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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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处处藏宝的凤翔,酷爱文物的苏轼恰似鱼儿得水

凤翔是有名的古都,文物很多,秦刻的“石鼓”,[1]秦碑“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的竹和佛像,唐代著名雕刻家杨惠之所塑的维摩像(印度佛教人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被称为“凤翔八观”。

对于人文古迹,苏轼从小就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如今来到这处处藏宝的地方,恰似鱼儿得水,每每利用公余之暇,反复观摩赏鉴,并一一以诗记之。

嘉祐六年(1061)冬,苏轼初到凤翔任,循惯例去孔庙拜谒圣人,第一次见到了闻名已久的石鼓: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石鼓歌》)

古拙的形态,飞动的文字,恰如传闻中所描述的那样,诗人既感快慰,又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愿望。他一边仔细揣摩,一边用手指在身上描画;他想要朗读,可是就好像被什么东西钳住了口——那古奥玄妙的文字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发音。有的像蝌蚪,有的像新月,有的就像风中飘摇的禾黍,而有的则已模糊湮灭……诗人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才认出了五六个字来,不免也有些灰心泄气了: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同上)

当年好古的韩愈面对石鼓已感叹生得太迟,何况如今又已是百年过去了呢?这毕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石刻文字,据说还是号称中兴的周宣王时代文治武功的遗迹,它经历了将近两千年的历史沧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大劫难中,石鼓神秘地失踪,直到唐代初年才又重新出土,从此为历代文化之士所景仰……诗人追思石鼓的遭际,不禁感慨系之: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同上)

历史兴替,富贵殆尽,只有这岿然石鼓却是永恒的存在,成为传世的宝物(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全诗六十句,用词典雅而摹写入微,结构严谨而时起波澜,刻意锻炼,惨淡经营。在此之前韩愈也曾写过《石鼓歌》,苏轼此诗有意和他争胜,终于成为吟诵石鼓的两篇名作。

苏轼自幼喜欢绘画,尤其酷爱王维、吴道子的画作。王维,字摩诘,唐代著名诗人,长于绘画,他的山水画为南宗画派之祖。吴道子,又名道玄,唐代著名画家,尤其擅长画佛像,曾担任唐玄宗的宫廷画师,时人称为画圣。苏轼在凤翔的普门寺和开元寺看到两位著名画家的真迹,立即被深深地吸引。

吴道子画的是释迦牟尼佛在两棵高大秀丽的菩提树下灭度(即死亡)前,最后一次讲经说法的壮观场面:

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泣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

佛祖趺(fū,佛教徒盘膝打坐)坐于双林之下,头上神圣的光轮有如东方初升的太阳,天上地下,无数有情众生,争先恐后,仔细聆听这最后的法音,有的迷惑不解,有的恍然大悟,有的悲泣,有的微笑,姿态表情各个不一,都在吴道子传神的笔下,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王维画中的释迦弟子形容清癯,眉目间自有一种淡泊超然的气质,面对尘世的荣辱,静如止水,冷如死灰。画上还有两丛墨竹,虬根劲节,枝叶交错,生气淋漓,仿佛正在风中簌簌飞舞:

祇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同上)

苏轼反复品味,对两位画家叹赏不止:

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同上)

从性情上,苏轼特别喜欢吴道子雄伟奔放的笔触:

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同上)

正如他在《书吴道子画后》中所评论的:

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

而这也是苏轼本人写诗作文的突出特色。

从审美趣味上,苏轼则极其推崇王维的诗画相通:

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王维吴道子画》)

王维其人其诗其画,都有一种高洁绝尘的气质,诗情画意融为一体。苏轼对之玩味不尽,他说: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他完全被这两位古代艺术家所征服,“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苏辙《龙川略志》),有时候甚至流连忘返直到深夜:

嘉祐癸卯上元夜,来观王维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题凤翔东院王画壁》)

在昏黄的灯烛之下,画上的僧人仿佛都一个个地动起来了,是真?是幻?迷离恍惚,苏轼好一阵都无法分辨清楚。

经过仔细地揣摩比较,苏轼最后指出: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王维吴道子画》)

吴道子能够精妙绝伦地描绘事物的形态,还只是画匠的技艺;而王维的画,突破形似直取神似,反映出事物的内在精神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如同仙鸟飞离樊笼,在广袤的天际自由地翱翔,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的大手笔。这一思想明确标示出苏轼心目中画工和艺术家的分野,为文人画派提供了理论基础。


[1] 石鼓成于何时,究属何物,历代说法不同。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定为秦襄公时所制。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有《石鼓为秦刻石考》一文,定为秦献公以前、秦襄公以后之物;并认为“石鼓”之名不妥当:“此正刻石之制,非石鼓也”,“特为正其名曰‘秦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