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就业应处理好的五个关系

宋晓梧

2018年7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第一次把稳就业放在“六稳”之首，同年11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对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应当说，我国从经济高速增长向经济高质量增长转变的过程中，就业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为经济社会的较平稳转型做出了努力。2018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 361万人，连续6年保持新增就业1 300万人以上。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201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在细分项中，中国的就业排在全球63个主要经济体中的首位，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同时也应看到，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就业面临着严峻挑战，需要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一、就业与投资

有的学者提出，把稳就业放在“六稳”之首，标志着我国就业工作进入3.0版，意味着就业从社会民生工作提升为宏观经济工作。我认为“积极就业政策3.0”，应当明确就业是今后中长期经济宏观调控四大指标之首。我多次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谈过这个问题，这里就不重复了。那么把稳就业放在第一位是否就贬低了投资的重要性？长期过度依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我国的就业弹性也为此曾大幅度降低，但这不是说现在突出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应处理好稳就业与稳投资的关系。

这方面，美国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2009年为应对次贷危机导致的失业率上升，美国出台了促进就业的法案——《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这个法案的标题中没有就业字样，可通篇都是围绕促进就业加大投资，如何保留创造工作的机会、如何援助受经济衰退影响严重的机构和个人、如何通过激励科学和健康方面的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等问题，其中也提到投资于交通、环境保护和其他会带来长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

我国现在经济增长还在减速，各方面对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所期待。我担心一讲投资，很容易路径依赖，又围绕GDP去确定投资项目，尤其是地方政府，再驾轻就熟地分解投资指标以行政手段落实。据一些地方反映，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当前我国GDP增长率还保持6%以上，仍远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大投资应重点围绕促进就业展开，经济的就业弹性以及投资的就业弹性应作为中长期投资效率的重要评价指标。

二、就业与中小企业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90%左右的就业人员分布在中小企业。尽管一些大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破产或大量裁员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但从就业总量看，稳就业的重点是稳中小企业。根据统计分析，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员，其中中小企业在提供就业岗位方面稳居第一。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稳住了民营企业就稳住了中小企业，这对稳就业十分重要。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充分肯定民营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做出全面部署。各地、各个部门积极研究制定相关具体措施，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门槛高等方面出台许多政策举措，对稳就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具体到稳就业，2018年11月国务院出台的文件提出：第一，加大对企业稳岗的支持力度。对于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以返还其上一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而且又有望近期得到恢复的，加大返还力度。第二，加大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鼓励各地优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低费率担保支持，提高其贷款的可获得性。第三，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额度，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提高幅度达50%，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第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连续出台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政策。这些政策相互结合，将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难等问题，具有稳住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作用。

三、就业与创新发展

从就业总量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新增就业人口对就业的压力大大减轻，但经济转型必然要求劳动力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知识结构以及年龄结构等方面。这些调整对就业的压力却大大增加。其中创新发展对就业结构调整压力很大。创新发展是新的发展理念之一，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是创新的焦点话题。国内外不少人，甚至知名学者，把创新与就业对立起来，认为创新将消灭一大批工作岗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今日简史》作者、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按他在《今日简史》中所说的，在19世纪人类创造出了庞大的无产阶级，在21世纪人类将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无用阶级。同类的观点现在还很时髦，以此推论，创新与就业似乎势同水火。就单个企业看，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如某港口依靠人工智能控制，工人需求量可以减少一半，又如某企业使用了数控柔性加工线后，普通工作岗位减少80%以上。

其实，创新导致一些现有工作岗位大幅度减少的事，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工业化以来一直在不断上演，但同时创新还可以创造多大规模新的工作岗位，在创新之初是很难预测的。汽车的发明消灭了马车夫的工作岗位，马车夫有多少是可以统计的呢？而汽车的设计、制造、维修，以及其带来的相关产业链的工作岗位当时谁能预计呢？我认为，创新与就业的关系可以类比人类认知与未知的关系。我们的认知半径越大，未知的圆周越大。创新的层级越高，创造新就业岗位的潜力越大。当然，这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看就业与创新的关系，具体到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还是要高度重视创新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为能够转岗就业的提供适用的转业培训，为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提供合理的社会保障。

四、就业与工资、社保

在促进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外贸平衡这宏观调控四大指标中，我认为“十三五”“十四五”时期应当把促进就业列为首要指标。在劳动力市场子体系中，就业、工资、社保三方面，就业也应处于优先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企业的工资水平是根据本行业、本企业具体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定的，政府能做什么？政府不应当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用人和工资自主经营权，当然工资水平的调整还要发挥劳资集体协商机制的作用，但在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缓慢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增长压力。这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乏先例，有的在经济危机严重时实际上冻结了最低工资标准。鉴于工资刚性原则，降低最低工资水平的情况极为罕见。

现在企业抱怨比较强烈的，是我国社保缴费率高，主要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过高。在就业压力增大时，暂时下调社保缴费率是许多国家都采取过的措施。2009年出台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就提出企业可以暂时免交失业保险费。新加坡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曾大幅度下调公积金缴费率（约10个百分点），德国的企业社保缴费率多年来随着经济波动做适当调整。近年来，我国也适当调整了企业社保，主要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例如2013—2016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上海、哈尔滨两市从22%下降到20%，厦门从14%降低到12%，深圳、宁波仍保持在14%。从法定社保缴费率看，我国企业缴费率在世界上处于高位，但由于各地采取了多种变通办法，全国平均企业实际缴费率要比法定缴费率低10多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各地自行确定降低企业缴费率幅度，进一步加大了地区差距，破坏了社会保障应遵从的大数法则，造成不同地区企业社保负担苦乐不均，特别是老工业基地企业与新兴工业城市企业难以公平竞争。哈尔滨市降低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养老保险基金更加入不敷出，而厦门、深圳等市积累了大量养老保险基金。因此，适当降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应当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基础上统一调整，应尽快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础、统一经办机构、统一划拨国有资产补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我目前搜集到的资料，除了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世界各国的法定职工养老保险都是全国统筹。许多人强调全国统筹面临的困难，正是需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去打破的既得利益格局。

五、就业与农民工

很长时期我们讲就业主要指城镇户籍就业人员，大家认为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就业稳定器。就业压力大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可以返乡务农，城镇需要劳动力了，可以多让农业富余人员进城。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必须把农民工就业放到稳就业工作的重要位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已经成为城镇就业的主力军。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2017年农民工总量2.8亿人，占城镇总就业人口（4.2亿人）的67%。根据全国总工会2017年的调查，全国工会会员3.03亿人，其中农民工会员为1.4亿人。这意味着在全国各类单位就业人员中，农民工约占50%。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那种认为城里有活就招农民工，城里没活农民工就回乡务农的观点，对上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失效。一项调查显示，38%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就是所在城市的“本地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比重的增高，这种“本地人”认同感的比重也会增加，2017年比2016年就提高了2.4个百分点。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高度重视去产能对就业的影响，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解决农民工务工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中央一再明确的农民工市民化，这一进程在“十三五”时期应加快进度，希望在“十四五”时期让农民工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