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一 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基础
（一）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理论的基础是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进行明确区分。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4年发表了经典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在该文中，萨缪尔森用数学公式对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进行区分的做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两种物品之间的分类取决于总体消费（或使用方式）和个体消费（或使用方式）之间的比较。萨缪尔森首先将物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两类。按照萨缪尔森的表述，私人消费品的消费总量等于所有消费者的消费之和：
其中，不同的消费者用上标i表示，不同的物品用下标j表示；“集体消费品”是指“每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并不会减少任何其他消费者对此类物品的消费”，用公式表示就是：
Xn+j=Xin+j （2-2）
萨缪尔森接着给出了公共物品最优边际条件，即“萨缪尔森条件”：
其中，式（2-3）表示私人消费品的均衡，即私人物品j在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与每个消费者对私人物品j的边际替代率相等；式（2-4）表示集体消费品的均衡，即集体物品n+j在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与所有消费者对集体物品n+j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相等；式（2-5）是社会福利函数在最优状态时需要满足的条件。
公共物品可以根据其两大特征划分为四大类。这两大特征是竞争性和排他性，即允许人们进入其范围的、边际成本较低的物品被称为“拥挤性的”。一种拥挤性的公共物品是受边际竞争性支配的，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容纳更多人员，但一般地说它实际上不拥挤。如果物品的特性受质量或数量竞争的支配，或者其范围在考虑时已经变得拥挤或者不拥挤的话，它就不是公共的，所以拥挤性公共物品是那些范围可以变得拥挤，但在目前还没有达到临界状态的物品。不具备潜在拥挤成本的物品，即补充产品，可以被认为是“宽敞的”，其范围对额外人员拥有无限的容纳能力。另外一个划分依据是排他性。具有排他性（这一特性使潜在人员无法使用该物品）的公共物品被称作“排他性”物品；不具备排他性的或“全球性”的物品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补充物品。
现实中有大量的物品不能归为纯公共物品或纯私人物品，这种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被称为准公共物品。表2-1列出了纯私人物品、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也被称为混合物品）的特征及它们之间的详细比较。
表2-1 纯私人物品、纯公共物品及混合物品的特征
生态系统服务和环境保护就相当于公共物品，在对其进行消费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生态补偿政策使得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性内部化，让生态环境的受益者支付费用，避免产生公共物品消费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其充足供给，鼓励对生态保护的投资行为。
（二）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Externality）的概念是由马歇尔最早提出的。马歇尔（1890）在其经济学巨著《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分析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时提出了外部性的概念。他认为，外部经济的存在，某些类型的产业发展和扩张导致产业内厂商的成本曲线下降。后来，他的学生庇古（1920）将外部性的概念发展到企业行为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一般地，认为当一个消费者的福利或者一家企业的生产可能性直接地受到经济中另一个当事人的行为影响时，我们说该经济里出现了外部性。换句话说，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产生差异时，就产生了外部性。外部性可能出现在消费领域，也可能出现在生产领域。在生产的外部性中，一个企业的生产会直接受到其他企业行为的影响。
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类。当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而未得到补偿时，就会出现正外部性；当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时，就会出现负外部性。正外部性的例子：河流上游的居民种树和保护水土的行为保障了下游居民的用水，在无相应补偿时，这一行为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负外部性的例子：河流上游对水的过度利用，造成河流出现减水、脱水段，河流中的大量水生鱼类面临灭绝危险，同时对下游居民的取水和灌溉也会造成不利影响。外部性出现后的主要问题是会使得市场机制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公共物品有时同外部性联系在一起，外部性或外部效应由来自他人行为的效用函数构成。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外部事物和公共物品相互重叠，因为它们能对许多人产生影响。但如果某人的行为只影响了另外一个人，这就是非公共物品的外部效应。同时，一种外部事物的特性既可以是公共的，又可以是私人的。
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其在使用中会产生“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的问题。生态产品大多属于公共物品，其消费中的非竞争性会导致“公地悲剧”，即过度使用问题；消费中的非排他性导致“搭便车”，即供给不足问题。
庇古指出，如果在私利的诱导下，出现资源配置和最大国民净产品之间的不一致，那么政府就有权予以干预。他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根源就是外部性，为了消除这种外部性，政府应该对产生负外部性的单位收费或者征税，对产生正外部性的单位进行补贴。政府通过征税将边际外部成本（MEC）加入边际私人成本（MPC）之中，使得物品或服务的价格反映全部的边际社会成本（MSC），从而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其理论模型如图2-1所示。
图2-1 庇古税模型
图2-1中，MSC为边际社会成本，它等于MPC和MEC之和，即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之和。如果依据边际私人成本（MPC）=边际收益（MB）的原则，则均衡的产量和均衡的价格为（Qc，Pc）。这个产量高于对社会最优的产量Qc*。为了达到社会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即边际社会成本（MSC）=边际收益（MB）的交点（Qc*，Pc*），应该对产生负外部性的单位收费或者征税（庇古税）。征税或收费的总额就是图2-1中阴影部分的面积A。
流域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上游的保护或破坏行为会影响下游的福利，引起正外部性或负外部性。因此，需要协调相关的生态补偿政策，从而将其外部性内部化。
（三）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科斯的工作开始，产权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科斯对产权理论的贡献都体现在他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在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会出现企业”，另一个是“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是什么”。科斯指出，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包括发现价格的成本和谈判的成本。在该文中科斯第一次引入正的交易成本解释企业的存在和规模。企业的规模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企业和市场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即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如果信息成本与谈判成本为零，则双方通过谈判可以将外部性内部化。科斯认为，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实际上是某个人的行为是否会给其他人带来附带损失的问题，所以只要把是否做出该行动的决定权利给予一方，那么双方就能够通过谈判获得对社会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他认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产权没有界定清楚而造成交易的障碍，使得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所以应该把界定产权引入经济学的分析。
产权能够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市场途径是我国生态环境管理市场机制的强化以及政府干预的重要补充，具有非常积极的实践意义，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四）生态经济学原理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全球生物圈的一个子系统，人类子系统的生存依赖于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每天都需要来自生态系统提供的自然资源。生态经济学力图解释整个资源环境的复杂大系统。作为生态和经济的交叉学科，其除了经济学和生态学原有的理论基础之外，还涵盖自然和社会领域中独立存在的一些学科，比如生物学、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和哲学等，以及一些交叉学科，如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理论（樊胜岳等，2010）。
国际生态经济学会主席兼《生态经济学》杂志主编科斯坦萨（Costanza）认为，选择“生态经济学”作为该研究领域的名称是因为它寓意从广泛的、生态的、多学科的、全面的观点研究和管理我们世界的问题，是因为认识到经济学需要关注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依赖；生态学需要研究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和胁迫；需要用经济学和生态学的一系列常用方法以及其他学科的多种概念和分析工具研究生态-经济综合系统，因此对生态学和经济学而言，可以说它是一种新的方法。Costanza将生态经济学的定义概括为：它是一门对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展开全面研究的科学。1991年，Costanza在他的《保证生态系统可持续性》一书中，将生态经济学称为“可持续性的管理科学”，这门科学将人类生存的经济系统视为整个大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研究的是在整个网络系统中，经济与生态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Martinez-Alier等（2001）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不）可持续性的研究与评估”的科学。
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有互相依存的关系，整个生态-经济系统的平衡及其自我调节机制决定着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发展。生态补偿就是保证这个大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手段和机制。
（五）生态资本理论
生态资本是生态的资本化，它是有别于传统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一种资本形式。生态资本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
广义的生态资本是指一切有利于提高福利水平和财富创造能力的生态要素之和，具体包括与生态环境有关的资源、技术、制度以及文化等。生态资本有不同的分类：从功能上看，生态资本可以分成支持生命系统的生态资本和支持生产系统的生态资本；从价值实现形式上看，可分成产品流型的生态资本和服务流型的生态资本；从可再生性上，可分为可再生的生态资本和不可再生的生态资本；从存在形式上，可分为无形的生态资本和有形的生态资本；从有无人类劳动投入上，可分为自然的生态资本和人造的生态资本；从对人类经济系统的贡献角度上，可分成为人类生存提供服务的生态环境系统、为人类生产提供服务的自然资源系统以及为人类生活提供精神文化娱乐的服务系统等（王海滨，2009）。
狭义的生态资本指的是直接进入人类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利用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利用生态技术变化形态，通过生态产品或者服务体现其价值的转换，依赖生态市场进行保值和增值，同其他资本形式一起创造财富和价值的生态要素的总和。生态资本具体可以包括生态资本存量、生态环境质量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及其有用性。
生态资本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它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某种具体的服务与功能，这一服务或功能源于生态系统的环境质量或资源存量。这种服务或功能是人类生存和生产必不可少的。生态资本既具有生态特性，又具有资本特性。一般而言，生态资本必须满足如下几方面的特征。①生态资本是生态环境质量要素，也就是说，生态资本组成、影响或决定着特定的生态系统的生态质量。②具有一定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资本的本质特征是具有价值。生态资本的价值表现在，它能够提供生态系统服务。③生态资本具有稀缺性。稀缺性也是生态资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化的前提。④生态资本具有主体性。资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所有权明晰。只有这样，才能够计量生态资本的价值，并对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管理。
生态资本理论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保护环境运动应运而生。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资源和环境对人类生存的价值与功能。为了强调社会经济生产系统的功能和价值，生态学家使用资本的相关因素，产生了“生态资本”的概念和理论。生态资本概念和相关理论的提出，既符合资本要求增值的本性，也符合客观的生态规律。随着人类对其生存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生态资本的作用也日益显著。生态资本理论体现了流域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稀缺性及其价值，因此是生态补偿的重要理论依据。
（六）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尔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绘了一幅由乱用农药导致春天变得像死一样的寂静，引发人们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1972年，美国的米都斯等人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关于“增长极限”的报告，他们将全球性的问题归结为世界人口、粮食供给、工业增长、环境污染以及不可再生资源五大方面，并通过模型分析出增长的极限问题，以及解决增长极限的“零增长”等理论。米都斯等人得出了有关增长极限的三条结论：①人类社会的资源消费和污染速度是不可持续的；②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可以在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降低通量速率的极限；③即使使用更有效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地球支持人口与资本的能力仍然十分有限。增长的极限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增长极限论有其积极的意义，该理论提醒人类社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能支撑现有技术条件下的无限经济增长。但极限论所倡导的零增长又难以被现实社会接受，因为人们努力盼望的是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生活的改善。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引起全世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德夫人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环境和发展的一体化是确保未来环境与发展的唯一可行途径，并强调，向持续发展的过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必要的。该定义强调了社会的主体是人，它从人类生存需求的角度定义了可持续发展，认为持续社会应该具有三个主要特征：时间持续上的无限延续性，物理环境的衡定性以及保障人类生活的需求。
联合国大会对布伦特兰德的报告高度重视。1989年12月做出决定，在斯德哥尔摩大会召开20周年之际，即1992年6月，召开专题大会，讨论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联合国大会的会址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当时以布伦特兰德为首的委员会提供了联合国发展与环境大会议事日程的基本内容。此次大会主要通过了两项议案，即《地球宣言》和《21世纪议程》。《地球宣言》又称《关于环境和社会发展行为基本准则的宣言》，宣言的目的是确保地球未来的活力和完整性，使其成为适合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家园。《21世纪议程》是一个行动方案，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工作规划，明确了从1992年到21世纪的工作重心、目标、成本、形式和各自的任务。同时，大会还就经费筹集、技术转让以及机构组织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相应进展。《地球宣言》和《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付诸行动，并补充说，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另一部分人为条件。
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以环境和发展为论题，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将环境保护作为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没有充分的保护，发展将受到影响；而没有发展，将不能获得足够的投资，环境保护也不可能实现。世界银行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和的非负数增长。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与可持续发展矛盾，它可以转化为机器、设备、技术等人造资本。
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计划”。计划中多次提到环境友好型材料、产品和服务等概念，提出了“环境友好”的理念，并且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之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理念，进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付诸实践，反映了人类社会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而生态补偿政策有利于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