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0125，YD00036 施蒂文就马歇尔中国调停结果致贝文电^[40]

（1947年1月25日）

第109号（F 2357/76/10）

极机密，南京（2月22日收）

先生：

中美关系

在我1月9日编号为60的急件中，我对马歇尔将军关于他在这个国家的使命的报告（发表在他被召回接替贝尔纳斯先生担任国务卿之际），做了简要分析。他的离去和他报告的公布为我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尝试对他一年来调停的结果做出一些盘点——杜鲁门总统在去年12月18日发表的关于中国的声明中给出了一份美方的账单——以及对中美关系目前的状况进行思考。然而，以概括如今美国在中国所拥有的特殊地位的起源这种方式作为这一考察的引言，看上去是可取的。

2.在太平洋战争的后半期，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军事组织领域逐渐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整合。这一发展是美国人出于战略上的直接考虑，虽有相当大的保留，但中国人还是接受了，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收复国土最佳和最迅速的方式，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和经济层面更加密切的联系。在这一整合过程的初期，美国的计划制订者发现他们要面对许多中国特色的问题。尽管理论上整个自由中国处于蒋介石主席的统治之下，并且所有的力量，理论上并一定程度在实践中，共同抗击日本人，但是中国相当大比例的人力资源（这一点以及它的领土面积构成了它在军事上的主要有利条件）被一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捉迷藏游戏所占用。史迪威将军和高思先生没能找到一个解决谜题的办法，连敌人日本人也没能成功地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和解。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在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作为美方倡导者的情况下，美国人的坚持不懈取得了一些成果。随着东南亚部队在缅甸的推进以及麦克阿瑟将军的太平洋攻势提前获得成功，中国人同美国人的合作变得更加积极。滇缅公路的打通和运输机在阿萨姆邦到云南的驼峰航线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使美国人能够以真正的美国规模大量供应物资。在日本占领期间，一些中国师由美国军队提供装备和进行训练，有超过20万名美国军事人员在中国的国土上。在马歇尔将军抵达之前，魏德迈将军实际上已经开始撤离这支庞大的美国武装力量。在日本投降后的日子里，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军舰和飞机的存在，使得委员长在中美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重新占领了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整个长江以南地区，以及北平-天津-秦皇岛这一重要的三角地带。美国在中国突出的军事地位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3.政治发展也沿着类似的路线进行。美国为国家政治联合打下基础的所有努力，那时出于战略目标的直接考虑，都归于彻底的失败，直到委员长和他的顾问们确信日本人事实上正被盟国打败，美国的援助对于国家的重建以及未来长期的经济恢复将是必要的。1945年1月好浮夸的赫尔利将军被任命为美国大使，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认真努力地将一项政治解决方案强行塞给依旧顽固的国民党和它的共产党对头。我认为，将军的方式不适合中国人的性情并不影响他调停的重要性，1945年晚些时候他辞职的举动，很可能促成那年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一项重要的声明决定阐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我同样猜想，赫尔利将军离开中国舞台的吵闹宣传，促使总统恳请马歇尔将军（他一直称他接受任命只是出于责任）作为他贯彻这一刚宣布的政策的工具接替赫尔利将军。简要地说，这一政策可能在理论上确定的是不干涉原则，但现实是：军事协助日本军队撤离；军事上和政治上协助消除日本的影响，因为“一项停止敌对的即时安排是重要的”；视美国政府对中国政治解放进展的满意度而定的经济援助。因此，带着已经向公众解释过的其使命的主要目标，马歇尔将军于1945年12月23日抵达中国。我不认为他会被他的任务简介中的那些诸如1945年12月27日关于中国的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限制弄得过于不安，这份声明在明确提到统一民主的中国应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同时，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美国在中国突出的政治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4.在经济方面，美国也确实充分地奠定了优势地位的根基。战争期间——有必要回想起1943年英、美签署的关于取消治外法权的条约——各种各样支持中国经济的措施显示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关注，例如，增加数量可观的美元贷款；临时借调顾问人员，如帮助中国创建战时生产局的小组以及各种机构中前往中国协助它战后重建的专家；战争结束后，继续涌入的专家以及分派给中国政府大量的美国剩余物资。

5.以上粗略的概述足以表明，马歇尔将军抵达之时，美国在中国的地位相当强大。而且，对美国来说，在商业上和战略上都有强大的理由去努力维持未来的这种地位。尚待做出一些简要分析的是，马歇尔将军被征召去处理的中国内部的形势。

6.在军事方面，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陷入了一场仓促忙乱的收复之前处于日本人手中的领土的争抢。国民党成功地获得了更大部分的战利品，如以上所提及的，这主要由于：它有多个师是由美械装备的；美国动用了自己的部队；某种程度上，中国国土上大量的美国运输资源任由委员长支配。然而，由于在日本人的战线后方有效地组织了他们的游击队伍，在实际控制（并且附带地获得大量日本人的武器弹药）从河南和安徽北部到山东和江苏北部的广大华北和中原地区方面，中共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魏德迈将军派遣5万名海军陆战队为委员长收复北平-天津-秦皇岛地区，这一地区也将落入共产党之手。

7.为了思考促使美国政府命令美国部队占领这一地区的原因，似乎有必要在这里略微地离题一下。当然，帮助收复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海运能力，它的军队完全被重新控制上海以及其他南方的重要地区所占用，需要承担那些地区日本军队的受降任务。但是，我猜想，苏联军队那时完全占领满洲并处于向长城以南推进的态势这样的次要原因，也在美国人的考虑之中。

8.在政治方面，当马歇尔将军抵达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一年多时断时续的谈判看上去已经到了比较乐观的程度。毛泽东主席最近对重庆进行了一次私人访问，共产党在首都的总办事处由于周恩来将军——一位负责任的、最有能力的高级代表——常驻而再次得到加强。的确没有理由认为，两党中的任何一方将在它们长期确立的立场上有所退却，但是独立的观察者倾向于认为，可能由于1945年8月中苏条约的签署，目前共产党方面有一种在参加联合政府之前设法从政府手中获得最有利条件的趋势。无疑，这背后的想法就如在一些欧洲国家那样，有利于共产党人从内部运作。然而，正如情况一直表明的那样，进展受阻并不完全是因为政治问题（如双方难以找到把共产党军队整编到国家军队中的可接受的办法）。

9.在转到马歇尔将军抵达时的内部政治形势的话题之前，有必要补充一点，在日本人投降后的四个月里，已经很明显，国民党在被收复的领土上建立的政府是极端腐败和无能的，国民党解放力量最初得到的支持正迅速地衰减。

10.这一说法的实情尤其可见于经济方面。被派往光复省份建立政府的官员们的投机取巧习性很快就臭名昭著，以至于到1945年底一些地方商人后悔让日本人离开的故事已经流传开来。在被切断与外部世界正常联系的重庆，尽管中国重新向世界开放，持续的通货膨胀到了成为生活中的一个特色的地步，并扩展至上海和广州。如果有的话，它的趋势得到了加强。国民党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就如它们新的政府管理者的所作所为一样，遭到了光复地区人民的严厉指责。但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除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临时例外（任何情况下，它几乎都被认为完全是一个美国机构），经济上拯救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独自向它提供财政援助与重建复兴所需设备和商品的美国。

11.上述段落描述的情况使得马歇尔将军最初的地位非常有利。虽然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有一些批评，但是这么杰出的一名代表抵达中国还是受到了所有政党和派系的欢迎，由此产生的缓和事实上第一次促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了众多的一致。1946年1月10日，双方宣布了一系列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六周后，由会议任命的三人军事小组就重组中国军队以及将共产党军队整合其中达成协议。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达到了顶点。随后中国政治形势的恶化，大使馆定期的报告对此做出了描述，无情地导致了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望下降。这个过程需要研究。

12.就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地区而言，几个月来，贬损美国成为官方宣传政策的主要内容，所采取的声调逐渐变为谩骂。一开始，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先生还免受时事评论者的责骂，他们为中国的真诚努力被描绘成遭到华盛顿顽固派的破坏，但是前几个月，他们也遭到猛烈的抨击。这个完全地方性的运动与苏联及其卫星国对美国的大规模抨击和诽谤之间的相似性太显而易见了，以至于很难不引起注意。延安的运动比莫斯科开始得晚，很可能是由于苏联在世界其他地区需要针对美国采取进攻性宣传政策的时候，还没有做出在中国尝试采取从内部运作的决定。然而，苏联的影响力在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确切位置超出了这份报告涉及的范围，事实上，在我1946年11月23日编号为1494的急件中已对此进行了讨论。

13.分析美国在国民党中国威望下降的原因更加困难。最近针对美国军队的示威（见我1月13日编号为82的急件），无疑部分是因为他们持续存在这一事实而引起的，但是不论其背后有什么组织的授意，它们表明存在对美国人强烈的厌恶感；反对中美商约、航空协定以及类似陈纳德将军创办的章鱼般的公司这样的事情，表明也存在一个对“美国经济奴役”并非完全不合理的担忧。但是，对我来说，在如这里所出现那样的特殊关系的形势中，这些或多或少都属于正常的发展。这些发展包含更大的意义，由于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在主权独立问题上的过分敏感性——可以再次指明，是一种对于“不平等条约”及类似事物多年刻意宣传的过分敏感。也许，它对于有着前瞻性思维的中国人更根本的影响是，对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政策进行日益广泛的批评，其政策的最终结果是重新形成日本在远东的竞争，这引起了真实且严重的忧虑。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国民党本身不受欢迎是造成美国在国民党中国越来越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国人沉溺于广泛批评美国的政策主要是因为他们把美国看作是国民党的靠山。要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反美宣传在许多远非同情者的人群中能够轻易地得到受关注的机会。

14.在我看来，去年7月司徒雷登博士被任命为美国大使时，他们意欲指责国民党从而激起中国人抨击美国的事实已经显露。司徒雷登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经历为所有见多识广的中国人所熟知，作为美国的一种诚挚善意，他的任命无疑是受到欢迎的。但是，即使他的履历也无法长期阻止批评的发生，批评的声量不断地增高。

15.任命司徒雷登博士担任这一对美国来说比较重要的职位之事，可以当作衡量美国政府当时难堪程度的一个标尺。情况是，尽管马歇尔将军以自己特有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正直与直率尽了全部的努力，他还是未能取得进展。确实，由于两党未能忠实履行政治协商会议所达成的协议以及接下来政府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之间战争的扩大，中国的局势正在恶化，伴随着公开的和无限制的内战，美国可能要承认具有破坏性影响的失败。马歇尔将军关于他使命的报告表明，他认为调停初期缺乏进展的大部分责任主要在于国民党。因此，当时要求对委员长进一步施压，而出于这个目的，司徒雷登博士是一个理想的任命。除了他在中国和中国人之中的长期经历外，十分碰巧的是，他还会说宁波方言。不可避免，这是唯一“被允许”以委员长为嘲笑对象的玩笑。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博士的结合是所能找到的最佳组合。我也认为，事实将证明这两人的共同努力对委员长的思想，会产生真正的且持久的影响。

16.一直有这么一种说法，委员长的优点之一就是他具备传统中国人许多最好的优点，但是他无疑也拥有那种品质带来的缺陷。细读《中国之命运》一定可以证实这种观点，即当他给那本有害的书署名的时候，他内心里是一个旧式的中国帝国主义者。对于委员长相信一个变革的方法和一项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的办法是中国统一唯一可能的途径，以及他追求的目标不是赢得内战而是建立一个团结民主的中国，司徒雷登博士感到满意。而且，委员长最近在与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博士的谈话中承认，如果真的确信任何做法是必要的，他实际上能够得到国民党的支持，因为迄今他一直以做不到这点作为逃避或拖延美国调停者所建议行动的主要借口，就他而言，这一承认是特别令人关注的。我相信，委员长个人的威望将继续处于高位，他声称能够得到追随者的支持，至少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能够通过国民大会强行推行一部新宪法，尽管国民党的大多数试图做出约束性的修改。另一方面，随后的事情，例如当时过早地公布委员长派两名谈判人员前往延安劝说共产党回到谈判桌的计划，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与延安达成妥协的任何有效行动的意图和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国民党内原有的矛盾依然在继续。然而，毫无疑问，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博士目前一起给委员长以及相当一部分他的亲密追随者（我被告知，包括一名叫陈诚的重要的军事将领）带去了更加开明的思想状态。我认为，现在委员长和他们正真诚地寻求一项不但为他们的富有教父美国，而且为所有中国的自由派领导人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确实的、可贵的成果。你将注意到，马歇尔将军在他的报告中提出，解决中国政治僵局的唯一办法是，各种自由力量，无论来自何种政治派别，在蒋介石领导下合作。

17.在最近同我的谈话中，司徒雷登博士说，尽管马歇尔将军离开了，但他看不到美国将结束在中国的调停。但是，似乎可能的是，重点将发生变化，过去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调停将让位于将来单纯的政治行动。在这一方面进行推测几乎没什么用，但是我认为，随着马歇尔将军就任国务卿，我们能够猜想美国国务院对于中国的形势将有所认识，但不会故作多情。马歇尔将军十分清楚，在和平出现之前，中国的经济不可能稳定；在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办法之前，不会有和平。我设想，他也确信在中国独自求索不会找到政治解决的办法。

18.最后，如果我能简要概括马歇尔将军使命的结果，我将指出：

（1）最初他在达成协议方面犹豫不决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蓄意阻挠，唯一的次要原因是共产党的野心；

（2）当他成功说服委员长政治解决需要相互妥协的时候，共产党的不妥协加上随后国民党的反应有力地阻止了一致的达成；

（3）在最后的分析中，要从美苏在世界的对抗中以及从中国本身的形势中去找寻他在中国明显失败的主要原因。鉴于作为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最终将会在更大的平台之上着手处理美苏关系问题（同样也会处理小问题），情况将会是那样，历史将表明他的中国使命并不是一个失败。

拉尔夫·斯克林·施蒂文

（耿志译，姚百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