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做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到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他从小就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
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浔阳柴桑的农村里度过的。浔阳东临彭蠡湖（今鄱阳湖），北面长江，南倚庐山，风景十分优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尽管家境贫困，但那种生活毕竟是恬静而适意的。“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故乡的一草一木，时时萦绕心头，勾起甜蜜的回忆。早年的这种生活，对陶渊明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的大半生处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的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当时长江以北的土地，为异族侵占。北方各族上层统治者经常发动对南方的骚扰和进攻。而东晋王朝，则苟安江南，无所作为，且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当时的豪门世族，恣意侵占良田山泽和佃客奴仆，他们聚敛民脂，搜刮民膏；加之江南各地军阀互相攻伐残杀，致使“百姓散在江湖采梠，内使王愉悉召之还。请米，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晋书·桓玄传》）。而陶渊明的家乡江州浔阳，又正是地处三江之口的军事要冲，连年的征战，给这一地区造成了更为惨重的破坏。“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
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祸乱不已的年代之中。起初，他很有大济苍生的抱负：“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其结局也只能是“有志不获骋”（同上其二）。于是，“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前言》）。总之，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贯穿陶渊明的一生，这不仅表现在他出仕与归隐的反复，也表现在他归隐之后内心的苦闷与愤懑。
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追忆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他年近三十才被“召为州祭酒”（《宋书·隐逸传》）。但从“志意多所耻”来看，他对官场中尔虞我诈的风气是不满的。因此，他才“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同上）。还家后，一度召为州主簿，不就。直到三十五岁，才又重新怀着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希望，投奔到了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门下。如前所述，东晋王朝内忧外患，司马氏统治集团腐朽已极。作为新生世族的代表，桓玄就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前期的桓玄，的确显示了重整朝纲、匡救时弊的才能。据《晋书·桓玄传》载，桓玄曾向皇帝奏疏自荐：“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阙，园陵修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浐，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并大胆指责朝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在这种局面下，陶渊明前往投奔，也正是寄希望于桓玄，以实现其大济苍生的理想。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当桓玄大权在握、拥有重兵之后，并无安天下之计，却只“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伺机谋取帝位，结果“朝野失望，人不安业”。这也是陶渊明离开他的根本原因。
陶渊明四十岁这一年，作为新兴地主集团的代表刘裕，率部击败桓玄，收复京邑，并实握东晋大权。这给当时处在极为黑暗中的人民又重新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再次步入仕途，在刘裕手下做了一个参军之职。但陶渊明此次出仕的态度，却是“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在赴任途中，他就徘徊不前，疑虑重重，并作好了“终返班生庐”（同上）的思想准备。之后，尽管又做过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和为时八十多天的彭泽令，但他发现这一切皆有违自己的夙志，于是便愤然弃官归隐了。
这位早年怀着“感物愿及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的理想而步入社会的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遐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然而在隐居生活中，他表面上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貌似飘逸潇洒的隐士生活，但内心的苦闷却永远无法排遣：“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同上其三）；“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他既没有忘怀昔日的壮志，也更没有忘怀于现实。我们从《述酒》等诗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时时在关注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并时而表现出内心的愤慨与不平。“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他之所以苦闷忧愁，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没能实现理想。也正是由于对理想的炽热追求，他常常慨叹生不逢时，并以极大的热情为人间社会设计了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的理想乐园。因此，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贯穿陶渊明一生的最基本的矛盾，并由此而决定了他貌似飘逸而内心又极苦闷的独特的个性。
二
陶渊明的诗歌，犹如他的个性一样，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题材选择的独特性
陶诗在题材的选择上，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这对于陶诗风格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 歌颂田园，反映躬耕
今存陶诗中，属于田园诗的有三十首左右，数量不算多，但它却成了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奠基石，揭开了中国诗史上新的一页。
家乡美丽的风光，陶冶了陶渊明童年的心灵，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特别是当他置身于仕途之中时，那恬静、幽美的田园与污浊、黑暗的官场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仕途的坎坷遭遇之后，他又重新扑入了田园的怀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一诗，便是他当时心灵的写照。脱离了“尘网”，冲决了“樊笼”，阔别已久的田园故宅又展现眼前，诗人内心的无限喜悦，就在那历数一草一木中得到充分体现。平静安宁的气氛中，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同上其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二十首其五）。野外田园，无世俗之交；穷巷虚室，无杂尘之念。对田园风光的极力歌颂，正反衬出世俗、官场的污浊黑暗。
不同于一般的诗人，陶渊明是亲身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的。早在元兴二年（403），陶渊明离职居丧时，就有了参加生产劳动的体验，当时写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后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直到六十三岁去世的二十多年中，他是“躬亲未曾替”（《杂诗》十二首其八）。如其《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种豆南山下”）、《杂诗》十二首其八（“代耕本非望”）《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等诗，对他躬耕自资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陶渊明以极大的热情歌颂田园生活，使他的诗不仅在当时“独超众类”（萧统《陶渊明集序》），而且对后世更有着深远的影响。
2. 歌颂隐者，赞美贫士
在经过了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之后，陶渊明最终还是走上了独善其身的道路。“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首其九），独自保持高尚纯洁的节操。正由于当时“举世少复真”（同上其二十），他也只有从古代的达人隐者之中寻求知音，以表现自己“有志不获骋”的愤世之情和不为世俗所染的高尚节操。这样一来，陶渊明笔下的达人隐士便大批地出现了：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遥谢荷
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路若经商山，……多谢绮与角。（《赠羊长史》）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饮酒》二十首其一）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同上其二）
长公曾一仕，……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同上其十二）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同上其十六）
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拟古》九首其二）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同上其八）
此外，在《述酒》、《咏二疏》、《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等作品中，就以更集中的篇幅来为达人隐士高唱赞歌，以表达自己的情怀和志向。在陶渊明之前的诗人中，有些不得志的诗人如阮籍、嵇康、左思等人，虽也偶尔引此类达人隐士为同调，但并没有形成这种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的诗歌题材。
陶渊明归隐之后，尽管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些自我慰藉，但在物质生活上，则日益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杂诗》十二首其八、《乞食》、《有会而作》等诗中，对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但他却甘愿抱贫守拙，并从古代的贫士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因而，陶诗中以歌颂贫士为题材的作品，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咏贫士》七首组诗中，诗人就以极大的热情对贫士加以歌颂。诸如荣启期和原宪不慕富贵、安贫乐道；黔娄不求名利而衣不蔽体、终身贫贱；袁安困于积雪，阮公拒贿弃官，然能以食草为甘味，道义胜而心欢然；张仲蔚心地耿介而隐处蓬蒿；黄子廉辞官归隐，虽生活贫困而能坚守节操等等。陶渊明正是把这些贫士作为效法的榜样。在《饮酒》诗中，陶渊明也每每称道：“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其二）；“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其十一）；“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其十八）。在他所歌咏的每一个贫士的身上，我们似乎都能明显看到陶渊明的影子。清代邱嘉穗在《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中说：“余尝玩公此下数诗（按：指《咏贫士》第三至第七首），皆不过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说起，便为设身处地，以自己身份推见古人心事，使人读之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不可得分。”陶诗以此为题材，正是为了突出地表现自己高尚的节操，并以此而自我慰藉。而如此大量以咏贫士为题材的诗歌，在陶渊明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3. 为悲剧英雄高唱赞歌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陶渊明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他抚今追昔，感慨生平，忍受着内心的苦闷与煎熬。在现实社会中，就实现理想抱负而言，陶渊明可谓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为那些悲剧性的人物高唱赞歌，则又是陶诗在题材选择上的一大特点。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九，歌颂夸父逐日的英雄事迹。夸父为了追求光明而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正是诗人早年“抚剑独行游”的自然发展，也是陶渊明晚年心目中理想的化身。诗人接着又在第十首中，热情歌颂了精卫和刑天至死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慷慨不平之气。如果说夸父、精卫和刑天都还是神话中的悲剧英雄的话，那么，历史上的荆轲则是人间的悲剧英雄了。陶渊明《咏荆轲》一诗，突出地表现了荆轲的英雄气概，“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百万，逶迤过千城”，把英雄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写得淋漓尽致。诗人最后仰天长叹：“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诗人对荆轲的无限同情，正说明自己也同样是“奇功”不成，以悲剧而退身的。不平之气，愤然而出。甚至朱熹也认为此诗“露出本相”（《朱子语类》卷一三六）。由此亦可见出陶诗在题材选择上的倾向性和一贯性。
4. 寄酒为怀
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王瑶先生的《文人与酒》等文章，曾对包括陶渊明在内的魏晋时人饮酒的原因和目的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兹不赘言。需略加强调的是，陶渊明一生饮酒不止，并非只为避祸全身，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一是排忧解闷，借酒浇愁；二是借酒为题，抒发怀抱，正如萧统所言：“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集序》）如《饮酒》组诗中，涉及社会黑暗的就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陶渊明处在晋宋易代之交，他把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感慨，以及内心的矛盾与痛苦，都总归在《饮酒》这个题目之下，最后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其用心之苦，是显而易见的。而大量的、以酒为题材的诗歌，也是从陶渊明这里开始的。
（二）表现手法的独特性
陶渊明的诗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仅广泛汲取了传统的优秀成果，而且更有新的创造，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
1. 白描勾勒，写意传神
陶渊明的诗歌，无论是对田园风光、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物的刻画，总是善于捕捉最具特征的东西，以白描的手法，加以随意的神貌点染，并把自己深刻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怀融进艺术画面。如：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
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同上其二）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清淡自然的景物之中，充满生机，充满悠然自得之趣，与诗人此时的畅适之情十分融洽，可谓神韵悠然。又如《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秋高气爽，万木凋零，山峰越发显得高峻奇绝，青松、芳菊更加显出坚贞秀美。自然景物的神态气骨，正体现了诗人高尚的情操与卓越的精神境界。
年岁略长于陶渊明的东晋画家顾恺之，就十分强调“以形写神”（《论画》）和“迁想妙得”（《魏晋胜流画赞》）在绘画艺术中的作用。同时代的另一位画家王微，在《叙画》中也强调要通过尺幅千里的表现技法，传达出绘画对象的“动生焉”、“灵出焉”的神，并说：“岂独运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不仅要传达出绘画对象的神，而且这种神应是经过艺术家主观情思熔铸过的，即典型化甚至理想化了的。而陶渊明的诗歌，就具有这种妙处。袁行霈先生在《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就是一个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陶诗是写心，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下编）就精辟地指出了陶诗的这一突出的艺术特征。
陶渊明诗歌对于人物的描写，也是偏重于意态神情的传达。如《咏荆轲》诗，对荆轲的描写，就只突出表现英雄的豪迈气概，不需要任何的外貌描写。陶诗中表现抒情主人公形象时，也无不如此。如：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十二首其二）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游斜川》）
都是通过神态的描写，虽只淡淡的几笔，便将抒情主人公在特定环境下的心境展露无遗。
2. 比兴、象征与寄托
在中国诗歌艺术史上，运用比兴、象征和寄托的手法由来已久，《诗经》、《楚辞》、汉乐府就都是成功的范例。而发展到阮籍，则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就大多采用这些手法，并形成隐约曲折的艺术风格。钟嵘《诗品》评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趋难求。”李善《文选》注也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陶渊明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就吸取了阮籍的这些手法，但他却避免了过分的隐晦曲折，而使比兴、象征、寄托的意象都具有十分鲜明清晰的特色。如陶诗中写青松：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饮酒》二十首其八）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拟古》九首其六）
不惧严寒，不畏霜雪，贞秀高杰，卓然独树，这是青松的本性，也是陶渊明的化身。此外，诸如佳菊、幽兰、独鸟、孤云，诗人也常常用来比喻或象征自己不同流俗的高尚品格，寄托“有志不获骋”的孤独苦闷心情。萧统谓陶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是很有道理的。阮籍诗偏重于内心的独白，而很少描写生活，故给人的感觉是隐晦曲折、“归趋难求”；陶诗则是通过对诗化了的平淡生活的描写，来展现内心世界，故给人的印象是平淡自然、鲜明清晰。
3. 情、景（事）、理的融合
陶渊明是一位诗人，但同时也是一位哲人。他深受老子、庄子和孔子思想的影响，与魏晋玄学思想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而他的诗歌不仅富有浓郁的情韵，而且还常常透露着他特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与来自个人生活实践的独特的思考，即充满深刻的理趣，而情与理又往往是通过景或事这个媒介而传达出来的。
陶渊明不仅有纯哲理的《形影神》诗，而且还有充满玄学意味的《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诗。然而陶诗的妙处，既不在于一般的言情，也不同于玄言诗式的说理。他能将情、景（事）、理巧妙地融为一体，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如其《饮酒》二十首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既然“在人境”，就难免有“车马喧”，但诗人偏说“而无车马喧”。原因何在？由于“心远”。接下来诗人用这样一幅图画来展现“心远”的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如此清静优雅的境界，不知是自然之景还是诗中之画，或是心中之境。总之“此中有真意”，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诗中“心远地自偏”这样富有哲理性的语言，可以说明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改变客观环境对于自己的影响。但诗人并不是作道学家式的说教，而是把这“心远”的“真意”融在一个极其优美的景象之中，从而更具体形象地说明了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诗人把情景理完全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语言艺术的独特性
前人常用“平淡”二字来概括陶诗的语言风格，这是不错的。但陶诗语言的好处，却是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而富于启示性，让人觉得余味无穷。
陶渊明自幼过着简朴的农村生活，家乡那清秀的山水田园，陶冶了他那颗朴素的心灵。经历了仕途羁役之后，更增强了他对家乡山水田园的热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二十首其十四），努力使自己忘却世俗的烦恼。要表现这简朴的生活、自然的风光和淡远的情趣，就无需用浓艳华丽的辞藻去雕饰，也只有用平淡自然的语言，才能显示出天真自然之趣。但是，悠然自得的淡远情趣，只是陶渊明个性的一个侧面或表面。在悠然自得的背后，他还有孤独与苦闷，也有激愤与不平，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人。而陶诗语言的风格，就正如他的个性一样，也总是在平淡的外表下蕴藏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也就是苏轼所说“外枯而中膏”（《东坡题跋》），“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尤其是陶渊明以他那哲人的慧眼，在不断观察、思考着宇宙、社会与人生，并以平实朴素的语言，将他的深刻体悟平易地道出，读来如警句格言，十分耐人寻味。北齐阳休之在《陶集序录》中说：“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其实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南宋陈模在《怀古录》中说：“盖渊明人品素高，胸次洒落，信笔而成，不过写胸中之妙耳。未尝以为诗，亦未尝求人称其好，故其好者皆出于自然，此其所以不可及。”把语言艺术完全归结到人品上，只要人品高，就可以不思而得、“信笔而成”，这种见解恐怕是片面的。陶诗语言的妙处，在于既经过了精心的锤炼，而又显得格外朴素自然、毫无斧凿之痕。例如：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神萍写时雨，晨色奏景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流尘集虚坐，宿草旅前庭。除阶旷游迹，园林独余情。（《悲从弟仲德》）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九日闲居》）
借助整齐的对偶形式与谐调匀称的音节，把相互对应的两个部分突现出来，使它们互相映衬、互相补充，既显得自然本色，又加强了语言的形象化与感染力。陶诗中大部分语言都是表面平淡无奇，而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寓精奇华美于平淡朴素之中。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就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钟嵘在《诗品》中评陶诗亦云：“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载：“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陶诗造语精工而又不露痕迹，是常为后人所惊叹的。如《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陶渊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诗中，“虚舟纵逸棹”的“纵”字，“神萍写时雨”的“写”字，“晨色奏景风”的“奏”字，无不锤炼精工而妙传难言之意。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葛立方也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韵语阳秋》卷一）寓精奇于平淡之内，含绮丽于朴素之中，这才是陶诗语言的本色。
还应当看到，陶诗语言风格的形成，与他学习和借鉴《诗经》以来的优秀传统也是分不开的。陶渊明早年便“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诗书敦宿好”（《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学习前人的语言，对于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这一点在他早期的诗歌里，表现尤为明显。如他的四言诗，就直接受到《诗经》的影响，我们从陶诗的注释中已可明显看出。同样，陶渊明的五言诗也是大量地学习和借鉴了前人的优秀传统。如《古诗十九首》、曹丕、曹植、阮籍、左思，以至于民歌，对陶渊明都有一定的影响。这里以曹植诗歌为例：曹诗有“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杂诗》七首其五）；陶诗有“辞家夙严驾，当往志无终”（《拟古》九首其二）。曹诗有“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箜篌引》）；陶诗有“盛年不重来……岁月不待人”（《杂诗》十二首其一）。曹诗有“种豆南山下，葛蔓自成阴”（《种葛篇》）；陶诗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五首其三）。曹诗有“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陶诗有“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十二首其四）。曹诗有“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杂诗》七首其二）；陶诗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随风转，此已非常身”（《杂诗》十二首其一）。但是，曹植诗的语言风格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与陶诗语言风格有显著的区别。可见陶渊明学习前人的语言，并不为其所囿，而是结合自己的个性，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化入诗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如同他那不随俗、不苟同的高尚人格一样，“独超众类”。清代胡凤丹《六朝四家全集序》说：“靖节为晋第一流人物，而其诗亦如其人，澹远冲和，卓然独有千古。夫诗中之有靖节，犹文中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后可以起八代之衰；诗亦必如靖节，而后可以式六朝之靡。”
除诗歌之外，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虽然篇数不多，但也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等疏》及《自祭文》等，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很高的地位。
三
陶渊明作品集子的版本甚多，异文也较多，本书所收篇目及卷次、正文一般依逯钦立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为底本，同时参校以其他版本，凡不同于逯本之处及所据之本，皆一一注出。
为了帮助读者能够比较全面、深入地理解陶渊明的作品，书中对所收陶渊明的每一篇作品，都作了“说明”、“注释”和“译文”。“说明”部分的内容，旨在介绍作品的写作年代、背景和主要内容。“注释”部分主要是解释典故和一些较难懂的字、句，文字力求简明扼要、浅显易懂。在说明与注释过程中，吸收和参考了古代和当代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书中没有一一注明，谨在此一并致谢。将陶渊明的作品译成现代汉语，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将陶诗今译，难度就更大了。本书对陶诗的今译，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和表达准确的基础上，力求文字生动流畅、通俗易懂。为了不至于过多地失去古典诗歌的味道，在译诗的过程中，对句法形式、平仄音调及用韵等方面也作了必要的考虑。
由于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孟二冬
一九九五年五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