对他们的道德上的影响也是很坏的。高价的茶事实上严重地阻碍了戒饮烈性酒的风尚的形成。”[37]英国人强烈地喜爱上了茶叶，需求剧增。根据一份资料，1837年7月1日到1838年6月30日，此一年中，广州的对英出口总额为一千二百五十八万余元，茶叶份额为九百五十余万，生丝为二百余万元，两者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二。[38]茶叶成了中国的财富之源，因为它，全球白银滚滚而来，有如被巨大的漩涡吸入中国，使中国对外贸易简直立于不败之地。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即沙皇俄国。沙俄因与中国接壤，自康熙以来得以与中国在恰克图进行易货贸易，其之大宗就是茶叶。从俄国输入的货品主要是鸦片【14】和棉布，有一种厚蓝布，“其售价低得难以支付原成本费用”[39]，俄国人所以做此亏本买卖，是因为他们可凭茶叶的高额利润，轻松补上亏空而有余。沙皇政府就此实行一种“以进口贸易进行补偿”的政策：

一笔账目表明，1839年他们在恰克图以7000000元买进的茶叶在尼契哥罗得（Nischegorod）交易会上就获利18000000元。亚洲西部所有的游牧部落通常饮用大量的茶砖，并且经常以此作为进行交易的媒介（通货）。由于获此重利，可以说是俄国人垄断了茶叶，从而便有了在出口上招致损失予以补偿的准备。[40]

俄国人从中国买进茶叶，仅一转手，即获利2.5倍之多，诚暴利矣。由此可知茶叶之于中国曾不啻为摇钱树，这我所独有的物产，令中国若干世纪以来对外贸易维持其巨大顺差，直至鸦片战争后，这种单方面的优势方始涣失，用德庇时的话来说，“我们的贸易从一个被征收成本价格百分之二百的税而有广大世界市场的茶叶造成的沉重负担中得到解放，在道义上也有利于贫困者（喝不起高价茶的下层社会平民）”。[41]其眼前利益是令茶叶价格成本税费及运输费用等直线降低；而更深远的获利则在于随着中国的开放，洋人得以从中国获取茶的种植加工技术，及雇聘中国技师、茶工，在中国以外自产茶叶，例如英国人在其印度殖民地所建茶园，以致后来印度红茶竟颇饮誉于世界。总之，由于鸦片战争，茶才得以成为欧洲普众之日常饮品，走入寻常百姓家。单就这一点而言，鸦片战争未尝不可称为茶叶战争。

以上是自中国方面来说。“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此语还含另一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当时英国早已崛起，它对华贸易的不利，有相当的人为因素。

《南京条约》签订前整整五十年，1792年【15】女王政府在伦敦组建使团，任命乔治·马戛尔尼男爵为正使，以贺高宗皇帝八十寿辰名义来华。此时英国，盖已完成工业革命，空前的生产力造成大量产品需要寻找出路。所谓贺寿，当然仅借为由头，真实诉求乃是“通商”。使团携来七项请求，主要内容与五十年后大同小异：开放口岸、许英商在华有居住与仓贮之地、中国海关公开及固定税则等。所有请求均被驳回，清帝国对英国根本不视为平等之国，有关马戛尔尼觐见时拒行跪拜之礼的争执，竟然成为中西方之间首次国与国正式交往事件中最著名的花絮。事后，使团一位成员这样总结他们全部的经历：

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42]

“乞丐”谓被当作施舍对象，“囚犯”与“小偷”则皆谓被待如不轨之徒。清帝国不知道人类世界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势必要求“通”和“互动”的地步。客观上这是大势，需要顺势而为。

自马戛尔尼使团败兴而归，半世纪以来，中英政治、文化交往格局几无变化，经贸关系进展缓慢。英国的大量工业产品，能输中国者甚少。以战争爆发前的1838年为例，英商输华物品主要有三类：一、鸦片【16】；二、棉花【17】；三、制造业和冶金业产品【18】。[43]面此清单，不难想象英国人的尴尬、郁闷和焦虑——他们引为骄傲且产能最旺的工业品，只能占个零头。虽然棉类商品【19】对华出口增长显著，据商人约翰·莫克维卡对巴麦尊的报告，“仅仅几年以内，这两种货物的输出，约摸增加了十倍”，“中国每年约从印度输入棉花25万包”。[44]从而成为英国对华贸易清单中道德方面拿得出手、可以有效回收资金的惟一品种，但跟声名狼藉的鸦片相比，依然小巫见大巫。

客观而言，事情另一面便是：世界头号工业国英国非无优势商品，却苦于中国为市场所设种种障碍，而打起鸦片的主意，想靠当毒贩子来扭转贸易不平衡和白银单向性滚滚流入中国的局面。

鸦片所以是利器，乃因它在中国是“刚需”。清中期以来，吸食之风愈演愈烈，遍及各省和各阶层。[45]马戛尔尼使团于1792年年末启程，翌年6月抵澳门，然后北上，复于1794年南返广州由此回国；一来一去，两度纵穿中国腹地。使团中，有个名叫威廉·亚历山大的年轻制图员，沿途将所睹中国风土民物等状绘于丹青，总数可有二千多幅，皆以写实风格绘成，精细不逊后世照片。近年，收集家赵省伟先生等，将亚历山大这些画作在国内译印，其中一本题为《中国衣冠举止图解》，作为《西洋镜》的一种出版。自亚历山大笔下可见，早在乾隆时期，中国无论南北，也无论官吏、平民以至妇人，只要出现在画中，近乎人手一支长烟枪。当然，所吸食的不一定都是鸦片。在《西洋镜》另一本《清代风俗人物图鉴》中，英国人梅森就一幅中国商人肖像细节评论说：“他身体的另一边还挂着个装烟草、鸦片或槟榔的袋子，不知道他喜好哪一种，又买得起哪一种。”[46]这三样东西，当时中国人皆用来吸食，具体视乎个人经济能力。无论如何，清中期以来，抽大烟之流行，在中国确已到了家常便饭的地步。

依大清律例，种植、贩卖、吸食鸦片俱属非法。但吏治日益腐败，禁令形如废纸。如果乾隆年间，英国人所见中国民间“吸烟”已然成风，又过几十年，到道光的时候，可知此风益不能抑。一边是需求旺盛、市场巨大，一边是内外贿通、边关虚设，鸦片便成了中国实际进口量高居第一的货品。以至于战争前，英国竟然因此扭转了对华贸易之不利，反令中国处于逆差：“这项逆差，主要地由中国向英属印度输送白银去支付，而白银则又是靠鸦片吸收来的。”[47]鸦片贸易的收入，“几乎已抵得上印度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48]，而印度是英国殖民地，此收入自然也就是英国的收入，“不管过去一个国家的政府【20】从事这么一种物品的贸易该受多大的责难，像现在这样，不列颠帝国从那上面所获取的巨大利益这一点，说句公道话（对那些经过他们之手从而让他们也有所得利的人们而言），总是不该视而不见的。”[49]当时现实是，英国一方面必须为从中国进口茶叶支付大量白银，一方面却除了鸦片而没有别的可能去弥补这种支出。如何“买到现在那么大量的茶叶而不需向中国送出大量的白银”[50]，是摆在英国面前的一大难题，眼下中国禁烟，更使它作为危机凸显出来——“一劳永逸地把我们对中国的商务关系安置在稳固而荣誉的基础之上”[51]，成为危机发生后英国朝野上下以及本土/殖民地各处的强烈呼声。

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寻求通商，时间已经过去五十年。五十年间，英国人总结出他们通往中国之路“似乎只有两条，一条是屈辱的道路，另一条是用足够的武力为后盾要求某种特权的道路”。[52]也就是说，要么一直以走私犯的面目去干贩卖鸦片这种非法和不道德的勾当，要么用武力强行撬开中国紧闭的大门、然后向中国合法输出堂堂正正的产品。

中国称“鸦片战争”而英国称“通商战争”，其语意重心各在于：前者指英国为了鸦片伤天害理地攻打中国，后者则强调是利用鸦片事件“一劳永逸”地解决英华商务过往所有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增加通商口岸——当时清朝在全国仅许远离经济腹地的最南端之广州一地通商，从而因运输成本和税费迭加造成丝茶价格高昂；海关税则不透明、不规范、不固定；外商没有合法居住权、居住地以及货品存放地——要求割让香港与此有关，英商被从“十三洋行”驱逐后，复被勒令离开澳门，故于战后索取香港存身【21】，后来诸强在各地纷纷建立租界亦缘乎此；由于两国立法原则不同，大清与英国法律体系之间有着明显的时代性差异，据此英人要求在华只受英国法律和法庭约束即享有治外法权。

类乎这些争端，以今视之皆可通过对外谈判、对内改革来解决。比如中国世贸协议就曾议定，到2004年农业产品进口关税将平均降至17%、工业品平均降至9.4%、汽车行业2006年关税由原来的100%或80%降至25%……[53]但彼时清帝国不具谈判思维，不以对方为对等之国，亦根本无意对内改革。此路不通，问题却又积累起来，便导致诉诸武力。一俟到了武力阶段，事情便从有商有量、互惠互利变成强权暴力，惟强者胜出。所以蒋廷黻先生还有一句评论：“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54]英国人尽遂所愿，中国则赔个精光。

鸦片战争有如楬桩，标识中国“千年变局”发端，也向中国社会注入全新元素，以致以后各种故事都变换了幕布背景而上演，包括最为老套、千百年似乎一成不变的农民起义故事。

《劝世良言》和梁发

官禄㘵与广州虽咫尺之遥，战争却未牵起它丝毫涟漪。现存洪秀全资料中，找不到与之直接相关的蛛丝马迹。不过，时代深层逻辑仍凭借貌似偶然的际遇，耐人寻味地显现出来。

道光十六年【22】，洪火秀到广州应府试。

府试，乃童生三试的第二关，凡通过县试即县级考试者有此资格；倘过此关，则可参加由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三关皆过，录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府试每年一次，一般在四月。

一日，他在布政司衙门前看见一群人，当中围着两人。此二人，一个“身穿明朝服装，长袍阔袖，结髻于顶”，嘴里发出的并非中国语言；另一位则是他的中国翻译：

在一大群人环绕之中，其人对众讲话，谓可满足众人之愿望，不俟人发问，即便侃侃而谈。秀全【23】行近其间，意欲问自己功名前程。其人亦不俟其发言，即云：“汝将得最高的功名，但勿忧悲令汝生病。我为汝有德之父道喜了。”

第二天，复在龙藏街遇这两个怪人，“其一手持小书一部共九本，名《劝世良言》，其人将全书赠与秀全。秀全考毕即携之回乡间，稍一涉猎其目录，即便置之书柜中；其时并不重视之。”[55]

以上是《太平天国起义记》中的记载，而这记载悉出洪仁玕口述。蹊跷的是，后来洪仁玕被捕后写给沈葆桢的亲述，具体细节却颇有出入，其云：“丁酉年圣寿二十五岁，在广州领卷考试，由学院前街转至龙藏街，偶遇一长发道袍者，另有一人随侍，手持书一部九卷，未号书名……我主持回试馆，当与众友谈论场内诗文，无暇观览。”[56]《亲笔文书》写于1864年，对韩山文的口述则在1852年，中间相隔十二年，而说法之不同凡三处。一是事情的时间，《太平天国起义记》记为“1836年”，即道光十六年，岁在丙申，《亲笔文书》则云“丁酉年”，即道光十七年，相差一年。二是前者明确指出了书名《劝世良言》，后者却说“未号书名”。三是得书后可曾阅读，《太平天国起义记》“涉猎其目录”，亦即有所翻阅，《亲笔文书》则为“无暇观览”，亦即根本没看。两样说法均出一人，而舍此我们别无途径可以勘校，所以并不能断其正误，好在基本事实无伤，惟不知洪仁玕于不同时间地点、面对不同对象，因何作此不同陈述。

“长发道袍者”，无疑是个外国人。史景迁认为“种种迹象说明这洋人就是史蒂文斯”[57]，一位出身耶鲁学院的美国传教士。此人究竟是谁很难确考，但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个自幼诵读“子曰诗云”的中国乡下青年，闲来无事在广州街头随便一逛，就遇到了高鼻深目、传播福音的洋鬼子，此一场景才是意味深长的。

当天的邂逅，留有一个可靠物证，那就是韩山文明确提到的《劝世良言》。虽然洪仁玕后来对沈葆桢避提其书名，但此书的存在确凿无疑，且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幸读到。1979年中华书局将其编入《近代史资料（总39号）》排印出版，上市二万一千册，后虽未闻再印，存世量仍当不少。

此书原刻于道光十二年【24】，内容大部分集《圣经》章节而成，基本上是一部《圣经故事集》兼基督教通俗讲义，付梓前曾由英国著名传教士马礼逊审订，宗教方面的正宗性不成问题，但作者却非洋人，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梁发，号学善，别署学善居士，乾隆五十四年【25】生于肇庆府高明县【26】三洲古劳乡。幼年无考，惟据十一岁始入塾读书推断，当出身贫苦之家。只读了四年，年甫十五，只身离家谋生，来广州当学徒。初学制笔，旋改习雕版，成为一名印刷工匠，恰是这，使他与基督教结缘。传教士将宗教书籍译为中文，需要在中国刻印出版。当时梁发供职的工坊位于“十三洋行”附近，他因此与传教士打交道，马礼逊就是一位。麦沾恩牧师所写梁发传记说：“在一八一一和一八一二年的两年中，马礼逊先生把《路加福音》和《新约》书信之大半付印，而此等书籍之雕刻及印刷多出自梁发之手。”[58]此事要冒很大风险，清帝谕旨凡信传洋教、为洋人刻印书籍，触令者视情形分处立斩、斩监候、充军，量刑犹在吸食贩卖鸦片之上。显然虑及安全问题，不久，马礼逊雇用数名中国工匠去马六甲，在那里印刷教典，梁发也在其中。正是这次南洋之行，让他最终皈依了基督教。他们是1815年4月动身去马六甲，一年多后，1816年11月，梁发由米怜牧师为他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这时他三十三岁，仍然独身。三年后，梁发回到故乡高明县，结婚娶妻，而妻子也与他志同道合，据说“她是中国第一个信奉改正教[59]的妇人”[60]。从马六甲归来，梁发已以传播福音为使命。1823年，鉴于梁发信教七年来道心颇坚的表现，马礼逊正式任命他为传教士，梁发曾述其情景：“马礼逊先生以手按我，封我往四处各方向宣扬福音真理。”[61]此后，他的薪水即由伦敦布道会支发，直到逝世。

中国人信奉基督教非自梁发始，但以本土居民而为传教士的，梁发则是不折不扣第一人。

梁发意味着基督教传华史打开了新的一页。首先，布道者从原来清一色“外来和尚”，现出了本土华人的身影；其次，梁发成为传教士，还带动了基督教在华真正开始本地化，从语言和文化上与中国相融合。此人不单对信仰抱极高热忱，且十分好学。研读教籍以外，努力提高自身文学修养，渐渐地，以仅有四年村塾学历之基础，而能够熟练流畅地写作。这使他的传教不止于照本宣科，进而也借著述展示一种原创性贡献。以往西方传教士在翻译方面固然付出很大努力，可是中文毕竟非其母语，运用难尽奥妙。梁发就不一样了。1819年，他牛刀小试，完成《救世录撮要略解》，小册子虽仅三十七页，却是“第一本用中文写成的改正教布道书”。[62]他把原稿带给马礼逊看，后者亟表称赞，从而使他深受鼓舞，于是就将此书镌刻成帙，分赠亲友。不久他因这件事被告发，连人带书版一并解官，被打三十大板，血流及踵，然后收监。经马礼逊营救，输金具结，才保出狱外。类似险遇后来还有几次，他未尝稍悔。及至1832年，又一本新作《劝世良言》【27】[63]刊成，这第一位中国本土宣教士，终于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劝世良言》的独特意义显而易见。设若它不是出自一个地道中国人笔下，就算花县考生洪火秀在广州街头的经历原封不动地上演，而能否引出那种种的后续故事，也许成疑。因为就像梁发所拟书名所显示的，此书用词、话语是十足中国的，充满中国味道，散发出浓郁的中国泥土气息，而非一望即为舶自异域的洋玩意儿。除了《劝世良言》的名目，梁发还曾将其改题《拣选劝世要言》《求福免祸要论》等，出过另外几版，从中都可看出他颇注意为基督教思想披上中国化外衣，尽可能激发中国民众的广泛兴趣。在具体写作上，书中语言和叙述方式也结合中国元素的妆点而重新打造。姑从其开篇处引一小段：

夫神爷火华所造田野各兽，其蛇为尤狡。且邪神变为蛇魔对该女人曰：“‘尔必不可食园内知恶树之果’这一句话，实是神爷火华所言乎？”该女人答蛇魔曰：“园内各树之果，我们可以食之。惟园中一根恶树之果，神爷火华乃命我们曰：‘尔不可扪之，不可食之，不然，尔则必死矣。’”蛇魔对该女人曰：“尔未必死矣。盖神知尔食之之日，尔目则启，且尔为似神知善恶也。”该女人既见树为好看，必好食，乃欲可以使得智之树，遂摘其果而食之。又以之给其夫，且他亦食也。其两人之目则启，而知其赤身，即缝连无花果树之叶，而做遮自己半围之身。[64]

此即《创世记》里的亚当、夏娃故事，而中国人读之，会恍然如读《山海经》《博物志》《搜神记》，格调节奏与中国说部十分近迩。在内容上，作者也不止于对基督教事义单纯复述，还结合中国生活和习俗，夹以评论，来帮助读者理解。如针对偶像崇拜：

或说修庙宇，或说神像出游，遂往各处铺户人家签题银钱，或叫道士开坛建醮演戏，或摆设头锣执事，装扮些女色，鼓乐喧天，抬此神像往各处街道游玩，以为这神像经游过之地，人民俱获平安，六畜兴旺，添丁发财，五谷丰登之意。则各人欢喜之致安乐之极，众人都说道，破些小财，必获神恩庇祐发大财也。因各人先有私意贪图，然后才起拜求各神像之心，或安立家内朝夕敬奉，或去到庙堂里面拜求，亦非无意凭空拜的。因私意一萌，遂致无所不为，徒求热闹，害民伤财，费时失业，莫此为甚。殊不知世上之人，所有凶吉祸福之事，亦是自作善恶而招祸福。所以《易》云：“作善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65]

又如对儒家的批评：

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智，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66]

凡此笔触，不一而足，皆系梁发以所素知的中国现实及传统，添入的原创性内容，是“外来和尚”所难道或不能道者。因此他的述教，更足叩问中国人心扉，独中鹄的。以上面引的两段为例，我们在日后洪秀全思想中，都明显看见了来自于此的渊源。

梁发传教，既不以撰述为满足，亦非视付梓而了事。写就刊出，他还携着自己著作，亲自送到民间，放到更多人的手上。“三四年以来，我常在广州城附近乡村及其他各地派送圣经日课，人人皆欢喜接受，拒绝不受者人数却甚少也。今年【28】适为三年一次之乡试，各县秀才皆齐集省城应试，于是我遂想从速将布道小书派送于彼等。因此八月二十日，我遂约同吴亚清（以下人名皆译名）周亚生及梁亚新将书籍携往派送。是日共派出圣经日课一千份（共五千本），而所有士子皆欢喜接受，并无任何滋扰；我侪皆甚为快慰。”[67]他所描述的这次派发，与童试生洪火秀无关，因为当时所逢乃是乡试，洪火秀必不在其中。而1836年那一次派发，梁发却身在新加坡，所以洪火秀不论从何人之手领得《劝世良言》，都一定不是梁发本人。换言之，梁发与其毕生传教最大成果之间失之交臂，彼此未曾谋面。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的成就震古烁今。你固然可以说，没有梁发，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之事仍将演于历史，但无疑更可以说，若非梁发，中国十九世纪这一幕颠倒众生的大剧兴许还找不到火种。我们无数次发现，历史所谓“必然”如何寄托于“偶然”的因素，从梁发信教到他写作《劝世良言》，再到洪火秀1836年得到此书，再到后者读之而从洪火秀变为洪秀全，当中有一系列“偶然”，但也正是这些“偶然”，将鸦片战争前中国历史与社会种种裂变连缀成线，最终神奇地引爆了一场轰然的崩坍。

值得一提的是，梁发有子进德，在鸦片战争期间和之后一些重大事件中，可见其身影。林则徐抵粤后，梁进德即受聘为英文翻译。耆英主粤，进德是顾问，“对于耆英的对付外国和基督教的态度很有影响”，还曾参与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事务。[68]

梁发卒于咸丰五年【29】，其时洪秀全已建都金陵，洪仁玕口述亦经韩山文整理发表【30】，故梁发死前应有可能了解“天王”陛下与自己之间的因果。况且还曾发生一件更加切近的事情——1854年，梁进德曾陪同美国公使到访天京[69]。然而，梁发却未有关于太平天国的只言片语。作为后人，吾辈对此自然有种种好奇。

就试·发狂

从十几岁到二十多岁，洪火秀的日子几乎只是一部应试史，生命在年复一年、苦不出头的考试中捱过。《太平天国起义记》称“秀全年方弱冠，约在十六岁，即赴广州应试”[70]，洪仁玕《亲书自述》则说，“十二三岁经史诗文无不博览。自此时至三十一岁，每场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71]他在花县范围内尚称优秀，能够脱颖而出，但到府试层面，总是折翼铩羽。时人形容科考艰难惨烈云：“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十人为进士。”[72]内中最难的便是从童生到生员这阶段：“县考难，府考难，院考尤难，四十二年才入泮；乡试易，会试易，殿试尤易，一十五月已登赢”[73]，此对联感叹有人耗费四十二年始成秀才，之后从乡试而会试再殿试，斩关夺隘登进士，却仅用了十五个月。

洪火秀究竟参加过多少次府试，大概已不能知之，因为没有留下完整记载。[74]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其中发生了特别故事的几次，例如上一次他在广州街边邂逅传教士并携回梁发的《劝世良言》。第二年，亦即道光十七年，他又来到广州。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此番势头不错，“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只可惜府试要考三场，头场帖经、次场辞章、末场策论，分验经籍记诵、文采、政见，洪火秀头场虽过，“覆考则又落第”。兴许头场的顺利使他希望陡增，兴许多次失利的煎熬已令他达到极限而心力交瘁，总之洪火秀承受不起，竟至体不能支，“雇一肩舆，用精壮轿夫二人抬之回乡。”[75]途中吟诗一首，尽显胸中不平：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坤乾。[76]

以措词窥之，作者很是自命不凡。他说有条龙悄悄潜在海角，担心藏得不深而被人惊觉，毕竟“飞腾”的时机还没到，所以还是一定要“暂且偷闲”深藏不露为好——这是他对自己科场蹉跎的解释和抚慰。这些语意实亦老套，无非是《易》乾卦中“潜龙勿用”“或跃在渊”“飞龙在天”那些意思。意思虽老套，作者把它安在自己身上，却透露了“胸有异志”。当年宋江在浔阳江口也乘酒兴题过反诗：“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由这首诗，洪火秀初次显示出向宋江过渡的节奏，此后他笔下开始不断出现暴露异志的诗篇。

口中吟着“定坤乾”、被轿夫从广州城抬回官禄㘵的洪火秀，病入膏肓。表现是“不省人事”，整个人迷迷糊糊、满嘴胡言、卧床不起。三月初一那天，他觉着自己不行了，将父亲、继母、两个哥哥和妻子赖氏叫到床前，“垂泪云：今予必不久人世，有负父母兄长教育大恩矣。”[77]并专门叮嘱赖氏“不可嫁”，“尔身怀姙，未知男女，男欤依兄勿嫁，女欤亦然”，不论生男生女，将来都依两位兄长过活，总之不得改嫁。[78]他是躺在床上、倚于两个哥哥怀中发表这番“临终遗言”的，“言毕即闭目，全身无气力，不能自主。在场各人均以其不久即去世，两兄乃安放彼于床上。秀全一时竟失去知觉，不知身外各人言动如何，五官失去作用，其身宛如死人。”[79]

其实是虚惊一场。洪火秀性命丝毫无忧。他只不过急火攻心、精神颠错，以致深度昏迷而已。在洪火秀故事发生前数十年，小说《儒林外史》写过老童生范进因意外中举疯掉，被他岳丈胡屠户诧异于“难道这等没福”而一耳刮打醒。所不同者，一为小说家所虚构，一为现实中真人真事，以及范进是因喜极而癫，洪火秀却因失利错乱，同时也没有一位能够镇得住他、给以当头棒喝的老丈人。但洪火秀与范进两个故事之间，还是让人感到很神奇，因为他俩实际上可以说是同乡——小说写道：“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80]我们知道花县正是从南海、番禺析分而来，这真应了“无巧不成书”那句话！作者吴敬梓本康乾间安徽全椒人，平生足迹似未涉广东，他却将范进故事置诸“南海、番禺两县”，如有先见之明或诡异的历史感应，提前为我们预言洪火秀之事。

洪火秀一病四十余日，昏睡不已，出入梦境，说胡话、赋歪诗。三月初一那回，他从重度昏迷中醒来，“自觉头发直竖”“怒从心起”，遂穿衣下地，走到洪镜扬跟前，宣布说：“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老父见他醒来，复闻其言如此，不知以喜，不知以惧。他在梦中发出呓语，比如不知呼何人为“长兄”，或在室内走动跳跃“如兵士战斗状”，疾呼“斩妖，斩妖，斩呀！斩呀！”嘴里嘟囔着“这里有一只，那里有一只，没有一只可以挡我的宝剑一斫的”。洪镜扬被吓着了，却并不知儿子如何中的邪，只好依乡间通常的办法，请法师到家中驱鬼。孰料这益发刺激了洪火秀，使他幻象勃发，“在幻想中彼追赶鬼妖。鬼妖形影似是变化无穷，有时如飞鸟，有时如猛狮……彼之幻想又觉追奔逐北直至天涯海角。所到之处，必与群妖战而无不毁灭之。每有成功，即便欢笑曰：‘他们挡不住我。’”他把家人延请法师驱鬼，看作与鬼妖一伙来和自己作对，乃痛哭流涕伤心道：“你们没有心肝，你们同妖魔相好；真的，真的，你们没有心肝，没有良心。”他闹得实在太凶了，两位兄长只好将他锁于屋内，严防死守，不让逸出，任他独自在里面跳跃歌唱，直至困倦睡去。而他一旦睡着，便有许多村邻趴窗觑户，挤着偷看——他醒着的时候，人们是不敢前来的，那一定会惹他暴怒，引起攻击的行为。总之，全村都知道洪镜扬的小儿子中邪疯掉了。然而，每当听到外面有人喊他“疯子”，他都反唇相讥：“你才是真的疯狂了，还叫我疯子吗？”其间，又作了一些诗，不时吟诵：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鸟向飞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身照金乌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

词句都很悖妄，与回乡途中轿上所吟相仿，然而闻者并不往心里去，因为这明显是个疯掉之人。非但不往心里去，有人还开玩笑，顺着他，“戏称之皇帝”，凡是时，他就很开心，“色然喜”。后来有一天，他的父兄从他的门缝处发现一张塞在那里的纸条，展开一看，“上有朱色字云‘天王大道君王全’”，当时无人解得七字何意。[81]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31】，洪秀全曾命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将曩年于其病中所闻见记诸文字，是即《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32】。这个东西，是出于“见证神迹”搞的，自然免不了穿凿附会，但剔除那些内容，仍不失为了解洪火秀病中行状的一手材料，因为述录人当时逐日监守在侧，许多细节只有他们能见。

里面说，洪火秀不省人事的昏厥【33】共两次，第一次即三月初一日，昏迷两日【34】，醒来不久再度昏迷【35】头一次昏迷后，开口对洪镜扬等声称：“天下万郭人民归朕管，天下钱粮归朕食，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天子。”第二次昏迷表现狂躁，“大战妖魔，诛妖时连喊亚哥帮手。此时喊亚哥，是太兄也。有时喊杨家将，有时唱赵玄郎。”亚哥即“阿哥”，指耶稣，梦主梦中与妖战斗，“爷在哥后，哥在朕后”，自己一马当先，身后依次有耶稣、耶和华坐镇，“统两傍天将天兵赶逐妖魔”。除这两次以外，没有别的昏迷记录，大概起居已如常人，但睡中仍是呓语不断，即便睁眼未睡时，也处“白日梦”状态。例如“见有正大叔侄到来则喜，见有邪人来则恶之，即大声骂也”，瞅见亲戚中所喜欢的就高兴，不喜欢的便破口大骂；或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东边一条大路透上天”，什么“将军打马转天堂”，什么“洪家天子杨家将，尔知么”，什么“左手拿日头，右手拿月亮”，什么“亚爷肚腹咁大，不知几多得够食，尔众人有食拿来敬别人”，什么“头打三十三天，脚下十八重地狱，一打天边，二打地狱，三打人常生，四打鬼灭亡”，什么“朕睡紧都坐得江山，左脚踏银，右脚踏金”，什么“不怕世人不识真，有日饿死尔，有日无路可走”；有时则吟唱词语鄙俚怪诞、旁人不解难通的歌谣，如“一个牛蹄有百五，人眼看见酒中壶；看尔面上八十丈，有等处所实在孤”，“堂堂天母朕亲妈，天子定然识得他；劝谕尔们信我讲，云中雪莫惹来加”，“笛子出在玉堂中，扇子不拔自有风；山头白云风吹散，真心敬天不愁穷”……

据洪仁发、洪仁达讲，病者有时讲“本话”，有时讲“天话”。所谓“本话”盖为正常的人话，所谓“天话”想即疯子的胡言乱语。当他讲“天话”时，“十句中愚兄不过得知三四句”，所以文中记录下来的，是尚能听清辨明的语句，至于那些根本颠错的谈吐，都无由知之了。[82]

这样过了四十余日，终于，洪火秀从癔病中脱身，恢复平静，回到了“谨慎”“和蔼”的常态。只是人们暂时还不知道，这“醒”来之人，已经不再是“洪火秀”。

“洪秀全”的得名及梦境解析

此四十余天最重要之情节，就是洪火秀的“幻游仙境”。此梦不但彻底扭转了事主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决定了未来中国数千万人命运。梦境内容，《太平天国起义记》与洪仁玕《亲笔文书》均有涉及，但不如另一份文件详尽。其曰《太平天日》，它经洪秀全亲自审定后刊出，具体时间未详，据文内出现“干王洪仁玕”字样，推知当刻行于洪仁玕抵达天京、被封干王亦即1859年以后。

入梦之前，洪氏以为将死，而作别家人如前述。时在三月初一日子时，亦即半夜十一时至一时之间。

言罢，他看见无数天使自天降下，说来接他升天，其中却有身着黄袍之孩童，长相像雄鸡。他是被轿子抬着前往天堂，坐在轿中，心里还有些过意不去。到了天堂大门口，他见无数“娇娥美女”在那里相迎，不禁为之屏息、目不斜视；继而见无数“穿龙袍角帽者”拥来，传旨命其“剖腹”“出旧换新”，似乎是另换一副肚肠之意。又展示许多文字，环绕排开让他读，他一一读过。这时，有“天母”出而迎曰：“我子！尔下凡身秽，待为母洁尔于河，然后可去见尔爷爷。”

浴毕，“天母”便导他去见“天父上主皇上帝”，亦即刚才所称的“爷爷”。后者高坐在上，十分威严。一见面，这位上帝便亟斥凡间人类之非，“谁非朕所生所养？谁非食朕食？谁非衣朕衣？谁非享朕福？天地万物皆朕造成，一切衣食皆朕赐降，如何凡间人享朕福，多瞒本心，竟无半点心敬畏朕？甚为妖魔迷惑，耗费朕所赐之物，以之敬妖魔”，并指点凡间妖魔种种害人情状给他看。

接着，上帝为他推勘妖魔“作怪之由”，说：“总要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意思是，上帝认为归结起来错尽出于孔子。上帝告诉他，宇宙间有三种书。一种，乃上帝自己先前“下凡显迹设诫所遗传之书”，就是《圣经》的《旧约》；一种是基督“下凡显神迹捐命赎罪及行为所遗传之书”，就是《圣经》的《新约》——此二书，都是真书，“无有差错”；还有第三种书，“孔丘所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

上帝一面说，一面转而责咎孔子道：“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据说孔子闻言，“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上帝责毕，基督也跟着骂他“尔造出这样书教人，连朕胞弟读尔书亦被尔书教坏了！”基督说完，众天使纷纷附和，群斥孔子。梦主见状，也立刻起而掊击之：“尔作出这样书教人，尔这样会作书乎？”孔子见大家群起批判之，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上帝即命梦主与天使前去追赶，“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面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仍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

惩处完孔子，上帝便命梦主“战逐妖魔”。赐他金玺一、“云中雪[83]一”，“三十三天逐层战下”，“妖魔虽诡计百出，总一一被主【36】’破尽”：

主与妖魔战时，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其后，天兄基督亦在其后执金玺照妖，妖不能害主，且妖不敢见金玺，见金玺即走。其妖头甚作怪多变，有时打倒地，倏变为大蛇矣；又将大蛇打倒，倏又变为别样矣，能变得十七八变，虽狗虱之小亦能变焉。

“天母及众小妹”亦出力相助，参加战斗。

大获全胜，回归高天。上帝十分欢喜，特赐封褒：

乃封主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天父上主皇上帝命主曰：“尔名为‘全’矣，尔从前凡间名头一字犯朕本名，当除去。尔下去凡间，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

“一字犯朕本名”，指“洪火秀”中的“火”字。梁发著《劝世良言》的头一句“夫神爷火华所造田野各兽……”，将耶和华称“爷火华”，此译名承自乃师马礼逊所译《旧约》。

按：此细节实际上揭示了洪氏所以甫读《劝世良言》，当即大为倾心、怦然有动于衷的秘密。中国迷信风俗，对姓名中的字眼极敏感，每目为命数之所寄。从皇帝到平民，都非常讲究名讳择字，算命先生亦有从测字入手剖解人生的一派。被这种独特的姓名宗教学浸泡大的洪火秀，一经接触《劝世良言》，立刻被颇为怪异的“神爷火华”四字吸引住，并注意到自己乳名中间也有一个“火”字。这必使他激动不已、萦绕再三，否则，不至于病中昏沉之际，梦见上帝对他说“尔从前凡间名头一字犯朕本名”。与上帝“共名”，此一意识或潜意识，对促使他接受、信奉基督教，一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后来在太平天国，这个“火”字被神圣化，不单洪氏本人易名、避讳不用，举国不得触染，一切涉“火”字之处，不论书面和口头，都被改换为“煷”【37】事实上，除提及耶和华这一个场合，“火”字在太平天国形同废除。

里面还有个小插曲，即洪秀全对“神爷火华”这四字词组的理解是错误的，他读成“神爷—火华”，实际上是“神—爷火华”。简又文先生说：“抑有进者，梁书引用马氏译本‘神爷火华’之名，洪氏称上帝曰‘爷’，当本乎此……在自读自解的洪氏看来，却误以为‘神爷’是尊上帝的崇号，与‘天父’同一意义，而‘火华’则其专名也。”[84]当然，这跟马礼逊译法的误导也有关系，他把“神耶和华”翻译成“神爷火华”，确有暗借中国民俗敬称导人尊崇上帝的意思。

中国传统，凡君上与至尊者名讳，避书其本字，易以同音他字。所以太平天国规定，爷、火、华三字为上帝耶和华专属，一律避讳。遇“爷”多以“爹”代之，“火”另造新字“煷”，“华”另造新字“華”。

总之，洪氏在梦中试图解决本名“火秀”与上帝相冲犯这一问题。具体如何改动，当时尚有沉吟，“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最后，则如我们知道的，他的新名字固定下来：洪秀全。就此，活到二十五岁时，洪火秀消失，一个新人洪秀全取而代之。他对这新名字极重视，围绕它做了许多文章。“全”字拆开，就是“人王”。以之为名，深意在此。“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其本来的寓意便是，“那个洪姓人间之王”或者“那个叫洪秀的人间之王”。故而，这绝不只是简单换个名字，而将于未来决定中国祸福。

梦境还在延续，因为梦主的幻游长达四十余天。战罢妖魔，梦主在天堂住下，乐不思蜀。上帝教他唱诗，天兄基督教他读字。这就是为什么家人与村邻每每听见他长歌不已或喃喃自语。基督的脾气令他感觉不甚好，时时对他“发怒”。而天堂中的女性则无不贴心，他对她们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每当基督对他发怒，基督的妻子、他所称的“天嫂”，总是“劝止其天兄”，令他觉得“天嫂甚思量他，可称长嫂当母”。天母也“甚慈爱他，洵称娇贵之极焉”。他在天堂的配偶，唤作“正月宫”，她“事主甚恭谨”。他还有“高天众小妹”陪伴，彼此“琴箫鼓乐，快活无穷”。

日子这样快活，使他不愿回归人间，然上帝不允。上帝说：“尔若不下凡，凡间人何能得醒得升天堂乎？”每催促，他不得已顺从，但是“既下几重天，仍然退回”，半道中又折返天堂。上帝真的不高兴了，“烈怒”，大发雷霆。梦主只好惜别“正月宫”，由上帝、基督及众天使护送，返于人间。路上，上帝将人间诸般妖风指点他看，有“剃头”【38】“饮酒”“食烟”【39】和“淫邪”。分手之际，梦主再度面露“难色”，上帝说：“尔勿惧，尔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朕作主；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尔何惧焉！”[85]

以上是洪秀全梦中所历详情。为研讨此一现象之性质，1953年，太平天国史研究名家简又文特问教于香港精神病院院长叶宝明，请他“以专门学识协助我解答”。叶医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及伦敦大学医科，而且是专门研究精神病与心理学的，对于精神病之诊断与治疗，学识甚富”。他受到邀请后，对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利用简氏所提供的一切有关史料，并自行搜寻其他资料，苦心研究，最终就洪氏病症写出长篇论文，发表在英文《远东季刊》【40】1954年5月号。[86]原文我们无缘拜览，不过，简又文于《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颇有摘译，兹引关于洪氏病状基本结论于下：

这种“谵语寓言”（delirium fable）或“梦醒状态”（twilight—state）是属于典型的出神（魂游天外）的一种。其内容是由中国的与基督教的观念综合构成，而其意义则是完全满足其所不能实现的欲望而征服了一切个人的挫败、失意。他创造了自己的整个世界，即如在白昼做梦一般，但他自己亦躬亲实行参预此梦中经验于一个真实的世界中。[87]

叶医生确认洪秀全乃一精神病患者：“从科学的精神病学之诊断，这是一种精神病无疑”。[88]此系资深专业人士从医学角度所给结论，非同于一般文史作者的臆测妄断。

由此诊断，我们进而细参其梦境，找寻焦虑致病的根由，从中发现两个实质性内容。

其一，一再落第失望过甚，刺激剧烈，以致内心痛苦、精神崩裂。整个梦境中，为梦主所厌恶或让他感受着压迫力量的具体形象，只有两个：一是“东海龙妖”，他在梦中称之“妖魔头”“阎罗妖”，但这个形象虽被明确指认，却一闪而过，没有更多的描述；二是孔子，这是梦境中惟一有言、有行、有态、有场景，并以完整段落加以呈现的反面形象。梦主对他的描画是妖魔头的帮凶、同伙【41】，并把“妖魔作怪之由”归诸孔子“教人之书”，尤其借上帝、基督之口，指责孔子是将梦主“教坏了”的罪魁祸首，复假梦境去做想做而实际做不到的事——捆绑、鞭打孔子，让其下跪、“哀求不已”，以抒发积郁已久的忿恨、畅其心怀。另一方面，梦主恨之入骨的同时，仍对孔子有所敬惮，他前面把孔子形容得一无是处、委琐不堪，分明一身罪过而无寸功可表，末了却说上帝“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十分突兀；这所谓的“功”，应当是梦主心中所潴留的自古以来世间对孔子的崇隆尊高，他难以与这种崇隆相抗衡，因而有所屈从，为孔子安排了一个仍可在天堂居住的发落。

其二，对女性之依恋。梦境主要情节除詈孔、逐妖之外，剩下的便是梦主对天堂生活的恋恋不舍，而这不舍的实质，如他所述尽在女儿之国、温柔之乡。内中出现了两个散发母性光辉的形象，天母和天嫂，她们对彼极尽呵护、宠溺，天母待之“洵称娇贵之极焉”，天嫂则“甚思量他”，遇斥责逼迫为之挡身在前、劝止回护，故“可称长嫂当母焉”。可见梦主情感天地中母爱的缺失，以及他对于母性的强烈饥渴。洪秀全生母王氏早失，眼下洪镜扬之妻李氏乃是继室，其幼年以来的家庭情状我们不握有具体材料，从梦中看，此必于其心灵刻下深重伤痕。但梦主对女性之依恋，不独限于有关母爱的萦想；与此同时，亦伴随其他想象，此即所梦见的入天国之初“天门两旁，无数娇娥美女迎接”，和后来“众小妹”环绕，“陪主读诗书，琴箫鼓乐，快活无穷，主此时不愿下凡矣”等。

以上两点实质内容，揭示了梦主隐秘内心深处的所不欲和所欲、逃避与向往。前者是压抑、焦虑所在，后者则为缺失、渴念之物。他是被这两样东西夹击，在走投无路和苦不能得双重压迫下错乱的。从梦中看，梦境虽使他逃离了现实，但并未解决他的焦虑——上帝给他压上了担子：“尔仍要下凡也。尔若不下凡，凡间人何能得醒得上天堂乎？”此语表明，即使梦境中，他仍意识到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那是一种比屡试不第更加深刻的男性角色困境，他是抗拒的，至少想逃脱，但社会久已将此意识深深植入其心灵，以至于到了上帝那儿他仍被逼去承担相应使命【42】。在这儿，表现出其人格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厌世的，他极力想要卸去男性角色与责任，却发现即便在天堂亦不能得。可以说，他是带着恐惧、抵触、嫌厌的情绪从梦境回到现实，虽然貌似回来时肩负上帝所赋使命，但从内心，他一点也不以此为崇高和光荣，以昂扬热忱抱持献身精神，相反充满负面情绪含着敌视心态面对人间。此一基本心理状况，为未来发生的事情敷设了底色。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不是建设者，不是积极、努力、坚韧、刻苦改进现实，为之除恶臻善的理性的社会革新家，却是一味毁坏的厌世者。

精神病症无法自愈。终其一世，他都没能将它克服，虽然再也不曾以道光十七年的形态显现，实则是借助现实得到转移而已。这在后来有许许多多的表现，诸如他日常一些极端而怪异的行为，他对后宫的沉溺以及高度敏感乃至歇斯底里，他建都天京后明显的自闭倾向，他对治国担当的回避和严重耽于空想，包括最后时刻面对危机、满城军民断粮，他竟不负责任地让大家以所谓天降“甜露”野草充饥而拒不思索切实有效的办法……

最后，与此梦相关还有一重要问题：梦中幻象究系洪秀全自得，抑或有其来源？照《太平天日》里的说法，此梦纯乃梦主天成，别无凭借。它在叙述梦境之后，专门有这么一段：

年三十一岁，在癸荣【43】六月……时主适看《劝世良言》一书……将此书所说反复细勘，因想起天酉年【44】升天及下天所见所为之情，一一与此书所说互相印证若合符节。[89]

说洪秀全梦后六年，直到三十一岁，始读《劝世良言》，矢口否认之前读过，而前引洪仁玕《亲笔文书》亦称，得书后“无暇观览”。这肯定不是事实。他1836年得书，一年后发病；得书于前，发病在后，此一时间因果逻辑明甚，而无可否认。有位外国学者福士德，曾就此作过专门研究，“查出书中【45】所载许多圣经句语，是与洪氏病中梦境所历、所行、所闻、所见互相符合者”。[90]尤为直接的证据，是洪秀全梦中称耶和华为“爷”并梦其形象“满口金须，拖在腹尚【46】”，明显是读“神爷火华”四字误会所致；而“一字犯朕本名”，更清楚地显示此上帝之名必据《劝世良言》。据此，我们不特断言洪氏得书后即读《劝世良言》，且断言必不止于“稍为涉猎”，而是再三读过，并有种种思绪、印象氤氲在怀，而于病发时尽皆入梦，生出那些幻象。那么，他又出于何故坚称梦后六年始读此书？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最易想到的，是出于自我神化之目的，这在中国自古所谓“成大事者”中间，盖不鲜见。假如洪氏之梦非因读《劝世良言》而诱发，却是自成其梦、之后被《劝世良言》所恰证，无疑事情看起来更像神迹。事实上，洪秀全后亦的确利用“与此书所说互相印证若合符节”从中获利。然而，以洪氏精神病患者人格的事实，却并不宜于认为他有能力心思缜密地出于权谋来制造一段神话。二、平心而论，我们更相信他是在梦的前后经历严重“记忆中断”，亦即失忆，而根本忘记曾经读过《劝世良言》。《太平天日》所述证实，洪氏病后六年，都只是保持“常人”状态，于梦中之事一概失忆，直到1843年，偶然重读《劝世良言》，才重新唤起对丁酉梦境的回忆。

换言之，他声称事先未读《劝世良言》、意外发现书与梦奇相巧合、书证梦境，并非故意骗人，而是自己真诚相信如此。总之，洪氏梦境所得与所见，都有直接的现实来源，实无灵异可言。只不过他因严重失忆，彻底忘掉了自己先前读过《劝世良言》，将次序颠倒，以为得梦于先、读书于后。他的梦境，除去宗教内容【47】源于《劝世良言》，其他枝节则是其个人生活际遇、情状以及历来杂读之混合。例如，“天父上主皇上帝，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之形貌，正如简又文所指出的，乃是取之于广州街头所遇外国传教士[91]；捆打孔子情节，当由科考苦闷迁化而来；所谓的“正月宫”有姙，乃是当时妻子赖氏正好有孕在身的折射；至于与妖魔缠斗，后者忽变大蛇忽变别样、“能变得十七八变，虽狗虱之小亦能变”的想象，就显然是《西游记》天兵天将捉拿妖猴情节的移植了。

神迹成立

1837年的梦魇昙花一现。清醒后，洪秀全记忆尽失，而回归原态，混同常人足有六年。洪仁玕和《太平天日》试图对此加以修饰。洪仁玕告诉韩山文：“秀全之健康，既已恢复，其人格与外表，均日渐改变。”[92]]《太平天日》亦云：“主自是志度恢宏，与前迥不相同。[93]皆称经此病梦，洪氏由内及表，已经变成一个新人。但这说法并无事实的支撑，清醒后的洪秀全，只是回到了正常人状态，安安静静，如常度日。在长达六年中，他的真实情状，其实是《太平天日》里梦中上帝所说一语‘：尔下去凡间，还有几年不醒。’[94]此处‘几年’，正是指1837—1843六年，‘不醒’则恰谓洪秀全其间完全和任何人一样，照常生活。此一笔触无形中透露，所谓洪秀全经此一梦已蜕变为‘新人’，有‘人格与外表’‘迥不相同’的质变，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非澄清这一点不可，系因关系到事主心灵的一个枢要，也即简又文强调的他梦中所得的“天王意识”。[95]这个意识骇人听闻，且病中曾以丧心病狂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致遭父亲洪镜扬斥叱时，他曾绝情还以“朕不是尔之子，尔骂得朕么？”[96]设若梦魇醒来，他仍葆有此意识，则断不可能安宁守常如普通人般生活达六年之久。故而，病程甫毕，“天王意识”已被忘得无影无踪，才是正确的解释。而“天王意识”遗忘一空的有力证明，莫过于直到1843年他仍作为学子老老实实跑到广州投考。其间此举必并不止此一回，只是没有资料一一述及罢了。要之，此适足楬橥这时盘桓他心中的，仍是“科举梦”而非“天王梦”。其次，从他循规蹈矩回到应考轨道来看，当初在梦中对孔子的斥骂鞭打、对儒家“差谬”之书的憎恨，显然也一点想不起来，而是一心一意继续做孔家店的诵习之徒。

就此言，到现在为止似乎还应称他“洪火秀”——“洪秀全”虽已得名，他却一时还不曾与之有切实的联系。五六年间，他都过着安静平常的日子，一面继续教书授徒，一面备考，以至时间一划而过，没有人想得起来留下过稍微特别的故事。直到1843年，府试又尝失利，亲戚忆说，“回家之后，怒火不熄，气愤填膺，怨恨谩骂，掷书地上，破唇大叫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97]然这次好在仅此而已，逞一逞口舌之快，未像六年前那样触发癫狂，恨过骂毕，依旧拾起教鞭，操执塾业，好像彼之一生就将这样作为乡塾先生延续下去。

但教书地点有些变化，从本村移到莲花塘李家设帐。简又文先生认为，那应该是其继母李氏的娘家。时在初夏，距广州落败约二三个月。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其中表李敬芳到塾访之，偶于其书笥中，捡出其曩年得自广州传教士之《劝世良言》一帙，乃借去阅读，大有所得。归还是书时，语秀全云：“此书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秀全于此书久已置之脑后，几忘却了，至是新的兴味忽被引起，遂潜心细读之。[98]

事情又包含一连串偶然。之前洪秀全对于梁发那套《劝世良言》，已全然忘在脑后。设若不到莲花塘教书，设若未尝将《劝世良言》无意识夹在所携书籍中，设若亲戚中没有一个李敬芳，设若虽有这个李敬芳但未曾造访其于塾中，又设若纵然造访却并未从书中独独翻出《劝世良言》借走，再设若李还书之际不曾发其激赏之论从而引起洪秀全注意……总之，若非这许许多多的“设若”，洪秀全的“天王意识”都会仍然封存在已平息枯死六年之久的心井深处，无从唤醒，无从复活，而一场吞噬中国几千万人身家性命的烈焰也就无从点燃。

李敬芳其人，全然属于历史所谓“匆匆过客”。除了将《劝世良言》翻出借走并向洪秀全谈其感受，他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一丁点儿痕迹。不过，此时此地，他是决定性的。《太平天日》写道：

时主适看《劝世良言》一书，看见其书说有一位造天造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将此书所说反复细勘，因想起天酉年升天及下天所见所为之情，一一与此书所说互相印证，若合符节。主乃悟当日临下凡时天父上主皇上帝曾吩咐曰：“尔下去凡间，还有几年不醒，但不醒亦不怕，后有一部书畀尔，对<氵明>【48】此情，既对此情，尔即照这一部书行，则无差矣。”即此一部书也。主此时如梦初觉，乃作感悟悔罪诗曰：“吾侪罪恶是滔天，幸赖基督代保荃。克胜邪魔遵圣诫，钦崇上帝正心田。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朕亦怜。及早回头归正果，敢将方寸俗情牵。”[99]

丁酉一梦突然失而复得，赋予洪氏自我神奇之感。在他因果倒错的脑海里，当年之事非如本来面目是因书成梦，反而变成梦在书前，乃至认为书由梦生。到了这儿，本已从“谵语寓言”脱身六年的洪秀全，瞬间又被施了魔法，重新陷入妄想狂境地。此番较诸前回，更加不可救药，因为他不是在谵妄而是在清醒状态下走入神话，就像《太平天日》所说，“主此时如梦初觉”，对疯魔的忘却被视为“不醒”，再陷疯魔反倒被视为“梦觉”。他就此溺于这白日之梦，以迄其终。

洪秀全记忆颠错所带来的因果颠错，不但使他自己对神迹笃信甚坚，亦转而成为慑服他人的利器。他把整个事情，依先得梦后读书的顺序，讲给李敬芳听，后者立即陷入膜拜敬惶，洪氏遂“首与莲花塘李敬芳在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100]，得到他第一个信徒。又讲给家里人听，“主家人初不信，乃将升天时叱其父兄等语晓其家人曰：‘朕升天时所语老亚公，即是天父上主皇上帝；所话有些食同别人饮了食了，就是敬邪魔；所话尔们无本心丢却老亚公同别人较好，就是不敬天父上主皇上帝，反敬邪魔。’历历互证一番，其家人方醒。[101]家人怎能不信？当初洪秀全梦呓之语，俱为彼等亲耳所闻；眼下，他们瞬间变成神迹的最好证人。又讲给洪仁玕听，‘主有族弟干王洪仁玕，颇有信德见识，主将此情对他说明，他即醒悟’，[102]这是洪仁玕在《太平天日》叙事中首次露面，清楚显示他此时才获闻其事，换言之，六年前的事情他并不知详，《亲笔文书》‘无暇观览’的说法非为亲见，而只是1843年由洪秀全根据其错误记忆所告诉他的。”

归结起来，神话是这样成立的：六年前洪秀全读《劝世良言》入梦，并在梦中发出来自此书的诸多呓语，然而除他本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曾读过此书；六年后李敬芳偶然翻出此书，此时洪秀全却已全然忘记自己读过，重读后忆起梦中种种，遂自我引为神奇而道与诸人，“历历互证一番”，这时，六年前曾亲睹且认他为疯癫的亲友，反而成了所谓奇迹的有力证人。

饶为讽刺的是，洪秀全神迹虽以“丢却一切邪魔”[103]面目出现，其所成立，却恰恰得力于神魔迷信甚多。中国南方，自先秦楚国起便神巫文化盛行，后一直持此传统，尤以两粤突出。清代笔记《咫闻录》，慵讷居士撰，作者是浙江人氏，游幕各处而久居羊城，里面载述不少广东一带的神鬼之俗，其自序云作于“道光癸卯岁”亦即1843年，刚好是洪秀全重读《劝世良言》那一年，对我们了解背景民风，颇具实录之效，权引其一小片段：

从化县，在广东省北，地僻山深。有某布客过之，至更许，欲止宿，苦无旅店。忽见林薄中，灯火荧煌，有人衣绯衣，戴金幞，仪仗鲜明，前呼后拥，队伍整齐，<鱼它>舆而出。客讶不知是何官。客惧不敢行，伏于林中。比晓，问诸土人，皆曰：“山中虎神也。欲食人，则脱衣变为斑虎，大声哮吼而前。行旅戒途，子其幸免！”[104]客人自非真的夜遇虎神，只是正好撞见一次村社神戏。可以想象，类似的装神扮鬼活动，在广东城乡十分普遍、无奇不有。同是广东人的简又文先生，深有体会地说：“谚云：‘南人信鬼’。由来，粤人事鬼神与尚迷信之颓风陋俗最盛。多神教浸透社会里的各层。”[105]所奉神明五花八门，祖宗灵位、玉帝天官、观音菩萨、财神门神、土地灶君、散仙祖师……不胜枚举，自然界举凡风电云雪、山川湖海，莫无神祇，而在日常生活中，亦为谶纬卜兆所充斥，如看相、求签、问卜、占卦、堪舆、驱邪、捉鬼、放生、禳灾……不一而足。“结果：人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想一念，以至凡百事为，如婚姻、丧葬、生子、出行、谋事、建屋、动工……以至种切【49】日用细行，无一不受超自然界之宰治，无时而不受超自然力的恐吓与威迫。”[106]

所以我们所述之事，截于眼下，可以说是神巫文化的大杂烩。洪氏的托梦与梦启，既为浓厚迷信氛围所诱发，亦非一颗深受愚弄的灵魂所不能至，至于仗剑逐妖以及阎罗妖、东海龙妖、“四方头红眼睛之妖魔”、大蛇、“虽狗虱之小亦能变焉”“三十三重天”“十八重地狱”、赵玄郎、下凡等观念形象，一一有其民俗来源和典例。从洪秀全本人到他的诸位亲友，所谓觉醒或信仰其实和基督教毫无关系，而是借了上帝、基督名头将古老神巫思维转化于一种新的个体神迹。他们心里的崇拜情绪，与所发誓攘除的“敬邪魔”实出一辙。此一神巫文化的性质或本质，贯穿太平天国宗教视野始终，不曾稍稍跳出，太平天国之所以“未得到基督教仁爱、同情、宽大、忍耐、克己、牺牲、服务……崇高伟大的精神道德”[107]，洵非偶然；不但如此，太平天国事业成功的基石，即是“事鬼神与尚迷信之颓风陋俗”，其具体体现，俟后结合杨秀清、萧朝贵的天父天兄附体，我们再作剖析。

拜上帝会

梦魇六年之后，洪秀全二读《劝世良言》，终于决定从此成为“基督徒”。将基督徒打上引号，一来因为严格讲他并未皈依我们所称的基督教这样一种宗教，他的信仰无论从内容到方式均与后者有很大差别，二来因为他本人也从不认为是基督教内的存在，接受其规范和约束，相反他单独创立了一种宗教，称之“拜上帝”，自己充当教主。然而，他又引用了基督教的办法，比如施洗和悔罪。他在莲花塘和李敬芳一起自行洗礼，收下了第一位信徒。

这是奇特而怪异、似乎惟中国才发生的情形。洪式“拜上帝”与基督教之间，始终保持着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关系。一方面它来自基督教，另一方面，又从不打算认真地理清彼此。从头至尾，凡西方教会人士来访，太平天国都示以“一家亲”的感情，视如兄弟手足，但同时它坚定拿出独立王国姿态，甚至高高在上，要求整个基督教世界统一和服从于天王的权威，绝不允许以基督教的信仰与思想准则制约、动摇和损害“拜上帝”的意识形态。这种非驴非马的情形，有时会招致疑虑。例如“拜上帝”首徒李敬芳，此人年齿颇高，当时已有一孙年约十岁，名叫李正高；过了十年，“洪氏于一八五三年克南京后，尝命正高在乡间招兵往助，事卒不成，正高乃独自前往。至上海时，得闻秀全昔年病中升天所见之上帝，系身衣黑袍者，乃疑其所见者非真上帝而实为魔鬼王，盖以上帝应衣白袍，遂折回香港”[108]，后来，李正高留在香港，做了一位真正的教会牧师。故事虽小，却可窥见“拜上帝”之于基督教古怪关系之一二。

基督教东传产生了《劝世良言》，洪秀全因《劝世良言》始创“拜上帝”，“拜上帝”则带来一个太平天国。事情就是一步一步变成这样，每一步都伴随着关键信息的变形、丢失与置换，最后到“拜上帝”普通徒众那儿，一切已与别物无关，只剩下个“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

这其实极有利于“拜上帝”的壮大。设想洪秀全果真以传播基督教福音为使命，则追随者势必寥寥。盖中国的民众并不需要上帝，对于上帝究系何等神圣亦难有兴趣，他们需要的只是可以尽快改变自己现状与命运的力量，而“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听上去就是这样一种力量。

1843年6月【50】洪秀全得其首徒后，从莲花塘返回官禄㘵，途经一村，访其彭姓友人。那时，他又处在完全亢奋状态，逢人就说他的梦启与觉悟，在彭家也“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对方姑妄听之，心里却怀疑他“旧病复发”，遂“遣一可靠之人护送其回家使得安全”，以免“中途或者失足落水致遭溺毙”。[109]然《太平天日》说法不同：“七月十四日，主到五马岭，将此情对彭参平、彭昌玕、彭寿伯等诏<氵明>，他们亦在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110]也许后来从官禄㘵回莲花塘时，二过彭家，又做工作，而这一次彭家数人信从了他。

在官禄㘵，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宣讲他的悟道，并得到两个重要收获，那就是堂弟洪仁玕和同村的冯云山。据洪仁玕《洪秀全来历》：

余自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51】，蒙兄洪秀全在丙申年所得《劝世良言》，将书内所言道理一一指示；上帝之权能，耶稣之神迹，妖魔之迷惑，从始至终，对余讲了一遍；以及自己病时魂游天堂所见之事，又对余讲了一遍。余乃如梦初觉，如醉初醒，一觉泫然出涕。[111]

洪仁玕、冯云山的皈依都颇正式，作了悔罪并由洪秀全施以洗礼，“同往石角潭浸洗”；他也顺利地说服了家人，“同在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丢却一切邪魔，遵守天条”，只是没有提到行洗礼的事情。[112]

至此，“拜上帝”信徒由一人发展到一批。洪秀全颇受鼓舞，益发积极地开展活动。据说他将本村一个温姓秀才列为重要目标，专门拜访，“与其谈及此书【52】及其所载之真道”。对方既为秀才，显然是村中身份较高者，若能说动他信从，影响就不比寻常。然而“温秀才不信其言，并谓：‘请把原书给我看，我将为你改正其言，庶可纠正你的错谬。’”洪秀全闻言大怒，虽然对方以礼相待、为置鸡酒，他竟拂袖而去。[113]

冯云山、洪仁玕作为得力帮手，也在各自亲友间发展徒众，“其中有闻而即信者，有闻而执拗者，有闻而知其为真不敢遵守者，有始而不信而后悟其真而始遵守者”[114]，总体来说阻力较大。以洪仁玕为例，他当时年方二十二岁，尚未独立成家，一切仍受父兄管束；他追随洪秀全，将书塾中孔子牌位去除后，“被其兄棍殴，撕破衣服，复被逐出家门”。第二年洪秀全与冯云山云游传教，洪仁玕没有从行，亦是因为父兄严禁。[115]

洪秀全有些落寞，于是暂回莲花塘继续做教书匠。他和李敬芳定制了宝剑两口，镌以“斩妖剑”三字，各佩其一，并为之赋诗曰：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孰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116]

又是一首反诗，和以前一样志向远大，隐约以汉高祖“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为影射。但较诸诗中抱负，现实却很骨感。除了铸成此剑，这年剩下的时间里，其所雄心勃勃的事业毫无起色。年末在官禄㘵，复与本村父老起冲突——为志贺新春，父老如同往常嘱其制写诗文、对联等，洪秀全以此类文字必涉“歌颂偶像”而断然拒绝，彼此陷于龃龉。在宗族关系至上的乡闾，这不啻是自绝于众。

洪秀全在家乡颇有待不下去之感，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离家外游。二月十五日，洪秀全偕冯云山以及冯氏宗亲冯瑞嵩、冯瑞珍，一行四人从官禄㘵出发，去广州、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函江等地宣传“拜上帝”。过了一个月，兴许是难耐辛苦，兴许是收获甚微，冯瑞嵩和冯瑞珍打了退堂鼓；冯云山则坚定留下来，“愿与主遍游天下，艰苦甘心”。[117]两人合计，不如舍汉人村落去瑶族聚居区尝试，洪秀全因想起广西浔州贵县赐谷村有一房远亲，遂定为目标。四月初五日，洪、冯抵于该村，投在洪秀全表兄王盛均家中。

《太平天日》说洪秀全住在王家，“时写劝人拜天父上主皇帝诏传送人”，但未提效果如何，多半是无人理会。又提到一件事，当地有“六窠妖庙”，里面供奉着一男一女两位神祇，“甚灵”。洪秀全问这两人是不是夫妻，答曰不是，说他二人生前在此对山歌，以歌传情，最后“苟合而死”，而土人认为两人其实是“得道升天”，故而立像祭祀。洪秀全闻言，诧愕且怒，说这等“淫奔苟合”，“天所必诛”，竟然反被看作“得道”，岂非咄咄怪事了！他觉得就此找着了广西民风淫乱、“禽兽不如”的由头，“故作诗以斥云：‘举笔题诗斥六窠，该诛该灭两妖魔。满珊【53】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据传，这对和歌殉情的男女，就是著名的刘三姐及其相好。此传说始自唐代、见载于南宋，之后一直盛于两粤，过去多称刘三妹、刘仙姑等，惟自歌剧和电影《刘三姐》以来，方以刘三姐名义传遍天下。洪秀全根据自己的教义，将刘三姐定为邪魔人物，意欲荡除之。但刘三姐故事在当地土人心中根深蒂固，他写了那样一首凶狠的诗辱骂咒诅，必不得人心，此事料招怨不少，具体处境《太平天日》虽未言，但字里行间仍看出花县客人不受欢迎：

七月时候，主见表兄家苦，甚难过意，适与南王到田寮，语言有拂逆，主即回赐谷村，与南王云山、洪仁球、恤王洪仁正等【54】议回东。主欲连夜到林桥，待<氵明>早他三人赶来也。洪仁球曰“：尔连夜私走，人有猜疑焉。”乃<氵明>早诏表兄黄盛均【55】曰：“朕欲回东矣。”

黄盛均曰：“他三人回得，臣子黄维正现未放出，主回不得。不若他三人先回去罢，待臣子出来，然后送主回东未迟也。”主决意要回，黄盛均泣曰：“主若回东，我亦不留命矣。”南王云山三人并劝主勿回。

洪、冯口角不知出于何故，反正洪秀全觉得在此很不称心如意，待不下去，竟要“连夜”独自离开。同样从花县来的洪仁球说，你这样不好，像是逃跑似的，会让别人怀疑。洪秀全这才稳住。他想是感到无望无助，来此数月，所获甚少[118]，留之无益。但王盛均却因另一缘故不肯放他走，此即上文“臣子黄维正现未放出”一语所说，他儿子王维正吃了官司，被押在县牢，他觉得洪秀全识文断字，写个诉状之类用得着，故而苦留以助一臂之力。七月二十三日，冯云山和两位洪氏先行离去，洪秀全一个人被留下。谁料到事情反因而有了转机。他对王盛均说，倘若你拜上帝，王维正就能被释放。王盛均走投无路，何妨一试，就从了洪秀全。不久，王维正果真放归。回家后，洪秀全同样劝服王维正拜上帝。王氏父子又成了他的义务宣传员，于是，“此处兼有人信从真道”，他这次广西行总算没有落个空手而归。[119]

但相较于艰辛的付出，成绩微不足道。十月初，洪秀全带着寡淡的心情，离开赐谷村。与在官禄㘵时一样，他对于前景仍然看不到什么。十月二十一日【56】，他孤家寡人回到官禄㘵，时已1844年末矣。之后，1845、1846整整两年，他裹足家中，不再尝试四处收徒传教，好像变得消沉。虽然《太平天国起义记》有一笔“秀全继续在本乡及邻乡宣传新教，凡皈信上帝耶稣真道者皆施以洗礼”[120]，但仅此一句空文，没能举例说明其实绩。《太平天日》则对这两年的传教活动只字未提，只说其间作有《原道觉世诏》《原道醒世训》两文。他在村里日子更加难挨。当时彼与冯云山等远游后，家人风闻一行人途中遇难，提心吊胆，“时时纳闷”，妻子赖氏“时时啼哭”，直到洪仁球、洪仁正从广西带回确切消息，大家始才放心。[121]如今，他独自安然归来，冯云山却下落不明，冯家很有意见，“彼等满以为可从秀全处得知云山消息，但秀全偕其同出共履险途，而不与同归，又不知其概况，乃大为不悦。”[122]乡邻白眼非议日多，料可知也。关键是，他的生计成了大问题。《太平天国起义记》说“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两年，秀全留在家中，仍执教鞭为业”[123]，此语似难落到实处，考其行迹，去年起已与儒教切割，撤孔子牌位，拒传儒学，他还如何设塾授徒？又有谁家肯让子弟奉其教席？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仿照洪仁玕的办法，“许其学徒拜事孔子，惟其自己则不拜而已”[124]，但《太平天国起义记》只说洪仁玕这么做，没有说洪秀全也这么做。所以实际如何，无从得知。从稍后再赴广西寻找冯云山时，洪秀全囊空如洗的情状看，没有任何积蓄，应该是失去了所有生活来源。

丁未年【57】正月刚过，洪秀全再次从官禄㘵出走，赴广州造访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礼拜堂。洪仁玕陪同前来，来后就作别回去，只留下洪秀全一个人。洪秀全访罗孝全，习问基督教显系目的之一，但应不止于此，也是想谋一点生计。来后不久，他即“央罗孝全准备给他作正式领洗”，诼谮随之即起：

他们知道罗孝全讨厌那些嘴上说要受洗，实则是想找份差使，或从传教士那里拿钱的人，他们也担心罗孝全会雇洪秀全，这么一来，有人就会丢了饭碗，于是他们要洪秀全去跟罗孝全要求金钱上的保证，洪秀全不明就里就照做了，结果坏了罗孝全对他的信任和支持。这说法听起来有点牵强附会，不过，对广州城一带的人来说，不管有没有读过书，生活确是很艰难，而罗孝全是出了名的火暴脾气，对洗礼又是极为看重。这件事罗孝全只提了一次，说在他“未得吾人满意于其合格之先”，洪秀全就决定离开了。[125]

简而言之，洪秀全提出受洗与谋职任差有关。依上述引文，这好像是他被人怂恿、构陷，不明就里对罗孝全提出的要求。其实，考虑到洪秀全此时生计无着，来到罗孝全教堂，问教同时找一份工作，既合情合理，也堪称至佳之选。果能如此，何乐不为？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旁人如何出馊主意，而在于他确实盼望经济上有一份来源，否则没有必要对罗孝全言及钱上要求。这令罗孝全疑其动机不纯，假装信教而别揣动机的人，他见得太多。失去信任的洪秀全就此离开，他在教堂前后待了约摸五个月。与罗孝全接触，是他头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和洋教士直接打交道，他对此经历念念不忘，后来设法将罗孝全延揽至天京，又生一段故事——此是后话。

离开罗孝全礼拜堂，洪秀全茫然不知所之。友人朱道兴劝他，“如不留于广州即当回乡”，但两点他都不愿采纳，原因实则一也——无论在广州或官禄㘵，生活均无着落。末了，他自己的决定是再赴广西，“寻其友冯云山”。此时，他其实对冯云山下落一无所知，彼此处在完全失联状态，就连冯究竟是否人在广西，也不清楚。所谓“寻其友冯云山”，应该是先投广西再说，俟至彼处再设法打听其踪迹。不然又如何？他别无去处，只剩下去找冯云山这一条路。见他身无分文，朱道兴“赠以铜钱百文”。揣着这一点可怜的旅费，未来的天王，登上二次入桂之程。[126]

因为钱太少，他不敢坐船，全程步行[127]。那百枚铜钱用来吃饭都远远不够，以致日仅一餐[128]。行至半途，在梅子汛遭遇强梁，剩下的铜钱及“所带一剑盒尚上凿有全字者[129]，被掠一空。”“秀全此时困穷交迫，既无亲友，又无路费，进退两难”[130]，陷入绝境。此情此景，不由人不动摇幻灭，《太平天日》以“心颇烦”三字描述洪氏内心。路人见之，颇为同情，有以“舡到滩头水路开”劝慰者，更有好心的江西客人李相肇等四人，慷慨解囊，赠数百文，救他于困厄中。但在洪秀全，这并未令他感念世有善心，而是目为“上帝怜救”显灵，“暗谢天父上主皇上帝”。[131]颠沛月余，终于抵于赐谷村。刚到赐谷村，悬着的心就彻底放下来，因为马上得知了冯云山的确切消息——“旧岁八月，南王同曾沄正由紫荆珊【58】来探黄盛均，故黄盛均等知南王在紫荆珊也。”[132]

此时距甲辰年【59】七月两人分手，已整整三年。这三年，洪秀全自己除在赐谷村说服了王盛均父子等一小批信众，几无建树。当他近乎走投无路，孑然一身、蓬头垢面回到赐谷村时，却听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三年间，冯云山经过坚忍苦行，竟使信众发展到“逾二千之多”[133]！那年七月，冯云山和洪仁球、洪仁正从赐谷村别过洪秀全，内心其实不愿离开广西，于是中途打发洪氏二人自回花县，但他并未折回去找洪秀全，而是就此单独在广西开始一番征程。他简直像是流浪一般，靠做苦力甚至拾粪，漫无目的游走，结交各色人物，宣传“拜上帝”。来到紫荆山，终于谋得落脚点——“听而倾心皈服者约有工人十名。彼等则报告于主人曾某，以冯氏之到此及其为人诚实才具优异等语。曾某果与云山相见，晤谈之下，询及其身世职业，即延聘其为家塾老师，未几，亲受洗礼。”[134]慢慢地，以紫荆山为中心，“拜上帝”向四方辐射，“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如象州、浔州、郁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县属”，徒众“数且日增”，其中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胡以晃【60】，都是冯云山一手招入。[135]除了使队伍初具规模、开辟紫荆山为“根据地”，冯氏还有一大贡献，亦即创设“拜上帝会”之名目；先前，洪秀全只是教导人们“拜上帝”，并无组织方面的设想与规划，若论有其“组织起来”的意识与实践，则自冯云山始。

由是观之，冯云山对太平天国事业的草创，岂止功不可没，抑且允称第一。何以他能取得如此煌煌硕果，而洪秀全却苦无建树，惨淡到自身难保？回看三年前两人曾“语言有拂逆”、洪秀全命冯云山回东、冯云山实不愿回、中途留下却又并不折回见洪而另辟一途……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对诸多问题，必有分歧。另外，两人在性情、格调、品节上，对比也很鲜明。洪秀全总其一生来看，耽于空想而又刚愎峻急、躁忌褊忮；冯云山却待人以诚、身体力行、敬让不争，是典型的埋头苦干人格。然而，此种实干家通常得不到恰当尊重，冯云山也不例外。这三年，他近乎只手为洪秀全崛起奠定坚实基础，但《太平天日》对此一段的叙述，却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连轻描淡写都算不上，很让人怀疑是出于南王事迹可能冲淡、掩盖天王光辉之忌媢。到后来，太平天国正式排座次，天王以下，冯云山竟列杨秀清、萧朝贵之后，仅居第三。

尽管《太平天日》刻意弱化冯云山成就，大好局面却显然使洪秀全惊喜之余愁容尽扫，精神抖擞。史景迁评论道：“洪秀全似乎并没有因着旅程的艰苦困厄而感沮丧疲惫，反而感到前所未有的胜利。”[136]他迫不及待想和冯云山会合。“主甫到数日，便欲到紫荆珊【61】。”紫荆山在桂平县北，距赐谷村百余里。七月十五日，洪秀全由王维正陪送，经勒马、东乡赴紫荆山。在东乡路遇一庙【62】，好吟诗的洪秀全诗兴又发，“命觐王黄维正捧砚，主举笔题诗在壁”。[137]诗云：

朕在高天作天王，尔等在地为妖怪。迷惑上帝子女心，靦然敢受人崇拜。上帝差朕降凡间，妖魔诡计今何在。朕统天军不容情，尔等妖魔须走快。[138]

史景迁考证，“这是他第一次不用‘吾’这个字，而自称‘朕’。”[139]拥众二千多的事实，让他内心发生奇妙变化，“天王意识”不但强烈骚动，且从来没有这样接近成真，所以笔端油然出现“朕统天军”四个字。那不再是道光十七年癫狂梦境里的幻象，却已经是扎扎实实的现实存在。

天父天兄下凡

“拜上帝”事业在紫荆山一天天红火起来。各种情节中，有件事对以后影响最深刻，乃至注定了太平天国的命运。

洪秀全到紫荆山半年后，戊申年【63】初，冯云山因乡民告发被捕，羁押在桂平县监狱。为此，洪秀全离开紫荆山，回广东省城运作施救。当此洪、冯都不在之际，有一个人从广大会众当中脱颖而出。

他就是杨秀清。

杨家赤贫。“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亦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140]无父为失怙，无母曰失恃。杨秀清五岁时死了父亲，九岁继而丧母，是十足的孤儿，赖叔父抚大。长成，烧炭种山为业。入拜上帝会，初无异常，只是普通会众。《天情道理书》载：

戊申岁三月天父大开天恩，亲身下凡，出头作主，托东王金口，教导兄弟姊妹乃（合共）【64】天下万郭人民，此乃天父义怒，固已差天王降生为天下万郭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东王赎病之时，寝不安枕，食不甘味，不辞劳苦，艰苦备尝；甚至口哑耳聋，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以一身之苦，代世人之命。[141]

若谓独杨秀清有此异能，非也。洪、冯不在时，紫荆山此类奇事出了不少，每每上演：

缘当众人下跪祈祷时，忽有人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在此昏迷情状之下，其人似乎有神附体，口出劝诫，或责骂，或预说未来之事。其言常是模糊，听不清楚，或则为韵语。[142]

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代上帝下凡，争执不下，以至“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等洪、冯回来，已经乱成一锅粥，“兄弟等有记录其较重要之辞句者，至是尽以呈秀全鉴察”；于是洪秀全亲自“判辨各人之孰真孰假”，分别认定“此等辞句一部分是由上帝而来，一部分是从魔鬼而来的”，其中杨秀清的天父附体下凡的身份，得到承认。[143]

前曾讲南方神巫文化盛行，尤以两粤突出。具体到紫荆山一带，《桂平县志》载其风俗云，此地鬼神观念极重，巫术形形色色。例如，“以役鬼驱邪为事。其始传者属妇人，故传其教者行法时必扮女装，其始必受戒一次，如踏刀梯、行火坑、捉火链、含火药、摩热油锅之属”，又如“人有病，间不服药，延道士拜斗禳星，或召巫插花舞剑”，或“邑人家有孕妇，禁犯六甲，凡土木兴作，以至疏沟渠、扫尘土、钉屋壁、开室户、更床褥，偶有触犯，损胎如神，故俗多相戒，不敢妄动”，以及“女巫名鬼婆，或名仙婆，谓能知人疾病及家室坟墓休咎，或招亡魂附其体，絮絮与人语”[144]……可见杨秀清或其他会众的表演，在当地习以为常，屡见不鲜。

若单论神明附体之一技，有个专门名词，叫“降僮”，是很古老的法术。许地山先生曾作过一番概括：

宋人名这方法为“秽迹金刚法”（见《夷坚志》[甲]卷十九），是神灵附在人体上使他成为灵媒。有时附身者不一定是善神，恶神也一样可以降僮。僮子在神附上身体底时候，身体底动作渐改常态，全身颤动，有时双眼紧闭，口流白沫，或以刀剑砍身，针锥穿舌，而不流血（参看庸讷居士《咫闻录》卷十“北虎青卫”条）。蒙古与西伯利亚底通古斯人名这种人为“萨曼”，粤人称他为“僮子”或“僮魕”，迎神赛会时每每看见他站在神舆后面。僮会说预言，能治病，和解答疑难问题，所以也是占卜底一种。[145]

“会说预言，能治病，和解答疑难问题”，杨秀清化身为上帝，就基本是照这样子行事的。

诸如此类的迷信旧俗，本与基督教信仰格格不入，邪渎意味并不在各种偶像崇拜之下，恰应坚决摈排。按基督教原义，上帝是至高无上、抽象无形的存在，所以不立偶像，正是因了宇宙间一切有形之状均无法载其广大无限的实质——“不可以天上地下或水里的任何形象为偶像”[146]——奈何竟能设想上帝形象转托于一介烧炭种山之夫躯壳？

洪秀全却不但接受，且从“上帝之子”的角度，亲自确认杨秀清的天父附体为真实。他的斟酌过程，史无明文，我们居旁为之推测和分析出来三条原因：第一，杨秀清等人的做法，在当地民间十分普遍，禁止不可能，反对也不实际，处理不当或将致出乱子【65】，不如顺水推舟从中指定某人为真，而将别的“降僮”予以制止；第二，此时洪秀全对基督教或者仅知皮毛，并未意识到上帝附体于人类的想法，根本是大忌；第三，他对杨秀清诡称天父下凡以及“降僮”这方式，另有所悟，从中发觉了有益传教、聚众的重大利用价值。此三者，最关键的当数末一条。“拜上帝”，本身是“夷鬼”玩意儿，其于中国文化之隔膜，必有种种水土不服，况且拜上帝会会众，九成九以上乃是杨秀清这种目不识丁、头脑灵魂深受乡土文化束缚的底层民众，真正能够齐其心、导其行的，并非“神爷火华”“耶稣基督”等不知所云之话语，仍数降僮、显灵、请乩、召仙、感应、巫蛊之类可行好使；反过来说，对这些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习俗因势利导，则很堪借重、利用，以羽翼自己的“天王”神话。

中国权术发达，早在唐开元间，就有一隐士名赵蕤者，“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这部书，因特重从反面搜集政治谋略，又称《反经》。作者总结权力争胜之道曰：“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意谓，政治不能死守道德，想要成功，须不择手段。[147]在它搜罗的成千上万招法中，有这么一条：

裴子野曰：“夫左道怪民，幻挟罔诞，足以动众，而未足以济功。”今以谚观之，左道可以动众者，信矣！故王者禁焉。[148]

就是说，“幻挟罔诞”之术，适合动员群众。这经验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当然，此类手段对于起事阶段很有用，等真正成了事、稳坐江山时，它将反利为害，故又说“王者禁焉”。相关的范例，如陈胜、吴广起义：

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149]

装神弄鬼以“威众”，是陈、吴的法宝。过了二千年，洪、杨祭出的仍然如此。道理何在？民俗学家为我们指出，因为“巫蛊信仰”有着“社会控制的功能”[150]。当尚未形成和掌握权力机器而又需要对群体施展某种控制时，可以指望于它，它在其漫长传播过程中，早已预置了一种慑服人心的力量，而我们所须做的，只是使这种力量指向我们自己。陈胜、吴广的手法就是这么简单：一幅貌似神秘出现在活鱼腹中、写有字迹的布条，一声夜间穿过闪烁篝火传来的野狐鸣叫，即令“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杨秀清之于洪秀全的角色，与吴广之于陈胜一模一样，若有差别，无非吴广扮演了一只中国巫觋传说的野狐，杨秀清则扮演了洋教中上帝之化身。

但无论如何，承认某人上帝附体或有权径与上帝对话，是十分冒险的决定。它对最高权威之分散分流显而易见。这里面，主动或被动的成分各占几许，我们不能确切言之，惟在初期，洪秀全事业借此收效甚佳，却一目了然。其于拜上帝会的裨益，至少见诸如下几点：

一、以赎病消灾吸聚广众。杨秀清的天父附体，是以有病之身显现的，“口哑耳聋，眼内流水，苦楚殆甚”，而这被解释成“代弟妹赎病之劳”[151]，将所有会众之病灾汇聚一身，由他一人的受苦疏散而空。换言之，信从上帝、加入拜上帝会，即可以免于病魔灾祸袭扰，如所周知这对于缺医少药、多灾多难的贫苦大众极具魅诱性。举例而言，后来位居忠王、身为天国干城的李秀成，回忆自己所以加入拜上帝会时就着重提到：“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152]又描述当时的心理：“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153]这都证明杨秀清所演神迹，对百姓与会众施加了深刻影响。

二、恐吓威压，收拾人心。杨秀清“代上帝传言”，每每“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154]，此当涉及个人讳莫如深之隐私，虽然本人以为匿之甚深、无人知晓，“天父”却借杨秀清之口，无情揭露。这必是杨秀清费尽心机、密设耳目发掘而来，然而隐其来源，诡称神灵天眼所见，从而令私丑被抖露于世之人，在无地自容的同时，慑服于“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察，旁观者亦暗中惇惇以天不可欺为训。当时作为年轻的普通会众，李秀成目睹杨秀清为天父附体后的奇特功能，就不禁惊愕敬畏：“至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往住山名叫做平隘山【66】，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其实不知。”[155]

三、巩固洪秀全天命地位，进一步推动男女会众对他绝对服从。杨秀清【67】所传之言，有大量围绕此内容，如“头一鍊【68】正，第二遵旨”[156]，“遵旨得救逆旨难，天王旨令最紧关”[157]，“不使得性，不逆得他，逆就是逆我天父，逆天兄也”[158]，“天父在东乡下凡圣旨：天父曰：众小尔们要一心扶主，不得大胆。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尔们要遵，一个不顾王顾主都难。”[159]神化不特着眼政治伦理，亦涉家庭琐事。洪秀全入紫荆山以来，渐渐形成“后宫”，口角颇多，亦有对洪氏本人嫌厌失敬者，“天父”“天兄”屡屡降旨，或平息蛾妒，或严禁忽怠：“天父在石头脚下凡圣旨：天父上主皇上帝曰：‘众小媳，他说尔这样就这样，说尔那样就那样。’”[160]“天父曰：‘众小媳，不是同尔校笑，尔们鍊【69】得好好他不不衍字知几好笑也。’”[161]“众小媳，孝顺尔丈夫，服事尔二姊国母【70】也一样。”[162]“兄耶稣在石头脚下凡圣旨：天兄曰‘：咁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163]“自今以后，各小婶有半点嫌朕胞弟，云中雪飞。有半点怠慢朕胞弟，云中雪飞。”[164]“云中雪飞”犹言处死：“‘云中雪’为‘刀’的隐语，‘云中雪飞’即‘刀在飞舞’，犹言‘要杀人’。”[165]

四、发奸究宄。拜上帝会乃半秘密会社性质的组织，防止内奸、叛徒及各种离心活动，一直是重中之重，而天父天兄下凡则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极有利的方式，发展到后来，杨、萧手上应该掌握着太平天国一个高效的特务系统，多次在关键时刻粉碎阴谋，帮助太平天国渡过危机，其最著名者，如初期的张钊叛投清军和周锡能潜伏作奸两案。前者发生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天情道理书》云“时有大头妖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大头妖”即张钊，本系天地会头目，江湖绰号“大头羊”，因他后来拉走一批人马降清，故称他为“妖”。张钊是在大湟江与天地会另两位头领罗大纲、田芳率众加入太平军的。起义之初，条件艰难，粮草短少，张钊和田芳很快便后悔，起意降清，被侦知，于是“天兄下凡，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实非真心敬拜上帝之人，我们若随其徒，必致中其计，受其惑，遭其荼毒，入其网罗，那时悔之将何及乎？于是众兄弟聆天兄圣旨，憬然醒，恍然悟，因之不敢前往”。张钊和田芳叛逃事虽未能完全阻止，但损失有限，罗大纲部留了下来；其次是来得及补救，在内部清查其徒，“旋将妖党概行剿灭”。所以《天情道理书》欢呼说：“其时若非天兄大显权能，化醒兄弟，焉有今日之威风快活乎？”[166]周锡能案发生在辛亥年【71】十月太平军驻扎永安期间，先是五月间，有博白会众周锡能说可以返乡招收人马，得准前往，但他九月在回来途中被清军拿获，叛变后与其他三人被派遣潜伏，以为内应。杨秀清经月余暗查，掌握了这一奸情，遂于十月二十九日夜审周锡能，周抵死不承，这时杨便祭出“下凡”大法，“是夜即蒙天父劳心下凡，指出周锡能阳为团接兄弟，阴为投入妖营，串同谋反”，将侦缉来的情节，转托天父之口一一道来，“毫发不爽”，不论周锡能自己，还是其他人，都目瞪口呆，思忖“夫以周锡能之奸谋如此诡谲，如此隐秘，若非天父指出，而谁知之？其谁发之？”而纷纷认为“鉴观在上，天眼恢恢”，举营震怖。[167]除以上两个典范，《天情道理书》还载有陈先进、李裕松等其他案例，也都是以“天命诛之”，以示“人苟有妄心邪心，变妖通妖，纵使隐其事匿其迹，秘其谋，天父鉴观赫赫，终莫得而掩饰也”。[168]

继杨秀清之后，同一年【72】九月，又有萧朝贵代天兄耶稣下凡。萧朝贵“与杨秀清比邻”[169]，自幼相随，亦贫，不识字，然家境似稍好，“自耕而食，自蚕而衣”[170]，大约尚有几亩薄田。耶稣第一次下凡的情形是：

戊申年九月间，天兄劳心下凡，垂怜救世，时在平山，因萧朝隆有罪当责等事，欲一一明示天王，爰降托西王金口云：“朕是耶稣……”[171]

洪秀全考虑后，决定接受他的这个身份：

十月二十四日，平山时，天兄基督谕天王云：“洪秀全弟，尔认得朕么？”天王曰：“小弟认得。”[172]

天兄始下凡后二月，又有天嫂即所谓耶稣之妻下凡：

戊申年十一月下旬，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天兄带天王正东宫与天王相会，并天嫂亦降与天王相见。

时天兄基督之妻亦下降云：“叔叔尔认得我么？”天王曰：“是天嫂否？”天嫂曰：“是也。叔叔下凡几十年还不回朝到几时？尔妻及尔子时时挂望也。”天王曰：“天嫂放心，为叔做毕爷事，自然早早回朝也。”天王曰：“天嫂，我记得当时升高天时，天兄或有怒我，天嫂即劝止天兄，真真难得这等思量我也。”天嫂曰：“我实是思量叔叔也。叔叔，尔好早早回朝矣，我打马上天矣。”天王曰：“天嫂放心，为叔自然早早回朝也。”[173]

事载《天兄圣旨》。似乎萧朝贵这次施“降僮”术，同时扮演了三个角色：天兄、正月宫和天嫂；但并不排除他携两位妇人一道完成此过程——如果是这样，就不能不提到萧的妻子杨宣娇，并让人怀疑此次“降僮”主要是为她安排的。

杨宣娇即后被讹传为“洪宣娇”的那个“太平名女人”。她也很有魔幻色彩，善于自我神化，曾宣称“在丁酉年间，彼曾患大病，卧床如死去，其灵魂升天，即闻一老人对其言曰：‘十年以后，将有一人来自东方，教汝如何拜上帝，汝当真心顺从。’”[174]丁酉年即1837年，其时洪秀全刚刚因考试失利在官禄㘵发狂病，杨宣娇却说上帝第一时间托梦于她。除了她，我们没有听见第二个人敢说如此大话，连杨秀清、萧朝贵亦未尝声称自己“觉悟”如此之早，足见她心存高远，非一般妇人。她在加入拜上帝会后，成了萧朝贵妻子，活跃异常，“在女教徒中至为著名，当时各教友有成语云：‘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指的就是她，因为洪仁玕得之传闻，对韩山文讲述时把她名字误为“杨云娇”。当然，她姓名的情形，本身确实也存在不少混乱。她实不姓杨，《天兄圣旨》云：“杨宣娇肉父黄权政……”[175]肉父即生父，可见原姓黄或王【73】为何改姓杨，却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杨秀清……尝与西贼妻宣娇私，睡未醒，贼伙至不及避，乃假作天父下凡状，谓贼伙曰：宣娇我第六女，秀清同胞妹，当易姓杨，萧朝贵为贵妹夫，我命秀清卧为天下兄弟赎病也，命宣娇同卧，为天下姊妹赎病也，同胞兄妹，同卧毋害，众勿疑。[176]

简而言之，杨秀清与宣娇私通，被人撞破，情急中捏出如上谎言，而命宣娇从此改姓杨，并给她上帝“第六女”的身份。此即萧朝贵在太平天国“神天小家庭”独为“贵妹夫”，而别人则为兄弟的由来，也是杨宣娇后被讹传为“洪宣娇”的原因，以为她是洪秀全之妹。正解则是：她是“上帝之女”，与洪、杨、冯等皆为兄妹关系。

《金陵癸甲纪事略》写于天京时期，作者谢炳【74】又是站在清方立场上，故多有人指其此段记述是污蔑。然而，精于太平天国史事考证且一贯竭力维护太平天国的罗尔纲，却断言可信。他说：

谢炳（号介鹤）是个反革命分子，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春被俘，在天京粮馆中工作，到第二年秋天后始逃出。他曾得见太平天国这部史书【75】，太平天国称为《诏书》……他记杨宣娇事及洪秀全等所称神天家庭事，当据自此书……《金陵癸甲纪事略》所记却是可以补充《天兄圣旨》的。[177]

亦即谢炳所述并非出乎杜撰，而以太平天国官方材料为来源。

杨秀清偷情事，当发生在他取得天父代言人身份之后，这一点，由故事中彼诡称天父下凡而脱窘可证；又必发生在萧朝贵取得天兄代言人身份之前，因为《天兄圣旨》伊始他已被称“贵妹夫”。换言之，事情约在戊申年三月至九月之间。此事对于萧朝贵继杨秀清后脱颖而出，迅速揽得拜上帝会部分重要权力的具体作用，尚难知详，但肯定不无关系，至少杨秀清借上帝名义封他“贵妹夫”，从而使他跻身“神天小家庭”的事实摆在那里。此后，杨、萧形成政治结盟，联手削堕冯云山地位，萧朝贵不久又被确认为天兄化身，这些趋势走向，其草蛇灰线都只能追溯于杨宣娇红杏出墙。

回头再说杨宣娇，从捏造十年前上帝托梦之事看，她是不甘寂寞和平庸的女人，眼下又在杨、萧间充当纽带，起到那样的作用，萧朝贵跃起之后，她必不肯安之如故。十月，洪秀全刚刚正式承认萧朝贵为天兄下凡，十一月就有了“天嫂亦降与天王相见”之一幕，且整个过程主角明显是“天嫂”，一多半的答话，都在洪秀全与“天嫂”之间，“下凡”明显是为“天嫂”而设，而这个“天嫂”如果有人充之，则只能是杨宣娇。然而，“天嫂下凡”后来终未能如天父、天兄下凡那样成为常态。那次“天嫂下凡”，有可能是对杨宣娇促成杨萧同盟的一点酬谢，不料她就此过分跋扈和膨胀，大逾拜上帝会严奉厉行之妇德妇道。到了第二年【76】十二月，天父和天兄，亦即与其有特殊关系的两个男人，联起手来制裁她。先是斥责：“天兄恐西王娘【77】等未能遵正，以享永福，爰降圣旨谕曰：‘尔为朕胞妹，总要【78】得好好，替尔天上爷爷，妈妈、哥哥、嫂嫂争面光，又要替尔秀全兄、云山兄、秀清兄、韦正等争面光也。’”[178]“天父在平在山教导先娇【79】姑：天父开言清口讲，发令易飞木儿房，先说天花娇为贵，因何无仅【80】逞高张。”[179]次而警告：“天父发令为一女，不遵天令乱言题，若是不遵天命者，任从全【81】清【82】贵【83】杖尔。”[180]继续不肯收敛，果然用了刑罚：“奉天诏命尽势打，乱言听者不留情。”[181]杨宣娇受杖六十以上，凡听她妄言而不知回避者，也受杖六十：“乱言讲者六十起，听者亦杖六十尔。”[182]受杖后，太平天国官书有关杨宣娇的记载到此为止。

“下凡”的纷扰尘埃落定。一番明来暗去，最终杨、萧互为掎角，洪秀全则图其所利予以认可，拜上帝会悄然诞生了权力新三角。初，冯云山位次仍居杨、萧之前，戊申年九月天兄第一次下凡，曾这样对洪秀全说：“天兄曰：‘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洪秀全胞弟，日头是尔，月亮是尔妻子。冯云山有三个星出身，杨秀清亦有三个星，萧朝贵有二个星。’”但紧接着又说：“杨秀清、萧朝贵他二人是双凤朝阳也。”[183]此乃伏笔，提前预告未来教内核心，将是一个“太阳”配“双凤朝阳”，冯云山则被挤出第一层级。果然，永安封王之时，杨秀清褒封东王正军师，萧朝贵褒封西王又正军师，冯云山褒封北王副军师，地位较杨、萧已降一格。

对洪秀全而言，冯云山的利用值下降，而杨、萧二人，则无论其“降僮术”，还是作为本地人的渊源人脉，包括两人种种言行，对巩固、提高自己天命地位的作用、好处，都开始超过冯云山。他对杨、萧在会内特殊地位的承认，可能有被迫的因素，也可能出于主动、顺势而为，抑或被动、主动兼而有之。然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世间祸福总是相倚。洪秀全贪一时之利而畀杨、萧非常权柄，将来势须偿其所欠。无论如何，他居然分别赋予两人天父、天兄附体的特权，长远来看何啻乎作茧自缚？仅此一条，太平天国祚运就觇之难远。更何况，权力三角中的萧朝贵不久战死，仅有的平衡打破，三足之鼎变作跛足残鬲，怎能不倾覆倒圮？但归根结蒂，关键并不在于萧朝贵死活，而在于这种权力结构注定具有内耗的特质。萧早死使洪、杨冲突与分裂加剧，若不早死，洪、杨间虽有缓冲，但内耗也可能换作更复杂、更难解的方式释放出来。

粤西乱象

道光末年，两粤作乱不已，广西尤甚。

道光三十年新年刚过，正月十四日【84】，旻宁崩。四子奕<讠㝉>立为皇太子，旋即位，诏明年改元咸丰，是为咸丰皇帝。五月初六上谕说：

广西向多会匪，近因楚匪窜入境内，各府匪徒乘间四起，地方官不能兼顾，以致蔓延为患。[184]

五月十九日再发上谕：

广西自去年贼首张家祥滋事，官兵不能捕获而强为招安，余党四散勾结。庆远则张家福、钟亚春，柳州则陈东兴、陈亚贵、陈亚分、陈山猪羊，武宣则梁亚九、刘官生，象州则区振祖，浔州则谢江殿，平乐则紫金山一伙，皆分股肆扰，而陈亚贵一股为尤甚。[185]

此处，“会匪”所指并非拜上帝会。明清两代，民间秘密会社发展迅猛，尤以两湖、川、闽、两粤等南方诸省为盛，往往以会、堂自名，如白莲会、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其组织之大概，“聚百人或数百人，定期拜会结盟，推一人为首，称曰大哥，次一人曰老晚，其余群相称兄弟。凡入会者，必自言明无父母妻子，惟结盟之兄弟是亲，惟大哥之令是听。”[186]此乃中国近世作乱的主要形式，官府称其“会匪”。拜上帝会实际上是缘此形式附以洋教内容而来。后来清末革命党，起初亦脱胎于此，之所以称“兴中会”“光复会”等，即是对民间秘密会社的借鉴。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上半年，广西会匪为祸彰著者，非拜上帝会，而是五月十九日上谕中开列的各家，其中“平乐则紫金山一伙”一句，粗心者或误认为即指洪、杨，实则此紫金山非桂平紫荆山，平乐县在桂平以北约二百公里。从这道上谕来看，截至当时，拜上帝会的名头尚未为北京所知。

清宫旧档中，有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经左都御史花沙纳上奏的广西乡绅就地方乱象的呈诉状。其中，宣化举人李宜用等诉说，乱象从二十九年四月间萌生，一年内蔓延至数十县，“所到之处焚劫村庄，掠夺财物，淫污妇女，杀毙良民”，甚至发展到围攻府城柳州、南宁。[187]庆远府举人莫子升等人诉状，着重描述了当时省内大盗陈亚贵【85】一股的情形，言其“伪称大王，拥匪数千，头包红巾，旗建‘顺天行道’字样，坐轿骑马，大炮、鸟枪、弓箭、藤牌军器齐备”。又反映“贵县桥墟菲头张亚珍”“来宾县匪首文亚英”，规模实力亦至相埒。[188]宣化生员何可元，则具禀其家两月间四次遭劫之亲身经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突来千有余叛匪，公然竖逆旗十二面，各持军器大炮抄掠生家”；“越十二日，该匪重回生家，烧祖房二间、新屋二间、稻谷五万余斤”；“除夕三更复至生家，劫去耕牛十只，家物一空。生胞弟何可亨身受重伤，登时毙命”；三十年“正月初八，该匪复来劫堂弟何可久家，烧屋四间，牵牛六只”。根据他统计，在此期间，宣化县境内“被劫者二百余村，被杀者二百余命，妇女被劫者百余人”，且风闻“浔、梧、柳、庆、思、平、郁、乐各府俱有逆匪盘踞各要道”。[189]

情况进一步恶化。一份发现于日本的史料，提及当时广西的形势，这样概括道：“道光三十年，广东、广西众叛贼盘据于两首交界之地，初时仅劫掠民财，继则与官军为敌，后竟攻城夺县，出没聚散无常。[190]”八月间，广西抚臣郑祖琛驰奏，“盗匪拥入修仁县城，并窜近荔浦县城”。[191]月底，两广总督徐广缙奏闻，继修仁县城失守后，荔浦县城亦为叛众攻陷。[192]迭陷二城，清廷震恐，命令徐广缙“带兵筹饷”，亲赴广西镇压。

作乱之由，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归纳了六条：

道光晚年，广西遍地患匪，此实为太平军乘时起义之主要背景之一端，亟当详察。其时，全省盗贼蜂起，堂号纷立，拜会结党，四出劫掠。推原盗风炽盛之故，概有六端：（一）伏莽山间，时出劫掠之土匪，诸郡原已不少。（二）广东鸦片战争役事定后，壮丁与义民失业者多，又不愿归农，多流为水陆大盗，及被官兵击败，乃乘桂省政治腐化官兵怯弱之机，率党拦入，滋扰水陆，更与游勇及桂匪勾结，而势力滋长。（三）文武官吏，畏忌纵容，剿办不力，匪风愈炽；政治的放任主义实为厉阶，而郑祖琛之佞佛戒杀姑息养奸为害尤烈。（四）湘南天地会乘时入桂发展，招人结盟拜会，企图起事，亦有由湘率党入桂劫掠者，渐成流寇。（五）道光廿九、三十年，广西饥荒，米价腾贵，更有富人高抬米价乘危渔利者，饥民益愤，渐有聚众强索钱米之举，而官吏又助富人加以压迫，甚且有格杀勿论之令，因是迫于生计挺（应为“铤”字之误）而走险者愈多；亦有以“劫富济贫”为号召者……（六）其后，亦有团练劣绅流而为匪者，人民更为苦痛矣。[193]

又有研究者指出，道光二十九年的清查州县钱粮积欠政策，是激发动乱的重要原因。“穆彰阿、耆英等限定各省必须在八个月内清查完毕，即从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开始，至十月结束，不许展缓期限。嗣后，由各省督抚监督，藩司具体负责，由府州县官具体实施，逐县逐库盘查，全国大范围清查活动开始。”“清查州县钱粮亏空，进一步助长了州县官吏追钱逐利之风……为了完成差使保住自己的顶戴，也为了尽可能多地从中捞取油水，州县官勒索民财招数可谓繁多”。“道光二十九年，清政府国库收入为3719万两，支出为3644万两。当年的财政节余为75万两。但是，第二年，太平天国就正式成立了。如果说道光帝、穆彰阿、耆英等拿75万两银子换来一个太平天国，诚不为过。”[194]

世上之事，一个结果往往是多因所致，或远或近、或深或浅、或表或里。而道光末广西致乱之因，就其浅近和显而易见者论，巡抚郑祖琛实在脱不了干系。简又文称此人“佞佛戒杀姑息养奸”“实为厉阶”，语颇简略，兹据他书稍予补充。

《中兴别记》卷一：

祖琛，字梦白，浙江湖州人。喜谈时艺，暗于吏治军政。时有小人，语以盗会诸匪当谋解散，勿轻以兵事劳宸虑。祖琛惑之，且溺佛，以杀人为不慈，于是文武益承指涂饰。[195]

“时艺”即时文、八股文，郑祖琛大抵是此中高手。嘉庆十年【86】中进士，生年不详，依徐广缙1850年复奏所称“抚臣年老多病，文武皆不畏服”[196]姑断其翌年病逝时年逾七旬，则其进士及第，年约二十出头，称得上年少得意，故彼于“时艺”的津津乐道，诚可谓发乎由衷。这是一位典型的由八股取士造就的废物，一生做官，由知县、知府、道台、布政使而巡抚，平步青云，却碌碌无所建树。所仰仗者，惟熟娴为官之道而已。所谓“时有小人”，应指其属下幕僚，这类人也是专门研究为官之道的，须在本官需要时，提供万全之策。面对广西日形猖獗的盗匪态势，他们给予郑祖琛的建议是，以柔性“解散”为要，毋动武强力铲除。此并非出乎仁爱怀民，而是“勿轻以兵事劳宸虑”。“宸虑”者，皇上之忧也。换言之，对此类事，尽量息事宁人，不要闹大，以致传到北京，影响将来升迁。郑祖琛“惑之”，以为高妙。实际上，他并非是今天始奉此道，早在道光十二年，其在广西布政使任上，即曾伙同“南宁府同知庆吉禀获私盐，擅给价免究，并不明白指斥”，捣糨糊，大事化小，为此被奏劾，降四级留任。[197]可以想见，近五十年宦途中，像这样因此栽了小跟头只是意外，更多的时候他都受益得利。然而，此番广西之乱非比曩昔，行之有效一辈子的官场秘诀，终于也要失灵了。除开为官之道，郑祖琛还有另一爱好，即所谓“佞佛”“溺佛”。佛戒杀，而郑祖琛竟以此羼入政治。他被革职后，新任广西巡抚周天爵向北京报告说：“已革职抚臣郑祖琛每逢决囚，必为之经醮祈福，或将行决之犯擅行释回，其势非酿成大祸而不已。”[198]那时候，广西、广东先后有两位类似的活宝，且名讳中都有一个“琛”字。广东那位，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粤督叶名琛。“二琛”如有差别，仅在于各有所佞、各有所溺。郑祖琛是“佛”，叶名琛是“道”。后者对于道教的迷信骇人听闻，以致将军政大事委之扶乩，为此丧权辱国，本人也被捉到孟加拉、客死他乡——他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详叙。眼下郑祖琛佞佛溺佛，因他有此情态，广西官僚系统上下皆知，人人揣其心思顺而为之，“文武益承指涂饰”，凡事姑息，避免激化，治安就此一点点走向失控。别的不说，单单洪杨壮大过程中，地方及省府就多次错过破获、扑灭良机。如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临桂县知县王淑元抓到“匪谍李嘉瑞”，据说与杨秀清有牵连，讯出情报，“请兵出缚匪党多人，巡抚郑祖琛不欲究叛，惧穷治激变，饬以盗具狱”[199]，亦即只准按普通治安案件处置，不准深挖背后的反叛图谋，事遂寝。二十八年年初，冯云山被桂平县生员王作新告发，逮系县监狱，“桂平知县以其书内载敬天地，戒淫欲诸款，类于劝善，无叛逆情，遣解云山回广东花县原籍。[200]冯云山和整个拜上帝会，都躲过一劫。二十九年八月，平南县生员胡某揭发韦昌辉不轨，该县上报于州，浔州知府命桂平县知县把韦昌辉抓起来，但不久，‘既有结保者，遂释’。[201]自郑祖琛掌广西以来，该省即在捣糨糊方式中使星星之火渐至燎原，到道光三十年秋，‘匪徒蹂躏之区，已近十分之七’，九月间，广西诸府不约而同有绅民‘航海叩阍匍匐阙下’[202]，不远万里自费进京告御状，即前引李宜用、莫子升、何可元等人经左都御史花沙纳所转诉呈。朝廷这才对郑祖琛问题和广西‘通省糜烂’引起重视。经言官弹劾，郑祖琛先遭革职，翌年谕令‘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好在他‘旋在籍病故’，比叶名琛幸运，不必遭更多的罪。[203]”

郑祖琛的忽怠被追究，为时晚矣。此时广西局面，已如满缸葫芦，摁下这个却浮起那个。与郑祖琛被纠劾同时，清廷做出一个重要安排：“召起前任云贵总督侯官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剿匪。”[204]林则徐退休后，在福建老家养病。他的威望，满朝少有能比。诏之复起，一是显示北京对广西事态的真正重视，二是鉴于郑祖琛已不堪信用，三是东西两粤均不太平，总督徐广缙不能兼顾。因此，特简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以中央代表身份专掌广西平叛。此项任命于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下达，过了一个月，郑祖琛革职，复降旨林则徐以钦差大臣暂署广西巡抚之职。

起为钦差大臣的圣旨，林则徐九月二十九日见到。此前道光皇帝已几次宣召他来京晋见，都因病体难支，不曾如命，“数月以来，服药不下百余剂，近时疼胀之疾幸觉稍轻。据医者云，应将提气扶元之药再服月余，才可放心就道。”但对这次钦差大臣的任命，他决心为国分忧，抱病登程，回奏说：“定于十月初二日由福州本籍力疾起身。[205]二十天后，行至广东普宁，逝于途中。郑祖琛革职后，朝廷追加他暂署广西巡抚，旨意到时，他已去世五日。”

林公死于赴广西途中，是清廷的一大损失，或许也左右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当时，其以钦差大臣赴广西的消息已经传开，在广西各地引起很大反响。“贼徒曾言，若林公到此，必迅速解围，投降于林公麾下。”[206]虽然咸丰皇帝派他前来，并非对付洪、杨，当时金田的动向朝廷并不知道，但他若能顺利抵达广西行使其责，却正好赶上金田起义的初期；如此，则洪、杨前途如何，至少是难以逆料。

历史确实在冥冥中充满巧合，而当时各种巧合，都有利于洪、杨。清廷在广西乱象滋彰之后，不可谓没有明断、有力的安排。事实上，除了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清廷还做出决定，调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并起用前任云南提督张必禄赴广西会同剿捕。

张必禄，四川巴州人。嘉庆元年即以乡勇随军平乱，叙功，给六品顶戴。几十年来，身历百战，积功由守备、都司、参将、副将升至总兵、提督，曾于鸦片战争期间在广东、江苏两地与英军作战，川人目为“四川抗英第一人”。道光二十六年，“年力衰迈，命原品休致”，不久朝廷因其“屡著劳绩”，特“赏食全俸，以养余年”。他乃嘉道间名将，军功卓著，而品节端正，为职业军人之典型。道光三十年早些时候，张氏来京觐见，道光皇帝“见其精力尚健”，当时就留了个心眼儿，“暂准回籍，以备召用”。眼下广西乱炽，新登基的奕<讠㝉>同样想起这员老将，觉得可倚为干城，命以提督衔即赴广西。[207]看得出来，起用张必禄与起用林则徐，用意相同——俱系借重口碑素佳、久经考验而经验丰富的干才，而两人一武一文，委林统军，委张作战，是相辅相成的两手棋。张必禄得旨，果然以他历来作风，立即启行，仅仅带着约三十位老部下，及胞侄张由甫一位亲属，一路兼程而来。据郑祖琛等奏折，“甫抵粤境，因沿途感冒，尚能力疾督兵，由柳赴浔，不意病情增剧，遽尔溘逝”，并说他“弥留之际，尚呼进剿，其忠勇之气，迥越寻常”。[208]

继林则徐十月二十日薨逝普宁，张必禄也在十一月初七日殁于浔州。清廷就广西事态采取的三项人事步骤，两项化为泡影，仅向荣一人到位，履其剿寇使命。我们从向荣后来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发挥的作用推想，假若林、张不死，此三人联手治之，局势诚难言孰利孰不利。

起事

广西乱象为洪、杨起事提供了有利条件，金田起义乃于年内爆发。

起义月日，说法混杂。陈徽言《武昌纪事》记为九月初三，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谓十一月初十，张德坚《贼情汇纂》指在十月，《武宣县志》、江忠源《致彭晓杭书》同作八月，夏燮《粤氛纪事》书为“是年冬”，《李秀成亲供手迹》则称六月，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从之，李滨《中兴别记》亦采此说，光绪《浔州府志》、民国《贵县志》乃至记述为“四月，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起兵于桂平金田”。

郭廷以在引上述诸说后认为：“所谓六月举兵，愈为可信。”并引五月十九日上谕“平乐则紫金山一伙”之句为证，认为“平乐”即“桂平”之误，“紫金山”即“紫荆山”之误，而把此语解释为正是指洪、杨。[209]这显然臆测成分大。咸丰上谕是据地方大吏贼情汇报做出，当时吏治虽腐败，但尚不至玩忽如此，以致连“平乐”“桂平”不分。事实上，平乐盗匪之乱，当时十分突出，郑祖琛等十一月五日奏折，报告平定钟亚春诸股消息，几次专门提到平乐战事，如“统计斩擒匪党，连平乐各属，不下五千余人”，“查平乐各属均已肃清”[210]——可知平乐即平乐，绝非“桂平”之误。

待及罗尔纲作《太平天囯史》，这一日期则被写成：“震惊一世的太平天国革命，于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211]最早持此说的是简又文先生，据他讲，罗尔纲是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此说。[212]不过，罗氏就此日期的考证，似较简又文清晰，尤其是他从《天父诗》里发现了一条直接证据，即当时洪秀全写给其后妃的一首诗：

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

“天父天兄开基”，显然就是“天父天兄之国”亦即太平天国之创立，而这个日子，被定在所谓“今年夫主生诞日”亦即洪秀全的生日，据而可知，正式起义日期必为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当天。[213]这个考证，落实了洪仁玕供状里的叙述：

此时天王在花州【87】胡豫光【88】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囯元年，封立幼主。[214]

“恭祝万寿起义”，即与祝寿同时宣布起义，也可以理解为以起义作为贺寿大礼。

此说以及罗尔纲所提出的证据，看来很充分。金田起义的准确日期，似乎廓清无疑了。然而，话题并未打上句号。诸多线索中，“李秀成自述”因作者的特殊身份，兼出其亲笔，本是最宜征信的材料，研究者却出现很大分歧。从之者用它来支持己说，例如郭廷以主张“六月起义说”，即视李秀成自述为一大依凭；[215]而否定者同样花费不少笔墨，去排除李秀成记述的可靠性，例如简又文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和罗尔纲的《金田起义考》。分歧如此之大的原因暂且不表，我们先来看李秀成究竟是怎么说的——无论1946年出版的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还是收在1954年初版、1979年重版的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中的《金田起义考》，它们所引的李秀成原话都是：

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同日起义。

问题就出在这儿。所以，当时采不采信李说，实际上是认不认同起义发生在“六月”——郭廷以表示同意，简、罗二人则不能接受。而是、否双方，相持的焦点都集中到李秀成当时身份是否权威以及记忆是否有误，郭廷以说：“按秀成虽未身与金田起义，但……即以时令季候观念来论，亦无误记三四个月，即一季之理。且秀成当国执政时间颇久，对于太平天国历史当有相当认识，举义时间，理应明瞭。”简、罗二人自然是在同一点上，给予反方向的讨论，简又文说：“何以忠王之言如此？岂因其于起义后大军过藤县时始行入伍为‘圣兵’，故始终不知其确凿日期乎？”[216]罗尔纲说：“李秀成因为在家……他家在六月得到命令，他不明白这是总动员【89】的命令，到了这一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才在金田宣布起义，当时他没有去参加，所以他后来撰自传时便误会以为他得到总动员命令之日，就是金田起义的日子”。[217]

但是，有一个现象，却令笔者大惑不解。近年，岳麓书社以宣纸线装彩色水印精制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出版，笔者购得其2014年第2版第2次印刷之一册。核相关段落，见李秀成亲笔写道：

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218]

笔迹十分清晰，“十月”而非“六月”，毫无涂漶；另外，“不约同日起义”与上述诸人所引“同日起义”相差两字。这显然是版本不同。据岳麓社出版《前言》，此手迹原稿为“湘乡曾八本堂藏”，曾国藩杀李秀成后——

将李秀成所写供词删改，命人抄写二份，一份送清廷军机处，另一份则交其子曾纪泽保存，并于安庆刻板付梓曰《李秀成供》，此即世所称《九如堂本》，而李氏供词手迹原稿则秘不示人。直到一九六二年七月，曾国藩之曾孙曾约农将李秀成供词手迹交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名《李秀成亲供手迹》，至此“湘乡曾八本堂藏”原稿始公布于世。[219]

借此我们断定，郭、简、罗所据均为《九如堂本》，而后者系抄件，误将“十月”抄作“六月”，导致了一番关于金田起义月日的歧见。真迹原本，直到1962年才于台湾首次面世，不必说1946年出版的郭、简之书无从据之，连1979年重版的罗书，可能也因无缘见到台湾所出真迹原貌，而继续维持其错误。但是，真正奇怪的是，罗尔纲在《金田起义考》中声称：

这时候，广西通志馆在湘乡曾家摄影及钞录《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回来，请我考证此稿。我参加了纪念堂落成典礼，就去桂林，得见了《忠王自传原稿》，原来他记金田起义原文是这样的：

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同日起义……[220]

广西通志馆来人见过亲供手迹原稿，这件事是真实的，岳麓社《前言》有提及，时在1944年，来人是吕集义先生，称吕“用《九如堂》刻本对勘，抄补五千六百余家，并摄供词手迹照片十五帧”。[221]但从罗尔纲氏的引用情况来看，吕集义一是所摄照片似乎仅为原稿一部分【90】，二是他的“对勘”工作很不细致。像上述相关片断，原文为“道光卅年”非“道光三十年”，“十月”非“六月”，“六川”非“陆川”，“不约同日起义”非“同日起义”……都没有对勘出来或被误抄，区区二十来字，错误竟有四处之多。通过与真正的手迹对比，我们乃知罗尔纲声称的“得见了《忠王自传原稿》”，并不真实；他仅是“得见了”少量照片中的原稿，加上吕集义留有大量错误的“对勘”件。

李秀成手迹明指起义月日为“道光卅年十月”，那么这会不会是误记？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有力旁证，其即杨秀清主持修撰的太平天国官书《天情道理书》如下记载：

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囯军务，乃（合共）天下弟妹。[222]

杨秀清稍早前【91】忽然大病袭身，“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水，苦楚殆甚”[223]，《天情道理书》称：“……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224]意即，杨秀清大病并非自己健康出问题所致，而是以己之身，代所有加入、跟随拜上帝会起义之人赎罪。这是一次精心安排并付出艰辛努力的大型表演。杨秀清的装神弄鬼，业已成为拜上帝会一大利器，他所有这类表演，背后都有具体的政治动机。这次所谓“大病”，必非偶然，是预先策划的政治谋略，用“病赎”诱招、聚集会众弃家“团营”。他从四月间一直病到十月初，病程刚好与拜上帝会起义动员相咬合，而“病体”之痊愈，也一定是根据情势精心选择的日期——这就是：条件成熟，可以发动起义；文中所谓“乃（合共）天下弟妹”，此（合共）字为太平天国自造，有同为某事、共襄某举之意，在这里，具体应即“举行起义”，也就是说，杨秀清宣布“病愈”之后，在金田向拜上帝会各处会众发出了在十月初的某天“不约同日起义”的指令。

郭廷以曾经注意到《天情道理书》这笔记载，并对李秀成所述与之不一感到困惑。[225]现在，经李氏真实的正确手迹的验证，这困惑可以打消——两者完全一致，都说起义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

同时，考十月以来多种迹象，尤其是巡抚郑祖琛两件最早报告洪、杨作乱的奏折，也清楚显示起义已在十月中旬以前展开，断非到十二月初十以后方始举行。郑祖琛十一月初五日奏闻：

查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众，人数众多。[226]

这是清官方第一份直接反映太平军活动的情报。桂平金田村，即杨秀清、韦昌辉一伙，平南花洲即洪秀全、冯云山一伙【92】。如果说这份十一月初五日的奏报未具情报日期，那么八天后亦即十一月十三日另一份奏稿，则比较具体地写明何时得到情报：

窃查浔州府属之桂平、平南及郁林州属，均有匪徒纠聚拜会，人数众多……查桂平之大洋墟与郁林之蒲塘墟紧相毗连。十月十八日，接据探报：该匪由郁林窜至大洋，欲从石嘴过渡，串合金田之匪……金田之匪即乘夜窜至北岸，欲图接应，与兵勇交相攻击。[227]【93】

换言之，拜上帝会公开采取行动，只会早于十月十八日。这跟李秀成“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94】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天情道理书》“时维十月初一日……乃（合共）天下弟妹”的记述，相互契合。

因此，综合分析，“金田起义”的实际发生，应为道光三十年十月上旬的某一天。

那么为什么简又文、罗尔纲又能考证出“十二月初十日”这个日期，并且颇为言之成理呢？显然，这里发生了“仪式化日期”与“实际日期”并存的现象。这种现象，史不少见。“文革”中，关于解放军建军之起点，一度亦曾隐约有以“秋收起义”替换“南昌起义”的舆情，原因是此一起点的确定，关系到“谁”创建了这支军队。金田起义实际开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但不久为了凸显天王洪秀全的权威，确确实实又举行了一个正式活动，将起义起始日定在十二月初十日即洪的诞辰日。玩味洪秀全诗句“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可以明显地体会出这种重新认定的仪式化气息，“最好是何日”，重心在于“最好”这一情感逻辑，而与“事实如何”不同，“开基日”字眼更是突出指向了象征与纪念的意义。

至此，我们将金田起义月日的纷扰，算是梳理清爽。进而检讨，之前说法那样繁多、杂乱，盖有三个原因：一、洪、杨初起时，外界极缺乏了解，道听途说，口耳相传，讹误甚多；二、拜上帝会非常重视保密，对各种消息严格封锁，不少事情休说外人，即便其内部普通会众，也难以知其周详；三、起义本身，其整个事情经历了不同阶段，而不明底细者，却将不同阶段混为一谈，从而生出各种说法。

以上三者，第三点最关键。盖洪、杨起事，与普通倡乱最大不同在于，它不像后者那般出乎随机、偶然，而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准备，有分阶段、按步骤实施的缜慎预案。制订人可能是洪秀全，可能是拜上帝会核心骨干集体，而笔者更倾向于冯云山是主要捉刀者。

这仅属分析，史料并未道及。冯之于拜上帝会，很像梁山泊里的吴用。他有文化，又是一个组织天才，拜上帝会是他一手搞起来。洪秀全虽为最高精神领袖，但在实干与策略方面碌碌无为。拜上帝会的“军师”之位，原来就是为冯而备，只不过后来杨秀清、萧朝贵借权力斗争，才挤到他的前面，当了“正军师”“又正军师”，把冯云山降为“副军师”。可是最初的起义计划构思、制订阶段，我们相信冯才有能力去做它的主要创想人。

根据史料中的迹象，我们推求出起义计划的谋成和起义决心的敲定，约在道光三十年一月和二月之间。这具体见于洪秀全一首七言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228]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此句是诗眼。“明主”指朱元璋，传其有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就黄金甲。”系借黄巢“我花开时百花杀”语意发挥之，无待多言，但究竟是否朱元璋所作，并不可考，历来都这么传而已。朱元璋能诗倒也不假，《明史·艺文志》载有“《明太祖文集》五十卷、《诗集》五卷”[229]的目录，只是书本身已亡佚。“汉皇”则指刘邦，彼有《大风歌》对其伟业自我崇隆。洪秀全在此，引明、汉两皇之诗抒怀，表示他的抱负绝不止步于黄巢、李自成辈，而是剑指帝王之业。这样，也就把起义的终极目标揭示出来，随后“古来事业由人做”一句，更是强调起义乃是要成就一番“事业”。

此诗撰写的确切时间不明，只知道作于道光三十年。但从若干线索分析，其吟成可能在二月，不会更晚。首先，“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这一句应该是指二十九年下半年以来的省内形势，亦即我们上文所叙广西风起云涌的乱象，诗句的意思是，形势的发展令起事时机逼近成熟，上天已安排好了机遇以供“英雄”们有所作为。其次，研究者发现，“1850年2月”即道光三十年正月以后，“拜上帝会军事组织的形制似乎有所不同”，出现明显的发育迹象。[230]此类异动与诗中透露的决心，可相互参合，对写作时间形成旁证。最后，我们还有很明确的凭据，亦即《天兄圣旨》“庚戌年【95】二月二十三日”一条记载：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天兄欲天王暂行避吉、众等坚耐灵变。爰降圣诏，谕天王曰：“秀全，尔穿起黄袍么？”天王对曰：“然也。”天兄曰：“要避吉，不可令外小见，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天王对曰：“遵天兄命。”[231]

此笔记述，日期相当具体，明指道光三十年二月间洪秀全耐不住性子，背地里悄悄“黄袍加身”，这与诗中不加掩讳、直言将效朱元璋和刘邦，如出一辙；故而，倘若说偷穿黄袍与此诗之作系在同时，谅无不合理处。

这首诗的写作，不会是洪秀全一时心血来潮，背后必定发生了什么。全诗八句，每一句都可作为拜上帝会高层会商讨论的观点和结论来读。不妨循着这样的思路，替它翻译如下：

近来两粤民间反抗，逐渐发展到高潮，斗争形势十分有利，显露了苍天鼓励英雄出世的意志。神州大地沦陷已久，但神州不会永远沉沦，上帝逐妖灭妖的召唤必须遵奉。明太祖曾以咏菊之诗展其抱负，汉高祖《大风》之歌慷慨豪迈，这都是历史上的英雄榜样。自古事在人为，有雄心有壮志就一定能够扫除黑雾、铸就伟业！

如果说赋诗之前，拜上帝会领袖们曾举行过某次会议，诗内所吟，实即会上一致形成的共识或决议之类，此一情形恐不尽出乎我们想象。

以后种种事态表明，拜上帝会明显开始循着精心制订的预案，稳步推进起义过程——

一、二月二十七日，萧朝贵在平在山对部下说：“太平事是定，但要谨口，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232]与劝洪秀全暂时勿着黄袍所讲一模一样，惟此处多了“太平事是定”一语，兹可明证起义计划是在二月确定下来。

二、起义步骤将相机行事，密切注意形势发展，静观其变，目前以蛰伏为要。四月二十二日，萧朝贵以天兄下凡，命人转谕洪秀全：“现要避吉，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惫，然后天父及天兄自然有圣旨，分发做事也。”[233]罗尔纲认为这是指“待清军与天地会作战尽惫时然后起义”[234]，亦即等待两粤各处乱象进一步消耗清军实力。这显然是二月会商所议定的方针之一。故二月迄于四月，拜上帝会保持安静，严禁妄动。其间还发生了可能是严惩违反决议言行的事——二月二十八日，“天兄”命洪秀全痛责一位名叫谢享礼的会众，此人似乎是洪秀全贴身近侍，他的惟一罪过，仅为“大胆乱言”。洪秀全“发令打一千焉”，“打毕仍令跪石至旦”，还差点被砍头，直到冯云山出面求情担保，始才饶过。过了好几天，三月初四日，“天兄”仍然没有忘记这件事，“恐乱言之徒妖心未化”，再次降旨洪秀全督察：“秀全，陈仕刚、谢享礼二人安静么？”洪秀全答曰：“他二人今无事矣。”所谓“乱言”，必定与走失消息有关。想必那谢享礼，因是洪秀全贴身之人，得知即将举事，未免沾沾得意、喜不自禁，而不知在何场合对人扬言如何如何，犯了大忌；而萧朝贵大概对于此类言行专负维纪之责，故欲严惩。由此可见，保密乃是这一阶段拜上帝会的重中之重，“安静”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三、五月，“洪秀全遣黄盛爵、侯昌伯往广东花县接其眷属赴广西。”[235]此乃重要信号，同时亦是起义计划所预定的一着。它表明拜上帝会即将开始动作。洪秀全全家，除其父洪镜扬已于前年末去世外，包括继母李氏、两个哥哥全家、妻子赖氏及子女三人，乃至堂兄弟姊妹等近亲，悉数迎至广西。前文曾述，大约同时，冯云山亦托人诓其弟挈全家来金田“耕田”，因未道明真情，致使一干人行至佛山中途折回。原因大概是冯家一直反对云山与洪秀全厮混，不得不隐其真相，借故别事相招，终于还是没有成功。

四、洪秀全于搬取家眷之同时，通过舆论制造恐慌：“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因此之故，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236]此即末世论，仿基督教末日审判说，为旧世界立一终点，为新世界启一开端，凡不觉悟者，必随旧世界沉沦、毁灭，觉悟者则得救有福。此一宣传策略，李秀成自述亦予佐证：“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伤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237]李秀成还说：“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具俱要放火烧之。”[238]“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一语，实即为将要开始的“团营”下达动员令。另外，杨秀清邪病袭身，明显是配合洪秀全末日论的一着，意在以这样一种可怕形象诱骗世人：随同起义者将可免灾，因为东王已“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以一身之苦，代世人之命”[239]，若不来投奔，则同样病灾必降其身。

五、六月，发布“金田团营令”。团营，就是集合、集中会众，命各路人马齐赴金田。这是正式起义前一个重要步骤。金田乃桂平县一村庄。之所以团营于金田而非他处，主要是因为这个村庄有韦昌辉。韦昌辉即韦正，早期清方记述中，他多半以后面这个名字出现。韦家乃是富豪，“占有水田二百六十亩，其中在金田村范围外的约一百六十亩，在金田村范围内的约一百亩，雇长工自耕，农忙时雇短工，把一部分土地出租，并放债……每年可收入稻谷约六万斤，再加上高利贷，小生意，或季节性榨油和牛贩等等，每年的收入是富裕的。”[240]韦昌辉约在道光二十八年杪、二十九年初加入拜上帝会，二十九年八月，被洪秀全认作“同胞”，跻身拜上帝会核心层，起义后封北王。韦昌辉的经历和团营金田的计划说明，拜上帝会的事业同样需要以钱财为保障。团营的目的，一是使人马聚集，便于采取一致行动、实行统一指挥；二是通过团营，使会众从此脱离“小家”，完全融于会党集体，实行军事化公有制，彻底改变其归属感；三是予以组织、管理、训练，以增加纪律性、提高战斗力；四是从物资上做各种准备，包括粮草集纳、变卖田屋以充军资、武器的制造等。《太平天国起义记》云：

是时秀全立即通告各县之拜上帝会教徒集中于一处。前此各教徒已感觉有联合一体共御公敌之必要。彼等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

其具体定则，见于《太平条规》，内有“定营”和“行营”亦即驻扎和行军规定各十条。其中，“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旨在思想控制；“要鍊【96】好心肠，不得吹烟、饮酒，公正和摊，毋得包弊狥【97】情，顺下逆上”，旨在强化队伍道德素质；不得“匿金银器餙饰”，旨在严禁私有观念；“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旨在消除会众之家庭观念和一般社会意识，而无条件成为军事组织之一员；“内外强健将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轿骑马，及乱拿外小”，旨在严格等级、尊卑；“内外官兵，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中间”，旨在隆化领袖权威、培育敬忌畏伏之心；其余诸条，各关乎军纪不等。[241]个中最值得瞩目的，就是“公有化”和“男女之别”：

一到金田，人人须将所有私财珍宝献出，缴交总“圣库”，其后每日大家共食，不虞缺乏，旋即编入大军，分配军械，被服，旗帜等……

尤为重要者，则全家入伍者，夫妻男女，即予分隔，妇女尽入女馆，编制亦如男营。夫妻不得相会……男女之防最严，犯者杀无赦。[242]

这两条，为以往农民军所未闻，是洪、杨独有的“制度创新”。以前农民起义，基本冲动就在“子女玉帛”，打家劫舍，为的是以结伙方式掠取财物、女人，洪、杨则掐断了部属这一农民起义传统念想，令他们以清教徒般无私寡欲之心投身军营。其所仰仗者，无非在于拜上帝教所灌输的理想主义幻想，尽管这种力量不可能支撑太久，定都天京后，尤其是后期太平军，以上禁忌都名存实亡，劫财奸淫之事屡见不鲜，但在起义之初，这种“制度创新”确实是洪、杨组织方面的少有特色，也对起义的严整有力发动，起到关键作用。

六、练兵。团营的这方面意义，需要单独讲一讲。太平军战斗力超强，除了“宗教”思想的魅惑，与其经过严格训练密不可分。太平军绝非普通盗匪那种乌合之众，其之作战，亦不凭借匹夫之勇，而是拥有优良的技能和纪律，完全不亚于正规军队。后来官军与之交手，不要说地方上的杂牌部队根本不是对手，即便久经战阵之良将与精锐之师，亦屡遭挫败。像向荣、乌兰泰各为猛将，但在初期，因为轻敌和始料不及，都溃不成军；纵然端正认识之后，慎重对待，亦仅能与太平军互有胜负、大致打成平手，绝无力量战而胜之。这都是团营四五个月强化训练的结果。太平军兵员，全部来自农民、苦力和矿工，毫无行伍阅历，但在严格训练之后，迅速实现由民到军的转化。包括对后续投入太平军的各种武装，也一律予以严厉改造，去其流寇习气。像金田起义后率众归附的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及罗大纲等，拜上帝会专门派出老兄弟十六人“分往各部”，以“军律之严及其治军之教理”予以培训。[243]结果，这些习惯了流寇作风的归附者大多忍受不了太平军的严格训练，哗变出走，投降清军，惟罗大纲所部留下来，而这支部队经过太平军改造后来也成为能征善战的雄师。

综上可见，金田起义实现，是一项缜密计划的结果，制订人周详研究过形势、时机、手段和步骤，然后分阶段实施。自陈胜、吴广以来二千年，中国大大小小千百次农民起义，未有做到如此精细者。所以，洪、杨作为中国旧式农民起义之绝唱，其有集大成的性质与意义，洵非虚誉。

前面推定，这完美起义计划的主要制订人是冯云山。说到这，还引出一个花絮，即简又文先生曾分析起义计划实施过程中，拜上帝会高层涌动过“暗潮”。《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就此写道：

于此期间，洪冯等在一方面仍努力于完成准备工作，使求完善，而在他方面则努力于内部人事之调整，盖其时内部已发生暗潮，殊足为起义之大障碍者，二人不得不殚精竭智以谋完满解决之方案。

事件维何？即杨秀清突然患奇病是也。……以余观之，是乃拜上帝会最高干部中争权夺位之暗潮也。盖当六人金兰结义，齿序已定，且推定元首之后，一切准备行将就绪而剋期动员起事之际，于是各个人的职权问题以时发生。天王之下，有“正军师”，即全军定谋决策发号司令之最高统帅——此第二把交椅将谁属？夫冯云山首从秀全倡义，手创全会基业，为立国置制之谋主，又为秀全之表亲，且人格纯正，操行忠诚，才德兼优，智勇俱备；依理依情，论功论德，此一职位，非其莫属，此必然之势，当亦为洪氏之表示也。惟杨秀清则夙具野心，领袖欲与支配欲并炽，早已藉天父降身之怪事，夺得教权在手，又结私党萧朝贵及号召紫荆山民为羽翼，自然不甘居人下，而其所以拥戴洪氏实非得已。一人之下，乃欲自居第二位，掌握军权，以便操纵一切……骤然宣告患病，表示消极，不理会务，实则实行怠工，为要挟计耳。[244]

将杨秀清的“病”，完全解释为争权之策，未必妥洽。杨秀清非真病，简氏此见不差，然若径取如上解释，则无形中取消了这场“病”的一项实质性功用。事实上，杨这次“患病”，如同他平时的“天父附体”，不过是又一次巫觋表演，以达到魅惑和恐吓会众弃家团营的目的。这在拜上帝会高层内部，显然不是秘密，毋宁说是他们商量好的把戏，来为发动、准备起义作社会动员。对此，太平天国官书的叙述，间接承认了这种内幕。《天情道理书》所谓“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即是，包括日后所封杨秀清的尊号中“劝慰师”[245]一语，也是对他这次“大病”功勋的褒扬。故而杨突然“患病”，绝不是他自己为了争夺个人利益，要挟洪冯，擅自搞的小动作，而是组织上安排他这么做。

但简又文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是对的，亦即杨在此次表演中，塞进了私货。什么私货？那便是在权力攫取上的要求。考察拜上帝会的权力班序，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赎病这一幕，领导人座次发生了重大变化——杨秀清与冯云山排序已经颠倒。

以前排位，冯云山始终紧随洪秀全，居第二，但赎病后，杨秀清却挤到了冯的前头。《天兄圣旨》是太平天国较原始、较真实的史料，其他史料后来多少有所篡改，《天兄圣旨》因是所谓耶稣真言，比较“神圣”，不宜擅动，而得以大体保持原汁原味。我们将其中“发病”前后的段落，篦梳一遍，可以发现很微妙的情形。

杨的“发病”，起自四月，到十月初一日那天，诸病顿消，神奇复元。对应这一时间，我们来看《天兄圣旨》对会内核心人物班序的叙述。之前，洪秀全第一、冯云山第二，杨秀清、萧朝贵居三、四，这顺序是很明确的。庚戌年【98】正月十一日：

天兄谕唤众小到来……天兄曰：“众小弟，识得三星禾王【99】、云开山顶【100】、双星脚起【101】、月婿【102】等么？”[246]

正月十七日：

天兄曰：“众小弟，识得秀全、云山、秀清、朝贵等，便见天父及我天兄也。”[247]

在核心层或所谓“神天小家庭”内部，关系同样明确：洪秀全称“二哥”、冯云山称“三哥”、杨秀清称“四哥”：

庚戌年六月十九日……天兄曰：“众小弟，朕问尔先，三星禾王、云开山顶是谁？”众奏曰：“三星禾王是二哥，云开山顶是三哥也。”[248]

庚戌年七月二十九日……西王又吩咐东王曰：“四哥，尔回去先，小弟现停几日，制服这处妖魔先，然后归也。”[249]

如此称呼，系因“上帝诸子”里，耶稣居长，是大哥，洪、冯、杨遂依次为二哥、三哥、四哥。

“神天小家庭”的异样，现于何日呢？就是七月二十九日那天。是日，“天兄”与“天王”之间有这样一番对话：

天王奏曰：“天下万郭都靠秀清、朝贵二人，岂有不做得事。”天兄曰：“他二人又不识得多字墨，云山、韦正方扶得尔也，况天下万郭又有几多帮手，又有珠堂扶得尔也。”天王奏曰：“这边帮手不是十分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手，至珠堂有好多人未醒，何能帮得手也。”天兄叹曰：“秀全，朕天父天兄若不是差秀清、朝贵二人下来扶尔，尔实难矣。”天王奏曰：“小弟知得天父天兄看顾扶持小弟之恩矣。”……天兄曰：“秀全，朝贵有大过么？”天王奏曰：“无也。秀清朝贵天父天兄降在他二人身，他二人分外晓得道理，朕从前曾对兄弟说曰，他人是学成鍊【103】成，秀清、朝贵是天生自然也。”

对话有“逼宫”意味。内中明显可见：一、杨、萧有怨气，对于文化人冯云山、韦昌辉等更受信任不满；二、以杨、萧为代表的紫荆山本土派，欲与洪秀全嫡系【104】争锋；三、杨、萧明确地借“天父”“天兄”代言人身份钳制洪秀全，而洪秀全则对此表示服软；四、萧朝贵与杨秀清乃是利益同盟，两人联手争取更大话语权。

杨秀清四月“发病”，七月二十九日正处“病中”，他和萧朝贵于此时发难，很可能正是利用“病”为武器，迫洪秀全就范。盖因杨“生病”虽是照计而行，但何时“病”好，却由不得别人；他可以在情况令人满意时宣布“痊愈”，也可以因不满意而一直“病”下去；而“病”好与不好，直接关系着起义能否如期举行。洪、冯在制订这计划时，显然没有料到杨、萧会就此留上一手。从洪秀全“小弟知得天父天兄看顾扶持小弟之恩矣”的答话来看，他尽显委曲乞怜之色，明显有受制于人的尴尬，而“他人是学成鍊【105】成，秀清、朝贵是天生自然也”这样的话，更近乎吹捧和讨好杨、萧了。

尽管如此，杨秀清之“病”却仍然拖到十月初一日方告解消。当时，藏身于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的洪、冯，被本县官军包围，情势危殆，再不起义，洪、冯恐不免为阶下囚矣。虽然史料上不着一字，根据前情推想，杨、萧必是借此绝境，最终换得洪对其地位抬升的承认，一尝所愿，而随即宣布“病愈”。《天情道理书》的叙述是：“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囯军务”，玩味其字句，寓意深焉，“忽然复开金口”与“掌理天囯军务”相映成趣，“病情”的忽去与夺权的成功，盖在同时。此在《天兄圣旨》里亦有明证，待及起义发动后，“十一月初旬”，“天兄”开言如是说：

尔众小既知有错，自今以后，总要遵尔主天王暨东王命令，即是遵天父命令。[250]

相较先前“众小弟，识得秀全、云山、秀清、朝贵等，便见天父及我天兄也”，几乎相同的两句话，此时杨秀清地位迥异，已在洪秀全之下、众人之上。逮翌年三月十八日，“天兄”于训话中称：“秀清、朝贵、云山、韦正、达开、日纲……”[251]这是“暗潮”之后，拜上帝会新的座次名单首次披露，冯云山从二号人物跌至第四位，不但杨秀清，连萧朝贵都排到了他前头。到壬子年【106】正月二十七日，永安封王，杨、萧、冯、韦、石遂依以上座次，分封东、西、南、北、翼王[252]

以此度之，金田起义的实际日期，很可能比预定计划有所推延——比如原定八月，但却拖到十月举行——原因就是杨、萧出于个人目的，利用赎病之事讨价还价。此事所留下的后遗症，应该还包括“天京之变”。当时，参与争权夺势的五位主要当事人，萧朝贵、冯云山已死，只剩下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另加相对置身外围的石达开，而洪、韦利用杨秀清的孤立，携手殄灭之；事成，洪牺牲韦昌辉，诿罪于彼，石达开则心灰意冷，携部远走。

官军进剿

拜上帝会“根机不可被人识透”“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惫”之“避吉”策略，相当精明。十月，去年以来大扰境内的几股悍匪，经官军以九牛二虎之力围剿，巨首陈亚贵、钟亚春次第就擒，郑祖琛等方捷闻于朝，拜上帝会便乘隙而作。

策略精明外，运气亦复不错。先是林则徐即将行至省内之前，病逝于普宁，继而提督张必禄甫至浔州，也一命呜呼。诏起张必禄本是剿讨旧匪，而于途中接报：旧匪已平，新匪继起。巡抚郑祖琛“飞咨该提督，亲行统带，驰赴浔州，相机督剿”[253]，此处“浔州”，指的就是洪、杨。换言之，此时张必禄的任务，业改为专门镇压金田，但人刚到位便即暴卒。

敌我犹未对垒，一方帅、将俱损，吉凶立判。

关键在于林、张均系能吏。后来官军迄至南京失守，屡战屡败、望风披靡，直接原因正是文武疆吏失策无能、畏葸塞责。其危害性，尤以起义初起时突出，彼时叛众人少、规模小、物资匮乏、没有据点，从扑灭角度说难度最低。错过这样的时机，待及太平军攻占永安，明显迎来一个转折点，后围攻省城桂林，虽不克，太平军却借此表明其已不再是在山坳中东躲西藏之流寇，摇身一变，成为可与官军正面作战的强大军团，旋突出广西、挺进湘鄂，局面遂一泻千里、不可收拾。而纵观广西阶段官军的作为，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主帅平庸、将弁怯懦、内耗严重。其中，主帅一端尤为根本，倘若林则徐不死而履其职任，时势或将不同。此种可能性，由日后清廷以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254]而终于平定太平天国，得到证明。

在林则徐死后继任钦差大臣者，始终未得佳选。

第一个是前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他十一月二十日从长沙启程赴任，二十八日入广西境内，十二月初抵桂林就职。十一月二十九日，李星沅前脚刚踏上广西土地，洪、杨就给他一个下马威，在金田痛击总兵周凤岐部，阵毙副将伊克坦布等。此事虽与他指挥调度无关，但毕竟令他到广西的开局糟糕至极。而他就职后，也的确处处显得束手无策。新任巡抚周天爵到任前，据后来赛尚阿给咸丰皇帝的报告中评论：“从前李星沅到粤，于前任巡抚未免有所回护，不肯和盘托出，以致蔓延弥甚。”[255]谓其对已经革职的郑祖琛，仍然有所依赖，遇事不能明断。周天爵到任后，与向荣每每意见相左，似此巡抚、提督间的矛盾，本来正该由钦差大臣抉择，而“星沅调和之，仍不协，军事多牵掣”[256]，可见其为人含混，少魄力。随着局势毫无起色、每况愈下，北京终于不掩失望，“诏斥其推诿”[257]。其实这也难怪，当时李星沅身体已非常不好，荷此重任，有心无力。翌年四月十一日，他奏请将钦差大臣关防交周天爵护理，第二天[258]便死在武宣军营。这是连续第三位为广西剿匪而病故任上的大臣，由此可见清廷的用人窘境，所用或能用的人，居然都是年老多病之辈。而李星沅虽死于任上，较诸林则徐、张必禄，却不能说是“鞠躬尽瘁”，因为他是用失败来为生命画上句号；他在遗疏中说：“贼不能平，不忠；养不能终，不孝。”[259]满心愧赧。

此前，见李星沅办事不力，朝廷动了换人之念，准备让赛尚阿来接替，调李星沅回湖南“防堵”。眼下，李星沅既死，赛尚阿犹在途中，乃命巡抚周天爵“暂署”其职，这就是第二位钦差大臣。

周天爵名气很大，但这名气，不来自才干，而来自品德。“天爵少以坚苦自立，笃信王守仁之学。及为令，尽心民事，廉介绝俗”，上司评价他：“爱民如子，嫉恶如仇，古良吏也”，已故宣宗皇帝也曾发话：“不避嫌怨之员，最为难得，小过可宥之。”[260]得到皇上御口嘉励，周天爵更陶醉于如上姿态。彼为官之道就是直来直去，敢得罪人，“多怨者”，到处与人不愉快。朝廷任李星沅为钦差大臣的同时，革原巡抚郑祖琛的职，派他来当广西巡抚，与新任广西提督向荣分别为该省军政首脑。这个安排很有意思，撤掉一位官场老油条，换上一位直肠子，明显是有针对的换人，但又有些矫枉过正。因为周天爵不只是正直，多年来他在仕途仗此扬名立万，弄得有点刻意抑或钻牛角尖，凡事不以合作为要，总想着抬杠。所以他来了以后，与向荣老说不到一块儿去、文武不和，李星沅居上又不能驾驭。后李星沅死，他暂署钦差大臣，问题依旧。两广总督徐广缙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奏折批评他：“至周天爵来咨，颇觉老羞变怒，不愿人之过问。查武宣东乡会匪，既不与战，又不能守，久在圣明洞鉴之中……乃于二月一挫之后，至今四月有余，坐待迁延，毫无办法，不知是诚何心？”[261]四月中旬，太平军从紫荆山成功突走，窜往象州。朝廷闻讯，于五月初二日革去周天爵总督衔，“饬回桂林暂署广西巡抚，毋庸专办军务”[262]，收了他的兵权，降了他的职，这距其“暂署”钦差大臣不过二十天。朝廷在给赛尚阿的谕旨中，这样概括周天爵自到广西以来的作为：“周天爵勇于任事而不能用人，不但失秦定三之心，亦不能与向荣和衷办事。览其陈奏，概行参劾，并无拊循激励之法。赛尚阿到粤尚需时日，此时若照周天爵所奏全予罢斥治罪，此数十日中，军务延误，将谁责乎？”[263]周但能挑人毛病，“览其陈奏，概行参劾”，别人在他眼里，没有好只有差，依其所奏，简直无一例外都该就地免职，这岂非咄咄怪事？可见他只是一位批评家，而非想方设法、积极谋事之人。

第三位在广西任钦差大臣的，乃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李星沅到任而无功后，咸丰皇帝派他前来。这个任命，一是出于广西战事升级，故而提高规格，以大学士出任钦差大臣，示以重视；二是回到“自家人牢靠”思路，认为关键时候还是要用满洲亲贵，“以赛尚阿亲信大臣，命为钦差大臣”，[264]特赐遏必隆刀【107】、给库帑二百万两为军饷，由副都统巴清德、达洪阿率京军随行，显然是出“重拳”了。

跟李星沅抵粤时一样，太平军也给了赛尚阿一个下马威。当时太平军被官军包围在象州，有点瓮中之鳖的样子。六月二十日上谕指示赛尚阿，要他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严防北窜”，因为象州距桂林不远，要确保祸水不波及省城；第二，“断不可再令窜回旧巢”，以致倦鸟归林。[265]结果“北窜”虽然防住，“窜回旧巢”却未能阻止。洪、杨还是成功突围，从象州撤回紫荆山。赛尚阿六月初四抵桂林，恰在这一天，太平军开始动作。赛尚阿奏称：“奴才于初四日赶赴桂林省垣，讵贼早已探知奴才到省日期。”[266]可见太平军谍报之出色。由于赛尚阿带来新增官军万余，一旦到位，太平军处境更险，遂趁彼刚到桂林采取行动，经过十天战斗，成功突围。这件事，赛尚阿只好干瞪眼，徒呼奈何，其实无责。然而账到底要记在他的头上。当然，太平军退回紫荆山，本身也并不明智，官军再成围困之势，又要关门打狗。初时情势极利，连获几个胜仗，把前后门堵死，就等着破门而入聚歼洪、杨。连北京闻讯，亦觉得此番志在必得：“此时贼匪失其负嵎之固，我兵据险临高，势若建瓴，事机极为得手”，热望赛尚阿“时不可失”。[267]岂知末了又功亏一篑，被太平军闯出绝地，逃之夭夭，继而攻陷永安州，迎来发展壮大的转折点。“赛尚阿坐失机，降四级留任。”[268]

从道光三十年底迄咸丰元年底，走马灯也似来了三位钦差大臣，结果太平军愈挫愈勇，从幼嫩弱苗长成挺秀新树。清廷国中无人的窘状一目了然。其实，这三位钦差，樗栎材质固已明验，但比起太平军出广西后所遇到的程矞采、徐广缙、陆建瀛辈，尚非寙楛之尤。他们各有各的问题。李星沅驾驭力弱，本身又年迈体衰；周天爵不善团结、水至清无鱼；赛尚阿八旗贵胄，最无能，他本来运气不坏，有望鼎定战局，最终却因无能功败于垂成。然而除了自身缺陷，他们真正的共同问题是，所面对的对手非等闲草寇。

这是一群有能力打江山并几乎做到了改朝换代的人。换作打家劫舍、大秤分金银的寻常土寇，李、周、赛固然庸碌，想亦不难荡平。不幸的是，太平军达到了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水准。拿明末李自成相比，洪、杨方方面面都在其上，广西阶段对此最有验证意义。出广西后，从湘楚而皖苏，太平军一路摧枯拉朽，极易使人误会它的成功纯属清廷过于腐烂所致；然而看看广西阶段，自能断定太平天国崛起绝非占了清廷朽衰的便宜，而是自身确有遒劲强大处，官军在广西战绩虽谈不上骄人，却还不像后来那样一触即溃，大致还能与太平军抗衡一番，有时局面甚至占优，纵然如此，太平军仍数度绝处逢生，反获大捷。

总之，官军进剿以来一再功亏一篑，掌事者平庸仅为问题一方面；在另一面，太平军能征善战是更加主要的。清方朝野诸记，述太平天国事，每每从“承平日久”的感慨开始，如《辛壬寇记》所谓“二百年来安居乐业，久沐升平德泽矣[269]，”《金陵杂记·小叙》所谓“躬际隆平之世，耳不闻钲鼙，目不睹干矛”[270]，仿佛洪、杨逞凶，乃是宇内晏然、武备不修所致。其实，稽诸史册，无论《实录》、方志，有清以来地方上并不靖宁，各种叛乱匪患不绝如缕，而官军对于弹压剿抚也是阅历颇丰，绝非久疏战阵。惟一区别，仅仅是此番非前度，金田起义不是普通作乱的低水平重复。

如果说太平军的分量起初未被认知，那么，几次交手后，官军即已领教。新任广西提督向荣的经历最具代表性。他算得上一位名将，历征青海、回疆，很能打。入广西前，还刚刚在湖南擒悍匪李沅发。广西乱炽，朝廷临时将他从固原提督改任广西提督，寄予厚望。遇到太平军前，他在广西一路凯歌，战无不胜，“从柳州、庆远转战横州、宾州一带，索潭、陶旺等处连获胜仗，陈亚溃、张家盛、覃香晚等，迭就歼擒，贼势稍平。”[271]这样一员战将，若目为窝囊废，显然说不过去。然而一遇太平军，立遭败绩。其实交手前，向荣足够慎重。他非莽撞武夫、骄横军头，颇能审时度势。贵州署总兵周凤岐在金田惨败，致副将伊克坦布等阵亡，他心里已敲响警钟。周天爵致赛尚阿信透露：“渠一闻会匪，即信致石梧【108】，邪教非盗贼可比，商石梧不可大题小做。”[272]周天爵所记的这个“不可大题小做”之说，获证于后来咸丰皇帝给予向荣“随时奏报”权力时，向荣的亲自奏稿：“起事之初，当事者轻于视贼，少调兵而多募勇，以致不能得力……当时即请钦差大臣李星沅奏调大兵围剿，故有大题小做之说。”[273]在此，向荣基本判断是：洪、杨非一般土匪，不打无准备之仗，要多调集正规军，而不是以团练一类乌合之众进剿。但李星沅听不进去，催促即战，致书向荣，“浔州平南兵勇万余，相持已数十日，日用数万，若再延未扫荡，‘何以上纾宸念，五中焦灼，如坐针毡。’”[274]作为文官统帅，既不知兵，又害怕担责，同时还轻敌，就乱发号施令。这很不合向荣脾性，我们观察后来一系列战事可知，他的风格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属于老成持重一类。眼下钦差催战，不能拒命，向荣得书翌日，率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署贵州镇远镇总兵周凤岐，分三路进攻牛排岭，结果被太平军用地雷阵伏击，损兵折将。此即太平军牛排岭之捷，也是向荣到广西后的首败。战败之因，验证了向荣之前的预感：太平军“非盗贼可比”，战法与手段有正规军之况。与这种敌人交手，不在摸清敌情前提下妥为制订方案，难免吃大亏。牛排岭蒙羞后，向荣硬着头皮作战，互有胜负，稍稍扳回数局。太平军弃牛排岭，入紫荆山，西行武宣东乡以突围。二月十七日，在东岭村，太平军再惩向军，围其大营，向荣本人幸为知府张敬修援军救出。三月二日复战于台村、东岭、三里墟等处，再败。四月十六日，太平军主力成功逸出，引军象州。至此，数月对垒，向荣以无功收场。

北京闻报，将向荣和总兵秦定三“均拔去花翎”，降三级留用。[275]北京最感困惑的，是常胜将军向荣为何状态陡然至此：“向荣非不能办贼之人……何以坐拥重兵，任贼远飏？”[276]为此，曾令乌兰泰“密奏”实情。[277]以“将之杰者”，对付不了“蕞猥丑类”，的确令人百思不解。为了这诧愕，人们欲探究竟。命乌兰泰“密奏”实情是一种方式，也有另外的方式——揣度向荣必有“猫腻”，以至暗藏奸诈。例如，简又文引当时吴文镕、张亮基的劾状说：

【109】老于军务，尤善于夸张战功及讳饰败绩以邀赏固位者。试阅咸丰二年五月云贵督抚吴文镕、张亮基会衔严劾向氏之奏疏，可知此语非苛。其言曰：“滇黔边境，多与粤邻，防堵不容刻懈，因时差人赴粤西大营一带，侦探贼情。臣等细加访察，似系提督向荣，夸诈冒功，饰智欺人，以致军心不能帖服奋兴……乃向荣徒为大言，一无实际，屡屡自表军令严明，将士用命，并未破一贼营，擒一贼目，而我军损兵折将，不一而足。伊所禀报，非曰轰毙贼匪多名，即曰夺获贼械多件，此虚拟而绝无实数也……似有此虚名而无实用之人，谅未足办贼。”[278]

吴、张持论，很迎合我们对于晚清腐烂透顶的定见，因此把向荣的表现归结于此，好像文从字顺。然而，一纸劾奏，其实不说明任何问题。王朝时代的中国官场，彼此参劾全不稀奇，一辈子不曾被人纠弹的官员，实际一个也找不出来，如果一纸劾奏即足断论，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法求真相了。官场弹劾，固有铁证如山的，但捕风捉影、夸大其辞抑或出于朋党原因的攻讦，往往有之。事实上，与吴、张会衔严劾同时，关于向荣在进剿中的实际能力与作用，还有其他更多官员表示过意见，而这些人，与吴、张得之“访闻”[279]不同，都置身广西前线与现场，其看法来自亲眼的直击。例如周天爵，作为广西巡抚暂署钦差大臣，众所周知他与向荣不无矛盾，但在给赛尚阿的信中他这样谈论向荣：“缘向荣才气本为诸镇将之巨擘……此等识见，直出徐仲升【110】之上，而石梧力拒之。”[280]认为向荣的军事识见，在两广文武大吏中无出其右。至于实际的战功，周天爵说：“是武宣之不失，省城之不危，向一人之力也。”[281]又如中途调至广西前线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他与向荣战略战术有分歧，带兵作战也互不服气，但当皇帝命他以监视者身份密奏时，他据实言道：

提臣向荣久历戎行，勇敢有为，屡著战功。惟此次统带楚兵，始而攻剿流匪，屡战屡捷，因之或有大意，未能严制其兵。后遇金田会匪，较流匪伎俩凶悍，屡次打仗未能得手，即欲制兵，兵心已骄。又因向继雄不知避嫌，以致楚兵借口，情亦不免。更因周天爵精神不及，未能设法调处。向荣知楚兵心离，自挽无术，是以战之恐复不利，不战则恐误事机，故有诿卸之处。然久历戎行，熟悉战阵，现在军营镇将各员以及奴才，均有不及向荣者。若大学士赛尚阿到时，必能激励劝勉，或更易其兵，则向荣必知感奋，仍可立功。奴才冒昧陈言，悚惶之至。[282]

我们考核向荣方方面面，觉得乌兰泰所言最允；既未掩其能，也不讳其过。向荣治军存在不少问题，自利之心时有，但把他说成靠冒功骗饭吃、“虚名而无实用”“未足办贼”的人，却不负责任。我们知道乌兰泰自己以善战著称，但他仍坦承向荣出己之上。须知此乃密奏，乌兰泰不必有何顾忌，况且他与向荣并无交情，自无回护之心。而赛尚阿到任后，也这样汇报：“向荣节节追击，屡有斩获，继复奋勇冲锋，身先士卒，实为壮往可嘉。”[283]这些都是第一线的在场者，他们所见所闻难道不及吴文镕、张亮基的隔省“访闻”来得真切？

向荣有不少心眼儿。他不像乌兰泰那样勇往直前，时常打一点小算盘。乌兰泰密奏中“向继雄不知避嫌”，指的就是他让儿子向继雄在军中干预，目的是使他早日积功提升，引起了部众不满。此人非不忠诚，只是惯于计较得失、妥为自保。后来官村失利，以及桂林解围后，两次消极托病，都是在耍手腕。应该说，他不属于那种血性军人，而是富于心机的老兵油子，但这不表示他无德无能，不表示他是饭桶，更不表示他浪得虚名。对向荣作为良将与老兵油子的两面，赛尚阿体会最深——既深深倚赖之，又时时叫苦不迭。桂林解围后，向荣顿兵不前，赛尚阿窝了一肚皮火，一改先前竭力替他说好话、以利驱策的态度，终于奏他“诿卸”“掣肘”“能胜不能败”。然而也就在这道奏章中，赛尚阿仍明确肯定向荣：“到粤以来，剿贼功绩最多，粤人称颂，舆论翕然。”[284]

所以，对向荣其人，若不能看到同时作为良将与老兵油子的两面，不能中鹄；只言其一而忽视另一面，皆非事实。到曾国藩、李鸿章以及湘军淮军起来之前，从广西而江宁，向荣基本上一直是清方主将乃至主帅【111】，其间官军虽落下风，但向荣勉力支撑，致局面未往太平军一方完全倾倒，殊为不易。应该说，在太平天国保持上升势头的前半期，向荣仍不失为清朝军事上惟一挑得起大梁的人物。

认明此点，始能对太平军实力有正确评估。正如亲尝厉害的乌兰泰所指出，“金田会匪”完全不同于“流匪”，“伎俩凶悍”，战法出色，打仗极有一套。这才是官军难以匹敌的主要原因。且不说官军整体上深陷腐败、老化以及制度陈旧等困扰，即以其最强战斗力，例如向荣、乌兰泰那样的精兵，与太平军交手，也仅有支撑的份儿，毫无战而胜之的把握。从纯军事角度言，太平军之强劲相当惊人，包括后来洋人介入，以最先进兵器装备、按西式操典训练组成雇佣军【112】，乃至英法正规军直接参战，太平军也未落下风。实际上，太平军真正败覆，不是军事原因，而是其自身发生各种变异。这一点，在天京之变以前，尚无从谈起。

假使客观认识双方实际战斗力，则官军广西阶段的进剿，已达其能力极限，并无寄予更高期待的余地。赛尚阿抵粤后，消除了之前周天爵暂署钦差大臣时将帅不和因素【113】，明确了向荣、乌兰泰“节制镇将以下”[285]的权责，虽未采用六月十一日上谕“向荣籍隶四川，现调四川兵有四千余名，或即酌拨数千交向荣管带”[286]的建议【114】，但关系似已理顺。以向荣、乌兰泰为两大支柱，攻剿事宜取得显著进展。六月末，乌兰泰约会各路进攻新墟获胜，向荣同时率部攻紫荆山后路，并于七月十五日得手，夺获双髻山顶要口。至此，紫荆山前后门径俱为官军所扼，胜利在望，以致北京已经畅想“务获韦正洪秀全等”，谕曰：“赛尚阿奏新墟前路进剿情形，并后路攻破风门坳，屡战屡胜一折，览奏实深欣慰……贼首韦正、洪秀泉、杨秀清、冯云山、胡以洸等此时均在新墟各村围困之中，一经大军攻破，必须按名擒获，或临阵歼毙亦须确切认明，毋令兔脱。”[287]然此等愿望，实超所能。八月中旬，洪、杨大股乘夜翻山逸出，成功脱险。

永安城

李秀成述洪、杨逸出之大概：

屯扎数月，当被清朝之兵四困，后偷由山小路而出隘关，出到思旺、思回，逢着清朝向提台官军扎营数十座，经西王、南王打破，然后出关，由八筒【115】水而到大旺圩，分水旱上永安州。[288]

永安即今蒙山县，明置为州，清缘之，民国改为县。简又文陈其沿革及地理：

永安州在清代为州治。以西有蒙山，山下有蒙水，且其间多姓蒙氏人聚族而居，故唐称蒙州。民国改为蒙山县。州城甚小，作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狭，人口不大多，地方亦不繁荣，盖山城也。其地，东、北、西三面皆崇山峻岭，惟往北有大路，穿山而去，直通桂林。[289]

太平军乘夜翻山出紫荆，向荣、乌兰泰及其他各将率兵追击。地形复杂，道险路阻，太平军神出鬼没，“倏遇倏失”，加上天气也时常作梗，追击不利。八月二十日，向荣与巴清德部好不容易在平南官村遇见太平军主力，却又遭到对方夹攻西王、南王，己方则火药尽被雨水淋湿，枪炮俱不能用，被痛殴，军仗锅帐尽失，“几不能军”，落荒退回平南。自从洪、杨以瓮中之鳖溜之大吉，向荣已然郁闷非常，眼下又被人以逃亡之师打得全无还手之力，真是叫作心灰意冷。他退到平南，便屯众于此，称病不前。只有乌兰泰，自将一军尾于后，奋行三百里，越岭赶赴永安。

正因此，永安之不保已成定局。以太平军的战斗力，之前官军精锐云集，而勉强维持均势，当时像武宣、象州，若非向荣、乌兰泰拚死力，岂能得全？眼下永安，本乃小城，“城墙矮而窄，以砖建造”[290]，守兵仅平乐协副将阿尔精阿麾下少量弱旅，对太平军而言不啻为螳臂当车。八月二十八日，太平军薄城下，守军以兵寡不敌退入城中固守。闰八月初一日，正式攻城，一夕即下。守军还算英勇，城破后，与敌巷战，死者枕藉，“事后兵勇遗骸丛葬郊外，至冢今犹有‘万人’之称”[291]，文武官员自知州吴江、副将阿尔精阿以下，皆殉职。

乌兰泰部初二日赶到，因孤军前来，未敢轻动，加上闻知州城已经失守，遂营于佛子岭，监视而已，偶事骚扰。此时洪秀全实际犹驻城外。初七日，城内肃清整饬毕，洪秀全不慌不忙，坐轿入城，据《洪大泉自述》：入住“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292]

永安，系洪、杨军兴以来，所攻占第一城。城虽小，却富于象征意义。自此往后，太平军俨然从草寇启其开疆拓土、建政立国航程。从实际角度，永安前后凡六月【116】的经历，亦有种种作用。盖城之空间，涵纳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意味，且表现着这些内容。春秋时，城外为“野”，人称“野人”。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其中的“野”都是指城外，“国”则指城内，即朱熹所谓“郊门之内”。[293]很多讲究，在尚处“野”的状态时，是无从讲起的，进了城，才有讲的条件与必要。太平天国也是如此。

太平天国等级观念极重，而首次明确于制度即在永安。最有名的就是封王之举：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294]

这些名号本来早有，先前《天兄圣旨》已屡现“东王”“南王”等称，此次再封，应该有一种正式仪注的意义，作为制度昭告天下。同一诏旨还规定：

另诏后宫称娘娘，贵妃称王娘。[295]

对于诸王以下人等，亦以爵秩许愿为约定：

今诏封从前及后一概打仗升天功臣职同总制世袭，掌打大旗升天功臣职同将军侍卫世袭。现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风帽一概尽与两司马同，既封及者一体，未封及者一样。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296]

此为太平天国官制之初订。

在《天父下凡诏书一》对周锡能案处理过程记录中，洪秀全、杨秀清所居处称“殿”，诸王居处称“各王府”。很可能也是在永安开始使用的名词，以城中屋宇规制可以支持此类概念的缘故，正如洪大泉述洪秀全所居州衙被命名为“朝门”那样；而所有这类称呼，均意在彰显正规的“朝廷”意识。

又据简又文，太平天国自制历法以及冠服等礼制之创，也开展于永安期间。他说：“此时又颁行新历书”，复于注释中解释：“考太平天历虽于两年前由冯云山首创（时在桂平狱中），然而于金田起义时只改正朔为‘太平天国元年’。直至辛亥攻克永安前后全年中尚未实行也……至是年冬始印行壬子二年新历法。”[297]意谓“天历”早已研撰但未施用，直至在永安迎来新年之际方始行之。郭廷以则倾向于两可之间，亦即认为可能占永安后便即启用“天历”，而未必等到新年来临之际，故其《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于永安诸事日期每附以“如某日为太平天历，则当公历某日”字样为说明。

又一特别迹象，是“小天堂”的提出。

“天堂”易解，乃基督教里终极完美之彼岸世界，也即洪秀全屡所梦见的“高天”。拜上帝信徒灵魂经“鍊【117】正”，死后可以适彼乐土。“小天堂”字眼，初见于《天命诏旨书》“七月十九日【118】”条：“每行营匝扎营，各军各营宜间匀连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298]此时“小天堂”含义还不清楚，尤其尚未显其与“天堂”相对应的那种意思，当时洪秀全谕讲未来仍然以“上天堂”为鼓动：“朕实情谕尔，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上天堂，便长生不死。尔若贪生便不生，怕死便会死，又眼前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299]但到了永安，提出“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在这里，“小天堂”的含义明白而具体，就是太平天国未来改朝换代的定都之地。这一点，从太平军内部有“天王一到小天堂，便要登基”[300]的说法，可以证实。然而，郭廷以先生直接断言“小天堂”即南京[301]，却有些马虎。应该说，“天京”置于何处有几种意见，一直在争议，且随形势发展而变化，最后选定南京是攻占武昌之后根据当时形势与条件并由杨秀清力主所致。因此，回到永安当时，“小天堂”尚不等于南京，而是指未来被选为国都的任何地方。

“小天堂”缘何而来？除了改朝换代、定鼎择都这层通常的意义，它还意味着太平天国就其革命目标做出了调整或妥协。依其原始教义，“太平天国”喻指一种非世俗理想，徒众用奉献、牺牲、吃苦，换取升入“天堂”“上高天”，从而长生不死、永安无苦。但这样的目标，过于抽象，也过于遥远、虚茫。同时，以前所设“天堂”门槛太高，完全杜绝人之常情，广大徒众在有生之年与人的基本欲望无缘，没有女人、没有财产、没有家庭，更遑言中国人自古以来光宗耀祖、夫贵妻荣的人生追求。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内部现实又并非上下平等、同甘共苦，有些人鲜衣怒马、食精饫肥、妻妾成群，却一味勒束旁人无私敛欲、克己清心，一年半载犹可，时间一长，怎么可能服众？太平天国领袖们意识到，单靠“天堂”诱惑难以支撑事业发展，甚至不能维持纪律，因而需要树立一个可以指望并逐渐拥有的现实美好前景。于是，在“天堂”之外，又提出存在“小天堂”，它将随着定都之日而呈现于广大徒众面前，并令后者在有生之年切实享受其中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天王诏旨就此许下的愿景，与“天堂”虚无缥缈的内容不同，全都关乎荣华富贵、升官发财一类世俗欲望。当然，“天堂”理想并不因而取消，而是在此基础上保证，只要足够忠荩和奋勇，每个人在进入未知“天堂”以前，都可以实实在在尝一尝“小天堂”的美妙滋味。

永安半载，想必还用了不少时间作权力消长之角逐。权力角逐虽然随时皆可展开，但毕竟有其最为适宜的空间。戎马倥偬之际，彼此或能以小黠小慧方式折冲，若想真正摆开架势论一论长短，却有待条件比较齐备充足的时候。而城市正是最适宜表现权力消长的场所。太平军进驻永安后，这方面的记述突然增多起来。除了十月封王、规定后宫贵妇称谓外，还有另外一些迹象。

十月二十五日，诏命：

天父天兄才是圣也。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宜称圣，致冒犯天父天兄。[302]

这是对洪秀全头上光环的削减。虽然理由极充分，但其名誉略为降格乃是事实。反观另一头面人物杨秀清，势焰却在上涨。封王诏旨规定：

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303]

杨从排名老三变成老二，是金田起义前夕的事；现在，他又更进一步，被明确宣布“东王”并非与西、南、北、翼各王平行，而是更高的王，其余各王均为其部属。所以，审理周锡能案的记述中出现了“九千岁”的称呼：

天父回天后，小臣曾天芳、蒙得天与七千岁、六千岁、五千岁，将天父圣旨回禀东王九千岁。[304]

通篇如此。此前“九千岁”之称，史仅一见，即明天启年间权宦魏忠贤。然而，魏忠贤“九千岁”，乃是阉党私相谀奉之辞，非正式爵名。杨秀清“九千岁”，可是明白载于官书、堂皇呼于朝堂的正式称谓。也就是说，永安诞生了二千年帝制史上独一无二的“九千岁”。在独夫本质的君主制内，此事之骇人听闻，怎样形容都不过分。个中含意，以及那位“天王大道君王全”对此作何感想，皆不难于揣见。事实上，“九千岁”之所戟指，必乃“万岁”，后来到天京，杨秀清果然对“九千岁”不满足，求封“万岁”，洪、杨终于火并。

周锡能事，为永安时期要案。事情本身，仅关图谋叛变、颠覆，但杨秀清的处置过程，宜别有深意。从道光三十年四月至十月金田团营到眼下，“天父”未现其身，业已年余，此时却突然下凡。盖周锡能一案，说小不小，说大亦不大，串通未遂，奸细实止三人周锡能、朱八、陈五，破获后明正典刑即可，未必值得东王大驾亲自出马，大费周章，乃至闹出“天父下凡”这般动静。杨秀清如此重视，必视其有显著的利用价值。首先可想见的是“立威”——既欲为全军立军威，同时亦借此事彰东王个人之威。此一用心，一望可知。然细味之，并不仅此而已。“天父圣旨”是太平天国官书，均经“旨准颁行”始得问世，相当于“中央文件”；而迄今为止，只发现有两个时期的“天父圣旨”，除了天京时期外，便是这件处理永安周锡能案的《天父下凡诏书一》。从这一点来看，对周锡能案的处理绝不仅是一桩孤立的案件而已，而是对于太平天国的历史有其特殊意味。考虑到天京时期的“天父圣旨”笔笔牵及洪、杨角力，这份永安“天父诏书”的背后，很可能也暗藏权力斗争话语。

细读《天父下凡诏书一》，审案缘起及全部过程，由杨秀清一手握定和主导，对洪秀全只是奏闻而已。杨秀清利用该案，调动冯、韦、石殿前听命【119】，大弄权柄，威福并用，甚至借“天父”之名，呼洪秀全前来质问：

天父吩咐天王曰：“秀全，今日是我天父做事，若是凡人做事难矣。今有周锡能反心，昨日串同妖人回朝，欲做好大的事，尔知么？”天王对曰：“清胞等亦既说知。今日做事，幸赖天父权能，不然难矣。”[305]

指洪秀全“凡人”，暗抬己为神明，洪秀全被迫诺诺。周锡能等三人，曾找监军朱锡琨、巡查黄文安策反，后者皆未放在心上。杨秀清提审朱、黄，先后问了同样的话：“尔知此情，缘何不即刻禀报尔千岁？”[306]朱、黄当时隶于哪位“千岁”麾下，已不可考，但从《天父下凡诏书一》所述，案定后“天父命北王出东王殿晓谕兵将”[307]，不知韦昌辉是否有其干系？无论究竟是谁，杨的追问，谅座中诸“千岁”都会不安于席，以此一语而收敲山震虎之效，是肯定的。

由此可见，亲审周锡能，一石数鸟，难怪杨秀清会把这样一件事推至“天父下凡”的极致，倾情演绎，载诸史册。如果我们说，永安虽小，天京之变实预演焉，应不得谓之捕风捉影。

与太平军在城内预演“小天堂”场景的同时，官军在城外把永安团团围住。继最早赶来的乌兰泰之后，都统巴清德、署提督刘长清，总兵长瑞、董先甲、邵鹤龄、李能臣等亦各自提兵到位。十一月中旬，心灰意冷、称病桂林的向荣，也终于出现在永安。“各省兵勇，不下四万有奇。”[308]

平南官村大败，纵太平军远飏，向荣羞赧难当，意态消沉，赛尚阿说他“官村一挫之后，判若两人”[309]，加上被一撸到底，索性躲在省城装病。他这一撂挑子，北京反倒吃不消，降旨诘询赛尚阿：“何以仍令其闲处？岂以官村挫败之后，竟不堪再用耶？著该大臣酌量派委，责令分带兵勇，勉力自效，以赎前愆。”[310]一闻向荣重整旗鼓，进军永安，赶紧追加旨意，“著赏三品顶戴”。[311]很快，微有薄功，“著即开复广西提督原官，并赏还花翎”。[312]毕竟向荣是“关键先生”，朝廷深所倚重。但其他将领未免对此心怀醋意，而赛尚阿身为主帅，颟顸糊涂，不能细予拿捏，以服众心，反而对向荣近乎讨好。不久军中贺岁，将帅群宴，“赛尚阿引荣并坐，侧居乌兰泰，意不能堪，归语江忠源，愤欲弹向荣短”。奏闻功劳时，亦特意突出向荣，赞他“顿改前非，奋勇出众”。赛之所为，显系老官僚恶习，揣摩上意，以为向荣乃皇上爱将，故曲与回护。但这种做法，对本就“积不相能”的军中诸部，不啻火上浇油。时在乌兰泰帐下的江忠源，于致友人书中透露：“我军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313]

江忠源，湖南新宁人，举人出身，对曾国藩执弟子礼，时系在籍知县。赛尚阿督师广西，他应调以所练乡勇五百人赴粤，隶乌兰泰。这是湖南团练地方武装即后之所谓“湘军”，最早现身对太平天国作战。

攻守两方，大小战斗不断，但充其量隔靴搔痒。双方军心截然不同，当时在广西按察使姚莹处充幕僚的叶某，述其亲眼所见：

予在姚廉访幕中，一日闻巴都统清德率兵攻永安城，予偕幕中数人往视。未至永安十余里，见我兵数千施放枪炮，距永安城盖三四里也，贼佯不知。日既晡，知我兵饥，又火药将尽，自城上竖红旗，令数十人出城发炮，我兵惊退，群相践踏，而巴都统已早退矣。其时诸将惟乌公与贼血战，其余大抵皆巴公耳。[314]

巴清德等于放了一天空枪。这样的军队，能打什么仗？而永安虽小，太平军却于城外各村扼据要角，或筑土墙或掘深壕，据说“形成了三道坚固的防线”[315]，江忠源也描述太平军防御“俱得地势，深沟高垒，守备完固”。[316]官军知强攻无望，遂决定以围城之法克之。围城，实质就是消耗战，比谁更耗得起。被围的一方，四面封锁，悬于孤城，与世隔绝，军资、粮草日损一日，直至枯竭。1948年，长春即以围城战摧毁。永安既成围城之势，清军对于围城战术上却有分歧。乌兰泰根据江忠源建议，提出“锁围法”，亦即水桶阵；向荣却说“围城缺一，乃相传古法”。[317]两个方案，各有道理，区别是留活路或不留活路——留活路，促敌军心浮动，不留活路，易使敌抱必死之志，类似韩信“背水一战”，己方置之死地反而后生：

姚公力劝向提军自黄村进兵，与乌公夹攻水窦，向不肯意从，欲放水窦一路纵贼他窜。姚公言于大经略赛公，严饬温谕，向皆不听。[318]

姚莹也支持乌兰泰方案，向荣固执己见，而赛尚阿“仁懦，不肯以军法治之”[319]，“忠源与乌兰泰力争，卒不能得。”[320]其实，考虑到清军整体实际战斗力，“锁围”也罢，“缺一”也罢，都是纸上谈兵。太平军无所谓，无论如何，它肯定能够打破官军。

围城战的各种残酷，永安城样样不缺，而太平军于弹尽粮绝中的表现，实堪惊人。围城末期，赛尚阿向北京报告战况，在详叙攻守双方种种艰难困苦之后，写道：

伏思该逆虽屡出屡败，而狡猾凶猛，且复固结镇静，毫无溃怯之状。即北路贼墙，每乘天雨之际，时时修整。我以大炮击之，即中毙数人，而余者依然不肯奔入。及至队伍甫出，则从容避去。奴才在营门炮台望之，历历在目，实堪发指。[321]

这段字字对太平军赞赏有加的描述，竟然出于清方统帅之手。彼军心军风若此，难怪啃不动。不过，虽然官军畏敌如虎、时有丑态，但他们所吃的苦，也着实不少：

北军【120】扎营俱在稻田，虽开有水道，而壁垒每多蛰圮。兵勇人等日则工作于泥淖之中，夜则偎伏于漏潮之地。单层布帐，风雨飘摇，衣被皆泾。泥灶生柴，炊烟难起。奴才见此苦况，辄为泣下。[322]

洪秀全似乎很享受永安城的时光，就这样在重围下待着，直至咸丰二年春季。彼时城内弹尽粮绝，炮轰之下处处瓦砾，“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323]到了这般光景，太平军始“窜志已萌”，打算离开。正月间，太平军频频出击，意在试探敌方包围圈各处情形，来确定突破口。当时，连旬暴雨，殊为罕见，赛尚阿奏称“平地水深尺许”“并无片刻晴霁”。二月十七日凌晨三更，趁大雨，太平军弃城从东面轻松突围。次日乌兰泰、向荣在古苏冲追上太平军后队秦日纲部，歼其众二千余，捕获“天德王”洪大泉。向荣旋回师永安，收复其城。乌兰泰引兵继续追击，却遭太平军大队伏击反攻，天津镇长瑞、凉州镇长寿、河北镇董先甲、郧阳镇邵鹤龄四大总兵，及成林、田学韬两员参将，纷纷毙命，丧师逾四千，乌兰泰本人亦坠涧伤退，损失之惨为进剿以来之最。

太平军从容而去。对这一幕，我们似习以为常。其以奔命之残师，反戈一击、重创官军，至此起码已是第三次。

洪大泉悬疑

围困永安半年，官军惟一收获就是洪大泉。

最早以此事报告北京的，系广西巡抚邹鸣鹤咸丰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奏折。内言：“十七日丑刻，冒雨突围，由东路奔窜，大兵跟踪追剿，歼毙数千人，并捦获逆首洪大全一名。”[324]邹鸣鹤坐镇桂林，人并不在现场，其所奏报应据前线传回消息。前线统帅赛尚阿的奏折，晚于邹鸣鹤一天，叙述远为详细。关于洪大泉被擒的部分是：

十八日，乘天未明……并有南路楚滇黔兵、博白潮勇及北路湖南兵等十余人，追及乘轿贼目。前后悍贼数人，正与兵勇相持格斗。尽先守备全玉贵向前将贼目捦获，审系贼中大头目，自称天德王洪大泉，与洪秀泉为兄弟，贼中呼为万岁，所有运谋画策俱伊一人执掌，而洪秀泉坐享其成。[325]

而某些清方私撰，添油加醋，构设出小说般情节，如《发逆初记》：

行不十里而至大峒，有湖南镇筸镇标官军，见一少艾，趋欲挽之，妇正色而指曰：“你不拿杨秀清，要我做什么？”遂舍妇追杀轿夫而擒此逆……全玉贵解擒逆至帅营，问其“是杨秀清么？”答曰：“杨秀清是我臣崽。”又问你是何人？曰：“我是天德王。”即击掌曰：“这就是洪秀全矣。”逆见合营甚是欣骇，即狡曰：“我非洪秀全。”更欺诈云：“洪秀全是我兄弟，我名洪大全，我好饮，弟好色，我肯屈膝，弟则不能，我项上缚有铁索，弟兄不睦可知。”[326]

赛尚阿随奏附上洪大泉审讯供词。供词为口语，应系记录稿，非洪大泉手撰。其供称：湖南衡州衡山县人，现年三十。“本姓实不姓洪，因与洪秀泉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泉的。”父母俱亡，独子，无兄弟，也没有结婚。自幼读书，曾多次应考，无望出家当和尚，嗣又还俗。还俗后再考一次，仍旧失利，“我心中忿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几年前游荡到广东，在花县与洪秀全、冯云山结识，三人经历相似，很谈得来。后往来湖南、两广之间，“结拜无赖等辈，设立天地会名目”。洪、冯则在广西搞拜上帝会。“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子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泉的。”“我来到广西，洪秀泉就叫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我叫洪秀泉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泉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皆呼名字。”“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居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永安撤退分三拨，韦昌辉先行，杨秀清、冯云山拥洪秀全为中队，“第三起是我同萧潮溃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327]

上谕遂命妥善押送来京。当洪大泉犹在槛解途中，有人就郑重提出怀疑。礼科给事中陈坛三月二十九日奏道：

今闻洪大全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藉壮国威，并以稍掩己过。臣愚以为，京师之耳目易掩，而天下之耳目难【121】“<虽隹>”，【122】欺。此端一开，恐将来获贼者均不免张大其词，希图冒赏，且恐该逆匪等闻而窃笑，愈以长其玩侮之心。[328]

直言赛尚阿造假。嗣后，1922年，梁启超在所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表示：“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329]后更有罗尔纲，于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连续写作《贼情汇纂订误》《洪大全考》《洪大全补考》，对洪大泉的真实性给予“否定”。

当时，在陈坛提出质疑后，上谕的答复是：

洪大全籍隶衡州，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之匪，现既槛送在途，仍著解至京师，以凭讯究。[330]

这个处理是对的。是真是假，先押解来京审理核实再说。四月十五日，洪大泉押至北京，刑部十七日开始讯问，二十六日讯毕，有司将经过具奏，同时附呈洪大泉提供的太平军首领名单、湖南天地会首领名单及所书《上咸丰皇帝表文》等三份文件，当天即奉上谕“洪大全著即凌迟处死枭示”。洪大泉案到此结束。

此事确实疑云颇多，撮而述之，计有以下：

一、洪大泉姓名。所谓“洪大全”抑或“洪大泉”，系出人犯本人之口，舍此之外，无论太平天国官书，还是之前清方情报、奏折，从未出现。而据其本人云，原不姓洪，因与洪秀全互认兄弟改为此姓；所谓“大全”之名，亦系拜洪秀全为大哥，遂从之以名。这个说法颇无稽，盖拜上帝会名义上人人互称兄弟，包括普通会众，例如称湖广阶段以前从军的为“老兄弟”、之后的为“新兄弟”。至于“神天小家庭”，虽有此特殊阶层并序齿排行，但我们知道绝非以洪秀全为“大哥”，更不可能随洪而姓——“神天小家庭”由上帝耶和华诸子组成，大哥乃是耶稣，洪秀全仅称二哥。尤其该人自称与洪秀全亲近改名“大全”，最为荒唐。洪秀全的“秀”“全”二字，得之梦中天启，含意深刻而神圣，《太平天日》记上帝之言曰：“尔下去凡间，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尔细弟之名与尔名有意义焉。”[331]上帝且唱诗一首释之：“有个千字少一笔，在尔身尚【123】说话装”【124】，“有个介字顶尚顶，财宝来装就成王”【125】。[332]“秀”后常被拆为“禾乃”，整个太平天国只有洪、杨两人与之相关【126】，而“全”字实寓“人王”之意，所谓“天王大道君王全”。总之，旁人断无可能在其名讳中使用“全”字，试想连冯云山的“山”平时都列为避讳之字而易作“珊”，何况有着特殊出处及含意的“全”字？所以，虽然涉事材料里“洪大全”“洪大泉”混用，笔者本书却一律写为“洪大泉”，盖以其绝不可能获许使用“全”字为名。至于“洪大泉”三个字，出其自称，极可能是捏造，但我们并不知其真名实姓[333]，这里姑妄从之而已。

二、封“天德王”、称“万岁”。先说“万岁”，此说岂特荒谬，抑且令人捧腹。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且不说从古至今绝无两位“万岁”并立之事，单论太平天国，对此名分更是锱铢必较，杨秀清费尽心机才争得“九千岁”之称，洪大泉何德何能，居然能称“万岁”？且不说洪秀全乐意与否，他恐怕先得问问能否过得了杨秀清这一关。试看后来为着“万岁”二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即知所谓“我叫洪秀泉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泉为万岁”纯属痴人说梦。至于“天德王”之封，太平军永安城封王大典诚然有之，但是天王诏书载之甚明，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天德王”。据官书而否定其说，已为铁证，更何况里面还有一个逻辑问题——太平天国永安封王，封号非凭空随意而来，而是服从于一个统一话语；洪秀全称“天王”，即“天国”之总王，杨秀清封东王，是“管治东方各国”之王，萧朝贵封西王、冯云山封南王、韦昌辉封北王亦为相应方位之王，包括石达开封“翼王”，取“羽翼天朝”之意，诸王封号内在寓意相承，怎么会有“天德王”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称呼？考其来源，“天德”原系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所用名号或年号，有关它的记载，可以早至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丁酉刑部奏，而大大小小叛乱多有冒用“天德王”名义者，例如与洪、杨起事同时期的柳州，就曾出现过《天德王贴柳州告示》[334]，是当时起义者易于想到的旗帜。同样，社会上一闻叛乱，亦每每以“天德王”相讹传。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在其攻占南京前的消息较混乱的早期，中外报道也多有称洪秀全本人为“天德王”者，例如现存最早西人描写太平天国起义的伊凡和加勒利合著的《中国之叛乱》，所附“洪秀全像”，下方就写着“天德”二字[335]。再由洪大泉久在江湖并有湖南天地会背景来看，彼于“天德王”名号必耳熟能详，随口说一句“尊我为天德王”，毫无难度。综此种种，太平天国绝不可能采用“天德王”封号，但洪大泉所谓“尊我为天德王”却不难于信口拈来。

三、前后供词矛盾，情节出入大。其在赛尚阿营中所录口供，说在花县时，即与洪秀全、冯云山相见结识。及于刑部大狱内亲书《上咸丰皇帝表文》，则作：“因此往李星源【127】营中效用，意图灭贼以立功名，奈李星源辱骂不肯收用，臣往山中自缢，遇贼将胡以晃，见而解脱，引臣见太平王，贼深奇臣才，号臣为赛诸葛，封天德王。”[336]而先前口供自“数年前，游方到广东”至“等他们势子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泉的”之间数百字情节，在表文中消失不见，可谓出尔反尔，全无准信。又一重要情节：

臣愤曰：鼠子不足与谋，我死无日矣。遂私自夜遁，欲往峨嵋山修行，为贼追兵所获，锁入空室，严兵防守。[337]

只见诸表文，而口供未及。按理，这样重要的情节，不应遗漏，为何口供只字不提？表文中还窜出一个新情节，道是彼手中握有奇秘兵书，洪秀全想骗到手而不得，“终不肯杀臣者，欲得臣兵书故也。”[338]其余还有斥洪秀全为“秦政”【128】、讽洪好色、有人劝彼“杀太平王而代之”诸细节，也是表文新添。

问题是，这些是否足以断言洪大泉其人为“子虚乌有”、为“捏造”？赛尚阿致敌脱逸，捕获洪大泉以为奇货可居、借以塞责，此种心态一定会有，然而若谓他敢为此制造一个假货送京邀功，未免过于胆肥。就算他有这个胆量，人犯却须押送北京，有司严鞫之下，如何做到不露馅儿，难似登天。若又说此不单单是赛尚阿有造假需求，皇帝也急需一项“辉煌战果”向国人交代，亦即上下联手造假，可能性也有；但我们看见朝廷并没有大事渲染，相反洪大泉仍在押解途中上谕即明确了“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之匪”的判断，冷却降温，不目为多么重要的收获，后来解送到京，也无非走走程序，过堂讯问后即简单处死，没有加以利用。实际上，朝廷的处置才是不避真相的，如果照给事中陈坛的建议，洪大泉不解京讯问，而就地处死，反将利于流言滋生。

经过刑部审讯，证实了以下数点：一、洪大泉这个人乃真实存在，非赛尚阿凭空捏造；二、他前后所供，有出尔反尔之处，但亦有相互吻合一致者，而知非诱供、骗供或买通串通之词；三、人犯语虽时有谵妄，但对于太平军内情确属知情，绝不是假冒伪劣货色所能冒充者。

狱中，洪大泉供出一份《盗营逆匪名单》，开列太平军要人自洪秀全以下计十六名。名单中，除洪秀全的“全”写为“泉”、萧朝贵写为“萧潮溃”、石达开与秦日昌排位顺序颠倒外，其余全部准确，包括每个人的年龄、隶籍、封爵、官职，几无错误——像韦正“年二十五岁”的供述，不但非常准确，且在当时是惟一道及者，包括秦日昌在永安仍为原名【129】这一点，也完全准确。[339]截于眼下，此为清廷首次获悉太平军领导集团的确切情况。此前，由于太平军保密甚严，加上上下相隔、严禁窥言上层之事，同时被俘者惑于天堂之说，往往视死如归、铁嘴钢牙，清方一直弄不清其头面人物之详情。迟至太平军已占永安期间，赛尚阿所能奏报的仍是：

惟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囯，确有历次所获犯供及伪示、伪印可凭。其匪首确系称太平王，惟其伪太平王究系韦正，抑系洪秀全，供词往往不一。臣等各处密发侦探，适有报称匪首洪秀全以下八人，称二哥至九哥。其大哥即贼所妄称为上帝，又曰天父者……至称为太平王，多有指为洪秀全者。缘此会匪本出洪秀全、冯云山煽惑，韦正倾家起衅，始推韦正为首，后仍推洪秀全为首。而洪秀全又一姓朱，则向有此说。[340]

错谬百出。反观洪大泉供出的名单，足证他确实亲知太平军内情，从而说明试图以“子虚乌有”“捏造”来否定其人其事，站不住脚。

然前面指出，洪大泉事迹之中夸诞内容亦复不少，显非事实。此又何故？我们推测，问题乃在“洪大泉”自身。此人极可能是一“疯僧”，至少处于半疯癫状态。正如其所供称，自幼经历坎坷，失意人间，同时显而易见，又自命不凡，自视乃是干大事的人，但却怀才不遇。这样的人，在命运挫伤之下陷于癫狂，略无稀奇。不要忘记，与之经历和人格相似的洪秀全，就是一位精神病患者。这种疯癫，可以维持在清醒与谵妄的边缘处，一面如正常人一般生存，一面却在自我认知上扭曲变形，暗中活在一个幻想世界。如洪大泉者，我们观其所述，凡夸饰部分无一不合于“妄想狂症”，如所谓同称万岁、杨秀清是我臣崽、倚为军师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面斥洪秀全“大类秦政”、欲得兵书不敢杀我……诸如此类，疯言疯语之相十足。可能正因其狂悖，洪、杨才将他锁拿在监【130】，又觉得此人只是牛皮烘烘、胡言乱语，并无大害，而未杀之。他也许在湖南颇有人脉，或至少自己声称若此，而洪、杨一时难辨真假，以为将来或有利用价值，据赛尚阿克复永安捷报描述，“及被获后，又有贼众千余拚命索夺”[341]，说明太平军对他仍颇重视。

出广西

太平军永安突围，官军目之溃逃，太平军自己决不这么看——哪有溃逃之军不抱头鼠窜，反而直扑省城的？“东王传令，不行招【131】平、平乐，由小路过牛角猺【132】山，出马岭，上六塘、高田，围困桂林。”[342]此乃太平军的既定计划，它一直在找寻“小天堂”所在，于永安城算是略尝滋味，但城太小不足以承载“小天堂威风”。种种迹象表明，太平军觉得起码是一座省城，始相般配。它离开永安即扑桂林，桂林不克、继奔长沙，之后伐武昌、下江宁，一路而来，都是物色和确定“小天堂”的最佳之选。

桂林乃距离最近的大城，且防卫空虚。如果将其攻下，当时太平军很可能会以之为“小天堂”安放处。太平军谍报是很厉害的，桂林虚实早已探个明白。它守军不足，其次，重炮都被拆卸运永安用于攻城。那么，官军为何却对省城掉以轻心？首先，确系捉襟见肘，莫可奈何，赛尚阿累迭请求增援，而一切现有优质兵力、军资，都调集永安，指望以围困战毕其功于一役，有点赌徒押宝的心理。其次，一定程度的轻视也有，无论怎么说，太平军乃是“贼寇”，岂有胆量和胃口吞噬省城？

然而，这些似乎是“急急若丧家之犬”的突围者，根本不像官军所预计的，“窜”往昭平、平乐方向，而是引师长袭，径取省城。有个材料，证明太平军夺桂林是突围前就敲定的目标，换言之，官军眼中的“突围”“逃窜”，其实是主动进发省城。巡抚邹鸣鹤二月十七日奏折提到：

至省城为根本重地，防范尤应加严。现据防堵永福县堡里一带委员彭正楷等督同团练盘获奸细李玉洸、罗挺选二名，就近解省委审，供认俱系占踞永安州逆匪党伙，曾与官兵打仗。贼目派令潜行来省，探听虚实，中途被获。[343]

二月十七日，太平军刚从永安突围。由此而知，两位密探早已先期从永安派出，足证进攻桂林非临时起意，而是在突围前业已明确的方案。

邹鸣鹤上奏此事时，连永安克复的消息都还不知道【133】，虽曰“省城为根本重地，防范尤应加严”，内心实际重视程度如何，似乎成疑。根据后来赛尚阿参劾邹鸣鹤所指责的，太平军兵临桂林，“当时城中慌乱已极，毫无布置，若使向荣带兵已到数时，则贼先至城下，城守殆不可闻”。[344]而太平军也是诡计多端，故布疑阵，以诸多小股骚扰昭平等地，刻意造成“纷窜”印象，让官军感到“踪迹靡常”。[345]

彼时大军在外，桂林确有千钧一发之危。但坊刻所叙，未免神乎其神。说太平军乘桂林空虚，效孔明取南郡故伎，由罗大纲率众数百，着向荣部号衣，以赚开城门，而抢先一步入城的向荣却现身城上。《中兴别记》云：

向荣自六塘率六骑驰入省城，以定人心，贼旋满城下。是夜，贼有冒荣呼门者曰提督至矣，荣于城上大呼杀贼，以炮创之。[346]

这情节恐怕是仿《三国演义》的虚构。借邹鸣鹤奏章，我们知道事实乃是另外的样子：

旋据各处禀报，贼众由偏僻小路翻山越岭……二十六日窜入阳朔之马岭、高田一带。经提臣向荣带兵追剿，臣复飞催各该文武加紧堵御。二十七日又据谍报，有贼数千人已由山路越至临桂县境之六塘地方，该处距省仅只六十余里，贼氛逼近，民迁避纷纷，人心大为震动……提臣向荣尚未接咨之先，探悉贼由北窜，亟须保卫省城，立即会同署提督四川川北镇总兵刘长清、湖南绥靖镇总兵和春，带领兵壮一千余名，由间道疾趋，一昼夜遄行二百余里，于二十八日辰刻冒雨抵省。[347]

第一，太平军大部队进至临桂县六塘一带，桂林已知其“逼近”，因此无所谓突袭，“赚城”更不必谈。第二，向荣入城，带有“兵壮一千余名”，并非“六骑驰入”。第三，向荣抵省在辰时，即上午八时许；如此，则坊刻所谓太平军夜间仍以“冒荣呼门者曰提督至矣”，岂不愚<马矣>？

向荣以“六骑驰入”的情节，尚有另一版本。那是桂林解围后他称病不前，徐广缙接旨复奏时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传闻。徐说：“该提臣带领亲兵数十人，由间道先行驰入省城，大兵随后赶到。”[348]这不是替向荣奏功，而意在抹黑，说他率先逃入省城避敌。朝廷命严查，因此赛尚阿以专折澄清：“原奏内称带残兵数十名，躲入省城，自系传闻之误。”并保证说：“以上情节，皆系奴才考核确切，或身亲目睹，只有据实陈明，不敢一字虚饰。”[349]

向荣对于保住桂林，确实立了大功。当时，官军不知敌方主力动向，是向荣最先侦知其暗地奔袭省垣，赛尚阿“连接向荣驰禀，二十五日逆贼由荔浦县属之新村过河，大队直趋马岭”[350]，并在未获上级命令情况下【134】，果断以精兵抄小道、星夜急行军，抢在太平军前头奋力赶到桂林。“救兵忽至，民心一时顿慰”，上上下下悬着的心落地，又利用抢来的几个时辰，“加紧严防，实力固守”。[351]另据邹鸣鹤两天后续奏，“是日发折后，已被窜至城下，环向南门、文昌门、西门，攻打两昼夜，势甚猖獗”[352]，可见向荣但若晚来一步，桂林必然难保。

太平军二月二十八日围桂林，四月初二日凌晨二更至四更之间撤围他去[353]，共计三十二天。这是继克永安后，太平军征战史又一重大标志。至此，它从被剿者一变而为围城者，乃至有足够实力围困一座省会大城经月之久，从方方面面说，都意味着巨大提升。

三十二天攻城战，十分激烈。太平军终未得手，原因颇多。首先，初次尝试省会级大城攻坚，经验不足。其次，向荣领衔的官军较顽强，也是不可掩却的方面，尤其与后来武昌、南京守军的怯懦比，更显出这一点。再有，官军后续增援不断赶到，包括乌兰泰部、临时从湖南调来的余万清部以及王锦绣、秦定三、江忠源、李孟群等，使桂林内外力量对比逐渐改变。又据说，桂林特殊地质构造，令太平军所擅“穴地法”【135】难以施展，“桂林城根多坚石，贼攻文昌门时，掘之累旬不能入。”[354]但以上诸因大概都属次要，最主要的，应是此时太平军的物资，还不能胜任攻陷省会级大城的任务。例如爆破和炮轰所需要的火药，永安突围时，李秀成强调：“姑稣【136】冲是清朝寿春兵在此把守，经罗大纲带领人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关，得火药十余担，方有军资，不然上【137】不能得出此关。困在永安，并未有斤两之火药，实得姑稣冲寿春兵火药十余担之助，方可出关。”[355]突围之后，即奔桂林，中途并无机会大量缴获补充物资，故火药匮乏的状况仍当如故，这对攻城来说不能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一个来月，桂林屹立不倒，全身而退，颇可自矜。但官军却在另一方面遭受沉重损失，此即猛将乌兰泰的战殁。

据赛尚阿奏报，乌兰泰于三月初一日率兵赶到桂林，在南门外将军桥地方与敌接战，被炮弹击中左膝，伤重坠马，旋送阳朔赛尚阿大营治疗。其伤，膝盖粉碎，弹片难以取出，很快严重感染，“伤处溃裂，血满衣袴”，昏迷不醒，延至三月二十日身故。赛尚阿莅粤督师以来，对向荣、乌兰泰倚为左膀右臂。两者之间，向荣虽勇心颇圆滑，惟独乌兰泰秉性诚剀、不辞所任。他带兵“赏罚分明，纪律严整”，部队经他接手训练数日，“立见转弱为强”。作战时，“每战必相度地势，身冒矢石，亲自指挥，虽崎岖之中，布置处处周密，常能攻贼之瑕，以少胜多”。一年多来，大小战斗九十余次，虽屡尝败绩，但官军所打的胜仗，却也每隶其名下，“贼每受其创，甚畏恨之”，确为太平军一大威胁和强劲对手[356]他的战殁，对清朝而言并不亚于丢失一座大城。此后迄于南京，支撑局面惟赖向荣；设乌兰泰尚在，官军处境应有不同。武昌溃败后，江忠源在营中触景生情，借着为陈徽言《武昌纪事》作序，深切缅怀乌兰泰：

忆余曩随乌帅剿贼粤西，见公旦昼督战，指授诸将方略，凡所举动，夜必秉烛一一书之，历时既久，篇帙繁富，余尝手为校定，诸朋好见之，辄叹公临事绰有余裕，用心缜密为不可及。是时贼初启衅，众皆倚公为长城，谓“边圉烽燧可旦夕定”。无何，公中炮病殁，后来踵事无复有如公者。贼遂罕所顾忌，猖獗日甚，流毒至今，益肿决溃烂四出矣。暇阅此卷，感触旧怀，岂独使我有西州之恸哉？[357]

江忠源微讽向荣，情绪中仍有永安围城分歧的余憾，而对乌兰泰的由衷服膺则清晰可见。

太平军悻悻而去，向荣按兵不动，并不追击。他利用邹鸣鹤的惧怕心理，让后者出面，奏请把自己留在省城。理由一是连月守城，向荣积劳成疾，需要休养——这是故伎了；二是省城重地，万一太平军去而复返，非向荣不足恃。这样，赛尚阿被晾在一边，在既无乌兰泰又无向荣的局面下，履行“进剿”使命。赛恨恨不已，奏本严参。咸丰皇帝甚是恼怒，竟将邹鸣鹤革职，对向荣则比较慎重，仅予呵斥，暂未认真治其罪。向荣托病，不一定完全虚假。一个来月高强度攻防，目不交睫，疲倦可想而知，即便铁打的汉子也得喘口气，何况他年届六旬。更深刻的原因，当是经过一年多交手，向荣完全明白战胜无望，太平军引去，追与不追，结果并无不同。

撤围桂林，下一步将之何方？《盾鼻随闻录》说太平军领袖出现分歧：“洪秀全会集群贼商议，欲回窜广东；杨秀清原籍湖南，熟悉楚省情形，力劝赴楚。”[358]等到攻永州时，又说：“洪逆欲退回广西，秀清以湖南鱼米之乡，连年丰稔，可以到处抢掠，持议未决。”[359]从太平军战略来讲，上述分歧应予排除。洪、杨目标已定，找寻和确立“小天堂”乃当务之急；桂林既未得手，下一猎物理应是距离较近的另一省城，而太平军犹在攻打全州时，湖广总督程矞采已获情报：

昨闻该逆伪示大张，称欲直扑长沙省会……并据黄沙河官兵盘获骑马奸细二名，臣在衡州亦拿获一名，均供有围扑长沙之语。[360]

可见撤围桂林、一路北上的目标，就是长沙。

四月初二日离桂林，初四日便军抵桂林以北的兴安县城。当时赛尚阿奏报，“贼系全股”“贼至兴安，已皆全伙北向”，确系全体而来。兴安小城，初四当天即克，“入城焚掠，即出城至高上田屯扎”，未据其内。翌日继续北进。初六日围全州。[361]全州乃桂湘边境处广西最后一座州城，过此，前面即为湖南。

兴安之下，兵未血刃，太平军也因之恪守了不烧杀的纪律。邹鸣鹤事后核实：“逆匪前于四月初四日窜入兴安县城，饬臬司姚莹查覆，城内居民未遭蹂躏，无庸查办抚恤，仓厂监狱亦无损坏。”[362]故赛尚阿“入城焚掠”之说不实。

全州则不同。全州组织了殊死抵抗。知州曹燮培等地方官，以城内二百兵壮登陴分守，并令绅民家出一丁，投入守城，另外加上湖南宝庆协都司武昌显所领四百湘兵路过该城，被曹燮培挽留在此。就是以这样的兵力，全州抵抗十一昼夜，药铅渐尽，死伤惨重，太平军久攻不下。到四月十六日，太平军“先由城下开挖地道，用炮轰发，裂城丈许，复用云梯扒上城楼”。是为太平军以“穴地法”所陷第一城，一来此时太平军军资较前已得充裕，二来州城城垣毕竟规制偏小、易于轰坍。城破后，守军复与巷战，“贼恨城中严守，继加屠杀”，后来有“全州屠城”的风传。但据赛尚阿讲，“城中百姓经曹燮培于城围紧迫时先期放出，逃活颇多”，居民大部逃出。“其在城未逃者尽遭杀戮，婴妇鲜遗”，最后清点的数字是：“官民兵壮等尸合计一千三百余具。”同时纵火，全州化为灰烬：“城内外衙署、民居、寺观、铺户房屋悉被焚烧，所余无几。”[363]

全州之失，清方两位高级将领刘长清、余万清，咎不可辞。此二人，前者是署广西提督【138】，后者系前任湖南提督，均为省军区司令级别的角色。向荣托病逗留桂林，他们便是负责追击的领军者，但无一例外，都畏敌如虎。虽然“带兵追剿，逐日进攻，尚无失机”，表面文章做得有模有样，却远远扎营，不敢靠近，用一些隔靴搔痒的小战斗维持其进剿假象。太平军围攻旬日，他们“数日之间未能绕出贼前”，显然逗留观望。守军顽强而待援无望，遂陷绝境。刘长清尤其可耻，“以统兵大员维时署理本省提督，于州城被陷不能救全，必当严加惩办”[364]，广西乃其辖区，全州是其境内州城，守土有责，却将绅民安危置之不理，“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这种人真可谓天良尽泯。至于余万清，他不久在湖南道州守城期间表现还要恶劣。

官军的攻势，俟总兵和春赶到以后才有所显示。和春隶于向荣，向荣被邹鸣鹤留在桂林后，经赛尚阿“连日催饬”，和春率部赶往全州，及其抵达已是十四日晚间，距全州失陷不足两天。他到后，余万清应命回湖南布防，将所带湖南兵交和春指挥。赛尚阿说：“该总兵赶紧亲往踏勘地势，拟将各营移近安寨，先行设法轰开北路，期与城内声势相通，兼可扼截下游贼窜之路。”可惜太晚。“十六日正在移营及分兵出队，行至七里桥”，遇见从城内逃出的都司武昌显部下，告知全城已陷。和春决定立刻进攻。全州地处湘江北岸，太平军血洗全州后并不打算踞停，攻城期间，已在东门外备船两百余艘，拟顺流挂帆，直下湘楚。江忠源侦知此情，连夜在离州城十五里的水塘湾较浅处，督勇数百砍取大树，密桩拦江，“入地出水，各皆三尺有余，纵遇大水，贼船亦难偷越”。和春攻击与江忠源截江同时展开，太平军顿时不利。四月十九日，太平军船队且战且走行至水塘湾附近的蓑衣渡，发现去路已断。两军遂在此激烈炮战。[365]太平军伤亡惨重，南王冯云山被江忠源所部以炮击中，当即身亡。

当时，清军以为被击毙的是萧朝贵。赛尚阿奏曰：

讯据犯供，十九日对仗时，贼伪四王杨秀清、萧潮溃、冯云山、韦正俱出督战，被官兵击毙数百名，内伪西王被炮子打伤甚重，登时毙命，伪南王亦被炮子打入肚腹，炮子未经取出。又贼中伪称罗大人即亚旺【139】，亦受炮伤，打入左乳，炮子用刀取出。其伪西王尸埋在蓑衣渡西沙坡，因此惊惶逃走。等语。该总兵【140】立遣弁兵往蓑衣渡西沙坡，刨出贼尸，系用红绫包裹，当经【141】即戮尸，将其首级并获犯周永兴解赴省城。[366]

所获太平军俘虏周永兴应该级别不高，加上乱中消息纷纭，故将冯云山说成萧朝贵。萧朝贵确曾负重伤，但那是数月前在永安，眼下当接近伤愈。周永兴大抵得之耳闻，胡乱供出，张冠李戴。至于罗大纲在蓑衣渡有无受伤，史料盖不可考。

蓑衣渡，是太平军出广西前最后一战。虽然官军已经丑态毕露，但以这样一个太平军受挫的结果为收束，对于广西阶段战事，还算公允。总的来说，太平军在广西，从起事到抵挡到出击，走出明显的上升线条；官军方面，屡屡功亏一篑，愈来愈力不从心，但尚未处于被碾压态势，焦头烂额中偶能反噬一口，省城未失，永安、全州两座州城的表现亦属英勇。

出广西后，情势就一泻千里。人们一再用“纵虎出柙”形容之，极形象。太平军无疑是虎，如果广西是笼槛，神州大地便是庭院。虎出笼槛，后果可想而知。

湘江大地

在湖南的故事中，一江一湖最为紧要。江即湘江，源出广西兴安县海阳山，入楚省，向东北斜穿全境。湖乃洞庭湖，在省东北部，湘江最后注入此湖，湖南、湖北之得名，即因一在湖之南、一在湖之北。

太平军夺全州、备战船，想从全州走湘江水路顺流而下，既迅捷又舒适。但江忠源在水塘湾截住江流，使这计划落空。太平军烧掉了那两百多艘船，改行陆路。全州与湖南永州相距七十余公里，太平军行军三天，于四月二十二日卯时【142】到达。永州亦畔湘江，奔永州而来，目标仍是湘江，意在绕过官军所截那一段，重经水路北进。永州是湖南守军设防首关，总兵孙应照把守，提督鲍起豹坐镇，拆桥藏船，早有准备。州城在北岸，太平军由南岸伐木为筏，抢渡、攻城，被炮火击退。如是者三日，不克，弃而南行，改走道州。

湖南防卫重心置于湘江。鲍起豹在永州为第一防线，总督程矞采在衡州【143】为第二防线。这也确系太平军原拟的进军路线，如今敌既有备，便像在蓑衣渡一样，临时改道，不走水路，穿行丘陵，走道州、嘉禾、桂阳、郴州。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路线的改变也有意外收获，就是沿途依附者甚众，自道州起大量扩军。驻道州期间，得众“足有贰万之敷数”[367]；在郴州，亦收二三万之多[368]，其中有相当一批挖煤工，据以正式设立全新兵种“土营”，类似现代工兵，专事“穴地战”、修筑土墙、埋设陷阱竹签等；萧朝贵领兵袭长沙途中，又得众数千[369]。《贼情汇纂》云：

贼初入湖南，先踞道州，则以所掳道州之人为新贼之首，缘洪逆踞其地两月，整顿军容，补益卒伍，故尽掳州人并妇孺而行，除即时逃回不计外，尚余男妇三万余人。由江【144】、永【145】而至郴【146】、桂【147】，更得挖煤矿徒刘代伟之党，已倍前数，沿途裹胁而至长沙，竟得十余万之众。[370]

“十余万”之数或含水分，且不宜理解为全部是作战力量，因为投太平军者都是焚屋毁家、扶老携幼而来，其中有些并无战斗力。但太平军在湘南得到巨大扩充，是不争事实。江忠源说“土匪之迎贼，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371]，盖极言其盛况空前也，湖南民众的响应程度，大大超出广西。赛尚阿累次报告：“各处土匪附从及遥为勾应者，转较粤西为多”[372]、“所过州县土匪附从之众，每处率添一二千人”[373]、“土匪蠭【148】起附从，日益众多，各属地方并有潜匿会匪，处处勾结”[374]，例如江华县之失“各探报俱称该县城破，实土匪接应[375]。”原因很简单，在这南岭北麓，历来不安宁，匪盗滋旺，剿之不绝，太平军到来，对他们正好比久旱禾苗逢甘霖。

道州还出了一个故事，有关余万清。

先前，我们知道他与刘长清在全州逡巡不进，见死不救，终将全州葬送。等到和春赶来，余万清即应程矞采之调回楚境，任务就是防守道州。如果鲍起豹封住永州，余万清封住道州，太平军则入楚无门。眼下，永州做到了这一点，太平军遂奔道州而来。余万清十九日抵州，领兵二百来人，州中原有兵勇八百，合计一千，力量是单薄了点儿，而蓑衣渡之后，太平军人马也不多，还没有发展壮大，用代理知州王揆一的话讲，“虽不能战，尚可以守”。二十三、四日，传来消息，受阻于永州的太平军已窜往这个方向。二十五日再报，“贼至庄水塘，距州四十余里”。这时候，王揆一追着余万清脚后跟，“屡行催促该提督登城”，却被后者支开，“令该署州亲查四门”，王揆一不得不照办。就在他巡查的当口，太平军已驰近城外，王赶紧回头去找余万清催他登城，行至西门，却见城门大开，王的家丁“手执钥匙，哭诉提督已经出城，并将防守西门之城守营官兵带去”。王揆一命即闭城，已经来不及，冲进来几个太平兵，一击将王左臂打断，王与差役、家丁各自逃散；“迨出城后，回视城头已有贼旗，该署州情急投河，经地方百姓捞救，抬至对岸山中。”[376]

以上为王揆一所述，事后余万清也打了一份报告。据他讲，他到后察看地形，发现城西、城北高度不够，命王揆一“堵塞加高”，而“该州全未理会，木石亦不购办”，原因是王揆一以“该提臣为丁忧大员，有职无权”，不把他放在眼里。又说，“嗣闻贼踪窜近，即带亲随之兵赶赴距城十余里之蛇皮渡，隔河堵截。讵甫行数里，该匪大股业已渡河，我兵众寡难支，致被冲散。该提臣无力回救。”[377]总之：第一，守城不力的责任在王揆一；第二，彼非逃跑，而是主动率兵出城堵截。

余万清所辩，一望即知自相矛盾。前面刚刚诉说兵力太单，随后却称带兵出城乃是主动迎堵——以此微不足道兵力，不依托城垒稳守，反而以卵击石出击堵截，这种鬼话谁信？而他厚诬的王揆一，很快便由道州绅民联名请愿，澄清了名誉：

据衡永郴桂道张其仁、永州知府徐嘉瑞禀称：窃道州知州王揆一，署任多年，官声甚好。此次州城失守，实因提臣余万清带兵先行，该署州出城追挽，一时仓卒，致被匪窜入，并[非]弃而潜逃。现据地方绅民联名吁禀，情愿赶团壮勇，随同该署州剿贼立功，代为赎罪。[378]

想必余万清心里还会暗暗怨恨程矞采。洪、杨起事之际，他恰好丁忧，本可以去职守丧、躲过此劫，谁知程矞采硬行奏留，不让他回籍守制而仍留防所[379]，因而陷入泥潭。余万清随即被下旨拿问，九月解至刑部。以他的罪行，最后要么杀头要么遣戍。《清史稿》及《清史列传》里都没有为他立传，这结局我们也并不知详。

然而，余万清不过是开了一个封疆大吏竞相献丑的头而已。打他这儿起，清朝高官丑态便呈争奇斗妍之势。

余万清在道州开溜没几天，另一位因在全州表现畏葸而被严参的前署广西提督刘长清，也在营救江华、永明两县过程中，上演逃遁好戏。太平军占据道州后，分兵取江华、永明。刘长清领兵救援，未到江华，闻县城已被陷，刘长清非但不“即时乘势进攻，以图克复”，反而“绕赴邻县地方，不能进剿，转于远处扎营”。永明告急，经和春饬催，刘长清带兵前往，“行近县城，刘长清按兵不肯冒险入城”，再一次不进反退、远离县城，到了半夜，索性“拔营避匿他处，不知去向”。[380]他和余万清一样，被赛尚阿奏请逮捕，当年九月与余万清一起解往刑部。

这且不说，丑行迅速传染到总督、钦差大臣那样的层面。那位不久前曾义正辞严请治余万清之罪的湖广总督程矞采，自己深陷“恇怯”指责。七月二十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黎吉云具疏揭发程矞采。黎是湖南湘潭人，他的揭发内容，直接来自家乡父老的反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程矞采对于湖南的防卫极为敷衍不力，“驻衡州几及一年，全无筹策，全无准备”，“臣入都后，屡接家乡信函，众口一律，均言该督驻衡为时其久，如结寨、筑堡、守险、设伏诸法，都未讲求。”二、上面父老反映的情况，程某可能尚有自辩余地，以下情节则极坚实，无可遁言：

迨至警信频闻，该督乃于四月二十五日微服乘小渔船弃衡州而下，城中官民泣留不得。行至二三十里外，始书硃片饬发兵二百名护送，并饬均坐渔船赶来。该督身无衣冠，至二十六日行至衡州、湘潭两县交界之朱亭地方，两岸居民突见渔船纷纷驶至，疑为贼来，即用鸟枪旁击。该督令戈什哈二人上岸晓谕，始免。朱亭驿丞飞禀至湘潭县城，请备衣冠来迎。是日署湘潭知县曹源下乡相验，惟典史王延麟在城，购就衣物来迎，然有袍靴而无翎顶。至二十八日黎明，即抵省城，坐二人小轿，入居抚署侧又一村内。城中官民知之，均为骇愕，众议沸腾。该督见此人情汹汹，殊不自安。又适接到永州打有胜仗之折，遂于五月初四日复往衡州。[381]

太平军攻打永州系四月二十二日开始，程矞采二十五日即从衡州微服遁避。大体上，一得到敌人的消息，便脚底抹油。逃跑不说，起码装模作样、来点掩饰，竟逃得全无体统、颜面尽失。何谓“微服”、“身无衣冠”？堂堂总督，国家重臣，其之出行，仪表必备，如冕服、车马、护弁、卤簿……这些并非只用来逞威风、显派头，也是身份、职守的标识。古时所以孜孜讲究，因为里面含有权力的体面。贤良臣子，死节尽忠，每每袍笏齐备，表示尽职以亡。如明末扬州知府任民育，“戎服守镇淮门，城破驰归，易绯衣坐堂上曰：‘此吾土也，当死此。’”[382]“绯衣”者，知府服色也。任民育在城头战斗时原着戎装，及败，特意回衙换上官服，坐大堂，与城偕亡。程矞采“微服”、“乘小渔船”，用通常话讲，就是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他调二百名士兵护送，却让他们也坐渔船不坐官船，同时必然未着号衣，换了民装，以致百姓以为“贼来”，而予以枪击。直至溜到湘潭，这才命地方官代购山寨版官服充数，岂知市面上只能买到袍靴，买不到翎顶，搞得不伦不类。以其品秩，应该八抬大轿，但因为想悄悄混进长沙，竟乘二人小轿。入城后，又不敢回衙，私住民舍，凡此种种，都严重违制。也不知他怎么想的，其实哪里瞒得住？外界早已沸沸扬扬。恰这时，闻永州转危为安，他又悄然无声，偷偷折返衡州。

程矞采原因不明地短暂离衡回省，此事是确实的，赛尚阿在奏章中曾经提到。但赛尚阿并不知道那些背后情形。黎吉云说，程的逃遁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惊闻制军逃走，均疑永州已破，居民相率奔窜，数日不止，老弱妇女投河死者不计其数。湘潭县向设有不忍堂，系邑民捐为捞瘗河尸之局。四月二十七、八、九等日，适遇水涨，该堂打捞上游落水之尸身至三百余具，载在册籍。而老弱拖毙及土匪乘间抢掠之事，所在皆是。外间有诗云：粤西贼匪尚天涯，走尽湖南十万家；莫怪湘民俱胆落，制军先已下长沙。盖纪实也。[383]

奏上，咸丰皇帝下旨徐广缙据实以闻，但我们却没有见到徐的回奏。原因很可能是，徐广缙迟迟不到位莅任，自然无法“据实以闻”。

九月初，因太平军围长沙，赛尚阿革职拿问，命时在桂林的徐广缙接任钦差大臣之职。

大概到徐广缙这儿，咸丰皇帝才亲自见识他的臣工不可救药到什么程度。自九月初二日任命发表那一刻，徐广缙就尽其拖延不进之能事。九月二十二日，上谕追问：“前曾谕令徐广缙抵楚后扼要驻扎，现在贼众全在长沙城外，情形万分吃紧，何以至今尚未见该大臣奏报抵楚日期？”[384]此时赛尚阿和程矞采已经解职，官军与两湖军政无首，关防印信都在等待交割。又过了十天，北京仍未接到消息，致上谕竟然只能猜测：“徐广缙此时谅已带兵驰抵长沙省城，接受钦差大臣关防及湖广总督印信，所有军营及地方文武统归节制，责无旁贷。”[385]实际上，徐广缙根本还没到长沙，而是刚刚抵于衡州。他嘴上说得漂亮，“焦灼万分，难安寝食”[386]，行动却极缓慢，沿途观望。继于十月十二日抵湘潭，借口“湘潭地面距省城九十里，距贼营五十余里，实为衡、宝等属扼要之地……于西南一带可资镇压，且于大营呼吸相通，亦可随时调度”[387]不再前进，扎营于此。他一路磨磨蹭蹭，实际上是随时打探战况，来决定自己行止。等他到湘潭时，长沙之围已近尾声，第七天太平军撤离，“徐广缙闻贼退，始至长沙”[388]。很快，太平军克岳州，徐广缙又迟迟不动，十一月十二日上谕催之“速赴岳州”、“断不可稍延时日”[389]，过了三天仍未接报，再催：“徐广缙著即速遵前旨迅统大兵，间道驰赴岳州迆北一带督剿，毋得再有迟滞。”[390]咸丰皇帝明显感到了寒心，以至于说：“徐广缙到楚以来，军营并未有起色，朕用汝，朕自知愧，第问汝于心何忍何安？”[391]话说到这份儿上，徐广缙却以死猪不怕开水烫心态，不为所动。他稍稍向前挪动几步，从长沙移湘阴，却死活不肯到岳州，而此时太平军已兵临武汉三镇，北京的催促亦从命他去岳州改为奔赴武昌：“该大臣务当统带官兵，星速北来，并飞催统领官兵之向荣及各带兵大员，带领兵勇，兼程前进，救援武昌，万不可稍有耽延，再误事机。”[392]徐广缙却自湘阴奏曰，岳州“残破之余，文武尚未知下落，设或更滋他变，所关非细”[393]；又称，该处有其他土匪，“必须将此股剿灭，南北方可无梗”[394]，“因岳州、巴陵一带土匪蜂起，劫掠粮饷，阻绝文报，必须派兵剿洗，南北方可通行”[395]。如此明目张胆地推诿，都已顾不上掩饰，因为就在同一道奏折，他汇报麾下接替向荣任广西提督的福兴“以搜捕余匪为名，落后一日，嗣后即不能赶上”[396]，这与其本人行迹，不是如出一辙么？不过，他另有一套诡辞：“臣现在暂住湘阴，探明贼匪如由汉阳北窜，即须由荆州上流驰往督办，又无庸即赴武昌。”[397]意思是，万一洪、杨北窜，从湘阴经荆州赶去剿办较为方便，眼下就不必去岳州、武昌一线了——居然用尚未发生的假想情形来推托当前职责。其实，徐广缙接到钦差大臣任命即已打定主意：不计后果、坚决保命！他无非是赌一把，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太平军相搏，十有八九要输，输则必治罪，弄不好还直接殒命疆场；至于逃避作战，虽也将被治罪，但以多年宦海阅历看，即便如此也有转圜机会。果不其然，武昌失守后徐广缙“褫职逮问，籍其家，论大辟”，大辟即死刑，判决已下；但是第二年夏太平军北伐，河南吃紧，朝中无人，徐广缙果被放出，“交巡抚陆应谷差遣，责令带罪自效”，咸丰八年甚至重新得官，“予四品卿衔，留凤阳从袁甲三剿捻匪。未几，卒。”[398]他赌对了，为自己赌来一个善终。

类似程矞采、徐广缙的表现，基本已成家常便饭，乃至一蟹不如一蟹。后面湖北提督博勒恭武、两江总督陆建瀛等，各有精彩展示，我们届时再叙。于兹回看广西阶段，从李星沅到赛尚阿，虽庸碌无能、纵虎为患，却还不至于土崩瓦解，包括州县一级，永安、全州等处甚至不失英勇。比及湖南，城池之破，却每每“并非贼匪攻陷，实由地方官弃城而逃”[399]。

太平军在道州停留两月，休整同时，兼充实兵力和物资。自永安突围以来，连续作战、行军六十余天，理当小憩。官军重兵随之赶到，将道州围住。但是道州之太平军已非永安之太平军，表面看起来是围困，实则太平军在里面快活度日，于城外大兵视若无物。高兴时，便派千把人出城攻打邻县，先后下江华、永明，招收会众，然后毛发无伤地回来。据说洪大泉之弟焦三、妻许氏即为永明、江华一带匪首[400]，太平军前去攻打该处，而携归甚众，或与此有关。

六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弃道州东去，总兵和春、常禄，副将邓绍良、瞿腾龙追之。太平军相继取嘉禾、蓝山、桂阳州。即取即弃，均未停留，官军则尾随在后不断“收复”。这已是永安以来之惯例。七月初三日克郴州，“旬日之间，狂奔至数百里”[401]的太平军，这才止步。

郴州地接广东，赛尚阿言其形势：

该处地颇丰腴，市廛屯聚，为广东过岭入湖南要口，离州四十里河面船只甚多，一以资贼，贻害不浅。查该处下游永兴、耒阳皆为泊船处所，臣程矞采已预饬地方官，将船只尽行撤去。该州水路自永耒而下，直出耒阳河口，即达衡州，下游逼近长沙，陆路由永兴可走安仁、攸县等属，更可直达长沙省城。[402]

“可直达长沙省城”，无形中将太平军永州不克后改行道州的意图道破——剑指长沙，正是此来的战略目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太平军从郴州兵进长沙，采取了一种奇特的方式。

七月十二日，进驻郴州第十天，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朝贵率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部，约仅千人，往攻长沙。

此时太平军兵强马壮，而长沙乃全省都会，夺取这样一座大城，不倾巢而出，仅派区区千人，情理难解。对这一事态，历来议论纷纭。其中有个说法，涉及太平军内部分歧：

朝贵不耐，夜叩秀清营告曰：“顷得谍报，长沙方坼治城垣，尚无备，可袭而取也。弟愿以所部，袭长沙。”天王、秀清皆不许。朝贵不听，径率死士数千，绕山道东北行，破安仁、攸县，由醴陵趋长沙。[403]

又一段：

朝贵知不能得志，疏请大营趋长沙。天王欲拔队。秀清曰：“西王刚愎，不稍挫之，后不听命。俟其自归可也。”天王曰：“设有不测奈何？”秀清曰：“西王勇悍，纵有小挫，清妖不敢逼，必能自脱。”[404]

头一段交代得清楚，萧朝贵此法，叫作“袭而取”，意在出奇制胜，非强攻——从而解释了为何以分股出征。另一段说萧朝贵与杨秀清有矛盾，萧“不得志”，急欲建功以扬眉，杨秀清则沮抑之，并且希望利用此事煞一煞萧的刚愎之气，洪秀全本欲催动全军跟进，被杨秀清制止。

此情节孤家记叙，真伪莫辨，但其中有合理成分。轻兵突进的想法，以当时长沙城墙整治未备、兵员也较空虚【149】，未尝不是妙计。其次，所述萧朝贵言行很合他的性格，读来可信，杨秀清的大权独揽与强硬、冷酷作风，亦与本人丝丝入扣。

考诸其他方面，郴州水路颇畅，惟船只尽被程矞采先期撤去。可以想象，太平军原计划，就是到郴州后改行水路上长沙。陆路虽亦可达，但太平军拖家带口，目下人口已超十万，大队陆行速度远不如水路。为此，不得不在郴州逗留些许时日，来作船只方面的准备。洪、杨之入楚省，对一江一湖的地理形势念念不忘。从全州起，他们就有走水路顺流远行的强烈意识，全州、永州、郴州，一再受阻而一再找寻，后来终在岳州遂此愿，然后下武昌、江宁，都是扬帆进发。藉是观之，他们对舟船的需求，确有相当的依赖性。

大概在入郴州后的那几天中，萧朝贵经探子确报，忽生偷袭之计。长沙空虚，机不可失；大队难以成行，盍不轻兵突进？萧朝贵与杨秀清的分歧，一定在此。应该说，萧朝贵计上心头，与官军不堪一击助长了太平军骄心不无关系，使他觉得轻兵简从加上出其不意，拿下长沙不是什么难事，毕竟千人夺城之举，太平军以往屡试不爽。然而，此番目标乃一座省城，目标之大，岂是州、县可比？在杨秀清看来，萧朝贵未免有些“个人英雄主义”。

去年十月在永安，萧朝贵负伤[405]，从此寂然，言行太平天国官书少有记载。他伤势很重，恢复迟徐，似乎直到四月中旬蓑衣渡之战，仍处伤号状态，以致官军所录太平军俘虏口供，将其与冯云山弄混，并由赛尚阿奏称死于蓑衣渡。当时，那个俘虏显然知道冯、萧二人都受了伤，却把伤重而死者搞错了，张冠李戴。死者自然是冯云山，萧朝贵则旧伤在身犹未痊愈；他应该是在道州那两个月休整期，完全康复。眼下，体健如初，正思奋作，袭取长沙或被他视为重振雄风的一个良机。

萧置洪、杨劝阻于不顾，强点劲卒，半月左右，狂突五六百里，七月二十八日逼抵长沙。其间，连克永兴、安仁、茶陵、攸县、醴陵诸城，且曾在永兴、攸县各停留五日，其军进之迅猛，确称神速，当时长沙城内清方大员罗绕典、骆秉章奏闻此事，均用了“猝至省城”[406]一类字眼。实际上，太平军本可更快，他们有些分心，沿途聚纳钱粮军资、扩充队伍，用去不少时间，及至长沙，“粮有十万余，油盐足用”、“得无数军资红粉【150】”[407]，兵力则从千余扩至万人。这与“奇袭”初衷颇相扞格，但一来萧朝贵难禁人、物大增之诱惑，二来他内心实在存着对“清妖”的轻视，觉得纵稍有耽搁，以那些狗官的一贯德性，事情不会有何太大不同。他的轻视有些道理。太平军耽滞若此，长沙仍浑然不觉。为什么？首先，诸吏所称“道路阻梗”不尽为托辞，当时赛尚阿主力被留守永兴的太平军拦截和拖住，对萧朝贵所率之军的动向不掌握，同时与长沙包括北京的音信不能相通，这从朝中曾有半月未得奏报[408]可以看出。其次，州县长官志气已摧，闻风丧胆，根本不再履行起码的责任。太平军已过醴陵，哨探有报，长沙政界却怀疑是否为真——“疑醴陵令无公牍”，因为按理说，哨探所得消息，醴陵地方上也应有公文呈报；对此，一位名叫黄冕的在籍知府说：“贼至，令不死即走，奚暇牍也，宜急为备。”[409]说那醴陵县令即便不死，也是逃命要紧，哪里顾得上写什么公文？情形的确如此，太平军下安仁，“知县走避”[410]。下攸县，“知县郭世阊先数日走，贼至，城空无人焉”[411]。在醴陵，“知县栗国华怀印徒步走长沙告急”[412]，也借口溜号。所以“文报中绝，贼行五六百里无一兵一勇与之面者”[413]，十几天内，“贼连犯安、攸诸城，衡防、省中皆无奏报”[414]。

所以萧朝贵虽有轻敌之心，却还不能算犯了错误，早来几日，晚来几日，并不会让清军占到便宜。然而，“奇袭”之计终未奏效，那又是何原因呢？原因并非途中耽搁，而是在长沙城外二十余里石马铺地方，恰好遭遇一支守军部队。这支部队是新调来的西安镇总兵福诚所带陕西兵，约二千人，七月二十八日晨遽遭攻击，几全军覆没：

幸一弁血身只靴飞骑入报城中，在事文武始知贼至，匆促闭城。罗文僖绕典方外勘土城，急转大西门入……使无是军，城已被袭矣。[415]

这个“血身只靴”的士兵，有点像希波战争中那个从马拉松奔回雅典报信的菲迪皮茨；惟所不同，后者携归的乃是得胜喜讯，他却传回强寇扑来的噩耗。

长沙于最后时刻闻知太平军杀到，立刻戒严。当时城内仅有四川兵一千四百名、江西兵一千名，湖广总督程矞采驻衡州不在，湖南巡抚骆秉章革职暂留，新任巡抚张亮基尚在途中、甫至常德，湖南提督鲍起豹在城，另外还有在籍的前湖北巡抚罗绕典【151】，他刚被委派在湖南“帮办军务”。

既经戒严，“奇袭”显然谈不上了，萧朝贵不得不转入阵地战。但以长沙之大，他虽经扩军，拥众万人，攻城仍觉不够，只能攻其一面，亦即长沙南城。这一来，官军防守也就相对容易。

糟糕的是，第二天，七月二十九日，萧朝贵就意外中炮身亡。当时具体情形难以考知，惟一直接的材料是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三人就萧朝贵凶信所发回的密报，其中写：

廿九日，□等欲往进攻，回禀西王，带牌刀手往各门进攻。不料妖兵放炮，打着西王胸膛乳上穿身，十分危急，口眼俱呆。[416]

只说被炮打中，地点与环境未交代。从“欲往进攻，回禀西王”来看，似乎是当日进攻展开前，萧朝贵于帐中发布命令时，并非置身前线。后来，洪仁玕有“敌楼窥伺”“装束异常”说，清方有“出探地势”“执旗督阵”说，都是想象、猜测、追补之辞。查罗绕典所奏二十九日战况，有云：

二十九日该匪复于妙高峰上，对城开放枪炮，如雷如雨，兵勇幸未损伤，臣等指挥弁兵于城上用枪炮击毙数十人。该匪挑土肩石，蚁聚蜂上，意欲建筑炮台。臣鲍起豹督饬将弁一面严防，一面用大炮连向轰击，伤毙数十人，哄然四散。[417]

这是该日城上远距离炮击的惟一记录，余皆为近距离枪战或格斗，萧朝贵中弹，应即含在“大炮连向轰击，伤毙数十人”这一行字中间，惟当时清军完全不知此“数十人”里包括萧朝贵，也未发现其中有任何“装束异常”或明显是大头目的人。

总的来说，萧朝贵中弹是一场意外。然而意外成为现实，是萧的性格使然。他脾气暴躁、爱逞匹夫之勇，经常发怒、骂人、打人，此类记录在《天兄圣旨》里比比皆是。杨秀清就不一样。杨虽狠，但富于心机、饶智谋。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尝闻于湖南耆宿吴敏树【152】：

南老言，壬子【153】七月，贼至长沙，江忠烈忠源以绅士带勇助守。贼先锋二千人至，忠烈率众出城与争地，遂据浏阳门外之天星阁扎营。越数日，贼首杨秀清至，以不得此地欲诛先至者，复引兵绕吾营后，来争小吴门外之教场坪。忠烈苦战，使不得前，贼竟不能逞。长沙不陷，实赖此也。[418]

浏阳门前即为蔡公坟。彼时长沙城，紧倚湘江，西面完全为江水，蔡公坟扼南城墙与东城墙之要道，控制蔡公坟，则封住由南往东、往北的去路。江忠源与杨秀清对何为战略要地，英雄所见略同，萧朝贵则见不到此；杨秀清“以不得此地欲诛先至者”，可以说是在间接咎责萧朝贵。萧引兵“奇袭”长沙，想法不错，韬略失诸粗率，错过先机后，蛮力强攻。他中弹身亡虽属意外，但性情不够谨慎警敏，是潜在诱因。

萧朝贵手下曾、林、李三人，于当天下午四时许[419]]派人去郴州，将坏消息禀报太平军总部。洪、杨接报，八月十一、十二日倾巢赴长沙，二十二日赶到[420]。这二十来天，在长沙居民可谓宝贵之极。倘使当初太平军不搞小股奇袭、全军径扑长沙，以该城之空虚，多半将被拿下。现在，萧朝贵阵亡，不但奇袭计划完全泡汤，连正常的攻城也因群龙无首得不到有力组织，直到主力赶来前，萧军在城外看起来只是打打“酱油”而已。而且就趁此期间，官军强援纷至沓来、依次到位。和春、秦定三、开隆阿等部于十五日以前到达。八月十八日，向荣亦驰至长沙[421]，早于洪、杨大队四天。守军孱弱局面已经改变，兵力数倍于敌[422]。

向荣的复出，颇有情节。他桂林解围称病，咸丰皇帝曾给赛尚阿旨意：“朕方念其勤劳，倚以破贼，乃当匪众全数北窜，亟须迫剿，辄又称病不出，与巡抚株守省城，借绅民恳留为词，岂素号勇敢者固如是耶？著该大臣传知该提督，一俟病痊，即督兵驰往剿贼。朕以诚待人，功罪惟所自取，但看其天良何如耳。”[423]语气已极不悦，好在赛尚阿比较与人为善，“饬刘长清赴楚剿贼，向荣回提督本任”[424]，调当时署广西提督的刘长清到湖南作战，而让向荣留桂林，并以此奏闻。不料没多久，云贵督抚吴文镕、张亮基联名具参向荣夸诈冒功，咸丰皇帝的火气又被唆起，下旨徐广缙、赛尚阿认真核实以闻。徐广缙老奸巨猾，一面揣摩上意说了一通坏话，一面又说向荣“驰援桂林捍卫保障之功，亦自不可掩”，还说“现在向荣在省养病，臣在高州，询之总兵福兴，向在直隶知其素有气痛之症，想因守城积劳，旧病复发，似尚非托故迁延[425]，不痛不痒。”赛尚阿的回奏则建议说：“如驭劣马，驯稳其性，冀其复出，尚可有用。”[426]毕竟用人之际，咸丰皇帝想想也就算了。随着形势吃紧，朝廷越发觉得将这样一员宿将闲置乃是浪费，乃有旨，让徐广缙将提督印务发还向荣，又告诉赛尚阿：“如永州一带现在情形紧急，有须该提督带兵协剿之处，著赛尚阿酌量札调。”[427]没想到向荣此番托病，真正动机是打退堂鼓、彻底辞职！徐广缙七月十四日奏道，两天前，向荣派人拿着正式辞呈和私人信函来见，称“惟因病难速痊，求臣代为奏请开缺，俾得安心调理”[428]。咸丰皇帝览奏大怒，八月初一日降旨，痛斥向荣“丧心昧良，胆大藐玩，至于此极”，决定“著即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以为辜恩巧避者戒”。[429]向荣显然事后猛省，必将恼翻帝君，而大惧大悔，于八月初二日紧急上奏，表示立刻启程赴湖南援剿。此时他应该还不知道，将其发配新疆的圣旨刚刚出京；亏得他及早改弦易辙，而朝廷又确倚赖之，事情犹可挽回。他在奏章中说：“奴才受恩深重，心非木石，岂不知感激思奋。实因奴才率师三载，遍历粤疆，并无一息之停，而风餐露宿，瘴雨蛮烟，久为湿气所侵。去秋攻克双髻山，登高涉险，感受暑湿泻痢之症，元气已亏……”[430]极力打动宸心，乃至自称“奴才”，此本惟满大员用语，汉族官员称“臣”而已，但他诚惶诚恐，顾不得了。照理说“君无戏言”，但此时萧朝贵兵临长沙，向荣既跃马向前，咸丰皇帝也并无底气治其罪。于是，除八月十六日有旨于钦差大臣徐广缙，命其“察看”向荣表现，便听凭后者在长沙厮杀，除九月二十二日所发谕旨曾提及其名一次，便是长沙解围后十一月初六日曾说：“向荣系已革发遣戴罪自效之员”，“如果追剿得力，据实具奏，倘始终不能奋勉，一并严参，重治其罪”。[431]又过了半个月，终于表示：“向荣久于行阵，朕看其屡次举动，尚非无用之才。此时武昌戒严，正伊奋激图报之日。如能迅速剿贼，不但可赎前愆，并可重邀恩眷。[432]至此，发配新疆的处置可以视为取消了。”

既说到向荣，就顺带说说另两个有关联的人物的故事。

一位是和吴文镕联名参奏向荣的张亮基。七月初，骆秉章因永明等失守，部议革职，张亮基调任湖南巡抚。七月二十七日行抵常德，当天他在奏折中表示“拟于八月初三日抵省接印”，这是正常行程。但他话锋一转，说常德“无兵无饷，防守甚为单薄”，提出“于此城暂行驻扎，既可豫备防堵，又可催集兵练，为省城援应”，还说“长沙兵练数已逾万，防守似可无虞”。总之，想赖在常德。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在常德已经接报，“探悉贼匪已由攸县、醴陵北窜，直扑长沙”，遂灵机一动，借口防守常德，不再前进[433]这委实滑稽得紧，一省长官，省城告急不赴，反称某座府城防守为要，傻子亦知是本末倒置。八月十三日上谕给予断然否定，“明降谕旨，令该抚带兵迅赴长沙接应”，“迅解省城之围，万不可株守一隅，致误事机”。[434]八月十四、十五、十七日又连发三令再催，“著即迅带调到各兵，赴省救援”[435]，“该抚自当星驰前赴长沙地方……迅解省城之围，以固根本。若留守常德一带，专待远兵，何以救目前之急”[436]，“著张亮基带所调官兵速抵省城，内外夹攻，务将扑城各匪悉数歼除，毋稍观望延缓，致误事机”[437]。八月十九日，罗绕典、鲍起豹、骆秉章仍于同署的奏折中，对“现在省城危急万分”，张亮基“暂留常德”导致“兵分则单”，表示不满。[438]]不过就在当天晚些时候，张亮基“缒城入”[439]终于到位。张亮基以曲折、扭捏的赴任，反讽了自己当初疏劾别人时的义形于色，也呼应了向荣萌生退意的内心。

另一位，是湖北巡抚龚裕。这老先生乃淮安清河县人氏，嘉庆丁丑【154】进士，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由山西巡抚调任湖北，在任已近三年。正当太平军驰骋湖南时，五月初四日，他忽上陈情之表，以“不谙军旅”和“患病”的缘由，请求开缺：

伏念臣服官以来，从未经历军务。前此粤匪溃窜，臣日与藩臬两司筹商防备事宜，昼夜焦虑，寝食难安，以致旧患肝气痛胀不时复发，每每目弦眩头晕，其形委顿。臣本常年服药，日来医治迄无功效，虽尚勉力支持，究虞措置不能周到。[440]

咸丰皇帝自然气愤，命“严加议处”。[441]五月十四日，部议不准开缺，以革职处置。[442]但有人认为处分太轻，袁甲三翌日具疏，请求皇上在吏部所议基础上，“酌量治罪，以为丧心昧良自耽安逸者戒”[443]龚裕最后如何论罪，《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都查不到，而在《光绪丙子清河县志》里看见：“奉严旨戍。力疾就道，行至西安，卒。”县志且说，龚“仕宦三十年，家无余财。归葬之日，人无不怜其清节者”。[444]可能他并不是一个黩吏，亦可能县志对于本县人物难免以褒扬为主。不过，假如他确实在发配途中因病而亡，那么请求开缺时所持患病理由，倒并非欺罔。龚裕的典型意义在于，当时清朝大小官员想要辞职者颇多，除了已知向荣有此想法，咸丰上谕还处理过其他一些类似情况。再有，由龚裕辞职还引出另一个人物，即其继任者常大淳；此人的故事，我们到武昌段落时再讲。

洪、杨虽亲自赶到，然时过境迁，长沙不再是好欺负的对象。现在它兵多将广，坚如磐石。漫长的攻守，你来我往，互有胜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值得一叙者，或即太平军仰为法宝的“穴地战”。在大炮尚未有万钧之力以及飞机轰炸尚未发明以前，对付中国古典式的城垣，穴地之法最能抉其根本。这并非太平军始创与独擅，二百年前李自成攻开封即已用之，近期则官军剿湖南会匪李沅发、克复为其所据县城时亦如此，“团丁穴地道，实火药轰城，城圮”[445]。不过，太平军的确将它发挥到极致，武昌、南京两大名城因之落入彼手，令人丧胆。那么，眼下长沙将如何？

前曾说，太平军以此法取桂林未果，重要原因是火药严重不足。这个问题，在长沙完全不存在。曾、林、李禀文言之极明：“得无数军资红粉”，非常充足，更不必说洪、杨大队赶来以后必又大量补充。其次我们知道，太平军在郴州新设全新兵种“土营”，专业从事挖地道和爆破，无论能力和技术手段都达到鼎盛状态。此部队若未随萧朝贵前来，那么，眼下显然已经抵于长沙。故而，从所有方面看，太平军在长沙穴地攻城，没有任何阻碍。正因此，太平军丢开了其他手段，不像攻桂林时还用吕公车、云梯等物，“贼专以隧道为务”[446]，对“穴地法”拥有完全自信，志在必得。

随着“土营”到来，“穴地战”即至高潮：

贼连日夜于魁星楼城外金鸡桥挨城一带攻凿地道，城内穴地埋大缸瓮，令瞽者伏听，于闻锄<钅矍>声处迎掘冲破，灌以秽水，熏以毒烟。但虑防不胜防，向军门复派邓副将所辖镇筸兵、瞿登腾龙所带兵勇入城游巡，以备不虞。[447]

办法很奏效。穴地攻城，前提是不被觉察。守方在地下埋缸，利用回声和盲人超灵敏听觉，捕捉异响；然后循声反挖，达敌所穴，其自然不能在此填置炸药。地面上防备也很周到，有专人用于游巡，细密观察动静。“土营”的作业，往往无功。

纵如此，亦有两度接近得手：

【155】二十九日各营收队未久，贼于南城西边暗放地雷，城墙切近贼巢之处砖石飞跃，城身蛰陷四丈有余。贼巢中吹海螺甚急，该匪约二三千人乘势呐喊，蜂拥向前。臣等前已预调副将邓绍良带领镇筸兵丁八百名，入城作为游兵，以资策应。届时副将邓绍良大呼，躐出缺口，手刃数贼，右膊被炮子穿过，尚屹立不退……余贼纷纷败退，伏匿不出。我兵收队，即在缺口防守。和春见邓绍良被伤，即飞速上城，在缺口代其守御。臣等立饬署长沙知府仓景恬、善化县知县王葆生督同绅士黄冕等，即夜将缺口补砌。[448]

当时，官军主力驻城外作战，城中留有邓绍良部八百人。事实证明，这一手很关键。太平军的爆破时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选在午间城外官军主力归营之后。其情形之危殆，《续修宁乡县志》所书更具体形象：

地道直通城内天妃宫前，暗埋地雷火药于城根。二十九日未刻，地震南城，砖石飞腾，倾塌墙垛五丈有奇。贼众蜂拥扑城，呼声震天。城内居民尽向北城图缒而出，妇女坠井投缳，势如鼎沸。时各处兵勇亦脱号褂，亦望北城奔走。幸镇筸兵适营于南城府文庙侧，邓副将迅率所部登城，手刃上城悍贼，复投药桶薪油，以断贼路。邓副将炮洞右臂，肩中矛伤，犹下城率部勇，与其弟守备绍英，大呼后退即斩。时贼营炮弹如雨，邓踔厉自若。由是和总兵、张副将各带兵奔救，逾时贼退……是役也，非邓副将身先士卒拼效死力，则省城数十万生民岌岌殆矣。[449]

第二次为十月初二日：

十月初二日未刻，我军正在南月城外加挖壕沟，忽该处地雷轰发，离城根丈许，土石迸裂，尘雾迷漫，兵夫多被压毙。贼匪误谓南城已被地雷轰塌，突出二三千人，蜂拥直前，枪炮齐向城头轰击。和春挥弁兵迅由本营横冲而出，携亲兵二人上城，躬临垛口，指挥杀贼。[450]

时间也选在未刻，但地道精度不够，爆破点离城尚丈许，城未塌，进攻者也未冲至城上。

长沙的例子说明，“穴地法”可以防——只要肯想办法、积极应对，再就是持续保持注意力、不懈怠。

《左传》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事情总是这样。几番不能得手，即便太平军，也会沮丧。十月十八日，“五更，复有多贼暗用长梯数十架于南城魁星楼侧抢攻，被镇筸兵勇钩夺长梯，争抢旗帜，贼势更沮。”[451]重新捡起云梯，说明太平军对“土营”奏功已然绝望，但又不甘心撤围，所以最后强行登城，聊为一试而已。败回翌日，“我军正拟会剿，至夜三更忽闻城外海螺四起，大河东西两岸火光烛天。而城外官兵探报，贼大股全数已由河西小路潜遁矣。”[452]

起自七月二十八日迄乎十月十九日【156】，长沙“危城八十一日获保安全”。双方投入一二十万兵力，规模乃金田以来之最，军备亦相伯仲，完全可称一场“会战”。它有几个关键点：一、太平军分股起兵奇袭之策未能奏效，“陕兵飞骑警报”，长沙侥幸避免了“直窜之害”。二、江忠源及时控制了战略要地，迫使太平军始终只能从南城一侧攻城。三、向荣到达后，“以久历戎行，得其部署调遣之功”，城内城外布置妥当周全。四、太平军策略失衡，顾头不顾尾，以仓猝自陷被动。在同意萧朝贵临时提出奔袭长沙方案后，未对可能的各种情况预加准备；及萧重伤，急起救援需尽快赶到，而尽量减轻辎重，造成军资之外其他物资较少携带。据李秀成回忆：“天朝官兵有粮，无有油盐可食，官兵心庄【157】而力不登，是以攻城未就。”[453]赛尚阿九月间同样奏报：“连日侦探并获贼供，贼众被剿，米盐缺乏。”[454]其时太平军非昔可比，全部战斗和非战斗人员相加数逾十万，日需品消耗巨大，然而却周遭受敌，难以获取补给。太平军这样虑事不周，背后的深刻原因是轻敌。盖自道州以来，一路速战速决，让他们觉得荡平官军直如砍瓜切菜，长沙亦必一鼓而下，没有想到会被拖入拉锯战。

另外，长沙舆论普遍认为，还有两个人物做出了独特贡献，一是骆秉章，一是邓绍良。骆秉章“虚怀下士，得有绅宦一气之助”，很好地联络和疏通了士绅阶层，并通过他们引导社会，从凝聚力方面提升着民气民心。邓绍良在省垣轰陷的关键时刻，振臂一呼、挽狂澜于既倒，“争胜于呼吸之间”。总之，历经八十一天，长沙渡过劫波，被目作了不起的成就。事后湘人感慨：“武昌、金陵相继失陷，几贻南朝无人之讥，岂真悍贼之不可制欤？卒之南勇【158】所至，克复建功，亦可见朝廷养士之报，流泽孔长矣。”[455]言语间对湖南满是自豪。

可是湖南的故事尚未完。取长沙不遂，太平军本来很是落魄。李秀成说：“攻城不下，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河【159】南为家。”[456]此处“湖南”，泛指洞庭湖南岸区域，总之是打算到常德在它南边找块地方栖身。可见连续第二个省城攻伐失利，太平军“小天堂”的选址标准有些改变，未必非省会不可。益阳在长沙西方，故撤退后，太平军是往西而去的。官军追击方向并不错，“至北窜常德，惟益阳最为扼要，已飞饬向荣由宁乡设法抄前堵截……驰往长沙西北一带拦截”。[457]

岂知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时，忽现转机：“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后而改作顺流而下，过林子口【160】而出洞廷【161】、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458]这是从天而降的惊喜，以致杨秀清以诡词粉饰的方式赞美道：

由郴州至长沙，攻破城垣数次而又不遽进城者，此亦由天父默中使然而然也。若进长沙驻扎日久，则益阳等处江河船户不免为妖魔哄吓，远遁他方，我百万雄师何由得舟楫之便而沿流以破武<王仓>【162】乎？此可见天父默中使成之权能也。[459]

把不能攻克长沙及益阳得舟，都说成“天意”。从杨秀清的激动口吻，我们可以想见意外得舟对于他们简直还有一番神秘的精神慰藉意义。早在出广西前，他们便一路求舟而不得，被迫靠两条腿行此千里之遥，不承想，这处境突然在益阳烟消云散了。

折往岳州，实由这一偶然，否则太平军原是要沿湖岸陆行常德一带的。这个意外，也完全打破了官军的预判。进剿至今，官军基本都是尾随、“蹑其后”方式，而不能“绕其前”，这让咸丰皇帝无法理解、跳脚大骂。其实，这一次本来恰恰是“绕其前”，然而却扑空：

十月下旬，贼解围北下。时不知贼欲何往，忠烈【163】遂西南至湘乡驻守，防其南窜，向忠武【164】扎益阳，御常、澧，而独置北道不问者，以北抚常文节【165】已设守于岳州，为其可恃也……贼先至皆陆师，无舟。长沙不利，使江、向或守宝星塘，贼无舟可得，则祸不至下游。或断其北道，贼尤不能直下。故楚士至今以不守宝星罪向忠武。独南老之言，以忠烈时舍要隘而西南守闲地，以为有顾己乡之见，不当独罪忠武，其言殆甚平允。[460]

官军审讯所获俘虏，“有称欲往常德者，有称欲往宝庆【166】者”[461]，这是太平军落寞退却时原本的去向，江忠源引师湘乡【167】，向荣奔益阳、常德，与上述情报相符。然而太平军在益阳意外得舟，“顺流而下”，反向去了西北方的岳州。

这时，湖南地理要势里一江一湖的那个湖，被凸显出来。

岳州今名岳阳，古称巴陵，范仲淹《岳阳楼记》“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即指此地，文中说：“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又说它“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将其地理上的方位与衔接，讲得很明白。作为两湖门户，岳州的意义无待多言，湖北新抚常大淳甫上任，即前往查勘，奏报：“洞庭湖直接长沙府所属之湘阴县，顺风扬帆，半日可达郡城，必应筹备严密。[462]”后不幸言中。岳州地属湖南，但当时南省兵力集中于长沙会战，遂协商将岳州防务交付北省提督博勒恭武，由后者与武昌道王东槐二人带兵驻守。前引《能静居日记》所云“以北抚常文节已设守于岳州，为其可恃也”即此，还有人参劾“湖南督抚大员并不以岳州为意，且以湖北提督驻守岳州为多事”[463]，可见有关岳州的防卫实有淆紊之处。

十一月初三日午时，太平军进抵岳州，发现是空城——“城门大开，无人把守”[464]。这可不是诸葛先生在玩空城计，实实在在就是一座空城。换言之，岳州不可谓之“失守”，而是压根儿无守。事后查知，“岳州官员于初二日先已出城，初三日早，知县亦即出城”。[465]接手该城军务的湖北提督博勒恭武是个大草包，他声称：“初三日未刻，探悉贼匪离城三十里，当带调到防兵八百余名，赴前途五里排地方，遇贼约二千人。我兵排列开放枪炮，打毙贼匪不计其余，官兵亦有损折。不料东门火起，复有贼匪马步齐出，从后抄尾，我兵腹背受敌，不能抵御，以致溃散。因马被枪伤，致该提督跌地，腰胯受伤。此时官兵营盘尽被烧毁，不能安扎，应撤回省。”[466]满嘴谎言，就连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也一眼看破，朱批：“博勒恭武受伤，是否虚捏？朕未深信。[467]”根据同城官员证词，“初二日未刻，探报贼匪已至青罔，距府城六十里，博提督即时出城”[468]，而不是“初三日未刻”。

岳州到手，对于太平军，洞庭湖真的就像它字面那样：天穹洞开，如置广庭。武汉三镇以及整个长江中下游，业已为之敞开怀抱。

除了尽得地利之势，岳州还随带附赠两样大礼。一是船只数千。岳州乃渔乡，渔船无尽，之前常大淳曾来此布置将渔民组成团练，称“渔勇”，徒有其名，眼下全部被太平军笑纳。这样，继益阳后，太平军舟楫再次暴增，从苦不得舟，旬日变为“舟只万千”[469]这对其后续行动影响深远，包括进军、定都南京，实植根于此。二是“得吴三桂之器械”。一百七十年前，吴三桂侄吴应期，在此屯重兵与清相抗，前后五年，兵败城破，留下大量军火一直封存岳州，至是乃为太平军所得。徐广缙奏称“城内有火药、大炮及饷鞘一切均已资贼”[470]，李秀成口供也专门提到“破岳州，得吴三桂之器械，盘运下舟”[471]，又据岳州通判郑德基禀称：“以城中有饷鞘、火药等件，恐资敌用，设法将饷银一百五十六鞘、火药等多件搬运下船……取道解送省城，幸无失悮【168】”[472]，细读其文，是饷银全部救走，军火则仅有少量搬出。

两样大礼，相辅相成；“舟只万千”，正好用来载运辎重。而浩渺洞庭和滚滚长江，则为他们铺就通衢大道。从长沙而岳州，太平军际遇之奇匪夷所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诸如此类表示高幸运指数的词汇，于他们无不适合。

极目水天，名城武昌望之在即。

武昌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武汉”尚无踪影。武汉三镇虽有之，汉阳及汉口还较小。尤其汉口，当时连个城垣都没有，十年后洋人于此辟租界，才一跃至于繁华都会。武昌则自古名城，元、明、清俱系省治。武昌的重要，缘于地理。秦汉以还，神州一统，南北概念逐渐凸显，武昌的津要意义随之俱增，这在春秋以前是不具备的。武昌承北启南，瞻西望东，四通八达。进而言之，其地缘上的意义，特别表现于与长江和南京的关系。中古中国，北方边患恶化，蛮族侵害不断加重，汉家王朝很仰赖长江的庇护，长江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颇有“长城第二”之实。而随着文明重心南移，江南日益繁富，长江下游尤为财赋渊薮，于是烘托出南京的历史地位。历史上，凡以南京为都，武昌都将变得举足轻重，例如三国吴政权都建业，命周瑜为江夏太守驻此地，借赤壁之战击退曹魏、奠定鼎足三分之势，明末总兵左良玉也是从武昌起兵赴南京“清君侧”，从而造成弘光朝崩解。原因在于武昌高踞南京上游，滚滚东流水有如源源不断输出的动力，驱动一切。在古代，进攻者一旦扼有此地，长三角岂仅由其“窥觑”，盖亦衣不蔽体矣。

前述湖北巡抚龚裕以不谙军务和久病求开缺，遭革职，而调浙江巡抚常大淳继此任。自避祸角度言，常大淳运气差到极点。他从相对平安的浙江顶到危急之地不说，数月后本已有旨改调山西，可未及动身，太平军已杀至城下。常大淳是六月十二三日莅任的，不久，提督博勒恭武被派驻岳州，这时正好新授江南提督双福赴任过境，常大淳“以防堵需人，疏乞留楚助防”[473]，得到批准。事后看，常大淳等于临死拉了个垫背的。

从武昌起，材料变得丰赡，我们的叙事将能触及一些比较细腻的情形。过去太平军自视密勿、与世相隔，而裹挟之众多目不识丁，所克州县亦非繁华市廛，文化不甚发达，因此相关经过惟见诸数量极少的太平天国官书，以及清廷奏谕文牍、方志等，出自个人目击者的载记几乎没有【169】。武昌以后，太平军挺进富足昌茂、文采蕴厚的长江流域腹地，自身行止也愈益从秘密团体、流匪而转向社会化，使神秘面纱一点点揭去，大量丰富多样的细节，尤其是战争以外的情形，开始被描述流传开来。例如武昌第一次被克期间，有陈徽言《武昌纪事》、佚名《武昌兵燹纪略》二记，以及江夏无锥子《鄂城纪事诗》那样的叙事组诗，作者都置身现场，亲历围城、城破及太平军离去之全过程。其中《武昌纪事》作者陈徽言，云南诸生，官宦子弟，当时侍父由京扶病归乡，途经武昌，因父病重寻亡于是滞留，正好赶上武昌危变，直到后来太平军允许城内居民出城购物，始乘间脱身，《武昌纪事》得诸目阅亲闻，江忠源读其稿，手为之序，凡此均足证其真实可信。类似《武昌纪事》的著述，以后在皖、苏、浙、赣以及上海，将越来越多。

岳州失陷消息迅速传到武昌，常大淳、双福下令立即闭城。此时，武昌兵单，闭城固守犹合情理。然而十一日那天，向荣所派绕道急援的常禄、王锦绣部二千余人，抢在太平军的前一天赶到，常、双却仍然决定把援兵弄到城里来，湖北按察使瑞元对此有不同意见：

大淳与双福议城中兵寡，盍如入之。瑞元以为宜饬二总兵，分营厂红桥、双凤山为犄角势，战则夹攻，可以得志，守则相为声援……双福曰：“贼新破州县，其锋方锐，弃之城外，以卒予敌耳。不若坚壁固守，待其敝而后击之，比向子欣【170】兵至，内外夹攻，可得志也。”大淳曰：“提督议是。”遂内二总兵。[474]

明清两代，军队由一群“高考学霸”、进士出身的文职督抚节制，问题很大。文官不知兵，临事心中无底，常大淳所以硬留双福在身边就是缘此。眼下他视双福为靠山，言听计从。偏偏双福又是一个废物将军，表面说得头头是道，内里其实是胆怯自私；从保命角度，他觉得城内之兵多多益善，哪管什么用兵之道？

不过，常、双有一点却做得对。初六日，他们下令毁城外民房。起初是拆毁，被拆居民“搬运器物、砖瓦、木石者接踵于道”。两天后，“二鼓余，闻贼至簰洲……以城外民房不及尽毁，下令‘先自平湖门外举火焚之’”，武昌城四周遂成火海，余火一直持续到十四日未绝。为何说这是正确措施？因为来自长沙的前车之鉴。和平时期，繁华之都绕城周边，都会形成市井。当时，长沙没有未雨绸缪，敌人突至，城墙外屋舍都被利用，作为攻城依托，给守方造成很大麻烦与威胁。常大淳所出告示晓以利害：

城外民房，非离江岸不远，即距城根较近，兵法以清野为先，若不早为毁除，非特有碍炮路，且广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毁除未尽，致贼藏身，潜掘地道，前车可鉴。

但家产一旦付诸火海，民众情绪可想而知，“群情汹汹”且谣言四起，风传包括“城内近城房屋，及汉阳、汉口亦将烧毁”。告示明确辟谣：“毁除城外民房，系为清野而设，何至无故毁及城内并汉阳、汉口民房？”提醒居民，谣言所起，很可能是奸细所为，“为煽惑人心之计”。官府既把话讲明，“于是浮言浸息，民乃安堵”。[475]

被吸纳的长沙经验，还有防地道之术：

十七日，九门近城隙地掘坑，深四尺许，上覆巨<亢瓦>，使瞽者更番卧其中，以瓦缶就地枕之，缶身埋入土，其口枕耳，可闻贼声。[476]

当局又曾紧急购米油盐等物，以贡院为粮台贮之。从种种情形看，武昌守城准备较长沙远为充分，城垣亦完好坚固，不像后者那样存在失修状况。论理，长沙未破，武昌更应守住。然而最终结果却非如此。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两个方面：一、外围态势不同；二、城内组织不善。我们分别述之。

太平军于十二日、十三日由水旱两路先后到达，而追击之向荣大队“于十四日赶到离省十余里之白木岭”[477]向荣为什么留在武昌十几里之外，没有前进？因为他被阻截于此。太平军利用早到一二天，在追兵前来方向，分兵扎营，修筑工事，“外筑长墙一道”，顽强防守，力阻向荣攻至城下。这时我们便明白常、双不纳瑞元建议是何等愚蠢。岳州失守那一刻，向荣当机立断，速派常禄、王锦绣间道驰奔武昌，成功赶在太平军前一天到位。这是官军惟一一次实现“绕于敌前”，咸丰皇帝闻讯，至为欣慰，谕旨表扬向荣“见事尚属机警”[478]，对他重示眷隆。但这步好棋，经双福之手完全下臭。太平军拨其部分兵力挡住向荣，放手攻城，无复他忧。武昌实际上成为孤城，竟至于向荣与城内消息不通，完全隔绝。向荣十四日到，常大淳却直至二十六日“始确知向统大军于十三日【171】，【172】至李家桥”[479]。这个消息由一位名叫张鳞甲的侦卒，以遍体鳞伤的代价携回：

先是，鳞甲偕一目兵奉令侦探，而贼于水陆诸要泾皆置竹钉，既泅水偷渡，其人为竹钉中伤要害，旋死，鳞甲四肢刺伤，比抵大营，血污衣袴，见者莫不壮而悯之。[480]

太平军封锁之严，手段之狠，借以略窥。向荣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试图撕开防线，而苦无进展，“屡次打仗不下”[481]。显然，较诸长沙，武昌城外枢机已归太平军掌握。长沙时，官军抢占蔡公坟，扼此要地，整个会战居于主动；眼下武昌颠倒过来，太平军扼得要地，官军像被点了穴位，寸步难移。

至于城内情形，虽说城垣完固，又有坚壁清野、备下粮盐、监听地道等措施，貌似有模有样，但有一点却和长沙迥异：领导者的心气。

“大淳性仁柔”[482]，这是从正面说；从反面说则是软懦，自己没有主心骨。太平军逼近以来，他的表现让下级很不屑，按察使瑞元竟当面顶撞说：“吾初不谓读书人至是。误国家事，必若曹也。”然后“拂衣径出”。十六日那天，“贼用梯冲攻城，势急”，危情之下，城上将士的抵抗本能也被激发出来，“乃列陈【173】城上，前短兵，后长矛，左飞石，右弓弩”，浴血厮杀，太平军伤亡惨重，“枪炮毙者无算，尸枕藉城下”；此时将领驰报常、双，要求乘胜出击，“可大歼也”，而常、双“闻已克捷，皆幸，不欲再举恐失利”，据说他们由此役得出判断，“谓贼易与耳，计益疏懈，惟日饮酒谈噱，待向荣至矣”。[483]这说法有夸张和丑化的成分，常大淳不至于有心情“饮酒谈噱”，然而，“待向荣至”四字则的确是他各种行迹的注脚。据当时从武昌逃出的人反映，“朝夕号令数更，大小各官、绅纷纷聚议，无一事见行，知其必不能保。”[484]反观长沙，当时罗绕典、骆秉章两人，一个是临时派来“帮办军务”，一个是已革巡抚，地位、权责都有些特别，却勇于任事、机敏干练，将工作组织得有条不紊。前面曾说，长沙解围后，舆论公认骆秉章较好发挥了凝聚力作用，而北京也对他的守城之功给予认可，撤消了先前处分，此后直至任四川总督与石达开角力，终将其擒获，都显示他在长沙的出彩非属偶然。常大淳自己没有主心骨已很堪忧，而他找来的那个“靠山”双福，比他还要不堪。我们并不因双福乃“八旗子弟”而卑视之，即便中晚清，“八旗子弟”仍有像乌兰泰那样的好汉，但眼前这位官至从一品的提督大人双福，却只是表现出“八旗子弟”一词中所含有的贬义。他是七月下旬途经武昌被常大淳留住，在此待了还不到四个月，我们从他在这么短时间里所形成的交游，可清楚了解其为人品性：

独与奸商萧裕宝亲善。裕宝者字秉吾，失其名，裕宝其设肆称也……以娼起家小封【174】，因往来粤东，贩珠宝西洋技巧之器物，累资钜万。双福常负裕宝债，以故相友厚，情如弟兄，出入闺闼中，共饮酒食。[485]

这就是一个玩主，声色犬马之徒，京城所谓“大爷”是也。这样一个人带兵，心里所想的自非如何取胜，而是如何自保。双福对于武昌的安排，每一着都如此，继把向荣部下常䘵、王锦绣弄进城之后，又命人“多制木匣实以土，将以为内城”，城内再筑一城，以便城破还有地方龟缩，市民讥之：“贼之入武昌，恐不待汝内城成也。”[486]所以，武昌守城貌似井井有方，却处处透着两个字：消极，跟长沙以严守站稳阵脚、守中求反击的心气判然不同。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此时，武昌被围已经半个月，被挡在十几里外的向荣，焦虑万状。他决心拼全力一搏：

奴才急欲攻至城下，以解倒悬，当饬各营认真挑选敢战者，共得奋勇兵壮三千五百余名，多方激励，晓以大义，约以赏罚，先行酌赏银两，即于二十八日一仗大获全胜，连夺洪山贼营十五座，杀毙二千余人。我兵即从洪山一带扎营，立望城围可解。因长春观、双峰山、小龟山、阴骘阁、田家园尚有贼营八九座环列城外，能攻开一路，即可直至城下。[487]

从所有士兵里挑出三千五百名最勇敢的，组成精锐之师，加以激励、动员：

荣陈师慷慨言曰：“荣与诸君自粤西湖南，崎岖百战，以至于此，今逆匪围武昌急，荣奉天子命，率师援武昌。武昌为天下重镇，如逆匪破之，北窥荆州则蜀豫震动；顺流以东窜，则芜皖金陵非朝廷有也。荣受重恩，以死报国，妻子利禄非所恋，顾诸君何如耳？”皆曰：“愿以死报将军。”[488]

这一支向师精华，战斗力果然提升，大胜，一日攻下敌营十五座，推进到离武昌很近、可以彼此相望的地方。这一幕，城上军民亲眼得见，陈徽言记曰：

二十八日。黎明，提督向荣自卓刀泉分兵十队，攻夺洪山贼营，进剿小龟山、紫荆山贼……城中士民登城黄鹄山观者如堵，望见我兵骁悍，驱贼赴水如群鸭，鼓噪笑呼，欢声动地[489]

此战若能善始善终，历史将被改写。然而，正当大胜之际，攻势化于无形：

前队方陷陈【175】摧坚，奋迅逐北，而后队利贼财物，掳掠不进，前队退相仿效，比荣自临督阵，而部伍已乱，荣恐贼乘之，遂收军。是役也，破贼营十数，斩首二千余，获被掳男妇百余口。议者谓缓须臾收军，必至城下，城可勿破，乃乱起行间，用至大功不遂，惜哉！[490]

王朝衰落，则官军纪律差，“杀掠甚于流贼”，这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历代没有例外，眼下也是如此。

这口气泄了以后，虽向荣连日催兵猛攻，太平军却已经缓过劲来。当时，向军条件也确实艰苦，“东村富民张氏家有积谷，知提督向荣粮运未至，军不宿饱，乃尽出以献”[491]，饿着肚子打仗，士气很难高昂。

二十九日起，气象恶化，“朔风烈烈”，连降数日大雪。随后是浓雾，其状甚奇，向荣称“对面视物不明”，语颇朴素，《武昌兵燹纪略》形容则是：“自城上下视，积气白如绵絮，远近悉不可辨。”[492]就在这种天气掩护下，十二月初四日，武昌突然被破：

初四日。黎旦，黑雾中闻大声震动，文昌门城颓二十余丈，盖贼于地道以（匚舊）盛火药轰烈【176】也。时守城兵勇有入帐就睡者，有下城买菜物者，贼八人扬旗先登，见垛口疏落，招飐大呼，逆党继之，复四围乘梯攻入，兵勇纷纷走避，城遂陷。[493]

这是太平军所克第一座省城，亦是清初三藩之乱以来为叛军所陷的第一座省城，于彼此意义均属重大。从爆破规模看，城颓二十余丈，远超长沙时的数丈至十余丈，说明两点：一、攻方军火非常充足，可以支撑这样大的工程，岳州所获吴三桂物资发挥了作用；二、所挖地道必然巨大，才足以装填适当的药量，故必非一日二日之功，而如此既大且久之动静，伏瓮瞽者竟未察觉，可知城内许多貌似做到的事，形同虚设。

武昌惨遭杀戮。《武昌兵燹纪略》：

贼覩【177】兵乱，数十人先登，见无御，以蝥弧招之，一军蜂拥而上。遂分兵追杀兵勇，突街市，市妇遇之者死。杀戮者以八千计，自死者几十万也。[494]

“几十万”，非白话“数十万”之意，而是指自杀者“接近十万”。《鄂城纪事诗》则吟：“黄旗到处人头落，血染长街一片红”，复注曰：“贼手执黄旗，逢人便杀，血满通衢，横尸无数，此日被杀者十万余人。”[495]陈徽言亦云：“杀人盈街，太阳惨黯无色。”[496]造成杀戮的原因有二。一是拜上帝教以“杀妖”为己任，洪秀全曩于梦中就专做此事，他被“神爷火华”遣回人世，使命亦正在于此。那么，“妖”之谓何？凡属满人以及一切为清廷做官、当兵者，包括他们的家属，均在此列，对这些人是见一个杀一个。其次，城破之初处在攻击状态，不下“止杀令”，为确保不受到暗算、袭击，基本上“逢人便杀”，亦即只要撞见即格杀勿论，并不区分“妖”与百姓。其中又有一些奇特的情形。例如《武昌兵燹纪略》说：“晋豫蜀滇黔兵死者十八九，武昌兵匿私宅中，贼渠魁入城皆迎降，以故死者仅十二三也。”[497]外地调来的清军大多被杀，而本地兵被杀的却不到三成；显然，后者操当地口音，容易混迹于市民，因此捡回性命。《鄂城纪事诗》所记尤奇：

爆竹喧阗满市廛，香炉高捧跪门前；愚民枉作贪生计，怕死谁知死在先。

注云：“破城之时，爆竹之声，满城不绝，又有手执香炉，跪接门前者；贼最恶焚香放炮，因之被杀受伤者不可胜计，惟闭门不出可免。”[498]此话怎讲？原来，有市民以为主动归顺可保平安，于是燃炮顶香以迎，不料犯了大忌——太平军视“偶像崇拜”为邪恶，而燃炮焚香则是与鬼神迷信如影随形的习俗，故凡这么做的，均刀剑相加。想要安全，实际上也很简单：闭门不出便是。说来也该武昌市民倒霉，因为武昌乃太平军所克第一座大城，对于应如何与之打交道，武昌人没有什么可资借鉴，他们等于为以后其他城市蹚了蹚路子，所以等到太平军克安庆、南京、杭州，就没有听说发生这种有些黑色幽默的事。

武昌陷，《清史稿》说“大淳死之”[499]未言如何死。据《武昌兵燹纪略》，他是自缢身亡，并说他先微服逃到百夫长杨某[500]私宅，被杨某劝之“有死而已，义不辱也”，大淳“犹踟蹰”，经杨某敦促“乃自缢”，杨某同时自缢——及至太平军离武昌，人们从杨宅发现了两人尸体。[501]提督双福，在文昌门被杀[502]。其余如按察使瑞元、布政使梁星源、学政冯培元、武昌知府明善、江夏知县绣麟、前盐道王东槐【178】等等，或遇害或自尽。向荣派来的总兵王锦绣、常禄死于城头或巷战。

杀戮持续一天，翌日，杨秀清下“止杀令”。“初五日清晨，街上鸣锣，言东王有令：不准枉杀百姓，衣物银钱，俱要进贡。此令出时，城中老少男女，已死大半矣。”[503]《武昌纪事》则说初五仍杀戮，“初六日……伪东王杨秀清传令‘止杀’”，命令具体为：“官兵不留，百姓勿伤。”[504]太平军号令严明，尤其杨秀清未死以前，令如山倒，人莫敢犯。故此后杀戮确应中止。又据《武昌兵燹纪略》：“贼于萌隶虽肆杀戮，犹有纵舍；于官吏则杀不纵也。”[505]萌隶是指官府里普通当差的，对这些人有时会放过，但是凡有一定官阶者，都不放过。初七日，“伪东王传令：‘使民间收拾积尸，洁净街衢，违者斩’，于是多舁至汉阳门外投之江。城上被戕官弁兵勇，贼皆抛掷城下，积柴焚毁，秽气熏天。”[506]

杀戮虽止，劫财继起。“贼三五为群，入人家搜刮，加刃于颈，逼索金宝，如是者累日。”[507]《鄂城纪事诗》形容：“入门先问妖何在，伸手要输买命金”；“劈户穿房气太雄，随身利刃疾如风；倾囊倒箧搜寻徧遍，百万家赀片刻穷。”作者释之：

贼三五成群，见高门大户，闯然而入，衣物银钱，器具粮食，席卷一空。前贼既去，后贼复来，初五、初六、初七三日，民家劫掠或十余次，或数十次，居民纵善藏匿，亦所存无几，况无从藏匿乎？

又说所搜刮的财物，以粮、钱、金银、衣物、药材等实用品为对象，其余贵重珍玩等物，毁坏而已，并不掳走：“贼掠取民家衣物珠玉钟表古玩之类，弃掷抛毁，不可胜计，琉璃玻璃之属尽行打碎。”[508]需要指出，这种劫掠并不违纪，不得视之为太平军军纪败坏；事实上，这是有组织的统一行动，兵卒并非中饱私囊、为个人劫掠，所抢来一针一线，均须上缴“圣库”。所以太平军终其全部历史，每下一城，照例劫掠，从不例外，惟后期军纪渐涣，所掠财物才往往被将士匿瞒归己。

事实上，派兵群出搜刮之前，曾张告示，令居民主动献财。江夏无锥子讽刺说：“哄传贼示贴街前，不是安民止要钱。”[509]江夏无锥子名张汉，字良臣，道光末诸生，在武昌教书为业；依照他的儒家观念，如果是仁义之师，应该贴安民告示，而不是要钱告示。太平军所贴告示称：“武昌乃富饶之地，金银财宝，参桂鹿茸，绫罗缎疋，积聚秘多……若隐藏不献，全家斩首。”[510]告示所获响应不佳，于是派兵挨户去搜。

献财谓之“进贡”，这活动在太平军所到之处都有展开，后来苏州等地居民由于闻见颇多、较有经验，很多人以主动迎合方式来对待。但在武昌，人们尚存侥幸心理，不愿“进贡”。初十日，设“进贡公所”，并出新告示，“凡金银、钱米、鸡鸭、茶叶，皆可充贡，且云‘进贡者仍各归本业’……及是闻进贡仍得为民，皆不惜倾囷倒廪出之，至伪公所，次第挤入，数长发贼各以其汇收讫于一纸，上钤伪印，大书‘进贡’二字，其贡金银者给伪执照。”[511]新政策改变了局面，使进贡者盈门。当时曾有这样一件事：

黄鹤楼道人李少伯，倡言无论男女，每名出银五两，男在军营，女在女馆，皆可调出回家，谓之圣民，贼去亦不同走，并给龙票为凭。有力者竭囊倾注，凑金银七千余两，尽被骗去。[512]

不知“进贡公所”之设及“进贡者仍各归本业”的政策，是否即得诸这位骗子的灵感？但最后太平军未兑诺言，武昌还是“全民皆兵”，“贼始谓‘进贡者仍各归本业’，至是皆挂兵字号布，乃知前言诈也。”[513]

不光骗子趁机行骗，又有地痞趁火打劫：

土著痞棍不良之人，既降贼，以红帕首，日持刀四出，恣意搜括，视长发贼弥凶而狡，虽穷巷甕【179】牖之家，亦莫不囊空<缶并>【180】罄，寸物无遗，时因目之为“本地王爷”，盖民畏长发贼，呼曰“王爷”，故于若辈云然。[514]

这些本地流氓较易辨认，他们虽头扎红巾以示乃“圣兵”中人，但老“圣兵”都蓄发，他们却还前顶光秃。这些强盗还有一个特点，不问富穷，一概搜抢，连贫民窟也要光顾。

太平军最被称善的一点，是严禁奸淫妇女。自古以来，民间之于匪祸一大患在斯，太平军则防之极严，“禁止奸淫令屡申”，“各街俱有伪官巡查，如有犯者，听妇女喊禀，即时枭首示众”，致其军人“不畏男人畏女人”。[515]而且禁令确实被严格执行：“二十一日，贼有闯入女馆欲行奸者，妇女号呼不从，贼目闻之，骈戮数贼，悬首汉阳门外。”[516]江夏无锥子承认：“贼据省城，将及一月，而妇女尚能保全，因有此暴中之一仁也。”[517]不过他所不知道的是，太平军禁淫并非基于“仁恻”，而是奉行禁欲主义，禁淫民妇与军中男女分营、授受不亲，来自同一原则。

城破后第五日，十二月初九，诸王一行人始入武昌。他们要等城内靖宁、隐患俱已消除、积尸处理干净，才好进来。那天一大早，还专门征派市民扫雪，好让他们铺上红地毯、拥众而行。头一回有民间观察家亲见并描述洪秀全及“神天小家庭”各位之入城式，还有他们的仪仗模样：

俱是古时王者服装，笙箫鼓乐，侍从数百人，文武伪官乡袍戎服，前后奔走，由汉阳门进城，满街用红毡贴地。[518]

贼渠魁入城，皆以人八或四肩舆，黄繖【181】一，旗二，铙吹前导。[519]

最引人注目的，是女眷及女官的队伍，江夏无锥子为之赋诗两首：

稳坐官轿是女娘，轻盈体态半官装；手持便扇常遮面，仪卫依然列两行。

更有女官数十名，公然骑马任纵横；护随健妇持兵仗，一样鸣锣张盖行。

注说：

六王进城后，又有大小官轿数十乘，俱是女人。据云系伪王眷属，皆服官装，施脂粉，手持白扇，自遮其面。其中小脚多，大脚少。盖大脚乃伪王妻女，小脚即所掳掠妇女也。

贼有女官，不知是何名号，鸣锣张盖，骑马出游，前后左右，俱是大脚蛮婆，手持枪锚矛，护拥而行。[520]

其中的主体，应即洪秀全之“后宫”。“官轿数十乘”，尚不足百，里面还有东、西、南、北、翼各王的一些家眷。不过，这是刚到武昌时的规模；据陈徽言，武昌期间曾有“选妃”：“二十五日……首逆僭称选妃，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即偪【182】令入抚署【183】，从此沉溺狂澜，遂与父母永诀矣。”[521]更不用说后到南京，又有扩充。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大脚、小脚之辨，江夏无锥子以此区分“原配”与“掳掠”的两种女人，这是因为两粤客家习俗，妇女不缠足，故凡属大脚，必为客家土著无疑，小脚则为起义后沿途所获。“小脚多，大脚少”，反映了洪秀全后宫发展与变化的情形；女官一律大脚，则说明她们全部出身“老区”。关于太平天国女官的用途，除偶有置身战场的，主要干两样事情：一是管理女营、女馆，这一点下面很快会谈到；二是在天王府供役——不仅仅是服侍后宫娘娘，天王身边一切洒扫杂务均由女官充任，而不用男性——至其原因，暂卖个关子，俟后披解。

洪秀全与各王住处是：“伪太平王居抚署，以黄纸贴大门首，硃书‘天朝门’，大堂书‘天朝殿’。伪东王居藩署，伪北王居臬署，伪翼王居学政署，亦以黄纸贴大门首，硃书‘某王府’，大堂书‘某王殿’。”[522]

在武昌，太平天国的重要活动与特色行为，第一次较完整、全面地展现于世，并形诸记载。内中关乎太平天国基本面目者，计四点：

一、“拜上”。拜上，即拜上帝，“贼示城内居民，俱要拜上”[523]]，这是强制性的，不由分说，其治下各色人等均须服从这一思想标准。拜上分两种，一种直接入营当圣兵，“拜上者，拜上帝即投降也。贼有十军，前后左右中各二军，愿降者任其报名，每人给招子腰牌。招子，即衣上印记也。投军后，每军有司马，各领二十五人居一馆，无论士农工商皆作圣兵，听其调遣。”[524]另一种是通过“进贡”免于当兵，仍居家为民，“盖进贡与拜上异，拜上则为兵，进贡者依然为民也”[525]，这里拜上取其狭义，但在家为民不等于可以不拜上。在营者，每日早起餐前必须共同礼拜，“同馆人四面围坐，齐声诵赞美上帝咒语一遍”，每七天还要在“夜半烹茶诵赞美一遍”。[526]对在家者，则经常性地举办名为“讲道理”的宣传和集体学习，来改造、统一其思想认识。“贼官每于旷野处，手持白扇讲论，集男女共听，谓之讲道理。女官亦偶为之。”[527]“讲道理者，如禅家说法之类，先期建高台，有戴红毡大帽贼，年四十许，面瘦削，系玻璃眼镜，手持白箑，俨然踞上座，旁一童子执刀侍，贼挥箑招人近台下，若相亲状，所言荒渺无稽，皆煽惑愚民之语。”[528]这种活动，说是“讲道理”，其实是没道理可讲的：“如有非笑者，贼知之，即行斩首。”[529]“有壮者排众直前，抗论折之，贼怒甚，以五马缚其首与四肢，鞭马四驶，卒不能死，乃刃杀之。”[530]总之，拜上乃严格的全民思想尺度，只能接受。

二、全民皆兵、城市军营化。如前所说，最初武昌市民可因“进贡”免入营当兵，但很快知道这是暂时的，是出于敛财的权宜之计。十二月十三、十四日，政策改变，“贼始谓‘进贡者仍各归本业’，至是皆挂兵字号布”。太平天国内没有“民”的存在，只有“兵”的概念，整个国家通体是一军事组织。如果说武昌时看得还不清楚，后在南京则一目了然。太平军首克武昌之后，在那里待了不足一月，有些事情尚可以“临时”“特殊”释之；但在南京，其政权存在凡十一年，这么长的时间，从头至尾，南京百业俱废，阖城只有军人而没有任何操其他职业、依各自主业为生者。由此可知，武昌所谓“进贡者仍各归本业”确实仅为幌子，人民最终被尽驱入行伍，整个城市变为一座巨大军营，抑必然矣。

三、分馆。所谓分馆，是将城内居民驱离家庭，集体居住、统一管理，是全城军营化的直接体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男女隔离，分设男馆、女馆。不论老幼、夫妇、父女、母子、兄妹，所有人均依性别各归其馆。故不但防夫妻，连父与女、母与子、兄弟与姐妹之间，都禁止接触，即稚龄之男童女童，亦须与慈亲分别，“男与女不得谈及，子母不得并言”[531]，执行极严，“分男女各二十五人为一馆，彼此不相往来，或男至女馆，女至男馆，一经败露，即时斩首。”[532]有诗叹之：

馆分男女泪汍澜，儿女夫妻见面难；任是金刚铁汉子，此时相对也心酸。[533]

在男馆女馆基础上，又分有“老疾馆”，专收高龄、病残之人：“其老耋聋瞽残疾者，分别设老疾馆处之。”[534]这似乎有一丝“福利”气息，其实另有原因——所有分至普通男女馆的人，都负有繁重工作，男人练兵打仗，妇孺则被安排挖土运石、担水砍柴等重体力劳动及各种杂务，将高龄及身体残疾者剔除在外、单置一馆，是为了上述工作更便于组织和展开。例如女馆：“担水析薪尽女娘，每因歧路久仿彷徨；逢人怕把衷情诉，低首无言泪两行。”[535]她们的管理者，就是那些“大脚蛮婆”，十分凶悍，“饮食一切，俱派妇女服役，稍不如意，即遭鞭挞，虽名门贵族之女，无不受其辱骂”[536]。每一女馆，需要两名头目【184】，且必须由女性充之，这是太平天国形成独特的“女官”群体的主要缘由。透析分馆背后的意识形态，我们固从中看见太平天国以男女为大防的禁欲倾向，但更要进一步认识到其旨在摧毁、破坏社会之“家庭”细胞的根本诉求。和所有乌托邦理想一样，太平天国所谓“天国”，也是通过打乱过往或惯常社会秩序，依主观人为的“新伦理”重新界定、规约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政治关系、道德关系、法律关系等等，以图在人间建立合乎其臆想的新社会。为了实现这目标，因袭和延续着人类古老观念与历史的家庭单位、家庭形态，不能不作为顽固障碍予以拆除，然后始能将社会再构。此类尝试，太平天国的分馆制不过是式样之一，世界上不同地方和时间还曾出现过许许多多其他式样，而不论具体式样如何，对于“家庭”元素的毁坏和扬弃是其共通之处，而原因正在于家庭乃社会基本细胞、是旧历史的凝聚物。对此若不明了，可阅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原委自知。

四、烧寺毁书。“妖庙妖神纵火烧，僧尼无罪也难跳【185】”[537]，“金身神像一时空”[538]。太平天国逢庙必焚拆，这是过去所知道的，武昌也是如此。但它的另一种敌意，则于武昌才首次被清晰、强烈地认知：这就是对于书籍的憎恶。“书卷飘零满路隅，行人来往共嗟吁；早知扫地斯文尽，悔不当年覆酱瓿”：

贼入民家，寻取衣物，书卷抛掷满地，沟渠秽坑，无处不有。有人告以字纸当惜，不可践踏，贼言吾有天父看过，何暇畏此。[539]

从前所陷州县或偏或小，文化欠发达，没有太多机会来展现对字纸的鄙弃，眼下武昌，通衢都会，风流荟萃，其于诗书的贱蔑乃能集中宣泄，后在南京、苏州均如是。这是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第二次有组织、大规模的毁书事件，嬴政烧书是从政治专制角度，太平天国则几乎仅仅出自洪秀全个人原因——他因科举蹉跎积恨于心，在神启梦境里判孔子有助妖之罪，鞭挞其人、斥其所传之书“甚多差谬”，而由于儒学在中国历史与典籍中的地位，遂连累了一切以字纸行世的物品。《太平天日》分天下之书为三种，一种是圣经《旧约》，一种是基督所传亦即《新约》，除与这两种相关的以外，都属于第三种，都在无价值之列。同时，太平军部众绝大多数是文盲，本身对文字一物毫无感觉与怜惜，况且经过灌输，他们心里普遍以为“吾有天父看过，何暇畏此”，意思是我既已因天父知晓了一切，还有何可畏惧的？乃毁之践之，略无惭意。从文化政策来说，太平天国规定可读之书惟有经天王圣旨钦准颁行的太平官书，之外书籍一律禁绝，不可刻印，不可接触；其官书名单，渐次公布，每出一种，卷首都印着这些书单，未列其中，都是禁书。这种文化禁毁，不止为了愚民，抑且用以自愚，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禁读旧书，“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毕，总用火焚”[540]。

其余值得一提、较为独异的琐事，还有杨秀清“礼孔”：

城内庙中神像尽烧毁，惟圣宫牌位，不敢毁伤，伪东王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又将武昌府学，用红缎金书“天朝圣宫”四大字作匾额。[541]

这与满街书籍委弃于地的景象，彼此突撞。可以肯定，此乃杨秀清个人行为，与太平天国既定文化政策相矛盾。问题是他为何要做这种表示，以及又做给谁看？加以分析，可能的意蕴无非在于三者：其一，杨自己没文化，他或许通过这种行为，来表达内心对于文化的敬重；其二，他内心也谈不上什么敬重，但却认为这样做可以给自己树立较好的政治形象，有利于增加民望、人望；其三，特地做给洪秀全看，公然漠视后者众所周知的“非孔”姿态，借以宣示太平天国并非后者享有绝对权威，他也完全可以依自己意愿去做一些事。也许，完整的答案是以上三种意味相加。总之，这是信号，为以后“天京之变”埋下伏笔。又如避讳：

贼不许民间姓王，凡姓王俱改姓黄；所刻书内，凡王字皆加反犬作狂，真不可解。[542]

避讳是太平天国文化一大特色，虽然避讳自古有之，但太平天国把它发挥到古怪的极致。引文里所说不许民间姓王、王姓一律改黄姓，是因“王”字业为洪秀全及“神天小家庭”成员专属，普天之下、万般事物都用不得，只有他们能用；那么过去典籍里出现的“王”字怎么办呢，一律加上反犬偏旁，使它变成“狂”。这个反犬旁起到丑化、否定的作用，意即“兽类”，太平天国还援此义造字，如咸丰之“豊”就被加上反犬旁，有点像后世“文革”大字报凡写“反动人物”姓名必然打叉。又娈童：

贼见小儿貌美者掳去，扎红巾，衣艳服，任其顽耍，谓之养子。城中失子者数千人[543]

太平军此风始于何时不能考，总之是在武昌时见诸报道。能够这样做的，通常是中级以上军官，以勤务员名义随侍；普通士兵无资格，爵秩太高的视其兴趣而定，或者也纳于身边，或者觉得没必要，因为他们可以拥有女人。这样的报道，后来极为常见。既然严禁男女相处，娈童之癖就聊充补偿。

城外官军不时进攻，并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正月初一日打了两场胜仗。陈徽言说，军事失利使城内“震恐，遂有窜志”[544]。真正原因并非如此。不过，太平军确实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准备离开，开始将银粮、大炮等装船。二十九日传令“各营备一月粮，锄锹四具”[545]，《鄂城纪事诗》也说：“贼二十九日下令，掳取民船一千七百余号，于初三日启行。”[546]三十日，驱城内妇女出城登船。男人已自十二月十三日起调到城外入营：“蛮婆将女馆妇人，尽逐出城，手持竹杖，在后押行，有脚小步迟者，辄挞之。逐队成群，填街塞巷，涕泣之声，耳不忍闻。出城日暮，俱在江滨候船，通宵达旦，风露侵人，备极痛楚”，至于老疾馆之人，则“去留听便”[547]。正月初二日，“是夜三更火起”[548]，此时洪秀全等先已登舟，太平军弃城而去。起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迄咸丰三年一月初三日，太平军首克武昌，差一日满月而弃之。

江宁变天京

太平军弃武昌，断不是因为守不住，而是明确了“小天堂”目标所在——江宁。

江宁即南京。南京乃前明之称，朱元璋定都在此，后朱棣以靖难之役夺位，不安于兹，因迁北平，以之为都，称“北京”，对原京师又不便遽降其格，遂行两京制，以金陵为“南京”。金陵称“南京”是不折不扣的明代地名，假使在别的朝代，比如辽代“南京”乃今之北京，金代“南京”却是开封。正因金陵称“南京”有着明显的明代印记，清代明兴，非变不可。顺治二年，“以国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必不当如前并称都会，宜去京之名”；于是，改南直隶为江南省，于金陵则撤其“应天府”，援晋以来旧名，改还“江宁府”。康熙初，为进一步去明朝化，将江南省一析为二，置江苏、安徽两省，其中“江苏”省名集江宁、苏州而来，“安徽”省名集安庆、徽州而来。由此可知，在清朝，官方写法或正式称谓绝不可以是“南京”；甚至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个《中英南京条约》，本名也应是《江宁条约》。不过，民间习惯难改，都觉南京顺口，沿用不改，清廷却也无可奈何。略事说明如上，下面我们文从俗众，称南京不称江宁。

自从“小天堂”理论提出以来，它究竟在哪里，大抵是“摸着石头过河”。起义之初，事情能至何种地步，洪、杨也是心中没底。从永安的决定来看，占领广西省城在那里建立“小天堂”，是当时的图景。桂林不克，被迫北上，取长沙亦含此意。等终于攻下第一座省城武昌，此愿可遂，然而这时太平军今非昔比，岳州以来急遽壮大，拥众数十万，船炮万千，就觉得武昌分量略嫌不够，“小天堂”的最佳之选因予另议。据信，择定南京之议正是在武昌形成的。

首先，洪秀全已正式颁诏：“诏曰：有功当封，有罪当贬。今朕既贬北燕地为妖穴，是因妖现秽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故并贬直隶省为罪隶省。”[549]由此可知，太平天国虽以推翻清朝为目标，但成功后绝不会沿用北京为都，嫌它肮脏。这意味着，北京已从“小天堂”选址对象中剔除。

《李秀成亲供手迹》记打下南京后：

天王心欲结【186】<彳生>【187】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彳生>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殓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彳生>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上【188】不立都，尔而<彳生>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是中洲【189】之地，足备稳殓【190】，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知【191】！”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固【192】而未<彳生>。此水手是（木架）【193】东王坐【194】舟之人。被该水手说白，故而改从，后即未<彳生>，移天王驾入南京。[550]

这段记载很著名，凡谈定都天京事，必征引之。老水手的分析，头头是道，然而定都何处这等大事，不可能在打下南京临进城前，匆匆相商。占领南京，太平军仍将北伐是肯定的，但与择定都址无关。当时李秀成“尚未任事”，是太平军普通一员，对高层情节尚不知情，上述说法显然得之军中闲聊，并且把立都与北伐两件不同的事情搅在一起。老水手进言之事如若有之，也应是在武昌而非南京，像“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徃河南”的说辞，惟立足于武昌来讲方显合理；同理，洪秀全亦不当舍近求远，在武昌时不说欲往河南，已到南京却才提出“取河南为业”。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所罗列史料中，确有人在武昌提出定都南京的建议，但此人不是某位老水手，而是一个名叫钱江的文化人：

钱江，浙江人也，素负胆略，博学多闻，林则徐总督两粤时，在幕府甚见器重……适闻洪氏倡义，已破武昌，乃投袂而起，不远千里赴见之，劝洪秀全舍西而东，上书论天下大势，共数千言。其书力言两川不足图……不若取金陵心腹之地，建为京都，乃图进取云云。[551]

此事载于《满清纪事》《太平天国轶闻》两种野史，可信度不明，情节似乎也与朱升进言明太祖相剿袭。不过“劝洪秀全舍西而东”这句话却有间接的旁证，向荣在进攻武昌期间发回的奏报提到：“即据城内百姓逃出，声称‘该逆将大炮纷纷搬入船内，从上游走荆州，并分股回窜长沙’之说。”[552]陈徽言记述太平军于十二月初十日开始“许人出城买物”，“自是亡者甚众”[553]，则向荣所获情报当在此之后。无独有偶，十二月二十日，“上海美国副领事金能亨（E.Cunningham）致书美使马沙利（H.Marshall）报告太平军情况，谓其颇守纪律，各地农民助之，将攻取南京。”[554]是西去、东下两种意见，均于十二月中旬出现和纷传于武昌城内，因可推知当时太平军正就以后去向举行磋商。主张取南京的理由，盖如前面两段引文所论列。而西进方案，大致是占据四川，分兵守两湖以为翼护；后来石达开出走、最终率部入川，不知是否是这次争论的余响？

又据说，定都于南京，有仿朱元璋的意思：“先定江南，再图进取，如明初故事。”[555]这很有可能。假如杨秀清借此以说服洪秀全，倒是最为有力。“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洪秀全颇以朱元璋、刘邦为英豪，援明初经验论证建都南京的合理性，一定可以打动他。

丢失武昌的责任，由徐广缙承担。咸丰皇帝将其革职拿问，命向荣接任钦差大臣。以武人充此，实属破例。这是刑科给事中张祥晋的建言，他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奏曰：“寻常督抚，本非将才，平日养尊处优，既不习劳，又未练胆。一旦寄以阃外，则张皇失措……伏乞皇上……特命向荣代为统帅……若狃于文臣统兵之见，事权必归督抚，而不属武臣，是舍勇而取怯也。”[556]当天即获采纳。这时，清朝同时有三位钦差大臣——向荣统兵在前线与太平军作战，陆建瀛、琦善分别自南京下游与北面河南迎敌。

琦、陆均系懦夫，而陆身为两江总督，辖地苏、皖、赣三省，是太平军东来的正面去向，其猥行所致恶果更加直接。十一月二十七日，上谕命陆建瀛“带兵驰赴九江上游与徐广缙等合击”，此公迟不动身，“陆建瀛自十一月奉命，直至十二月杪始过安庆”[557]，南京人作诗讽之：

天语煌煌迎贼剿，大臣迟迟苦胆小。腊月上旬廷寄来，十四十五船未开。妾送江头抱头哭，哭罢焚香祭大纛。阴风惨惨冰雹集，旌旗无光鼓鼙湿。[558]

他刚到九江，太平军已驱师东进，寿春镇总兵恩长败死，老鼠峡、下巢两处重要江隘，守将纷纷逃散。陆建瀛闻讯，当即乘小艇夜遁，随后九江文武各官一逃而空。陆从九江逃回，比之于程矞采由衡州逃长沙，情节还要恶劣。他自十二月二十八日奏报抵达安庆之后，竟似人间蒸发，满世界——无论朝廷与地方——二十天再无其任何消息；直到“正月十九日制军兵败回省，并未通知安庆，亦未通知本省，突进东门”[559]。亦有记载说：“十六日，建瀛过安徽不登岸，命马军入城告巡抚蒋文庆、布政使李本仁，曰：贼已至矣，诸公善为计，某已奏明回金陵矣。十七日，贼遂陷安庆。”[560]

而安徽大员蒋文庆、李本仁等，也好不到哪儿去。蒋文庆除了不断吁请陆建瀛率军前来保护、抱怨援兵苦等不至，简直什么也没做——当然，只有一件事除外：“该抚藩先将眷属搬移，以致民心惊惶，纷纷迁徙”[561]，陆建瀛十二月二十八日奏疏如是说。安庆被破经过如下：

正月十七日巳刻，有贼船驶至江岸，该官兵开炮轰击，贼亦对攻，巡抚蒋文庆登城督阵，见南北官兵纷纷跳城，与城外官兵一同溃散，形势难支，赶急回署，谨具奏稿，未及缮清，闻报贼匪爬城，即将奏稿交家丁冯春等，随即出署登城。甫出西栅围墙巷口，即遇贼数十人，随行人役均已溃散，致被贼戕害。巡抚关防系交巡捕盛世忠捧赍，不期遗失。文武被戕者十四员，其余不知下落，兵壮、百姓被害自尽者，男妇约六百余名。[562]

阖城伤亡不甚重，除了军队作鸟兽散，亦因大僚事先移眷属离城，官民争效，“官员家属无一城居者，而居民已徙去十之七八矣”[563]。蒋文庆尸体经向荣查验，“头面受刀伤数处”[564]。至此，安庆紧随武昌，成为太平军所克第二座省城，其轻而易举，甚至有逾州县。据向荣报告，当时安庆“城上大炮有二千五百斤至数百斤，共一百八十九位”，有“藩库饷银三十余万两、总局饷银四万余两、制钱四万余千、府仓米一万余石、太湖仓米二万余石及常平仓谷”等[565]，武备不可谓孱弱，钱粮不可谓短缺，却全无还手之力，乃至连一个时辰都支撑不了。

陆建瀛潜逃回省的情形，据江宁将军祥厚、江南提督福珠洪阿、江宁布政使祁宿藻等联名奏参如下：

于十八日夜半只船抵省，十九日黎明进城，遂致阖城绅民一时惊扰，纷纷迁徙，虽经出示谕禁，力难阻止。复经奴才等函嘱督臣陆建瀛系钦差大臣，钦命驻札上游防剿大臣，自应赶紧统带舟师，仍赴上游迎击，以顾门户而定人心。乃督臣晏坐衙斋三日，并无回信，焦灼实深。[566]

另据张继庚《致祁公子书》：“此时城中鼎沸，及年伯【195】禀见后，方知全军覆没，银饷俱失。”[567]钦差阁下不啻光腚溜回南京。如奏参所陈，陆建瀛乃是明旨命驻上游迎击太平军的钦差大臣，岗位如此，未获旨意不得擅离，但他却私自折回；祥厚等以书信方式敦促他再返上游，是尽提醒规劝义务，岂知陆建瀛来一个闭门不答。与此同时，他却紧锣密鼓办一件事；兵科给事中吴廷溥奏：

臣闻陆建瀛遁回江宁，即将家口财货运送入都，以致合城人心摇惑，纷纷迁避，匪徒乘机抢掠，荼毒无算。是该督只知自顾身家，置人民、城池于不问。其眷属现于正月陆续至京，每日进城车数辆，十余日尚未到齐，雇有保镖十人，沿途护送。其辎重之富实，可想而知。[568]

陆从天而降，仓皇逃回，南京城已像炸开了锅，紧接着他又使出举家搬迁这一手，但凡有点家财的，谁还坐得住？“举城人心惶惶，莫知凶吉。访于随奔武弁，知某公遁后，贼大队尾追，东西梁山[569]不知如何矣。此言流布，大绅董连夜束装携其妻小，次早悄然遁去者，已过大半。”[570]

跑在头里的，有江苏巡抚杨文定。自顺治、康熙起，江宁、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而非南京，这在各省中是较为特别的情形，此由苏松一带乃财赋重地，故特简大员以专治。眼下，总督陆建瀛应命赴上游前线，杨文定就临时从苏州调至南京坐镇。杨、陆之间不和，是出了名的，这一点连皇帝都知道。杨文定来南京后，不断借奏事之机微刺陆建瀛。陆狼狈遁归，翌日，杨便即上奏，号称为“保守入苏门户”而“移驻镇江府城，赶办防堵”。他这叫一箭双雕，首先是自己保命，从南京溜之大吉；其次是将陆建瀛的军，把南京烂摊子扔给后者，以示决不替他顶缸，且凸显其私退之罪：“今督臣陆建瀛因兵单不能进剿，奏明退回保守省城【196】，已有专任大臣，更有将军、都统、提督足资防守。”[571]祥厚等人将他和陆建瀛一道奏参：“抚臣杨文定执意藉词移驻镇江，擅出省城，奴才等力为劝阻，至再至三，藩司臣祁宿藻等挽留之余，潜潸然泪下。抚臣杨文定仍于本月二十二日清晨，不顾国家安危防守重务，漠不关心，委之而去，民情加倍惊慌，更多迁徙。”[572]

南京情况一塌糊涂。兵力被陆建瀛在九江丧失殆尽，资金亦然，“先是藩库无银，适上海赍到，并挪借道库，方始办齐”[573]，仍不足，想要劝捐，城中大户和道府以下官员一逃而空，无人可捐。当时祁宿藻亲口告诉张继庚南京之现状：“官不尽力，兵不用命，富者吝财，贫者吝力。”[574]纯属山穷水尽。

祁宿藻，山西寿阳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大学士祁寯藻之弟，时任江宁布政使。张继庚，南京本地人，廪膳生，其父与祁宿藻旧交。守城时，城头相遇，叙家谊，而有一段最后时刻的交往。不久，祁宿藻忧愤交加，呕血而死。张继庚在城陷之后潜伏下来，秘密从事策反活动，造成天京一桩大案，这个故事后面我们专文叙述。

祁宿藻身患重病，但在城上日夜奔忙的只有他，陆建瀛却对他的布置时予作梗[575]，张继庚述说：“制军自惭形秽，每事与年伯相反而行。”味此语意，当是由于祁与祥厚等联名参奏，陆嗛之于心，故意拆台，可见此人私心之重无以复加。一月二十八日，虽有太平军逼近的消息，然“城上未见贼一人，而大小炮叠放不止，日费火药数千斤。年伯亲上城，命兵必见贼而后放炮，兵不能遵”。士兵不听，显然另有命令。第二天，太平军数百名先头部队杀到南门外，城内兵因“某督恐有诈”被禁出战，张继庚受命招募“筲行人”一千余名，“皆系胆勇之众”，城外迎战。“筲”是一种竹制容器，“筲行人”即运粮工，“南门外向为米船聚处，开有筲行，其赶骡运米者数千，号米把式”。他们要求给予军器，未能获准；又要求城上“勿开炮”。岂知，“正与贼战，兵在城上忽开大炮，将筲行人轰毙五百余名”。祁宿藻见状，当场“呕血升余，抬回署中”。[576]初一早间，祁宿藻强撑羸躯，“又上城去，城上仍放炮不止，突报火药已无，而制军提台皆未上城，年伯又复吐血升余。旋昏迷不省人事，抬回署后，遂吐碧水，犹云：‘我死后，汝必竭力守城杀贼。’遂尔仙逝。”[577]

二月初三日，太平军全队驶至，“蔽江而来”。刻下太平军，盛极一时。南京之大仅次北京，城墙周围六十一二里【197】，合三十公里以上，与北京二环路长度相当，而“贼两日中已经合围”[578]，能将这样一座巨城，轻松围住。

此时连祁宿藻都已不在，城内惟有四字可以形容：无所作为。剩下的，无非是等候救援。然而援兵何在？踪影也无。自九江以后，向荣迁延不进，我们举其二月十七日奏报为例，这时南京已在七天前失陷，他却刚刚从芜湖起身，并装出一副尚不知南京失陷的样子。咸丰皇帝朱批：“向荣于十五日即抵芜湖，距江宁不远，何以于十七日奏报尚不知江省失守之事？岂沿江一带，毫无侦探耶？殊不可解！”[579]向荣如此，主客观各有其因。客观上，饷粮供应不继、舟楫筹办不及，都阻碍了进兵；主观上，老兵油子习性又在发作，环顾左右，周遭统帅、大吏俱行观望，消极自保，好像惟独赖彼一军厮杀，未免心有不甘。另外，手下部将卒众军心涣散，不能用命，也很头疼；九江以来，向荣迭奏潮勇作战乏力、徒靡军饷、不如裁撤，副将郑魁士、都司吴勇抗违军令、玩懈如故，均可从中觇知士气。所以，南京百姓虽日夜悬望，却并不知其实已经无望。二月初五日，忽然发生的一幕，令南京人一度欢喜：

午后，忽闻江中炮声骤发，居人登鸡笼山及清凉山眺望，见大船一只在下关江心，对贼停舟，旋转轰击，一船四面约有三四十炮，开完退下，复来一只，如是者三，知为艇船救应，人皆额庆。[580]

其时向荣连安庆都还没到，故而炮舰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可能是谁呢？可能是京口副都统【198】文艺所派，炮舰出现在城西北角仪凤门外的下关江面，也说明了这一点。但只来了三次，而且“炮距贼船里许，贼舟又多，轰击不能遍及，其及者并不至毁坏，少时俱退去不复来”[581]只能说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

城外无救兵，城内不出兵，南京城之被破必无疑；早破晚破，就看太平军本事了。南京也仿照长沙，用“地听法”侦伺对方挖地道动静。可据说此法在南京不大灵，“地听之法必城内外地势相平，于城内坎地埋缸，令瞽者坐缸中静听，可知城外所挖方向。若仪凤门依山造城，城外自女墙到地三丈许，城脚入地丈许，城内地高于城外将二丈，且城宽厚约一丈四五尺，置缸于内，隔城业已两丈，以高听下，相悬又两丈有余，地听似乎无益。”[582]还有一个问题是，又赶上连日大雨，雨打之声颇大，使地听“便为虚设”。

太平军“土营”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淡然“穴地”，这可能是他们历次攻城中工作最舒心的一次。一面挖地道，一面攻城。攻势集中在仪凤门和南门两个地点。仪凤门归将军祥厚把守，南门原由陆建瀛和祁宿藻负责，现只剩下陆建瀛自己。“初八、初九两日，贼攻城甚急。”[583]这应该是明确信号，表示着“土营”的工作进度。初十日拂晓，仪凤门处，“贼之地道与炮并发，上下一震，狮山正面城垣，颓卸砖石数层，宽约两丈许，官绅兵勇皆骇散。”[584]南京就此告破。

然若细论，仪凤门爆破并非南京真正失陷时刻。张继庚回忆，初九日他彻夜未眠，“四更始回宅，五更即闻仪凤城陷”，他的住处离仪凤门不远，立刻召集所募乡勇三百余人赶往彼处，并看到沿途有万余人都向那里跑去；及至，获悉包括堂弟张继辛在内的守城民兵“皆战死”，“城幸获全，贼已退出，城缺亦修被将成。”[585]《金陵省难纪略》记录相同，且更具体。说太平军抢入城内约数百人，为八旗兵阻击，并“呼居民助阵”，“近处街巷人，竹枪木棍，蜂拥齐来”，“山后皆园户，各执耙锄助追逐”：

不数刻，两股贼仍由塌卸处出城，满兵不敢深追，抵城而止。于是溃兵复集，领勇者渐招集逃勇，筹防局发麻袋，装土填卸处……自辰至午布置照常，金瓯缺而复全。[586]

然而，“不料南门西门兵勇，闻仪凤门破，皆弃号衣散去。贼见无人，遂蚁附而登，城遂陷。”[587]亦即，实际上南京失守地点为南门、西门；南门居先，水西、汉西两门随后：“午后，南门贼探知城守无人，去云梯由南门之右名曰矮城，相牵而登，绕至水汉两门，招贼俱登。居民悉闭户。”[588]所以如此，略为回顾，即知南门一带军心民心，早在祁宿藻未死以前已被陆建瀛搞垮。

陆建瀛很快被杀于街头。他的死，说法繁多。《金陵省难纪略》：

先是城卸时，报至督署，某督乘四人绿呢舆，武巡捕童某拊舆，壮勇数十名前导，行至小营，望见贼，壮勇即逃，舆夫亦置舆而去。童某扶某公出舆，将负而趋，贼奔至，杀某督，童赴水，贼就刺杀之。[589]

此乃为太平军击杀说。张继庚辄记其所闻：

探闻制军遁入满城，祥将军云：“我只能守内城，大人可速出去，招集百姓助战。”制军遂从小门出，行至小营，满兵尾其后，骂为汉奸，遂被杀。[590]

“探闻”二字似乎说明以上消息得诸张继庚所派出的探事者，照此说法，陆建瀛是被八旗兵私自刺杀。清朝在全国设有十三处旗兵将军府，各于城中筑构独立的仅供八旗兵及眷属驻住的满人之城，又称内城。陆建瀛想躲入南京的满城，被将军祥厚拒绝，出来后，有八旗兵悄悄尾随，将其行刺。还有更离奇的说法：

大帅乘舆城下过，或言行至大中桥，舆夫卸肩受贼刀，或言湖广皆同调，已入贼营戴风帽。[591]

“湖广皆同调”是指当时传言湖北巡抚常大淳在武昌“降贼”，而陆建瀛跟他一样。《草茅一得》就此道：

金陵既破，将军以下大小官殉难者甚多，陆建瀛亦为贼杀。金陵人恨之入骨，谓其缒城而逃，且谓其有通贼之意，此固恨者之诬言。[592]

此系谣言无疑，但在南京人而言，他们需要通过造谣、传谣来表达对陆建瀛的唾弃。先是，北京有旨将陆革职拿问、由祥厚接任钦差大臣，因被围，消息未能入城；待及陆建瀛死在城内，奉旨照总督例赐恤，“建祠方竣，申明其罪，请夺恤典，天下称快。”[593]

继湖北、安徽巡抚死于武昌、安庆，眼下在南京，清朝又出现第一位直接死于太平军的总督级地方长官。

《金陵省难纪略》所载的两句话，可代表太平军攻入南京后之大概；一句是：“贼既入城，大呼‘百姓皆闭门，敢出者杀！’”[594]另一句是：“贼之入城也，大队奔满城。”[595]两句话合起来，则绘出了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午后南京城内景象：万户俱闭，街巷空不见人，同时却听见枪炮大作、杀声震天，整日不断。

一边是满人皆妖、格杀勿论，一边是死无退路、惟有顽抗。此前十余天枯坐等死的南京城，终在此刻突然陷入血战：

满城为故明内城，颇高固，满洲妇女亦娴枪箭，俱登城佐守。贼悉众攻城，死者无数，城下尸积渐高，贼四面藉尸而上。[596]

血雨腥风，神鬼共愁。就连对太平天国毫不吝惜赞美之辞的老一辈研究者钟文典，写到这一幕，也不禁叹息：“太平军攻克金陵城，取得了金田起义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但也演出了空前惨酷的大屠杀！这是一出悲剧。”[597]《东华续录》载：“咸丰三年，粤匪窜扰江宁省城，前任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及八旗协佐各官，或力竭捐躯，或临难自尽，同时阵亡殉难者，文武各官计三百余员，兵丁妇女不下三万余人。”[598]这是官方的正式统计，所以曾国藩同治三年奏折亦作：“昔岁贼陷江宁，旗营三万余人，几同一烬。”[599]全城满人一概被杀，鲜能逃命。《金陵省难纪略》作了令人窒息的描述：

后余满妇数千人，贼驱出朝阳门外，围而烧杀之。是日【199】自辰至午，日色惨淡，杀气弥天，外城居人皆无生色。贼破满城后，绝无动静。十二日，贼三三五五叩门入人家，名曰“搜妖”，谓官兵、满人也。[600]

二百年前满人自关外起兵，多曾屠城。虽然1645年入南京时未行杀戮，此刻城中满人仍为其祖先所埋仇恨种子，偿还代价。

如同武昌一样，洪秀全并未立即入城。满人肃清、城中静宁，二月二十日，彼乃“由水西门坐黄轿入，护拥人甚众，令路人跪迎，不许仰视。女人艳妆骑马，纱帕蒙面随轿后，直入督署不复出”。[601]

南京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继六朝、明之后，重新成为一国之都。太平天国何时正式公布“天京”之建，日期盖已不可考，诸多作者通常以洪秀全入城为标志。如今可以看到的太平天国官方文件《建天京于金陵论》，收录官员、文士三十七人就此事所写颂文，然皆未具时间，惟知是书于“癸好三年”【200】初刻，故改金陵为“天京”的决定，可能发表在癸丑年二月中旬以后的任何一天。另据其中周际玱颂文：“我天父天兄降凡作主，命我天王建京金陵。”[602]则宣布为“天京”时，当采取有一定步骤和仪式，比如由杨秀清作法，用“天父下凡”给予认证。

天京的日常情景

中国各大古都，惟南京曾历如下奇特情景：

该城的大多数城门都关闭着，仅有那些被特地发给证章或通行证的中国人才可以进城。由于严禁一切商业活动，城内街道的外观显得十分荒凉。这一禁令执行得如此严厉，以至于除了几个药铺外，城里见不到一个店铺或摊点。这一条规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杜绝混杂之人——即除了在严格军事统治下的阶层之外的任何其他人——进城。叛军采用这一举措恰恰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在统治上的无能。如果他们不得不凭借根除民众来作为防护都城秩序及其自身安全的手段，那么，情形正好相反，这一条规在他们薄弱并且控制手段贫乏的地方几乎没有希望产生较好的效果。[603]

这是时任大英帝国驻广州领事的外交官巴夏礼，由海军提督何伯的军舰护送，访问南京时亲眼所见。需要强调，巴夏礼的造访并非在太平军初克南京之时，而是后者已将其改为“天京”八年之后，即1861年2月。换言之，整整八年时间，太平军在南京毫无作为，让它一直保持破败荒凉的面貌。要知道，这本是当时全中国首屈一指、最繁华的时尚之都。它的繁华史，自公元五、六世纪以来，始终蓬勃地递增，尤其宋明之后，随着物质和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604]，取代中古时的长安，各自演绎北南两段华茂，“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605]，这些字眼若在汉唐必属长安，而到曹雪芹时代，则非金陵不匹。

在作为天京的十一年间，古都南京香销玉殒。同治三年【201】，当其帷幕降落，曾国藩就上谕所询“江宁城内情形若何”，这样奏复：

查江宁省城贼踞最久，居民流亡殆尽，此次官军克城，群酋纵火焚烧，昔年巨室富家，改造伪府，微有幸存，此外民房极少，故克复几及两月，街市尚未复业。[606]

曾氏乃清方大臣，照今天有些人的习惯思维，他如此描述经太平军统治过的南京，或是故作诬蔑之词。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我们另引一段第三方叙述。美国海军助理军医法斯，1854年亦即南京改为天京的翌年作为美驻华公使麦莲随员来访，5月30日他偕同行者数人，在天京西门一带沿城信步，不久，经过一片很大的居住区：

该区已完全被毁坏，看上去，满目荒凉。每一座房子都遭到过抢劫，到处是墙倒屋塌，颓垣残壁，渺无人迹。碰巧也许会看到一个可怜的、衰弱的老人凝视着这块曾几何时还是美丽而繁华的城区，现在已经被内乱的无情战火夷为平地。[607]

细读太平军攻取南京时史料，除仪凤门曾经爆破而炸毁二丈多城墙段落以外，未闻该城他处曾遭重大破坏；其入城之后，只有满城发生过激烈战斗，以外街衢人踪俱灭，应未被战火祸及。之前，由于江督陆建瀛、苏抚杨文定等人玩怠、推诿，没有就守城做过任何像样的布置与组织，因而未尝有武昌那样的焚烧民居、坚壁清野的举动。综上可知，南京落入太平军手里时，几乎算是一座完好的古城。那么，它如何变成了曾国藩或法斯所见的模样，我们渐次还其过程。

一、掘金银。

太平天国不事生产，而对资金需求巨大，其一毫一厘都取之于搜刮和聚敛。它规定所有财产充公入圣库、个人不得私匿财货，主要原因就是赖此支撑浩大军费及统治之运行。每下一城，无不竭力攫取金银，号召“进贡”，“进贡”不足则继以勒逼和搜挖。江南向称富庶，太平军对于此地冀望尤其殷深，而想象其户户藏富，故以掘地三尺姿态拚命找寻，甚至连停柩未葬的棺材和新起的坟头【202】都不放过：

贼屡破停柩获金银，遂至开挖新冢。[608]

更不必说民居所有被怀疑可以藏金银的角落：

贼间有于井中及花台得金银者，于是凡井中及花台、夹墙、仰板，悉开挖，或有或无，或但见一缸水者，而金陵房屋，靡不拆坏。[609]

据此，隐约可知法斯所述“每一座房子都遭到过抢劫，到处是墙倒屋塌，颓垣残壁”的因由。

二、造营。

天京城防，不完全仰仗城墙，以城墙为最后一道屏障，而将防线扩展到城外：

城外挖沟一道，沟外即筑营，营垣则拆人家庭柱，夹以窗槅，实土其中，厚三四尺，高丈余。向外门营门处加护垣一道，开门与内垣门少参差。门上楼如城楼，楼左右筑土堞，开炮眼，安炮于内，以板护其外营。[610]

这样巨大的防御工事，建材多取自民居，借以造营；包括营内营房：

营内亦即拆人家屋为营房，有极高大者。[611]

民房由此被毁，也不可胜数。

三、任意处置“空屋”。

太平军虽有禁令“毋许抽彻空屋板柱，犯者枷杖，然空屋每止賸【203】’墙壁”[612]盖其所禁，是指擅自拆毁，而由上级下达命令的拆毁，则并不在此列，例如上面的拆民居建营防。另如：

贼不惜物力，但求一时济用，其于房屋亦然。每于一条街两边，比户打通，于相接之处皆开一窦，可行数里不见天日。[613]

亦即将沿街两旁民房墙壁全部凿通，形成长廊，避雨遮阳，以利通行。只要满足自己的实际需要，太平军并不顾惜百姓物产如何来之不易；加上阖城军营化，居民全部被驱离住所，客观上许多民居已经成了“无主”的“空屋”，这自然更方便他们任予处置。

四、出于意识形态的捣毁。

太平军视“神爷火华”之外一切崇拜为邪为妖，所至之处，疯狂捣毁。而南京恰恰自古香火极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所咏犹然在目，至此遽遭浩劫。太平军统治天京期间，“严禁星相巫觋，尽毁庙宇神像”，“一见塑像立砍”[614]；马寿龄诗曰：“拆妖庙，梁柱成山储木料”[615]，“无端忿恨到缁黄，殃及木雕与泥塑……汉唐之碑一时仆，齐梁之树一时锯，纵横榱桷当柴薪，眴息庭阶走狐兔”[616]，造成文物巨大破坏。有个细节，可以真实展现这种破坏的随心所欲：

将江宁各寺罗汉悉数置雨花台山上，夜间头上各置一灯，官兵遥认为贼，枪炮彻夜不息。[617]

而破坏中最令人发指者，则是大报恩寺从世间消失，此事稍后我们单拨一段叙之。破坏并不仅限于异教神设，也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仇恨或敌视对象。江南贡院，是南京最有名的文化设施和秦淮风雅的象征，《板桥杂记》名句：“旧院与贡院相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618]江宁克复，曾国藩专程“履勘一次”，目睹其情形：

监临主考、房官、提调、监试、各屋誊录、对读、弥封、供给各所，片瓦无存，均须盖造。[619]

按：贡院建造布局分三部分，一是考生应试之号舍，二是外帘官员与其他考务人员办事区，三是内帘主考官、房考官【204】评阅区。从曾国藩叙述看，号舍多数完好，而官员及科考役员所在的内帘、外帘“全数毁失”，可见破坏行为是包含特定心理的。

五、起宫室。

对古都的各种破坏，以此为惨重。入城后，洪秀全居两江总督府，杨秀清先住江宁将军府，后迁汉西门黄泥岗何宅；其余显贵，各择高门大户安身。洪、杨二人不止是入住，各自开展了大规模改扩建工程：

洪秀全入城后，即深藏督署，周围加砌高墙，据称有二丈高四尺宽，墙头嵌满碎磁瓦锋，墙外令掳得城中妇女挑挖濠沟，东边黄家塘以至利济巷，西首由箭道绕至北首外，围墙民房全行拆毁，平地又挖成沟渠，南首民房由卫巷等处拆至大行宫长街。[620]

筑围墙厚三尺，高三丈，碎磁椀【205】布墙头。复谓紫金城当十三道，遂毁左右屋廓之，役妇女担砖石，碑碣石刻碎为墙脚，砖则毁取满城城垣。[621]

以上天王府。

逆匪杨秀清入城后，即踞将军府节署花园内，起造五层高楼，可以瞭望城外营盘虚实。后围墙又复放宽，收入署外隙地，未久因朝阳门外大营炮子直贯军署，杨贼惧，移居大城。先定见同“现”搬于上江考棚，后通邢宅花园并为一气，甫经兴工改造，杨贼亲来一看，即令赶移别处。后遂觅定汉西门黄泥岗前山东运台何宅。杨贼搬后，凡黄泥岗一带并南首罗廊巷等处民房，皆被拆毁，悉为空地。[622]

金陵城破，初住皇城将军署，东门外大营炮子，辄落瓦上，大惊。满营鬼常夜哭，居不安，乃徙于汉西门虎贲仓前街长芦鹾使何宅，亦毁民居拓益之，周围六七里。[623]

以上东王府。

洪、杨大兴土木，除了奢靡、安全诸考虑，似乎还有一层相互竞赛、暗中较劲的关系。天王府“周围几及十里”，东王府也不肯落后太多，“周围六七里”[624]民间对此看在眼里，形容之：

制军署作天王府，黄泥岗作东王府；东西对峙相抗衡，不辨谁臣又谁主。[625]

洪、杨营、改、扩宫室，毁大片民居只是一方面，更可悲的是，还伴随珍贵文物的巨大损失。“碑碣石刻碎为墙脚，砖则毁取满城城垣”，天王府墙体内不知藏有多少千年古物，所谓“汉唐之碑一时仆，齐梁之树一时锯”。这里单独讲一讲“砖则毁取满城城垣”。满城即明洪武、建文两朝皇城，与北京紫禁城同。此城如今在南京不见踪影，惟余少量宫殿遗址，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南京紫禁城虽年久失修、颇显破敝，但整个城郭规制尚存，八旗用为满营驻扎其间即为明证。正是在作为天京的十二年间，皇城遭遇灭顶之灾，迨及太平天国覆灭，它已基本无存。皇城之砖硕大坚厚，品质超卓，不仅洪秀全拆取以营造天王府，从民间记述看，杨秀清起到的破坏作用尤有过之。彼二人不甘人后、竞起效尤、争相毁之，时人有《拆皇城》诗专门咏之：

虎踞龙蟠势飞舞，灵气乃钟明太祖。皇城既建又迁燕，三百余年总安堵。我朝定鼎移驻防，保障东南作门户。可恨庸臣自养虎，二百十年变焦土。贼来营造无巨砖，拆城作城众人苦。老人城上摇，旋向城下抛。女人城里拾，旋向城外挑。老人一失足，翻身身必坏。女人一失手，触头头必碎。皇城崔巍入云际，蹂躏经年便平地。潇潇雨打十三陵，石马无情尚流泪。[626]

从诗中看，拆城时，每拆一砖乃由城头抛下，下面有人徒手相接，且多为女流；砖体厚大，很难想象能够每次接稳，其间碎齑破损比例恐怕很高。巍峨古建竟是这样被荡为平地。

六、大报恩寺的毁灭。

大报恩寺为明成祖朱棣所造：

明永乐十年六月敕建，至宣德六年八月讫工，历十九年告成。其规制悉依大内图式，八面九级，外壁以白磁砖合甃而成，上下万亿金身……每层覆瓦五色琉璃，高二百七十六呎七吋，合中国木尺为三十二丈九尺四寸九分……规模雄丽，得未曾有，通共用过钱粮银二百四十八万五千四百八十四两。[627]

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是何概念？《万历十五年》云：“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628]换言之，若以十七世纪末中国年财政收入算，这座瓷塔可值其十分之一以上；同时，十五世纪初明永乐岁入，应不及十七世纪末清康熙朝，也就是说，这笔钱当时占岁入比例，实际不止十分之一。其实，单像上面那样算账，仍远不完全反映事实；造大报恩寺先后征用十万役夫，是以加派方式无偿出工，未付任何费用，由此省下的巨额支出，并未计入大报恩寺的建造成本。

由此我们知道，一座大报恩寺该多么值钱。

在朱棣而言，这么一掷万金，是为讨个安心。这个工程，名义即“报恩”，报太祖皇帝和马皇后之恩。为什么要“报恩”呢？因为朱棣不安于南京，动了迁都北平之念。问题是，依礼法皇帝有责奉守祖陵，太祖和马皇后陵寝在南京，迁都何啻于将他们孤零零撇在远方。这大悖忠孝之道。所以朱棣不惜出此重资，建其所谓“报恩寺”，以塞天下之口。果然，大报恩寺动工五年后，北京营建新都的序幕也即开启。

如此奢华的造物，自然使人叹为观止。大报恩寺举世仰慕，其为中国瑰宝，名头不逊长城，乃至安徒生将它写到童话《天国花园》里。当时欧洲人所痴迷中国者，瓷器为一主要对象，而大报恩寺竟通体皆瓷，每片瓷皆官窑所出，张岱称之“永乐之大窑器”[629]，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瓷质品。

真是无巧不成书，安徒生眼中“天国花园”里的瓷塔，偏偏就是经某“天国”之手，土崩瓦解。

从太平军杀抵南京至瓷塔消失，大报恩寺先后历有三劫。第一劫为攻城时，瓷塔被用为军事工事，安放炮位轰城。张汝南和张继庚对此都有记述：

又运仓圣庙中之炮，置报恩寺第三层，向城轰击；城上开炮对轰，砰礴之声，一日不绝。[630]

贼围城急，据守南城报恩寺塔，在塔上施炮击碎南门城楼。[631]

第二劫，则发生在攻占南京之后至1854年之间。据佚名《金陵纪事》：

迨二月初十日破城后，三月援兵始至，贼闻信即焚塔，焚城外七里街及居民各市廛，坚壁清野。[632]

指太平军为防官军效其攻城所为，以瓷塔为施炮之地而试图予以烧毁。李圭《金陵兵事汇略》亦载：“先三年，贼举火焚之，空而不圮。”[633]这期间发生的事，留诸记载的甚少，人心惶惶，逃亡者众，焚塔情节仅知其粗概。但瓷塔曾遭有目的之破坏，是一定的。除了军事角度的考虑以外，瓷塔本身“亿万金身”，也无疑是以铲除偶像崇拜为己任的太平军的捣毁对象。不过，瓷塔主体为砂石结构，火烧未能使它当即委地，直到1854年，塔体矗立原处，但内部及周边损坏极其严重——这一切，皆由美国人法斯亲见并详细描述给世人：

很快我们就走近了著名的琉璃塔。它矗立在城濠的外边，城墙的南边。它的四周是一块面积有几英亩大的方形空地。空地的外围建有高大的佛殿和僧房，但现在都被毁坏，倒在地上了。巨人似的偶像被打成无数的碎片。琉璃塔立在一块八十英尺见方、十二英尺高的坚实的石台上。石台的四周有石阶梯，梯阶是很大的平滑的砂石石板，上面有精致的雕刻。塔本身是八边形的。它的主体结构是由精美的红色的砂石建成的；而外层和各不相同的九层塔身的突起部分的顶面都敷以绿色的琉璃砖。每一层的各个角上挂着一个铃，各个边上挂着用鱼胶做的灯笼。从圆顶的中心开始，向上竖起一个30到40英尺高的塔尖，塔尖的四周围绕着许多大铁圈，最顶端冠之以一个直径为14英尺的镀金的球。第一层的外表没有琉璃砖，但是，它完全是由一大块的砂石构成的，每边都有一个巨大的浮雕佛像，其形象栩栩如生，显示出熟练的雕刻技巧。这座八角琉璃塔的进口是四个高约八英尺、宽约六英尺的拱门。塔壁约有六七英尺厚。拱门的每一边都立着三座很美丽的浮雕大佛像，佛像上部还精心雕刻了各种图案。朝塔上望去，也能看到类似的拱门，但没有刻上第一层那样的图案了。不久以前，一个螺旋形楼梯一直上伸到塔顶，给观赏者以一个爬上塔顶去欣赏世界上所能看到的最精彩、最美丽的风景之一的机会。可是，现在它已躺在塔底下变成了一堆垃圾。破坏并不止于此。庄严的雕刻佛像，从头到脚都被破坏了。前代人通过金冠、灵杖以及其他的装饰赋予这些活生生的神以巨大的威力，而今，这些金冠、灵杖以及其他的装饰都被打得稀巴烂；这些佛像一度足以支配的菩萨崇拜者的迷信力量，现在不但不存在，反而变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面对这个巨大而壮丽的建筑物所遭到的毁灭和破坏，人们不免感到悲哀，虽然这塔依旧还静立在原地，无声地谴责内战的罪恶。[634]

法斯游大报恩寺的时间为5月30日，从而证明截至当时瓷塔犹存。这里，法斯为少量记载所说曾遭焚烧之事提供了旁证：中国塔建内部楼梯通常为木制，从其“躺在塔底下变成了一堆垃圾”来看，惟焚烧可以致此。他又证实，焚烧以外还发生过专门的毁佛举动，“庄严的雕刻佛像，从头到脚都被破坏了”，“金冠、灵杖以及其他”表示崇拜的“装饰都被打得稀巴烂”。另外，“外围建有高大的佛殿和僧房，但现在都被毁坏，倒在地上了。巨人似的偶像被打成无数的碎片。”总之，除了瓷塔本身坚固莫奈其何外，一切能破坏的，都已破坏了。

第三劫，发生在1856年“天京之变”期间，此为瓷塔最终劫。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为《北华捷报》所撰通讯报道中说：

驰名远方的古报恩寺磁塔，作为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宏丽建筑，也似乎同样被夷为平地。看来磁塔的被毁可能与杀戮北王的事件有关。据说，“磁塔是被炸毁的，因为里边放着几尊大炮。[635]”

裨治文的报道，来源实际上是名叫肯能的欧洲冒险者，后者当时与一位同伴混迹于太平天国控制区，并得以结交某些权能之士，亲历了“天京之变”。后来，肯能回到上海，向外国人讲他的奇历，并由雷诺兹录其口述，以《镇江与南京——原始的叙述》为题发表在1857年1月香港《中国之友》上。其中，关于大报恩寺之消失，肯能如是说：

此时因为怕他[即石达开]会由瓷塔方向进攻南京，并利用瓷塔的高位向城内射弹，就命令把它炸毁。我们离开的时候瓷塔还耸立着，但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却已站在它的废墟上。[636]

中国人也有记载，李圭《金陵兵事汇略》：

先三年，贼举火焚之，空而不圮。本年复深掘墖【206】基，埋火药轰之，霹雳一声，化为乌有。一时有“拆宝墖，自相杀”之谣，今果应。[637]

历经三劫，报恩寺塔毕竟粉身碎骨；彼已足够坚强，然而太平军必欲毁之的意志，更不可挠。三年当中，烧而不倒继以拆砸，拆砸不成再继以埋药炮轰。价值无匹的“永乐之大窑器”，终于从人间抹去。我们今人尝借电视画面见过塔利班炸毁世界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的恐惧一幕，而整整一百六十年前，南京报恩寺塔的轰然倒塌，其疯狂程度当不逊此。人类在极端思想鼓舞下的精神癫悖，不分古今。

民房毁拆、故宫板荡、名塔崩圮，天京十一年盖即如此。设若因战火而毁，犹曰情有可原，但南京的很多破坏，其实不在直接的战争行为之内，而发乎某种观念或日常行为的肆恣。总之，待一切尘埃落定，千年古都面目全非。

以上仅为城市外观之改变，天京十一年，这里的社会生活也天翻地覆。在作为基本制度的阖城军营化、男女分馆、取消家庭、禁私有财产等大的方面，与武昌相同，兹从略不赘。然而从具体细节上，天京日常生活又有诸多过去未闻未载的内容，分述于后。

张继庚在一份秘密情报中写道：

惟念江南未破城时，查户口清册，有二百六十余万之众，破城后死难者十之三，被贼杀者十之一，迫而为兵四出者十之五，逃散者十之一，此时所存三万余人。[638]

张继庚与前布政使祁宿藻密迩，他说户口清册载南京原人口二百六十余万，一定可靠，至于城破之后人口变化及各种比例，显然出于估计。不但张继庚出于估计，太平天国官方当时也没有做过统计。张继庚的同志谢介鹤说，咸丰四年二月他们计划暴露后，太平天国加强管理，这才清点天京人口，落实到名：

杀贼之谋未泄，人能私自过馆，其数尚难稽查。至是贼有门牌之设，以馆长出名，统其下，月送册于伪诏书，以核其数，调往他处及逃走者皆注明。其时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九百人，湖南约万人，湖北约三万人，安徽约三千人，各省约二千人，金陵约五万人，镇江、扬州约五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二千五百人，湖南约四百人，湖北约二万五千人，安庆约三千人，镇、扬约万人，金陵约十万人。此夏季人数。[639]

合计约二十四万五千三百人，不到先前南京人口十分之一。

其中，妇女占了一多半。诸多记载反映，在天京各种工程劳作中，主要劳动力为妇女，从而说明了这种人口构成。男性几乎全用于打仗，留在城中的，除近卫和守城之兵，俱系或老或幼或残，以及技匠等不能打仗或无须打仗之人。谢介鹤介绍了几种情形：

乃有机匠之招，言为匠做工，则不打仗。

贼议立“牌尾馆”，使残废者守馆，老病使扫街、拾字纸，亦不打仗。

使人种菜，亦不打仗。

贼不识字，传伪令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使为诗及对，又试以伪示，合贼式者，分入各贼馆为书使，亦不打仗。[640]

不能不提到，内中相当一些是年幼男僮：

缘自洪逆以至伪旅帅，皆有幼童打扇，又自伪丞相以至伪卒长圣兵，凡粤楚真贼，均准掳带幼童以为义子义弟，总名为“带娃崽”。贼将娃崽眉目清秀者即为义子义弟为打扇，其次为之拉马执刑杖引导，再次即为其打伪执事，粗拙者即为之牧马，其丑陋有残疾者转可倖免不掳。初尚见面即带，继则挨馆搜求，凡城中所有之幼童，由十六七以至十一二岁者，无不被其掳尽矣。[641]

谢介鹤专门强调，这些男僮是非战斗人员，专供服务、使唤及娱乐：

幼童则抢去为假子，或为打扇。打扇乃贼之小仆名，常持马鞭洋伞及扇随贼后。盖贼最爱童子，相与嬉戏而已，并无所谓“童子兵”也。[642]

他们处在不同层级，称呼亦有别：

其名不一。洪逆所用谓之“侍臣”，并分左右，约一二十人。杨、韦、石等逆所用，谓之“仆射”，左右约十余人。伪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等贼所用，谓之伪“官使”。伪军帅以下等贼，谓之“打扇”。伪侍臣、仆射，广西幼童居多；伪官使打扇，则两湖安徽江南各处掳来幼童眉目端好者为之。[643]

为什么大量、普遍地需要和使用未成年男僮？个中实有难言之隐。在太平天国领袖人物那里，其日常服务毕竟不是全都适合女人充当，然府内女眷众多，使用成年男性多有不便，因此凡这种场合，都由男僮随身。而在其下，各级官长纷纷罗致男僮，除作为听差驭使之用，也暗中满足特殊需求。有个“典炮将军”叫李俊昌，将书吏宋某之幼子责打二百，宋某怀恨在心，“一日，有小僮逃出，宋见之问，以鸡奸难受故逃”，宋某检举于东王，李昌俊被逮下狱，但李的兄长很有权势，“威迫小僮供系宋姓指使”，宋某反而被杀。[644]

“贼呼江宁为小天堂”[645]，尽管眼下已到“小天堂”，当初在永安许下之愿却并未兑现，至少性的方面如此：

又有已为伪侯二贼，因男女私通犯奸，革去伪侯为奴。一系与其妻私通，致革伪侯。一本系伪秋官丞相陈宗扬，因与其妻私会，商同其妻之同馆伪东殿女承宣官即系杨逆之妹，用酒灌醉，将其奸淫，嗣经杨逆闻知，谎谓天父下凡，将陈宗扬夫妇杀害，又将其妹责二百板，以为虽系酒醉，究竟不应从也。[646]

其说不孤，《贼情汇纂》也有记载：

伪冬官副丞相陈宗扬竟因夫妇同宿，骈首就戮。[647]

此事笔者本以为是坊间谣诼，未敢实信。因为说是“伪侯二贼”，而当时太平天国封侯之人寥寥无几，地位极高，“虽功高如冬官正丞相罗大纲还不得与其选，故人都视为很光荣的大典”[648]。像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而陷身此等丑闻，似乎匪夷所思。尤其指名道姓提及的那位陈宗扬，我们确定他绝未封侯，其真实职位，罗尔纲《太平天囯史》订为“冬官又正丞相”[649]。鉴此，起初我对上述故事保留疑问。然而，后见《天父圣旨》卷之三，却非常意外地发现这些私家记载相当可靠。《天父圣旨》卷之三藏于伦敦英国图书馆东方部，由王庆成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2004年中华书局将其收入《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出版。此件起始便记述“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杨秀清扮天父下凡处理几桩案件的经过，其中之一，就是两位高官与其妻“私合”案。这两员高官，一即陈宗扬，另一人名叫卢贤拔。经查，卢氏官居秋官又正丞相，而且封了侯，封号“镇国侯”。在《天父圣旨》中，杨秀清首先提审陈宗扬，命其坦白“与妻犯过天条否”，陈一番抵赖后承认“曾犯过四五次”；然而情节并不仅此而已：

天父怒极，大声指曰：“尔与妻私合，又想瞒人耳目，故夫妇□□【207】欲将那清白之人拉下染缸，以塞其口，互相为奸，方不至败露。幸亏那女官鍊【208】正，是个贞洁之人，未遂奸谋，不然岂不又被尔陷一人于法网乎？尔自己变妖变怪，已属可恼，尔尚欲坑害别人……”

陈宗扬惟以“犹未成事”为辩。又审卢贤拔，后者承认“实与其妻犯过天条三四次”，没有其他情节。嗣后，陈宗扬夫妇斩首；关于卢贤拔的拟罪，女官出具意见认为，其人“前有微功”，应“革职带【209】罪立功，免其枷号游营”，杨秀清觉得太轻：“即卢贤拔位膺侯爵，法应减等，亦不能办至咁轻，若办至咁轻，不惟不足以服朝官，尤恐不足以服天下”。为严肃法纪，杨命女官“即杖东王五十板”。杖毕，杨称：“须知犯着法律，俱是同罪。”[650]之后对卢贤拔究竟作何处置，《天父圣旨》未见下文，但考上种种，“革去伪侯为奴”应是一个分量得当的结局。

卢、陈“私通案”绝不仅仅是一起桃色新闻，而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它很明确地证实，起码截至1854年，太平天国必须位至王爵，方许夫妻聚首、拥有家庭生活；诸王以外，哪怕贵为列侯，都只过着单身生活，没有合法的夫妻关系。换言之，举国上下，能够享其男欢女爱之情者，拢共不超过八人[651]：

其各贼目之眷口悉充伪王府女官，皆隔别不令共处。倘私约就宿，则谓之犯天条，男女皆杀。[652]

各伪王盛置姬妾，而使群下绝人伦之源，且绐之曰：天下一日平定，方许完聚，未娶者方准婚配，功高者始准置妾。[653]

太平天国对广众行男女严防，令人费解。事关人性本能，如此严禁，存在发生各种事端的风险。历来的解释，有从洪秀全阴暗心理上求之者，有归结于特权与等级观念的，有认为是将性作为特殊手段，来更好地驭众：“其意谓男女人之大欲也，以此诱之，实以此迫之也”，乃至有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可保人人精壮”[654]……这些解释，未为无理，然皆执乎末端。根本来说，太平天国实际上奉行军国主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国主义”辞条说：

一种意识形态，核心主张是将国家军事化，以军事化的方式组织国家生活。军国主义既是一种思想观念，又是一种政治制度。[655]

衡诸太平天国，此辞条有如专门为它而写。在太平天国，不是一个国家拥有一支军队，而是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这便是“将国家军事化”；其次，国中并无自务营生、各执其业的百姓，人人入营当圣兵，全民皆兵，分隶“男馆”“女馆”，这叫“以军事化的方式组织国家生活”。而为了保障这种意识形态，再跟随以一系列制度设置，例如实行完全的供给制。男入男馆、女入女馆之后，国人不再有生活来源，他们执行着公家分派的任务——从打仗到各种劳务，饮食居住由公家包下来，“免费”供给，住则群居馆舍，食则按人头定量发放和领取：

逆匪等仓米，皆伪典出圣粮支放，或按月，或分旬给发。[656]

定量依劳动强度、性别和参加革命资历之不等，而有差：

每日发米数，男馆如泥水木匠一斤半，各伪衙一斤四两，各匠一斤，牌尾即年老残疾者半斤。女馆湖南以前，每名一斤，湖北以前每名六两。[657]

其他日用必需品也是如此，例如食油定量：“十日一人两勺派。”[658]这大约是很多贫民自古憧憬的“有饭同吃”。但是，国家“免费”提供食宿听起来很不错，实际施行并不那么美好。太平天国排斥正常的国家生活，不开展生产，更不发展生产，物资主要依靠战争方式掠夺，供应很容易短缺。不久，供给制就难以为继，而发生减粮：

东贼连接湖南、北、安徽各贼回书，言所到之处，米谷俱无，乃改议发米数。男子牌面每日每名发米半斤，牌尾四两。女子每日每名，湖南以前，发米六两，湖北以下，发米三两，均以稻代。悉令人食粥，否则杀也。[659]

一是普遍减量，二是女馆以稻代米，三是下令以稀代干。这些限制，别家亦有记述，如：“每日男子发米一升，女子发米三合，后则谷半升。”[660]“米将不足减之少，少之又少继以稻。”[661]“若赀乏粮尽之时，或减半给发，或全不给发。如江宁城中一概吃粥，扬州城中煮皮箱充饥。[662]”面此困难局面，当局也不得不稍稍改变规定：“不领贼粮，免当贼差。”[663]祁宿藻的遗孀，由于祁家一位尤姓忠仆不断接济，将“米柴衣物”等设法送来，老太太得以享受不当差的待遇。

“以军事化的方式组织国家生活”，最大好处，在于严密控制人的思想。分馆集中居住、饮食，是一种方式，借助它来达到驯化目的：

及早晚吃饭鸣锣集众，率众念赞美。念时置桌屋中，列肴馔，茶三盏，饭三碗，点烛而无香。馆人散坐于两旁，瞑目扬声，如僧讽诵。念毕，各向外跪，书手默念“小子某某【210】跪在地下，仰求天父皇上帝亲爷大开天恩”等语，末句则高呼“杀尽妖魔”而起，然后吃饭。初扎营时有伪检点传令到营讲道理，搭棚如戏台，贼衣戏班中蟒袍，戴大红尖顶黄边风帽，赤足乘马而来，传齐圣兵，各执竹枪立台下，犬吠驴鸣三数语而止，无人能解。屡问“是不是”，呼“是”字音如“系”，众答以“是”，乃哄而散[664]

总之，吃喝拉撒睡、饮食男女，这些本属“私生活”范围之内的事，全都管起来。洪氏“天国”中，百姓没有私生活。能拥有私生活的，整个国家就那么几个家庭。

一切与“私”字沾连的事物，都遭到禁抑。天京发起了中国第一次彻底扫荡私有制的运动，没有自由职业，不许个人执业，“伪示有云，天京乃定鼎之地，安能妄作生理，潜通商贾”[665]，无论纺织、种菜、竹器制造、木匠、瓦工、印刷、制铁、医药……各行各业一律国家专营，委派官员组织和监控[666]，按照国家需要和指令生产和经营，产品亦不作为商品流通，而是以调拨方式发用。他们有个理论，“贼谓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667]，以此为根柢，对商品经济愈加摈弃，乃至几乎废除货币，“贼有伪例，私藏至十文者即有罪”[668]。但这种政策难以维持长久，一是仅靠掳掠，物资供应并不能保证，“物又渐乏”，二是并非所有需要之物都能抢来或城内自产，“所无者仍须添购”。因此城外开市，恢复贸易，“令老贼出城买物，设肆于北门桥，转卖之各馆”，这些商行均属官营，“有杂货、玉玩、绸缎、布匹、米油、茶点、海味各店，其店皆有贼文凭，称‘天朝某店’，不准私卖”[669]，据说总共有“五大行”[670]。与此同时，开炉铸钱，“轮廓大如洋钱，一面‘天囯’字，一面‘圣宝’字”，然而城外客商不认，“持出城交易不能行”。[671]其尴尬处，正如马寿龄诗句所讽：“城里无用人不争，出城与人互交易，依旧咸丰通宝行。”[672]

将人与私有物剥离，置之“无私”境地，此举奥秘并不在冠冕堂皇的道德方面，而在于限制自由，对自由釜底抽薪。试想，人如果囊中有钱不超过十文，他还能做什么？必是寸步难行，被死死束缚在一种无形牢笼之中。

以上南京改天京后的情形种种，叙述人基本都直接得之自己的亲身经历。例如，《金陵省难纪略》是张汝南经十余月从天京逃出、迁杭州之后所口述，其子女写道：“是书成于咸丰六年，先君子馆于杭时之所述也。当癸丑二月城破之后，先君子两觅死不得，遂日谋所以脱身者，辗转至次年八月间，始得率眷属出重围”[673]；脱身后，张汝南日夜难忘所历，“爰即在城之日亲见之事纪为是编，藉以舒其愤懑”，他的态度很严肃，“惟东北贼递杀一节，系访闻确切得以附入，其他传说，惧有不实，概不之录”。[674]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亦然，其《自叙》云：“情非真痛则易忘，事非亲历则不知”，表示自己是感于切肤，才去写那些叙事诗。他因老父年近八旬、患病、行动不便，没有逃离南京，之后“城门禁益厉，故谋之年余未能出”，其间他被投入“老年馆当差，锹鉏不离手”，暗中参与张继庚的内应计划，第二年四月，终于伺机“奉家君出城”。他白天供役，夜晚归来，将闻见写成诗，“书悬肘后”，然后默记腹间，由此“篇成五十”。[675]读这些幸存者笔下的天京，我们觉得张汝南好友、同样从天京逃出的姚天麟，为《金陵省难纪略》所作序中几句概括，能够勾画城内众生的基本处境：

多失业无依，转徙莫定，饥寒交迫，延颈待毙。[676]

张继庚内应事件

内应事件乃“天京之变”以前一桩大案，也是太平军占据南京后仅次于“天京之变”的重大流血事件。两个事件，一为“内讧”，一为“敌特颠覆”。然与“天京之变”广为人知不同，内应之事后世渐忘，颇少提及。

这项计划，大致如参与者谢介鹤所简单概括的：

正月七日，贼以为元旦……金陵廪膳生张炳元，倡内应，与大营约，初七初八初九日乘贼应贺元节，不为备，出贼不意，进攻东门，伪守城官陈桂堂许斩关相应。[677]

这是计划的原始方案。炳元是张继庚的表字，但金树本写作“邴原”[678]，张汝南写作“丙垣”[679]，《淞南随笔》写作“炳垣”[680]，皆音同而字异。正月七日，指咸丰四年正月初七。大营，即城外向荣大营。陈桂堂，官“丞相”，金田起义的参加者，张继庚说他是广东人，亦有记为广西人的。

张继庚不是习见之书生，勇于任事。我们知道江宁守城期间他非常活跃，组织民团、协助祁宿藻做各种事。其实，之前他还在长沙以湖南布政使潘铎幕友的身份，参与抵御太平军，“谓贼不得志，必舍此图南下，江宁我父母邦，宜预为备，乃夜缒长沙城出，棹小舟，越路以行。”[681]南京城破，张继庚企图自杀，“率全家跳入后门塘中，皆浮而不沉，为邻人陈姓者救出”。之后担起照顾祁宿藻遗孀的义务，送衣御寒，“或五日一去，或十日一去，定省慰劝”，并曾运作将祁老夫人营救出城，未果。[682]

他拈动策反内应之念，起自咸丰三年端午节后：

至五月端午，始得亲赴年伯【211】坟茔展谒……谒墓后回忆年伯勉庚留为后用之训，因与长发结交，意欲令其自相涂炭。适逢贼伪水营与伪东府兵不和，庚遂倡伪东王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之议以激之。湖南人果煽动结盟，思投大营。庚因托亲友金和、李钧祥、何师孟三人逃出，投马翼长处，马翼长疑不敢纳。

这是与官军最早的一次联络。马姓军官疑其有诈，未予理睬。这也看出清军人心很散。翼长级别不低，正三品[683]，完全能和向荣说上话。即使如此，马某仍推诿了事，既不接纳，也未向上反映。张继庚说，金、李、何遭拒绝后，自己就近从乡下“招勇得五千人”，但因为没有钱饷可发，“寻散去，而城中事亦泄”，导致“被死者八百余人”。所幸张继庚结盟书上所签是化名，才没有被捕。[684]

这之后，暂无动作。到了九月初，终于与向荣大营取得联络，“大帅答书，令与宛、高、金三人谋。”宛是宛正龙，高是高鹤鸣，金是金树本。此三人与张继庚原非一拨，分别暗中与城外联系，通过宛正龙一位在官军当兵的表亲，借出城买菜之机见面，向官军传递情报，“凡三十六次”。至此，大营指示他们和张继庚合作，同谋内应之事。张继庚高鹤鸣有旧，一日，由高引荐，到金树本所在的太平军“舆台”【212】相见。金树本回忆，“余熟视之，面黧黑，而英气逼人。”张握住金树本的手，开门见山道：“我三人幸一面，有一言当先白之。兹事非同志不可，然知者多，保无泄乎？泄，当一人自任，留未泄者继之，死无憾也。”[685]

经活动，说通了水西门太平军守军，策反一千多名，订下盟约，约定官军至时，“炮必空，钥必启，其门侧为水关，必引腹心舣船以待”，并将方案细节绘制成图，送交向荣大营。三天后接回音，大营要求将接应地点改在朝阳门亦即东门。原因是官军驻扎的孝陵，在城东北方，“距水西门八十里，劳师袭远，将士所不堪”[686]

水西门方案于是放弃。张继庚们一切回到零，从头开始。

叙至此，需要插入一段“天京辛德勒”的故事。话说南京有个商人叫吴伟堂[687]，过去一直往来汉口做绸缎生意。太平军定都天京后，需要大量绸缎，但贸易中断，无以致之。这时，吴伟堂就通过一个广东籍烟贩叫叶秉权的，传话给太平军相关头目钟芳礼，声称可以组织丝绸生产，满足供应。钟芳礼大悦，请示杨秀清，得到批准，成立“织营”，以吴伟堂为总制，编制与各营同，“人数多少不拘，其军帅卒长司马等，皆本城人为之”，后来“又添设染坊并所谓杂行，如花粉绣线等类”。“贼颇以为便，而喜吴之能，给与关凭。关凭者，出城照验之物，以白绢尺许书贼首给某出入城字样，加贼印信。吴乃衣黄袿红绉衫，骑马，从人执旗荷大刀，出入各城无阻格。”吴伟堂凭此特权，暗中把织营等实际上变成庇护所，收留大批难民，“是时机匠杂行及运柴人不下数万，既免兵役之惨，又乘机可逸，皆德吴”。经他帮助，被偷偷送出城外逃生者，不可计数。起初禁妇女出城，故只能送出男子；后城内缺柴，“许妇女出西南门取薪，往往得逸去”，但是当时妇女因为缠足，行动不便，“出城路甚遥，艰于步者，卒不得如愿”，吴伟堂设法打通关节，获准使用船只装运柴火，“于是乃得载妇孺而逃”。[688]这故事，与二战时那位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可谓如出一辙。

水西门方案被否后，张继庚们另起炉灶，因而想到了吴伟堂。他们有个同志，叫贾钟麟，隐身于吴伟堂手下机匠之中，经贾介绍，商之于吴，“得通其谋”。[689]大致是：在内部发展反叛者千余人，并借柴船运入部分官兵藏在馆内；待行动时，埋伏于神策、太平两门，同时派人假装出城购物，再让城外官兵伪装后混在购物者内入城，“会齐，伏众出，杀其司门贼，因即道【213】兵入。”然而，新方案报至大营，“大帅答之如前”，坚持非朝阳门不可。[690]神策、太平两门在城北部，分衔后湖【214】之首尾，距孝陵较水西门已不太远，但大营还是不愿考虑。至是，继水西门方案被否，神策、太平门方案又搁浅。

张继庚却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是非朝阳门不可吗？他就接受挑战，削尖脑袋去钻营，结果真的逮住一条大鱼。此人非他，正是太平军负责把守朝阳门的主将陈桂堂。《贼情汇纂》卷二对于其人有如下述评：

桂堂广西老贼，年约四十，身材瘦小，面白长方，有髭无髯，人甚奸诈。壬子七月封为中二军前营前旅帅。癸丑二月至江宁，升中四巡查。三月升后四军水四总制守朝阳门，屡与我兵抗。七月封恩赏丞相。甲寅三月升殿左四十九指挥，仍守朝阳门。桂堂矫捷机警，贼中号为能者，实罗大纲之流亚。黄再兴知石凤魁不足守武昌，曾奏请桂堂代之，未至而官军克复。再兴尝叹息语人曰：“如桂堂来，武汉必不失。”是诚剧贼，尤当注意歼旃。[691]

可见陈桂堂在太平军颇具盛名。当时他势头正旺，连连晋职，七月刚刚加衔“丞相”。然而他却有一个弱点：嗜烟。“贼禁洋烟而陈嗜之。”[692]此处仅称“洋烟”，未具体指明是鸦片抑或烟草，而无论何者，都是太平军严令禁止的，与淫同罪。张继庚设法找到陈桂堂的书手萧保安。书手即文书，太平军将士多不识字，每到各地都搜罗强迫读书人入伍充书手，萧保安便是这样一位南京人。他也嗜烟，与陈桂堂“为吸烟密友”，利用这一点，“萧有所挟，渐语以叶知发之谋”[693]。叶知发是张继庚的化名，他跟陈桂堂等打交道时，只用此名。

陈桂堂很狡猾，对萧保安所谈叶知发事，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汝事我知之，汝自行之，不汝泄也。”[694]不阻止、不报告、不泄露，但是，也不直接参与。意思是，事成有我一份，败露却与我没有干系。这实际上是开了绿灯。有他这种态度，萧保安便放心地开展工作，说动了陈的部将、湖南籍的张沛泽。张继庚将此重要进展密报大营：“东道可通矣，特需筹空头告身六十张，以啖守门贼，门可得。”[695]告身，即官职任命书；空头告身，就是空白的任命书，可以随便填写。不到三天，告身送至，“填五品衔者二、六品者十倍之”[696]，二份五品官衔，其余六品官衔，发给参与叛变的太平军大小头目。张继庚亲自持告身，去见张沛泽，敲定里应外合的日期——当然，是以叶知发的名义；但这次会面，还是给后来张继庚被捕埋下祸根。

不久出了意外。张沛泽办事不牢靠，串联时极不谨慎，致风声走泄，“事竟垂露”。萧保安见状，赶紧出主意，让张沛泽与自己一道，主动“检举”叶知发谋反事。这一招用于自保，还挺管用；太平军规定，“凡出首通外营者赏”；萧、张以此脱险，但内应之事暂时也就撂下，天京城到处张贴通缉令，“大索叶知发”。十天后，风浪稍平，张继庚忽接萧保安飞报，说张沛泽很快将调离，所任由他人代之，“如欲举事，无过三日”。然而受通缉令影响，此时内应策划者中间，意见分歧。张继庚等人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另有人则认为“施措未周，恐误事，请易期”，两种意见各自陈书大营，“大营遂不报”，显然也倾向于时机不成熟。[697]

张继庚急了，对交通员宛正龙说：“我有成谋，必面大帅始可行。”[698]坚持亲自出城，到大营禀谈。于是“托买物出城，五里外，舆卒已来迓，蒙被疾驰，日落抵大营，见苏将军。纵论彻五夜……复见张军门，军门奇其才，折节订交”。[699]苏将军，指署江宁将军苏布通阿，张军门即张国梁。张继庚这次亲赴大营，很有必要。之前官军对内应计划虽不拒绝，但明显欠热心，原因之一应是并不清楚城里那些谋划者的成色，怀疑究竟能把事情办成怎样，每每推托，“无如大营始约十月望日，不果，继约冬月朔日，又不果。或曰兵少，或曰兵怯，纷纷不一。”[700]这也是张继庚非亲至大营谈一次的原因。此番虽未得到面晤向荣的机会，但经苏布通阿和张国梁先后接谈，张继庚的个人魅力打消了不少顾虑。张国梁甚至想挽留张继庚为己所用：“‘予留此，佐我帷幄，何患不破贼耶。’君以老母陷贼辞。”[701]毅然返回城内。

如今《张继庚遗稿》里保存着写给向荣的七封信。这些信，实际上都是秘密情报，事无巨细，十分详尽。包括太平军的武器装备、兵力分布及人数变化、资金状况、粮食储备、各门守备之严疏、各王府防卫情形、城内街巷路线与工事，甚至是“昨伪东王传令各男女馆，均要置柴三十石于门口……事一不谐，通城放火”，“伪永检点昨带六千人赴三岔河也”这一类随机的新动向。七封信，字字凝聚张继庚的心血和希望，读之即知无论如何他是不会放弃努力的。

朝阳门时机已失；经与苏布通阿、张国梁面议，方案重新回到神策门。可以看出官军并不是非东门不可，先前如此，其实是对内应者不信任，而借故为难。所制订的方案，大致仍然如前：“先订师期，黎明集神策门内，约五百人，畀之刀矛【215】，君分五百人之半，散列近城栏栅间，为夺门计，自率半，俟开门接我师。”[702]

这时，日历已至咸丰四年正月。自最初计议此事，逶迤半载，至此终付之于践。具体日期，诸述皆未载，只知道是正月某日。万事俱备，天却忽然下起雨来，“衣发如沐”。金树本记曰“：我兵乘雨临城，后骑鼓噪，城上贼闻之，吹角令勿启城。”[703]鼓噪二字，言之未明；不知是马踏泥水出声，致守军惊觉，还是有其他动静。《金陵兵事汇略》说是：“时日值雨，军营马甲汹汹有声，未及买卖街，贼已觉。”[704]谢介鹤则说：“至日适微雨，官兵大队掌号而来，未及买卖街，而城头炮发，同志转至城门，门已闭矣。”[705]倘若如他所说，官兵居然“掌号而来”，岂非故意向守方发出预警？金、谢二人，都是行动参与者，我们无法辨其叙述的真假，但总之官军弄出不小的动静，使行动失败。张继庚受到了很大打击，“抚膺悼叹，泪与汗并”。[706]这之后，又约期两次，“二次均为雪阻”，归于流产。[707]同样的事情，一次或系偶然，三次如彼，不能不令人怀疑官军的诚意。这应不是苏布通阿、张国梁那个层面发生问题，而是带兵将领捣鬼使坏，前面讲官军几次推托，“或曰兵少，或曰兵怯”，大抵是真实士气的反映。经过两年与太平军作战，清军被摧折得畏敌如虎、军纪荡然。别人且不说，连在长沙保卫战创建奇功的邓绍良，此时在镇江已变成近乎土匪般的人物，部下溃不成军，惟能扰民。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附有《金陵城外新乐府三十首》，主要表现城外官军情状，从烧民居、抢粮食到吸鸦片、看黄色图书、赌博、奸淫，无恶不作。阅此诗行，而揆诸与张继庚里应外合的官军，居然“掌号而来”，便知他们那么做不是“失误”，而是成心让敌人警觉，以避免作战。

至此，内应事件作为一场闹剧，结局业已注定。可怜张继庚仍不言弃，竟欲蛮干。一日召集同志，说：计谋屡不奏功，我愿孤注一掷，组成敢死队，径夺神策门。他让大家统计可入敢死队的人数，“众屈指计之，数不满三十”。张继庚极失望，“忿甚而散”。听说城门东侧周姓家族“有壮士二百余”，遂去造访，“以忠义激劝之，咸受约”。就在回来的路上，出了事：

归途，至大英府街，适张沛泽乘马自后来，望见君，以为叶知发。张已任疏附职，无复内应志，卒然有害君意。马既近，以手拍君肩曰：“叶先生近日神策门之事如何？”君回首见张，若不相识然，曰：“子何人？我张继庚，非叶姓也。”张曰：“我不汝辩，但随我行。”至浆人衙，张下骑，索锒铛环君项，遍搜君身，幸无物，曰：“汝非叶知发，当于黄丞相前自辩之。”牵行过淮清桥，入伪夏官丞相府，君自此殆矣。[708]

张一旦被捕，“诸同志惴惴焉，虑君之泄也”。连日派人打探消息。提审时，张继庚出监，见围观人群里有熟人，遂自言自语：“方寸未乱。”走着走着，又仰天说：“久雨即晴，我同衙高君当忙矣。”都是暗中传话。来人回述其语，诸同志集议，金树本说：大家不能这样束手无策，张君被捕已半月，至今没有吐露半个字，他在等待我们相救，救张君即是救我们自己，再迟半月，恐怕便无机会。乃决定最后一搏，组成敢死队，“得斩关者四十八人”，同时与大营联络，官军派出以田玉梅为首八人，混入城中，参与行动，“届期歃血，同志凡五十七人”，行动日期订在二月二十二日夜。[709]

“掌号而来”的赚门行动失败后，太平军加强各门防卫，包括工事构筑，“接门砌仄巷，容五尺，长丈余，两头设大木栅，以铁索绕匝矣”[710]。这次商议行动方案时，内中有个叫张丫头的人提出，“非巨斧斧之，栅不开，城门便不可启，是宜备”，但主事者“恃司钥人已就约，漫答已备”，没有做此准备。[711]据孙文川《淞南随笔》：“张之义名丫头，吾友张炳垣舆人也。”[712]亦即张继庚的轿夫。

是夜四鼓，五十七人杀奔神策门，果然受阻于大木栅。急呼司钥人开锁，岂知那人吓得魂飞魄散，“惶惧伏床下”，动弹不得。“急不得匙”，而“丫头索巨斧竟未备”。[713]这时，城外官军由张国梁亲自带领，已“挟长木，越壕抵城下”。城门内，众人焦躁，“穷数十人之力拔栅，栅坚不能启”，继而“掷火球入”，欲烧而毁之，然而“中空不燃”。这时，“卧贼纷起”，“角声乌乌”，别处太平军闻警，已向这里赶来。[714]敢死队一行人，“各汹汹无计，而天已明，乃奔散”，行动草草收场。[715]

最后一搏失败后，内应之事偃旗息鼓、不复再举，同志星散，死的死，逃的逃。整个过程看起来成功希望近乎零，未能上演真正惊心动魄的故事。然而，内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这是一群业余民间特工操办的计划，他们未经训练，很不专业，手法笨拙，并且没有得到任何像样的支持，而正因此，事件反而显示出一些异样的光彩。尤其张继庚其人，确可谓孤胆英雄，他尽着自己所能，想去办成一件不可能办成的事情。其余同志，虽勇怯有差，可是在关键时候都能顶着上，最后五十余人敢死队之所为，既异想天开，又赤诚可感。而且在他们身后，“吾道不孤”，从“天京辛德勒”吴伟堂到织营、机匠杂行的广大工人、菜农和役夫，都加入或支持此事。其二，内应事件对太平军亦属测试和考验，而过程显然说明，太平军并非想象的那样强。正如张继庚所刺探到的，太平军内部矛盾重重，“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革命资历之深浅、参加革命之先后，从待遇和地位上显现出来，引发不满；湖南人尚且感到不舒畅，更遑言湖北人和更后来的江南人。以上，还是仅就一般部众互相比较而言，那些领袖和高级干部所享有的一切，与普通官兵之间更是天悬地殊。除随处可见的不平之心，张继庚们的活动还证实，太平军纪律状况和立场坚定性实际上都很差。像陈桂堂，“金田老贼”，太平骁将，应该说根正苗红，但他不仅私嗜洋烟、严重违纪，还脚踏两只船，对策反者姑息隐匿，意欲从中渔利。张沛泽也是鸦片吸食者，并同样左右逢源、见风使舵。李圭曾评论道：“继庚志足尚，惜犹未熟虑也。此何等事，乃延逾半年，约众至数千，乌得不泄？”[716]诚如是言，不过从相反角度看，张继庚以并不专业的方式，在水西门、东门、太平门、神策门等到处大肆活动，无往不利，先后策反数千人，里面除了一个特别势利的张沛泽，再无旁人走漏风声，足见太平军内离心倾向颇为严重。

山穷水尽，张继庚这才“招认”：

炳元自知必死，乃认通大营，但“我系江南人，非有老兄弟为首教我，我亦不敢”，遂罗织老长毛数十，贼尽杀之，而未吐同志一人。[717]

所谓招供，竟然仍乃一计。对此，金树本叙述更具体：

君以三十四人对，呼伪掌书记之，并言仍有其人，俟我忆及，即告尔……北贼以告东贼，传令骈斩，不使一人脱。[718]

出卖他的张沛泽，当然更被“供”出：

炳元言沛泽吸食鸦片，我前见而劝之，今挟嫌诬我。贼立搜其馆，得鸦片等具，先杀沛泽。[719]

张继庚三月初六日被杀：

继庚临刑作绝命词，有云：拔不去眼中钉，呕不尽心头血。吁嗟穷途穷，空抱烈士烈。杀贼苦无权，骂贼犹有舌。[720]

二月二十二日夜间，守城太平军依稀认出敢死队五十余人中“有若机匠、牌尾与菜园人，乃搜机匠、牌尾、菜园，果得钦差印三四张，遂锁禁数百人，又搜各馆得数百人，俱禁于贡院内”；本打算都杀掉，后传谕“如有广西人馆长取保”，可以释放，最终“计杀二百余人”。[721]而由于张继庚至死“未吐同志一人”，内应计划核心成员如谢介鹤、金树本、马寿龄等，全都幸免于难，陆续逃离南京；其中谢介鹤我们知道他后来去了上海，同治二年【216】八月三十日逝于嘉定[722]

此事或是中国史上最大的一次“业余特工”行动，虽未果，其玄奇色彩仍足檀板轻敲，弦管讴之。

给配令

将近一年后，素无活力、有如死水的天京，爆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大新闻：

咸丰五年乙卯正月，东贼忽颁伪谕：大小酋目得娶妇。[723]

事情来得突然，全无迹象。起因据说如下：

先是，伪天官丞相曾水源以往芜湖误期，削伪职，其弟怨悔逸去，东贼怒疑水源使其弟通官军，而于中为主谋，以五马分其尸。

这段文字，略嫌交代不清，易致读者以为被五马分尸的是曾水源。据罗尔纲《太平天囯史》，曾水源这次的确削职、下狱，但并未被杀，后曾“释放复职”，又过半年，才因另一件事被杨秀清“斩首示众”。[724]李滨《中兴别记》叙同样情节之段落，文字几乎一样，但微弱差别却令语意判然：

其弟怨逃被获，杨逆疑水源使之通官军，刑以五马分尸。[725]

显然，被五马分尸的是曾水源之弟。行刑之后，杨秀清显得很沉痛，对手下说：新兄弟逃走就罢了，现在，同起粤西的老兄弟也叛逃，难道是我杨秀清待诸位不厚么？众曰不然：

昔在金田永安时，天父曾许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团聚，乃至已三年，众仍无家，咸谓天父诳人，故皆思去，恐将来益不可遏耳。[726]

答案竟为男女之事。杨秀清闻言，当即说：汝辈真是不测天父高深，本来，这一日越晚到来，你们分到的女人就越多；既然等不及，想立刻要女人，那地位最高者只能分到十余人，往下则以次递减，大家休要嫌少！一番话，悄然改变了太平天国起事以来一直实行的“男女分营”政策。随后，杨假扮天父下凡，传天父圣旨：

谓蒙天父恩，许男女得配偶。设伪媒官男一女一。凡积贼为伪丞相者得配女十二人，伪国宗得配女八人，他伪官以次递减，无职者亦配一人。原有妇者许归其室。令伪巡查查女馆自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岁者，开列年貌，注册以候选择。[727]

是为“给配令”。此令之行，太平天国官书无明载，1979年研究界曾将“现存的太平天国文书”集为一书《太平天囯文书汇编》，里面无其踪影。私家记述却多有所见，除《中兴别记》《金陵兵事汇略》外，还有《江南春梦庵笔记》：

金陵初破时，淫掠之禁甚严。自天逆、东逆、西逆、南逆、北逆、翼逆、赞逆外，不准私藏妇女。立女军五，有女军帅等辖之，旋又别为元女、妖女名目分隶之。乙卯岁给配令下，女馆遂空。[728]

作者沈懋良，武昌人，被掳入太平军，此著系同治三年六月天京陷落后他被官军羁押期间所作，从书中称“咸丰十四年”而非“同治三年”【217】来看，真实性颇高。沈懋良不仅记述了给配令的颁行，并且提到自己亲身受益：“蒙逆即蒙得恩即以卜姓女妻我，时女年仅十四，句容人。”[729]

经笔者搜求，在太平天国官书中找到给配令一处隐约的痕迹，即《天父圣旨》卷之三“乙荣五年三月十九日”以下字句：

今元勋功勋兄弟姊妹，俱皆团聚，天父概念前功，不忍久使鳏守……[730]

天历“乙荣”即阴历乙卯。上引之句，虽未明言给配令如何，从内容上却可以看出此语是立足于给配令来谈的，此可证乙卯正月忽颁给配令之事的确实。

性，是太平天国的一个烫手山芋；在此问题上，它一直左右为难，未获佳策，得过且过。它确曾于永安许诺，“上至小天堂”众人可以享受家庭生活、夫贵妻荣。然而来到南京，分营政策依旧，甚至更严苛，曾造成形形色色案件[731]。所以如此，是因性的掌控事关意识形态，并且有利可图。考诸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会曾以修士修女献身天主而禁欲，但作为新教之基督教则并不禁欲，惟强调婚姻圣洁而已。洪秀全拜上帝教源于新教，本不应含禁欲主义元素，但却明确要求以男女为大防。洪秀全为传其教义所亲撰的《原道救世歌》径称：“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妖天最瞋”，“淫人自淫同是怪”，“非礼四勿励精神”。[732]而钦定《天条书》之“第七天条”规定：“不好奸邪淫乱”，其具体解释是：

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即丢邪眼、起邪心向人，及吹洋烟、唱邪歌，皆是犯天条。

并附诗申咏之：

邪淫最是恶之魁，变怪成妖甚可哀。欲享天堂真实福，须从克己苦修来[733]

可见在性问题上，洪秀全对徒众严格勒以禁欲主义。我们所以鉴定他意在推行禁欲思想，而非简单倡导一种高尚品德，根据在于其矛头不仅仅指向合法婚姻之外的不正当两性关系，而是在表述中有将“爱欲”根本视为邪恶的含义。例如眉目传情被丑作“丢邪眼”，男女心相欣悦被斥为“起邪心”。又如他声称，欲享“天堂”之福必须以禁欲、“克己苦修”来换取。在过去行为中，只因刘三姐敢于自由恋爱、为爱情献身，他便诅咒其淫荡，而将民间所祀刘三姐庙予以捣毁。他所创“天条”规定，天下无男女、只有兄弟姊妹【218】“；天堂”中的景象是男女分行、“不得杂混”【219】。洪氏禁欲思想与基督教无关，主要来自本土礼教和佛教影响，次则与其个人幽暗心理有关。然而我们对此事的认识，并不到此为止。事实上，禁欲、男女分营，对太平天国的军国主义统治至关紧要，惟此，方可根除家庭与私有观念的掣扰，令国人“无私”、全身心拜伏于领袖权威，从而造成整个国家彻底军营化。这一政治利益，才是太平天国禁欲主义的根源。然而另一面，“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饭性爱，乃人类与生俱来两大本能，纵相禁抑，实亦枉然。太平天国既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破解这个难题，它仅是用一些谎话暂时欺骗和笼络众心，得过且过。比如“上到小天堂”如何如何，就很典型。盖其当初，“小天堂”何在、能否“上到”，均属八字未见一撇，姑妄言之而已。不料革命一帆风顺，很快“小天堂”到手，这反而造成了被动。照着“天条”所言，男女分行隐约有“基本国策”性质，实际上不愿意改变，可永安期间作为激励人心的诱饵，又偏偏许诺“小天堂”宜有夫妇之伦。天京既建，一晃三载，对此始终装聋作哑，仍行男女分营，徒众继续在男女授受不亲中度日，此可谓大失信于国人。问题积攒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不仅滋生各种罪恶、丑行，还发展到动摇人心、泯灭忠诚的地步。

眼下，这项冒着众叛亲离风险仍坚持不弃的“基本国策”，竟在东王淡然一语之间，悄然寝息。

杨秀清这么做，似乎是迫于“老兄弟”们的巨大压力。曾水源弟明正典刑，“老兄弟”们议论此事，没想到答案在此：“昔在金田永安时，天父曾许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团聚，乃至已三年，众仍无家……”无家，这至为朴素的两个字，昭彰了太平天国政策的巨大危机和根本困境。太平天国一面以“公天下”否定“家天下”，令众信徒以国为家，出离在寻常人伦之外。另一方面，它又与此同时，使中国式“家天下”来到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认为，“家天下”的本质，即在普天之下仅一姓有其家、有其私，而视万姓之民皆无其家、无其私。这一点，如果以往表现方式犹然遮遮掩掩、琵琶半抱，到了太平天国这儿，却变得明目张胆，以天悬地殊的巨大反差表现出来——截至乙卯年【220】正月，太平天国举国上下，惟“神天小家庭”成员享有家庭，舍此数人之外，朗朗乾坤再也无人有其家室，每个人都只是供国家任意编程的符码、一种附庸和非独立存在。这与中国农民人有其田、人有其家的基本生存愿望，构成了尖锐矛盾。广大“兄弟姊妹”，从金田隐忍到永安，从永安隐忍到天京，又在天京隐忍了三年，终于忍不下去，将内心之声当面对东王明白陈说。杨秀清似乎被大家一席话所震撼或打动，顺应民情，断然废止分营制度。

这样解释，颇为合理。给配令之下，无疑有鉴乎群情、顺势而为的因素。不过，它又必然不那么简单和单纯。“男有男行，女有女行”，是天王圣旨，背后含有天王的立教精神，可以说是他思想的基本组成成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东王说改就改。他曾请示天王，寻求过他的首肯吗？并无记载提及，记载但言彼“佯作天父降其体状，谓蒙天父恩许配偶”[734]，显然是越过天王，直接以“天父”身份实即经他本人之口宣布了这一改革。我们也不难假设，天王对此意见必与东王相左，若予请示，多半不能获准。实际上，天王向左、东王右行的局面，不止一次显现。较突出之例，如天王早就宣布孔子“助妖”，东王却在武昌高调祭孔，“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735]天王曾于梦游天堂时贬龙王为妖而禁用龙形，东王却设法解除此禁忌[736]；还有书籍禁毁问题，事情发生在定都天京后不久：

贼本欲尽废六经四子书，故严禁不得诵读，教习者与之同罪。癸丑1853四月，杨秀清忽称天父下凡附体，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故令何震川、曾钊扬、卢贤拔等设书局删书，遍出伪示，云俟删定颁行，方准诵习。[737]

依罗尔纲的说法，当时“洪秀全正发动一场如火如荼的反孔运动，秀清不同意”[738]，一个对旧书要“尽废”，另一个主张“删后可诵”。貌似微小的差异，暴露彼此心腹迥然。须知洪秀全摈绝传统文化的态度，至死不变，包括对亲生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干王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毕，总用火焚。”[739]]则他对杨秀清欲使旧书“删后可诵”，内心抱何等恚恨，盖能想见。

眼下颁给配令，东王再度公然在重大问题上另搞一套。他曾释放过不少挑战的信号，此番事关“天条”，力度无疑最大。“天条”乃天王手订之国法，象征后者的最高权威。东王竟一夕令下，说变就变。难道他只是为众多“老兄弟”陈情所动容，一时冲动遽行此举？我们从一贯行迹窥之，杨秀清虽胸无点墨，却足智多谋、天分颇高，从不是冲动莽撞之夫，他做每件事，都工于心计、饶有谋略。

我们来看下给配令能给他带来哪些利益。

第一，俘拢军心民心。“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夫妇之义，人之大伦。给配令彻底结束了军兴以来满营孤魂野鬼、无室无家的状况，男女团聚、琴瑟和鸣，是人之重新为人的一刻，对众生而言此功德有同新生，何啻再造？他们对降此隆恩的那人，内心之感戴，必无以言表。

第二，树立某种类似于改革者的新的个人形象。太平天国虽然一帆风顺、所向披靡，但陋症顽疾实际比比皆是，很多方面，经实践证明已经成为继续前行的羁绊和障碍，改革以至变革的需求从客观的角度纷纷呈现、摆在桌面上，“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仅系其中之一，余如经济、政治、法律向正常国家形态的转化，文化封闭政策的适当解禁，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方式的调整等，都有其迫切性。以往论者，站在“天王正统”立场，对杨秀清多斥以“个人野心家”。“野心”云云，杨氏诚然有之；然而就根本来说，“野心”得以滋长的温床，恰恰是捉襟见肘的现实。杨秀清对洪秀全政策的各种反弹，起因皆在于后者的误谬。因此客观上，杨秀清实际上是扮演着太平天国弊病改革者的角色。

第三，进一步削弱、贬抑天王权威。长期以来，杨秀清以军事指导者身份，奠定二号人物地位；现在他欲更上层楼，从治国角度展现能力。给配令明确挑战天王的治国理念，公然寓示国家照此理念治理不成，必行之不远。联系祭孔、欲将旧书“删后可诵”等其他动作，我们至少知道，杨秀清下给配令不是孤立现象，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意在展现他对治国的独立思路与主张。其行动的果断与强硬，既缘自个性，同时也出于一种底气；亦即，自信采取这样的行动于国更为有利、合理，公众则将因此把他视为贤明仁睿的统治者而加以拥戴。

这时，距天京之变发生，仅有一年多时间。过去对此兄弟阋墙之祸，普遍觉得突然，好像没有苗头，平地陡起波涛。可是如果定睛凝视给配令的下达，细细品味种种内涵，即可倾听天京之变有力走来的跫跫足音。杨秀清绝非突然发难，他用给配令投石问路，做出有力试探。

以往的太平天国史论，对天京之变，一味解释为个人之间的权力争夺，一味归诸“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膨胀。这大大遮蔽了真正构因。盖此历史事件的焦点，实不在杨秀清有无个人野心及个人品质如何，而在太平天国制度和社会现实本身处于何种状况、存在怎样的矛盾和危机。应该说，杨秀清不过是历史的一个音符，历史老人利用他将太平天国的兴衰际变表现出来。单独看取天京之变“逼封万岁”情节，我们或许确实只能见识“权力之争”和“个人野心”，如果视线延展到给配令以及更多，却势必注意到“权力之争”或“个人野心”后面太平天国由表及里的丛丛弊端。天京之变，实际上是太平天国各种矛盾相交集而借权力斗争方式诉诸表面的结果，也是谋求矛盾解决与克服的一番尝试。而事件之终更为可悲，证明太平天国甚至没有能力自我拯救。东王惨败、北王受死、翼王出走，显示此政权全不具备理性处理危机的素质。杨秀清以卵击石式的毁灭，在宣告太平天国仅有的一次变革机遇消失的同时，亦彰显了其惰性与顽疾的坚厚。从此它一直维持着此种情状，缓缓走向崩溃。

杖责天王风波

忽视太平天国的深层矛盾，过于突出杨秀清“个人野心”，会导致对史料扭曲性解读。例如“杖责天王”，几乎所有讨论天京之变的文章，都视之为极具分量的佐证，以坐实杨秀清刻意打压天王、有预谋地凌驾其上。而实际上，此事与天京之变可以说并无关系。

在那些论者笔下，因作为天京之变的一个背景材料来用，“杖责天王”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发生时间，导致一般读者普遍误以为是天京之变前刚刚闹出的风波，其实，那是发生在定都天京后甫半年左右的一件旧事。

确切日期，是癸丑年【221】十一月二十四日【222】。是日乃礼拜天，北王与各官至东府议事，议毕回衙；然而，“不一时，天父下凡”，降旨于女官，随后各官重被召回听旨。圣旨内容关乎杨长妹、石汀兰两位“王姑”和朱九妹两姊妹等四位女官，她们都在天王府供役。杨长妹系东王宗亲，石汀兰则是翼王宗亲，圣旨谓之“情同国宗”，而朱姓姊妹则“亦有前功”。天父要求“准其一体休息，或在天朝或居东府安享天福”[740]。简而言之，就是解除这四位女官在天王府的劳作，放她们长假。我们未免纳闷，此区区小事，怎会有劳“天父”下凡，亲降旨意？盖彼时天王府方兴土木，且因禁用男劳动力，无论怎样的重体力活，概由妇女承担，苦不堪言，而天王性情暴躁、略无恤意、非打即骂：“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他无惊慌之心。譬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毋用紧挖。如此安慰，彼必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易成。”[741]天王驾前的女官，若非“情同国宗”的诸王女眷，起码是出身金田起义的“老姊妹”，她们犹且被如此对待，其他征调来的女性苦力，遭际之非人益足想见。这是此次“天父下凡”的大背景，至于要求解除四女官劳务、许她们离开天王府，具体情由我们虽不掌握，但从杨秀清所谏“宫城内有修整宫殿，挖地筑城，或打禁苑，必需女官操作其事”，洪秀全并不“降旨如何布置”而已，每每“御目常注，督其操作”[742]，以及他对后宫有孕在身但忤旨之“娘娘”，竟“用靴头踢击”，甚至施以“杖责”[743]等情形看，恐怕频频发生了严重虐待事件。此次“天父下凡”，应该就是有鉴于宫中这些恶性情形，欲加谏阻。天父所言由东府女官向折回的北王及各官宣旨毕，东王传令，众人随他“登朝启奏”，面见天王。到了天王府，天王出迎，东王忽又化作天父之身，立责：“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天王跪下，天父随即“大声曰：‘尔知有错，即杖四十。’”北王与众官“一齐哭求天父开恩”，而“天父不准所求，仍令责杖”，天王“即俯伏受杖”。[744]

“杖责天王”风波原始经过，约略如上。

首先，此事已过去很久，杖责发生在癸丑年十一月，天京之变则演于丙辰年七月，间隔几乎三年，非说杨秀清此举是为篡权作铺垫，其乖于事理之处可谓显而易见。别的姑且不论，从洪秀全角度说，事情如真有上述含义，天王陛下在此三年中早就该伺机行动，拿下东王，何至于无所事事、坐以待毙？反过来说，若东王当时便具此意，他却早早暴露“野心”而三年按兵不动，这样的人，岂又配为“阴谋家”？其实，在我们看来“杖责天王”是了不得的犯上作乱，在太平天国则未必。无论事前事后，洪、杨双方对这场风波都并未给予过度解读。两人积怨可能又添一笔，但也只是个人积怨而已，并无理由解读到东王“政治野心”那样深刻的层面，否则类似猜嫌又岂自今日始？

其次，今人对太平天国“杖责”行为有认识偏差。在太平天国，“杖责”相当于家法，可说是家常便饭，不论何人、身居何位，但有错，随时领受杖责，《天父圣旨》《天兄圣旨》里这类记录极多。掌此号令的，先前多系萧朝贵，萧死后则出诸杨秀清，盖以此二人分别代言耶稣、上帝之故。包括萧、杨自身有失误，天兄、天父也会做出杖责处罚。前面讲，在处理卢贤拔、陈宗扬与妻“私合”案时，杨秀清便假天父之口下令自杖五十。同样，《天兄圣旨》“辛开元年三月十八日”条记述萧朝贵审讯陈来偷拾罗大纲亡妻金银首饰一案，坚持自杖：“天兄又下凡，叫南王、日纲、玉书等拿板子来打朝贵妹夫，十板都好。南王、日纲与众小求天兄曰：‘天兄要打朝贵妹夫，情愿打我们众小就是了。’天兄不准，谓南王曰：‘一人造事一人当，尔都无罪，打尔等岂不检得痛？’天兄即叫天兵天将翻转朝贵妹夫身，要打，若不打朝贵，睡到明天都不能起身矣。”[745]尽管杖责天王绝无仅有，但事情本身非如外人依其逻辑想象的那样，能扯上“谋逆”一类深意。既然“杖责”是代天兄、天父行其家法，天王作为天堂子弟一员，遇错亦须家法伺候，无非如此。所以癸丑年十一月天王受杖，内心嗛怨或有之，但就此怀疑东王图谋不轨，是万万谈不上的；反倒是后来一些“史家”，因把天王放到“万乘之尊”的位置，而对这种现象有些心惊肉跳，目为“犯上作乱”。

第三，此次“杖责”构因何在？明辨此点，亦很要紧。“野心”“阴谋”论者，完全从杨秀清私利、私欲的角度，归结为他为个人目的“打压”洪秀全。例如罗尔纲《太平天囯史》“杨秀清传”：

……在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和封建思想日益侵袭的秀清，便要取洪秀全的皇帝地位而代之。

秀清为着要达到他的目的，首先就必须要使洪秀全屈服。因此，在建都天京后，他就利用天父传言的权力，假托天父下凡去压制洪秀全。

以此为论纲，罗氏将“杖责事件”核心，衍作“秀清要夺取在天朝宫殿服侍洪秀全的女师朱九妹两姊妹”，一再渲染这个“可耻的目的”，乃至不惜穿凿，称杨为夺朱姓二女，“说要石达开的姊妹石汀兰和他自己的姊妹杨长妹回到各人兄弟的王府去享福只是陪衬”，并一反在著作中经常斥清方文人笔记“污蔑”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的态度，采信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诗句“惊传天父来凡间，或言天王府中有巾帼，当予东王侍枕席，否则天王笞四百”，称“这几句诗，点明了这一出把戏的真正目的”。[746][747]实则此事惟一原始材料《天父下凡诏书》里，只能看到准许杨、石、朱姓四女“或在天朝，或居东府安享天福”字样——“或居东府”之人，也许指杨九妹，也许指朱姓姊妹，字面上并不显出此语是针对后者而发。何况即便救朱姓姊妹去东府，又怎见得是“可耻的目的”？罗氏从哪里看出朱姓姊妹乃杨秀清所垂涎的美色？为什么她们就不可以是与杨秀清有一定亲属关系或其他渊源从而欲予保护的对象？更重要的是，通读《天父下凡诏书》全部叙述，但凡不预设立场，并不难于把握事件核心不在四位女官处境，而在于杨秀清反复强调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杖责既毕，杨秀清恢复原身，对洪秀全这样说：

前七月间，天父下凡，改前诫语，有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二兄尚过高天，天情道理自然无所不晓。[748]

说明四个月前，天父曾就同样问题、同样道理警示过洪秀全一次，而女官处境只不过是相同现象的另一由头。同时，杨秀清并未因事情以天王允许四女官离开天王府了之，两天后，二十二日，他经过“回府后细思”，再次面见天王，继续进谏，苦口婆心，谈了很多。如幼天王的教育问题：

天父赐来宝物甚多，若是任其心性，把来故意戏弄破烂则不可。务要其体念物力维艰，为天下法则。成语云：“节用而爱民。”由此而推，可至万世万万世，为慈父教其子，忠臣谏其君之法则也。[749]

如君臣之义：

谚云：“木从绳而得直，君从谏而得正。”是故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臣理君事，亦必先启奏始行。如此则君臣同德，上下一心，斟酌尽善，断无后悔，洵为万世良法也。[750]

又如怀下恤臣之心：

东王又启奏曰：“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凡臣下食天之禄，忠君之事，固分所当然。然臣既有功，则君即当优养体恤，怜悯下忱，常加恩典，以奖其功。即如令应系“今”之误天朝及弟等府之女官理天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忠臣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则有稚子，或则有立功之丈夫，彼为臣者既能舍家而顾国，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则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以哺其稚子，以侍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尽其先顾国后顾家之谊。[751]

上述种种，显然皆系天王未尝考虑、未尝做到的。换言之，天王系因这些原因而受杖责，其情甚明，岂能云杨秀清为一己“可耻的目的”杖责天王？

进而发现，洪、杨之间分歧点乃是，一方不依儒家伦理为君，另一方却恰恰以儒家伦理来丈量其行为。杨秀清所谏内容及所讲道理，无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体念物力维艰”“节用而爱民”“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臣下食天之禄，忠君之事，固分所当然。然臣既有功，则君当优养体恤，怜悯下忱”，句句合于宋明以来新儒家价值观。联系洪秀全“欲尽废六经四子书”，杨秀清却认为儒家某些道理“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未便一概全废”，我们知道了双方冲突的真正根源。事情借四位女官的遭际而发作，症结却在于两个人政治理念出现落差。从“彼为臣者既能舍家而顾国，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则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一段剖白来看，杨秀清的治国思想路径是传统的或者常态的，里面既有“国”的概念，亦有“家”的情怀，“国”与“家”应该相辅相成、互濡以沫，个人既要能够舍家而顾国，国家亦须体念个人欲有其家、欲致其身的苦衷。他表达得很朴素，但明显迥异于太平天国一直以来奉行的国家至上原则。他赞成“公而忘私”，但不赞成大公无私、公而灭私。由是可见，乙卯年正月杨秀清遽弃金田以来男女分营政策，貌似激于众多“老兄弟”一席陈情之言，其实由头颇深。

丙辰惊变

丙辰，即公元1856年。

曩者，论家每以天京之变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标志。例如，卜利民说“一八五六年九月的‘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关节点”[752]，杨华伟说“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753]，他们连词句都几乎重叠。

实际上，太平天国势运在定都天京那一刻达致顶点以后，已开始由盛转衰。至于天京之变，与其说是由盛转衰标志，不如说是由盛转衰趋向积累到一定程度，乏中思振，所激发的表现。但其结局，却进一步验明颓势根深蒂固、积重难返。

上述判断，取诸对定都天京三年来太平天国各项事业的考察。以攻克金陵为界，至为明确的事实是，此前太平天国一贯躐跃前行的步伐停顿下来，内政外务无所进展建树，处在停滞状态。

内政方面，此时惟一算是牢固控制的实体城市天京，百废不兴，了无生机。不论置身其内的居民，抑或远道来访之宾客，对此地印象都只是一座硕大军营而已，社会化程度降至最低，鲜事生产，无工无商，物资多赖掳掠。作为一架统治机器，天国政权的低能低效，给人深刻印象。其间，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从始至终停留在纸面，未尝付诸现实。社会管理无能，溯源究本，植根于立国思想的空谈与空想性质。天王所出机杼，用于动员、组织和发动起义可也，用于治国理政则多不可行，难掩空谈与空想的原形。“大同社会”理想，古今多有憧憬，也曾出现各种理论，与洪秀全“天国论”的同时，西方亦有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描述。但正如我们知道的，马、恩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描述含有缜密的历史理性，指出它不能凭空而至，而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必待生产力极大解放、物质极大繁荣，足以保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始可变为现实。立足这样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提出一面大力发展生产力、一面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的思路，来导引共产主义的奋斗方向。这两种“大同社会”理想，无待一一论其得失，单从理路上即可看出，一个是在尊重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加以客观研究、严谨思考得来，另一个则全不作历史与现实的推究论证，随心所欲、徒循主观意愿、用想当然的方式虚构而来。从理性角度，洪秀全的“天国”，即使比之于马、恩所批判和唾弃的“空想社会主义”，都远愧弗如。后者尽管脱离社会整体现实与环境，犹且知道人为创设一定的封闭空间，假实验方式，亦即经社会实践来摸索路径。太平天国的认识却是，一旦国家建立、政权到手，“天堂”随即降临。这是典型的农民式认知，其对社会的理解，完全在“权力”得失，以为一切不平源乎无权，一切不平的消除亦均视乎有权，而不明白生产效率之提高、制度之推敲，包括权力运用与分配的改益，方为社会良好组织的真谛。这先天不足，从起义到一路杀奔“小天堂”的征途中，未及表现，可一旦“小天堂”在握，旧的目标消失、新的目标浮现，捉襟见肘的窘境便周身缠绕，问题纷至沓来，而又迟迟拿不出解决办法。比如男女分营制度不得人心、难以为继；比如粮食短缺、社会萧条；比如分配的不公、军民的逃亡……这些在天京之变前，都到了相当明显和严重的地步。

对外，军事上一改摧枯拉朽、无往不胜的局面，转而磕磕绊绊、踉跄困顿。甫建都，随即展开两项重要军事行动，一为北伐，一为西征。北伐，即捣毁“妖穴”、解放北京的行动，封李开芳定胡侯、林凤祥靖胡侯、吉文元平胡侯，派他们率兵于当年四月初渡江北进。西征行动较北伐略迟展开，沿长江溯流而上，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再征服。北伐最远曾攻至天津，而为僧格林沁击溃。西征则于安庆、庐州、南昌、九江、武昌、湘潭等地拉锯胶着，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往还争夺。最终而言，两项行动均告无果，北伐更至于全军皆没。夏燮《粤氛纪事》曾如此论述太平军北伐失利的意义：

洪、杨两逆以草窃刑余之人，一旦入其所谓小天堂者，不但珠玉绮罗，充物山积，即搜其橐藏，发其窖镪，亦以数百万计。方且拥秦淮妓女，置酒高会，日有富贵故乡之思。于是，遣林凤翔祥、李开芳等自皖、豫一带纠集捻匪，以图侥幸一决，藉以牵制南下之师。迨至两载丧师，只轮不返，然后知螳臂之怒不足以当大车，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始绝其得陇望蜀之妄念[754]

言下之意，北伐铩羽足证太平军锐利不再，已属强弩之末。这个判断，能扼全局，颇有见地。客观看，攻克金陵前后之太平军，确实判若二者。沿路杀奔“小天堂”时，它军心饱满、意气激昂，而“小天堂”既已在手，则仿佛迷失目标，不复有志在必得之气概。这种军事表现，深层原因应在于太平天国事业本身陷于迷茫，失去继续前进的动力，没有什么可以支撑和激励新的奋斗——随着抵达“小天堂”，一夜之间，太平军便即老去。

太平天国这一副年轻人脸上的苍老面容，很快被外国观察家所察觉。当其一路高歌挺进南京之时，近在咫尺的上海，许多洋人从不同角度感到好奇和骚动。有的在文化层面把它想象为老中国的变革势力，有的从功利立场揣度它是否将作为朝气蓬勃的新政权，取代腐朽清廷掌控中国。于是，传教士、冒险家、商人、外交官接踵而至。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率先来访；同年12月、翌年5月和6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英国领事麦华陀及新任公使约翰·包令之子列温·包令，又先后来访。然而，亲至天京以及太平军其他控制区的见闻，驱散了列强使臣们事先的各种悬念，从各自提交的报告与载述来看，没有人做出太平天国具有宜须刮目相看潜质的判断。

以此情形，1856年的天京，实无哪个方面还与“盛”字沾边。它无所作为，维持着沉闷的空气，除开一年前突然宣布的给配令曾带来过片刻欢腾，这城市只有森严和寂静。然而，沉闷和碌碌无为，与它的困境不相称；天京渴望振作，也需要振作。当时，城内居民莫名地普遍感觉到，或有异变即将发生。《贼情汇纂》是一部由曾国藩组织，为调研太平军情况经广泛采访形成的实录，成书于咸丰五年七月，即天京之变前整整一年。书中韦昌辉条下，出现这样一句话：“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并注明“江宁情形，程奉璜说”。[755]而在卷前所列撰写与采访对象名单里，可以找到这个程奉璜的出处：“分纂六品军功江苏上元县文童生”[756]]，乃附近当地人，显然他有渠道探知天京城内舆论，而将其写入报告。这大约是与天京之变有关的最早文字。可见沉闷中所夹杂的那丝不安气息，一般民众已然嗅到。

沉闷暂时没有打破，是因外部环境不允许。

与洪、杨建都天京同时，清钦差大臣向荣率部抵达。初结营于城东二十里之沙子冈，后逼近移至孝陵卫。之后形成北自石埠桥，沿栖霞、姚坊门、仙鹤门、黄马群、孝陵卫、高桥门、七桥瓮、秣陵关、溧水，南至东坝的防线。是为江南大营。向荣总兵员仅二三万，力不足以围困，但韧性颇足，时有进攻，通济门、朝阳门等处都曾告急。而太平军也拿它没办法，歼之不能、赶之不去，江南大营犹如一片硕大牛皮糖，黏黏糊糊，缠住天京。当时天京，好比居家之人，关起门犹能清净，一出门就要被冤家对头堵个正着，二三年来一直如此。有时候，门外讨债鬼甚至闯到院落里来滋事。比如天京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买卖街”，就曾经两次被清军捣毁。如果将天京比作一头狮子，周围数十座清军营垒，则好像一群鬣狗。独狮为鬣狗环伺，颇难安眠高卧。这种局面之所以维持三年，除了莫奈其何，亦是太平军的奇怪战略所致。定都天京后，北伐、西征相继展开，遣出之军不特数量巨大，且尽属精锐。当然，两项行动应是建都前的预定计划，但如此行事未免轻敌，对天京可能的形势估计不足。逮至1855年，北伐全军覆没，西征则逡巡胶着，清军却逐渐掌握了天京一带形势。西翼重镇太平府和芜湖，被向荣攻占，东侧镇江、扬州处境颇孤，天京至镇江的江段亦遭封锁。

这当中，太平天国决策层作何计议、有何商榷，我们分毫不知，因为它这方面向来很隐晦。我们知道的是，1856年伊始【223】，太平军突现战略重大调整。先是西征军燕王秦日纲部【224】从皖省东西梁山、金柱关、庐州三河等处调回，兵分三路，“一由神策门至仙鹤门，一由南路扑殷巷秣陵关，一由观音门沿江至栖霞援镇江”。[757]一个月后，再调翼王石达开部主力，从江西回援天京，仅留达开岳父黄玉昆代主江西军务。[758]]如此，到了四月间，天京城外忽呈决战之态。

这是一件很蹊跷的事。后来，李秀成在供状中议说天京之变，感慨：

若向帅未败，仍扎孝陵卫，遇内乱之时，那时乘乱，京城久不能保矣。逢向帅败过而乱，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759]

他的意思，清廷运气不济，洪杨内讧偏偏发生在向荣死后，设若向荣仍在，岂不刚好趁乱破天京？那样一来，太平天国早就呜呼哀哉也。然而这番议论，似乎有些因果倒置——天京之变生于向荣死后，非向荣不走运，相反，恰是向荣一死才有天京之变。

关于丙辰四月起与清军的决战，李秀成还讲到一个关键情节：

东王令下，要我将孝陵卫向帅营寨攻破，方准入城。将我在镇江得胜之师，逼在燕子机【225】一带，明天屯扎，逼得无计，将兵怒骂。然后亲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入京，同东王计议，不欲攻打向营。我等回报，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东王义怒，不奉令者斩。不敢再求，即而行战。[760]

李秀成自述先前有不少道听途说、主观臆测的内容，那是他当时身份、地位不到所致，非出亲历。眼下情节则不然，这是他直接接受的命令，真实性无可置疑。当时，李、陈等部队从皖省调回后已连月作战，适于镇江大胜，十分疲惫，想入天京稍事休整，行至城外燕子矶，却闻杨秀清所下死命令：必须立即进攻向荣大营，不破大营，休想入城！如此严厉的命令异乎寻常地透露，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杨秀清必有某种紧迫、不容打半点折扣的计划。作为疥癣之患，向荣江南大营伴随天京业已三年，太平军一直忍受而已，何以此时突然不欲再忍？略加推理，答案恐怕要从天京城内寻求，亦即城内某种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拿久拖未决的江南大营开刀。从数月前突然将皖赣二省的西征精锐调回，到此时“将孝陵卫向帅营寨攻破，方准入城”的死命令，我们清楚地知道，整个行动皆出一人，他就是杨秀清。杨秀清突然坚决要求摘除江南大营这颗毒瘤，谜底很快就将揭晓。而揭晓之前，我们觉得亦有必要提示读者充分注意之前一年中发生的某些重大事件，例如给配令颁行、北伐军全军覆没等，把它们与杨秀清破解天京之围的行动联系起来，作为事态演进的一部分给以思考和认识。

江南大营崩溃于五月中旬：

甲戌，贼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等陷江南大营，向荣、福兴、张国梁等由淳化镇退驻丹阳，苏、常震惊……时杨逆已豫调江皖悍酋石达开等与之会合，彼时贼势益壮，而大营兵勇先后出援皖南、北及三衢、南徐，实居大半，守垒者不足万人。诸酋各领死党，数道并进，福兴、张国梁等亲搏战，皆不敌，德安率石埠桥、栖霞屯军来援，亦挫败，贼别股逾山烧马队营，俄列营俱报火起，遂不支……向荣忧愤疾作，有进计退保苏常者，荣太息曰：“行军之道，进难退易，数载心力，忍舍去乎？事既不济，以死报国，亦老臣分也。”至是犹欲卧以镇之，而国梁等趣左右已具舆卫之走，贼料断后必有精兵，不敢大迫，于是荣得与诸将屯丹阳，理军、治濠垒焉[761]

一路溃至丹阳，才止住脚步。向荣忧愤疾作，卧帐不起。一个来月后，这位自道光三十年太平军举事之初，便与之为宿敌、一路缠斗而来的晚清名将，殁于丹阳营中。李滨述其晚景：

设立江南大营，使吴越完善之区，倚为长城，厥功伟矣。而旁郡邻疆，迭乞援师，若皖南北，若沪、若浙、若江北，朝闻夕发，喋血奔命，垒单灶灭，情势牵迫。夫顿兵坚城，并力料敌，至无取于人者，虽孙吴主军，亦不能善其后矣。乃寇犯我障，退保丹阳，固犹非一蹶之不振者比也。惜乎廉颇老矣，旋以病逝。荣尝自镌私印佩之，文曰“誓灭此贼”。病革，以军事付张国梁，曰：“汝才足办贼，吾死何憾。”复跃起呼曰：“终负朝廷恩。”一恸而绝，时年七十余岁。论者谓贼之兴灭，亦似有数，成败利钝，讵能逆料，不见宗留守呼过河而赉志，诸葛公洒泪于五丈原乎？[762]

以宗泽、诸葛亮相比，评价可谓不低。

向荣卒于阴历七月九日[763]，紧随其后，“逼封万岁”之事发作。

“逼封万岁”的确凿，一有核心层当事人石达开亲证，二有李秀成供状的描述。《石达开自述》过去见诸骆秉章奏稿，其中涉及天京之变的文句，语意模糊，未能尽显本来情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清代一本《三略汇编》的书中发现了新本《石达开自述》。经考证，断为可信：“新本应该是较原始的记录，《奏稿》本是根据这个记录加以修改的。”[764]新本中，有如下明确情节：“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765]从而证实天京之变导火索确系加封万岁之事。李秀成则将情节描述得更为具体：“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766]点明了三点：一、封万岁出于东王的要求；二、天王不愿，系被逼；三、地点在东王府，天王亲自过府加封。

此描述之可信，后有一条关键证据——王庆成从英国发现的《天父圣旨》，于“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记载：

天父劳心下凡，诏曰：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放煷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午时，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天父复劳心下凡，降圣旨云：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诏毕，天父回天。[767]

“九重天府”即东王府，因杨秀清称“九千岁”，故名。需要指出，此处时间乃是天历；天历与阴历的换算，既麻烦又颇有争议，我们不介入这问题，择一家说而从之——罗尔纲《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将本年七月初九日定为阴历七月十五日[768]，亦即向荣病死后第六天。两件事时间刚好紧密衔接，可见绝非巧合。六天时间，足够向荣死讯从丹阳传至天京，并让杨秀清从容思考将要采取的行动。从《天父圣旨》看，洪秀全是被“天父下凡”诓至东王府的。天父指责秦日纲、陈承瑢“帮妖”，并说他们“放火烧天京”。但此事查不到任何记载，罗尔纲认为，这些内容是洪秀全改窜编造的：“这一日天父下凡圣旨是洪秀全刊刻时写的。他之所以要写这些，是为他于杀韦昌辉后，并杀秦日纲、陈承瑢提出根据，断不是那一日天父下凡的圣旨。”[769]换言之，当日天父下凡其实另有所谈。所谈何事？应即封东王为万岁。李秀成说“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遍索史册，天王驾临东王府的记录仅此一次，而时间恰在天京之变发作前，彼此可谓严丝合缝。至于后来洪秀全所以将当日天父下凡内容加以改窜，则实出“善后”之需——杨秀清虽然受死，但他作为太平天国一面旗帜，无论从现实抑或历史角度，都很难抹去，为了维持其形象或维系整个太平天国话语的连续性，便将杨氏“谋逆”的所有痕迹擦拭殆尽，包括七月初九日天父诏旨的真正内容。

天历七月初九日，天父下凡的真实诏旨应当是这样：

于七月间，假称天父下凡，传洪逆之子不至，洪自往焉。入东巢，杨逆踞坐不起，云“天父在此”，洪逆即跪……杨逆假天父语问洪逆云：“尔打江山数载，多亏何人？”答云：“四弟。”杨云：“尔既知之，当以何报？”答以“愿即加封”。随出向众党云：“嗣后均宜称东王为万岁，其二子亦称万岁。”贼众诺。[770]

上载《金陵续记》。《金陵省难纪略》略同：

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771]

它们的作者涤浮道人【226】和张汝南都一度陷身南京，虽然天京之变发生时两人已经逃离，不过却于第一时间访得其闻。知非子专门说明：“《金陵杂记》一书，某陷贼时所作”[772]，《金陵续记》则“此卷系近日情形，皆闻之于遇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方能知之最详，言之最确”[773]，《金陵省难纪略》序同样坦承所有记叙乃“在城之日亲见之事”，“惟东北贼递杀一节，系访闻确切得以附入”，并强调“其他传说，惧有不实，概不之录”。[774]他们的态度既颇审慎，且各自访来的情节和言谈，高度吻合，尤其皆在事变后不久便形诸文字，大不同于某些时过境迁摭缀杂说、汇集成文的笔记，故我们觉得所录应相当接近原始的事迹。

杨秀清自上年岁末调西征军两支主力回攻江南大营，再到五月中旬下达死命令，不捣毁向荣老巢不许入城，这一整套方案的底牌，至此亮出——天京之围三年多早不解除晚不解除，必于此时非破不可，实乃东王欲寻进身之阶也。这也就是天父“东王有咁大功劳”一语的注脚。待及向荣崩溃，逃往丹阳，“逼封万岁”的情节便随时可能上演，而向荣在丹阳死讯传来，则或许最后触发了此事。

重要的是如何解读杨秀清的意图。如果视天王为惟一正确的偶像，自有一种解读，例如罗尔纲所谓杨“存心要取洪秀全而代之”[775]，志在“一统江山”[776]。这是把“逼封万岁”理解为一场政变。事情究竟是否如此严重，有待分析。

杨秀清把洪秀全诓到东王府，借“主场”之利求封万岁，有裹挟意味，从这角度言之洪秀全的处境是措手不及、迫不得已，从而违心同意，这一切都含在那个“逼”字当中。不过，真正令洪秀全不得不从的，并非只身陷在东府这一危境，而是杨秀清假托天父身份发出的“圣旨”。凡天父所言，洪秀全必须无条件接受。杨秀清选择在自家王府宣示此意，与其说是为了裹挟洪秀全，毋如说主要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他必须防范在不够安全的地点谈论此事，可能招致不测。至于洪秀全，相反，其实是绝对安全的——就像整个事情的逻辑所显示的，杨秀清所作所为都建立在拜上帝教的话语体系之上，他利用这个话语体系而无法越过它来改变自身地位，这意味着，他行动的最终限度是可见的，即绝对排除有“取洪秀全而代之”的企图。《金陵兵事汇略》称，就杨秀清逼封万岁，洪秀全当时提出一个问题：“顾将何以处我？”杨回答是：“二哥当称万万岁。”[777]这个记载确凿与否姑置不论，它至少合乎拜上帝教的“法定”秩序，亦即洪秀全作为“二哥”、紧随耶稣之后的上帝第二子以及人间“天王”的地位，永世不可动摇，杨秀清若想改变这一点，除非他推翻和抛弃整个拜上帝教。就此而论，取代洪秀全、将太平天国“一统”于杨氏之手，此种前景杨秀清想都不会想。一直以来他所谋划的，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政变”；否则，七月初九日当天，杨秀清无须以“天父下凡”方式寻求改变，而只须当场拿获并处死洪秀全——这一点，难道不是彰彰明甚么？

很多人对此事解不到点子上，大抵是惑于一点：“杨秀清逼封万岁其目的是要夺取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不然，其逼封万岁就没有任何意义。”[778]问题就在于，假定杨秀清目的并非夺取最高领导权，逼封万岁是否“没有任何意义”？

太平天国等级森严，以“官大一级压死人”形容之，分毫无过。1853年4月27日，英公使文翰的随行翻译官麦多士与海军上尉斯普拉特，在天京受命求见太平军领导者，得到北、翼二王共同接见。麦多士于所笔录的谈话情形中提到：

吾等就座后，遂得与北王长谈。北王阶级高于翼王，故后者只注视恭听，不与吾直接谈话。北王向其注视或扳谈时始开口，然亦不过寥寥一两句耳。[779]

翼王排序仅逊北王一位，却这般恭谨避让、不越雷池半步。北王在东王面前，那更唯唯诺诺，后者对之任意呵斥、如待家奴，用石达开的话说，“韦昌辉屡受其辱”[780]

“千岁”之间犹且如此，“千岁”与“万岁”的悬殊可想而知。杨秀清称“九千岁”，身居“九重天”，与诸“千岁”原不在一个层级，不必与北、翼王等进一步拉开距离，这一点显而易见。其讨封万岁，惟一目的，是拉近与天王的距离，取得一种名义，使自己面对天王不那么束手束脚。彼心怀此意，可能出于两种动机。一种，纯属私心；另一种，则不尽如此。因为关乎争权夺势，过去人们极易以私心裁其是非，觉得杨秀清身为“九千岁”，已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贵不可言，却还要求升格“万岁”，必是贪得无厌、阴抱异志无疑。坦白来讲，这种可能性笔者也无从排除，但如前面所推论，拜上帝教伦理决定了洪秀全在太平天国永远处在“第一位”，除非叛出教外、另起炉灶，杨秀清永远无法取消天王权威取而代之；即便升格“万岁”，洪也将是“万万岁”抑或别的什么，永远高他一头。所以单纯换个称呼，从“九千岁”而“万岁”，并不能给杨秀清带去特别重大根本的个人利益。既然如此，他仍这样处心积虑地去争，到底争什么？应该说，争的不是座次和虚荣，是名分和名分所意味着的实质性话语空间。

中国古代政治游戏，名分是很多事情的源头。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释者谓之“事得其序之谓礼，物得其和之谓乐”。[781]“千岁”无法去做“万岁”的事，哪怕是“九千岁”；硬要做，难免落其“权奸”下场。杨秀清不肯成为“权奸”，不想“无序而不和”地做事，而欲名正言顺地做事。我们由诸多端倪已看出，东王在政见上与天王存在广泛分歧，有些还涉及太平天国的基本意识形态。他显然希望革新现实，也曾做出有限尝试，但天王独大、无可置疑的话语权，令真正和透彻的变革难以施展。当我们把杨秀清在想象中描绘成一位自私自利的权力迷时，也许他的内心其实涌动着忧患情怀。在定都天京不久那次“杖责天王”的第三天，东王就杖责之由对天王推心置腹的谈话当中，忧患情怀溢乎言表，彰显两人在一二根本问题上奉持不同的理路和尺度。

借此以观，指责杨秀清“逼封万岁”目的乃是取天王以自代、实现个人野心，不能不说包含偏见。偏见的由来，一是以天王为绝对正确、不可质疑的尊神，不可违拗，不可亵渎，不可犯上作乱；二来或多或少是对东王低看三分，以为像他这种人，只有个人野心，没有高远之志，不可能为追求心中正确理念而去承担什么。实则杨秀清这个人，虽幼年低贱、缺乏教化，加之我们苦于材料匮乏，极少知其日常情形，但据言谈来看，他应该很是勤于学习。“杖责天王”后一席谈，明显包含了儒家思想的纯正阐述，以及对历史治乱之道的基本认识。能说出这样一番话，自非少学无知之人。从杖责之论、给配令下达到他与天王之间其他的政见分歧，我们若指东王对于治国理政有其自己的观点、诉求，应不得谓之无据。据此，为什么“逼封万岁”不能是为改善国事争取更大话语权，而一定是以个人私利为目的呢？换个角度看，所谓“逼封万岁其目的是要夺取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不然，其逼封万岁就没有任何意义”，才是狃于偏见，刚好和实际相拧——如我们上面所分析，天王地位由教义规定、牢不可破，升格“万岁”，并不能夺取“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但又非“没有任何意义”，它确实能够扩大东王的话语空间，使他便于尝试各种改革。

归根结底，如何看“逼封万岁”和随之而来的天京之变，取决于是否承认太平天国许多方面需要改革。这种形势，是随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环境、格局一系列变化而客观提出的。可叹以往太平天国研究，因一味钻在杨秀清“谋逆”“夺权”“颠覆”的误区，竟置此一事实于不顾，从而不能抉其根本。

如果天京之变只止于剪除一个杨秀清，我们或尚可将此事罪魁祸首视为杨秀清，但实际上，天京之变真正结果，是起义之初“天王+五王”统治结构彻底瓦解，上帝凡间六子、耶稣凡间六弟的神话消失，只剩下洪秀全一棵独苗，威权也完全向他个人集中。由是鉴之，悲剧责任明显不宜由杨秀清承担，反而更多体现和实现了天王意愿。

——继续梳理天京之变的踪迹。去年正月间颁给配令，是一重要触机。曾水源之弟被严刑处死，事情由来竟是众人一致怨谤的已明显不合时宜的旧规条。杨秀清虽将曾氏明正典刑，却不得不去思索此事所引发的人心向背的反应。此即曾案过后，他忽下给配令的原因。照《金陵兵事汇略》记载，给配令是以“天父下凡”方式下达。这也的确是杨秀清越过或突破洪秀全权威，直裁某事的仅有方式。但显然地，一来“天父下凡”兹事体大，宜乎慎用；二来杨秀清想要推行的己见，盖非少数，大大小小，这般那样，总不能皆赖“天父下凡”以行，势必需要取得更现实便捷的渠道。我们觉得，这大概是一种准君主的地位；就是说，虽非取天王而自代，却拥有类似天王那样言出如律的实权。

此种“准君主”的存在，中国过去没有先例，但我们可于别国找见，比如著名的古希腊城邦“僭主政治”。“僭主”不是君，由贵族阶级强势者踞之，其权力也没有法定传承性，不会根本改变权力归属；然而，作为事实上的统治者，僭主得以利用手中强权，来投放对社会有益的改革。考核太平天国方方面面，尤其是杨秀清的特定地位，我们推测“逼封万岁”之举的真正所图，多半就是造成一种“僭主政治”前景。杨自然不知道古希腊，他脑中萌生一种类乎僭主路线的东西，并非抄袭古希腊；实际上，太平天国前期政治格局，本身就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君臣模式，从而先天含着向“僭主政治”发展的潜能。

假定他是在颁给配令之后，明确了类似“僭主政治”的想法，那么，他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来考虑和打磨其计划。终于，翌年亦即丙辰年春天，他拿出了这计划。此即：尽调西征军主力东回，严令四、五月之间解天京之围，驱逐向荣，不破顽敌不许收兵入城，借此为进身之阶、“逼封万岁”。

一切循序而进。战果甚至超过预想，清方主帅向荣一命呜呼。

杨秀清觉得，时机完全成熟。七月初九日，洪秀全被“天父”召至东王府，仓猝间遵“天父圣旨”，封杨“万岁”。

至此，僭主图谋似乎大功告成。但中国既非希腊，天王更非有名无实之王。当杨秀清以为得计，纵天王安然回府之时，一场血雨腥风却刚刚酝酿。

洪秀全佯允晋封杨秀清“万岁”，且诡称当于八月十七日杨生日那天举行正式典礼：

约期八月十七日晋封号。是日，为杨逆生日，杨逆不之疑。乃密召韦、石两逆，共谋诛之。[782]

杨“不之疑”，刚好说明他心中无鬼——假使“逼封万岁”意在谋篡，没有理由这样掉以轻心。然而，人无害虎意，虎有伤人心。杨秀清笃笃定定等候佳期时，洪秀全却紧锣密鼓筹措政变。是的，如果天京丙辰之变乃是一场政变，那么，发动者非杨秀清而是洪秀全，政变对象则非洪秀全而是杨秀清。七月初九日，杨秀清已经得到所想要的东西，悠然等待诺言兑现的那一天。反倒是洪秀全，既惊诧于东王眼下之跋扈，复切齿于东王由来已久的擅权，乃一不做二不休，横下心，借机扳倒这块巨石。而且双方采用的方式，一明一暗，也很分明。杨假“天父圣旨”“逼封万岁”，实未逸出太平天国一贯的权力游戏规则；洪秀全则不然，通过暗下密诏，背地动用武力来解决内部权力纷争。

密诏之事，其说纷纭。有人主信，有人力辨其无。

自事实层面言，一百六十年来，并无一人亲见密诏一眼，包括从不怀疑它存在的人，实际也不能就其具体内容说出半个字。可若就此断言它子虚乌有，又无从解释当时立即疯传其事，且经中外不同人士之口，一致指陈。如知非子说，被杨逼封后，“洪随回入己穴，令群贼即于穴处所筑土城上密布枪炮，恐杨来暗算；一面遣其贼使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783]《金陵省难纪略》亦记洪秀全“急以潜使达北贼”。[784]前面讲过，此二书所记天京之变情形，虽非作者直击，却都第一时间闻于天京城内逃出者。另一材料，来源更加直接，述者肯能一则本人当时就在天京，二来他一直有接触高端人物的机会。他说：

在丹阳的第七位[燕王秦日纲]被调往安徽。他在途中遇见第五位。第五位问他到哪儿去？他回答说：受第二位之命去安徽，第五位说：你得跟我一起回南京，因为我有天王信件，这是你所不知道的。在他们到达南京前，第七位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在城外停下，这时第五位告诉第七位，他得到第一位[即天王]的命令，要杀掉第二位。正在这时，第二位已经命令第一位的部队都出城去作战，但他们并没有去。他又召唤他的朋友第六位[即翼王石达开]的部队进京，然而在第五位和第七位的部队在午夜未被怀疑地进了城。官兵们说，如果第五位和第七位不进来的话，那么第二位就要杀第一位了。[785]

“我有天王信件”云云，是所有密诏传闻中最具体的一句话。知非子、张汝南均未作是言，只说洪秀全派人调韦昌辉回天京。肯能说法提供了一个形象，易使人以为密诏是一种可视有形之物，而后世的争讼，或即因此而起。实际上，密诏形式是纸面抑或口头的，不得而知。肯能叙述虽出现了“信件”字眼，但中间既经雷诺兹笔录，存在走形可能。叙述人原来所指究竟是“口信”，还是亲笔的字条，这一点是关键。需要注意的是，在肯能前后讲述中，韦昌辉始终未向秦日纲出示任何字面之物，都是以口头转达方式“告诉”后者如何如何。就此而言，密诏仅为口信的可能性极大。最最关键、权威的叙述，来自石达开；他讲述的经过，从头到尾也都只有“口口相传”的方式：

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洪秀全又欲杀韦昌辉，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786]

其间，充斥“听闻”“口中”“闻信”等字眼，概未落实于纸面，仅在口耳间铺展和互动，但信息源头与牵线操弄者乃洪秀全，此点昭然无疑。

根据石达开所述，我们试为复原其事：先前韦昌辉屡受辱于杨秀清，又见杨对洪秀全逞其威福，伺机曾劝洪杀杨；洪佯装不允，但语气必留有余地，至少并未因韦如是说而罪咎之。眼下杨逼封万岁，洪遂将此事作为“谋逆”信号知达韦昌辉，释放可以杀杨的信号。但洪秀全极为机敏，为避万一，不想落下把柄，没有采用书面形式，而是遣其心腹之人为密使，用口信方式召韦勤王。韦昌辉闻讯，立即勒兵回京杀杨。此时，洪秀全故伎重施，再次以口信方式召石达开：“欲杀韦昌辉”。石达开自述里的“欲杀”二字，极堪玩味。显然，天王密使传给他的口信，颇为模棱两可，既露杀韦之意，话语却又不落言筌。总之，石达开得到了某种暗示，但很不确定，他本精细之人，况与韦昌辉之间并不像韦、杨之间那么“苦大仇深”，故而最初只是“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然与石达开领兵回京同时，韦在天京却经默许以至挑唆，灭石满门，导致石达开必与韦昌辉火并。

这是我们所推演的洪秀全借“密诏”运作全部事情的经过。

联系罗尔纲认为洪秀全曾篡改七月初九日“天父圣旨”，以及在天京之变后维护杨秀清的正面形象、将韦昌辉作为替罪羊撤其爵秩，对石达开出走却装聋作哑、既不追究也不谴责，从此闭口不谈等诸多迹象，他明显是按自己的构思和布局，下完了一局棋，亦对后果甘苦自知。应该说，历来无人曾见“密诏”一眼，是必然的；盖因无从得见，一切流转于唇舌之间，有人证、无物证，而人证则可以灭口抹除。从一开始，洪秀全的机阱便是：除掉杨，但绝不背上殄灭“天父”化身的恶名，故而必须“借刀杀人”。其中关键一点是，他极有把握韦昌辉很乐意充当这把刀，稍稍启齿，后者便将以饿虎扑食之势一跃而起。而韦昌辉一旦出柙，后面之事全都水到渠成。

肯能和同伴见过杨秀清，并被要求演示射击技巧：“我在瞄准的时候，第二位站在我的后面，我用武器的时候，他似乎有些不安。”[787]他们由东王某个妹夫负责接待，安排住处。事变突发于某日凌晨四时许，肯能因为漂泊日久，时间模糊，未指明具体日期：

一天早上四点钟左右，我们被炮声惊醒，一颗炮弹落在我们的住房附近。我们立即起来要到街上去，却被排在街上的队伍挡住，不准离开房屋。黎明时我才出去，出乎我们的意料，满街都是尸体。我们发现这些都是第二位的卫兵、官员、司乐、文书和家仆。我们也看到一具妇女尸体。这时有数千第五位、第七位甚至第二位的部队在东王府抢劫东西。[788]

“黎明”，应指天色大亮，以夏末秋初论，约即五六时左右。一二个小时内，事变大功告成，东王府已被攻破，转入劫掠阶段。所有人都在抢，肯能也在其中，他以前听说东王极尽豪奢，“他的筷子、笔架、印玺和一些小东西是金制的，他的洗脸盆是银的”，但此刻荡然如洗，“各个房间里并没有阔气的摆设”，肯能和同伴只抢到了二匹马。与此同时，肯能发现，“城门都关闭着”，出不去，进不来。[789]

第二天，肯能和同伴去找秦日纲，亦即口述中所称“第七位”，结果看见这一幕：

他们就跟第五位一起跪在第一位的府门前，每人的脖子上带着锁链，头裹蓝巾。他们并不像犯人那样被禁束着。第一位的一个女宣诏使带出一块两码半长、半码宽的大黄绸，上面写满了红字，摆在他俩面前，他们看着，第二位的很多官员也挤上来看，看完之后就交出去贴在第一位宫殿对面的墙上。第五位和第七位多次通过女宣诏使送信进去，这些都是比较好看的广州[即广东]妇女，她们以清脆坚强的声调传讯，在三十码之内都能听清。在传读间歇之际，第五位和第七位就退到一间小屋子里共同商量。最后两个女宣诏使宣布，第五位和第七位每个受刑五百。有人递出了五根棍棒，第五位和第七位被自己的军官拴在桩上。第五位就要某个军官来抽打他。打到三百下时，第五位拔出小刀来说，如果不打重一点，就要他的命，同时还装出哭的样子。[790]

这时，杨秀清已经被杀，割下的首级就悬在“第一位宫殿的大门”“对面”。[791]值得注意的是，韦昌辉、秦日纲领罚现场的围观人群中有不少东王府官员，说明截至当时，对杨秀清部下的大屠杀尚未开始。

然而韦、秦受杖之后，当天夜里却已有“六千人”被扣押。肯能记述韦、秦连夜查看扣押场所，“在窗外偷听并谋划如何消灭这批人”。

第二天黎明，他们的关押室门窗打开，坚守出口，把若干炸药包扔到被押的人群中。他们的士兵进入其中的一个房间，被押者用墙上和隔墙上的砖拼死抵抗了六个多小时才被消灭。屠杀者除了用枪以外，还有装着葡萄弹的小炮。这些可怜鬼脱光了衣服，其中不少精疲力竭地倒下，最后第五位、第七位为了让他们的人与第二位的区别开来，就命令他们的部众将右臂从袖中抽出，然后冲进去将剩下的人全部杀光。不一会儿，我们就进去，我的天啊！这样的场面。有的地方尸体堆了五六层，有的自己吊死，有的在炸药包爆炸时受了严重的烧伤。尸体都被运到一片草地上，没有遮盖。[792]

这批六千人被杀，并非事件终点。屠杀持续了漫长的时间，在全城戒严情况下，不断搜捕，“如果发现第二位的人就得抓住。经过几个星期，这些被抓的人就五人一队，十人一队，数百数千的被带到刑场砍头。”[793]

清廷档案显示，何桂清于九月初六日汇集各路探报奏闻：

均称金陵贼首于七月二十二日起闭城自相戕害。首逆杨秀清已被韦逆杀毙，凡杨逆党与均多被杀，一月有余尚未开城等语。[794]

九月十三日上谕，引德兴阿所奏云：

八月二十五、六等日，有长发尸骸由观音门漂尚淌出江，内有结连捆缚及身穿黄衣黄褂者。探系金陵逆贼内乱，自相戕杀，首逆杨秀清已被杀死，并杀杨逆党羽甚多等语。[795]

循此，可勾勒天京之变大致过程：起自七月下旬，闭城自相残杀一月有余，九月初犹未开城，八月下旬尸体从城中沿江流出，说明杀人过多，已不及掩埋和遮挡，而听任外界知之。

天京之变发生的确切日期，应为天历七月廿七日，洪秀全后来将它定为杨秀清“升天”之日：

东王死后，天王特定“东王升天节”以作纪念。太平天国己未玖年十月初十日诏：“七月二十七日是东王升天节，与正月十三日之太兄升天节，二月初二日之报爷节，二月二十一日之太兄及天王登极节，合为每年六节，注明天历”。同年同月十四日诏亦有“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796]

既然杨秀清是在这一天“升天”亦即被杀，就说明它是天京之变的发生日。依罗尔纲《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本年天历七月廿七日，即阴历八月初四日，公历则为1856年9月2日。[797]

政变第二日，洪秀全体罚韦昌辉、秦日纲的情景，耐人寻味。可以想见，诛杨密诏必是语意幽深、羚羊挂角，亦即石达开所说“本欲杀杨，口中不肯”那番况味。当着杨秀清已死，洪秀全演了一幕杖责北、燕二王，以示痛心。吊诡的却是，受责二王非但不收手，反于当夜再祭屠刀，狂杀六千人。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恐怕只有洪秀全、韦昌辉、秦日纲三人知道。肯能在现场看到，领责之前韦、秦与洪秀全往还奏答，两人甚至退至一间小屋密商，最后由女官传旨对北王、燕王各打五百了事。这五百板，究竟意味着惩处，还是宽宥，抑或暗中达成了某种默契，我们无从断之，我们只是看到，韦、秦一不做二不休，连夜对东王党羽斩草除根。

接着，当东王势力终被剿灭一尽，政变第二幕开启。这时，石达开在湖北“闻信”天王“欲杀韦昌辉”，乃“回南京与他们排解”。这里澄清一下，过去史家多称诛杨密诏同时达于韦昌辉和石达开，例如《中兴别记》说“密召韦、石两逆，共谋诛之”，罗尔纲《太平天囯史》说“天王密诏韦昌辉、达开回京诛杨秀清”[798]。以上均不确，应是除杨密诏只给了韦昌辉，石达开不在接受者之列。这一点，石达开自述言之极明，他是在天京之变已发生后，于武昌风闻其事而已。实则诛杨密诏付诸何人，洪秀全是经过精心甄别和抉择的，让石达开参与其事并不明智。

但当事情来到第二阶段，翼王的意义则凸显出来。翼王品行端正，是能够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之人。细揣石达开自述，洪秀全先后当有两次“密诏”。七月“诛杨密诏”下达北王，八月“诛韦密诏”则送至武昌。借“闻信”“欲杀韦昌辉”等不多的字句看，这道“诛韦密诏”一面将天京惨状告于翼王，一面对北王尖锐谴责，并露出后者可杀的口风。闻讯，翼王忧虑满怀，星夜还京，用他自己话说目的只是“与他们排解”，结合他轻从而至【227】，这一点应属实。石达开之抵天京，肯能凭记忆说距“第二位被杀后六个星期左右[799]，”《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则记为九月初二日，但也仅是推论，并不确切[800]；总之，是在杨秀清已死超过一个月之后。这段时间，韦昌辉大开杀戒，洪秀全则似乎抱着“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的态度，任他怙恶不悛。两人在其中的心理，十分堪玩。韦昌辉一旦上手，才发现背后仿佛有一股巨大惯性，根本刹不住车；洪秀全则很笃定地静观其事，由着韦昌辉大砍大杀，如是者月余，始召唤翼王还京。肯能有一笔记录，大约显现了石达开“回南京与他们排解”的情形——他和韦昌辉当着洪秀全的面，发生争执：

到了第一位那里，遇到第五位和第七位。他们给他看了他们的行动记录，第六位就说：“你们杀了第二位和他的主要将领还不满足吗？为什么还要杀这么多为我们打仗的长发弟兄？”第五位回答：“你是贼！”第六位答道：“你也是贼，既然我们为一个事业而斗争，那么我们两个都是贼。”[801]

达开所言，乃内心真实所痛。但韦昌辉不肯承认犯了错误，并对蹊跷而至的翼王充满戒忌，认为来者不善；“你是贼”，这句话已经暗含杀机。这都是洪秀全想要的效果：首先，由一位像翼王这样强有力且正派的人物对韦昌辉提出指控，令其危害昭白天下，非常重要；其次，附带一个作用，把韦昌辉逼至死角，诱发他有进一步加重罪愆的举动。果然，韦昌辉严重不安之余决意杀石，“达开得悉，缒城而去”[802]，而阖家老小“都在南京城内”未及逃出，“皆被韦昌辉所杀”。

随着翼王满门无辜被害，韦昌辉积恶也就达至顶点，天王除掉他的理由因之无比充足。十月末，“天王以北王韦正，‘势逼太重’，‘乱杀文武大小男女’……与‘各众内外，合朝同心’，共诛韦正，‘人心大定’。即将其首级，解至宁国府，交达开验看。”[803]]韦昌辉死得甚惨，天王“尽杀其妻小”，然“所属皆不问”；韦独自匿某巷三天，全城严搜，被获：

缚送洪，令支解之，割其肉方二寸许，悬城中各栅，标曰：“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函其头启致翼贼。[804]

稍后，将秦日纲逮回，伏诛。[805]

韦、秦受死，翼王被迎回天京，秉政理乱，“众人欢悦”[806]。然而独有一人不悦，那就是洪秀全。他疑忌益重，不断作梗。从他自己角度看，这种疑忌大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一场大乱、一场惨绝人寰的连环相杀之后，石达开成了最大受益者。他的忠正，他的忍让，他的牺牲，从内而外展示了光明的人格，威望急遽提升。李秀成说当他重返天京，群议“喜其义气，推为义王，石不肯受”[807]，众人感于达开前前后后的磊落正直，竟欲不经天王，仅据公论将他王号由“翼”改为“义”，一字之易，分量迥然，达开谦而未受；于是，再集廷堂，议决“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808]。显然，石达开执掌朝纲之地位，非出天王恩旨，系满朝文武推举、请愿所致。天王方殄东、北、燕诸王，结果却面对更加众望所归的翼王的崛起。洪氏如坐针毡，为此做了一个违背太平天国伦理、有违人心的决定：宗亲封王。同时晋封长兄洪仁发安王、次兄洪仁达福王，来分翼王之权。何以说此事逆乎太平天国伦理？根据拜上帝教教旨，太平天国乃上帝诸子国度，非洪姓之国；从天王至东、西、南、北、翼各王，是依“神天小家庭”的渊源与资格封王。太平天国姓“天”不姓“洪”，此原为立命之本。眼下，大封洪姓为王，明摆着偷换了“天国”本初的属性，使它堕为洪姓私有之国。跟随这种倒行逆施，必然意味着对“异姓”者的压制乃至构害，石达开日觉险境逼人，用他的话说：“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809]]，“有一并谋害之意”[810]。这断无夸大，李秀成居旁作证：

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安王即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说。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固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样之意见不差，押压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三人结怒怨。[811]

为避蹈杨、韦等覆辙，石率部从天京出走。

这是来年四月间的事。至此，共历九个月，天京之变才算彻底落幕。由这场大乱，太平天国“神天小家庭”完全解体，旧有诸王，除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早死，豫王胡以晃已革和病故外，东王杨秀清被害，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伏诛，翼王石达开出走，只剩下天王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军事实力上，遭创尤为深巨。东王所部全部被杀，北王部下严重受忌，翼王出走不仅携去麾下之众，更有许多其他部队“认为达开忠而见疑，受了迫逼，激于一时义愤，都带了队伍跟随他走”，导致“太平天国的精兵良将都带走了”。[812]惟秦日纲旧部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已崭露头角，天京之变后撑持大局者主要即此二人。

杨秀清“僭主”路线失败，政坛血腥洗牌，格局就此失去张力，如果原先尚存一定弹性或潜在可能，自兹则趋僵冷。之后，太平天国还曾续其八年国祚，但就内里言之，已属虚应故事。我们的观察和描写，亦将变换视角，不再追蹑太平天国履迹，转而挖掘、显现和探问它的某些侧面和各种隐微意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