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宦游山东二十年
王芑孙在《墓志铭》中介绍说，姚玉栋在山东做官，前后将近二十年之久。
姚玉栋做的都是地方官——知县。
姚玉栋在山东各地出任知县，王芑孙在铭文中是分作前后两段加以叙述的。
前段所述是“补宁阳……调单县……补淄川……补阳信”：
a宁阳——b单县——c淄川——d阳信
后段所述，则是“历署博兴、利津、章丘、乐陵”：
e博兴——f利津——g章丘——h乐陵
前后两段叙述，地名毫不重复。
地名虽不重复，次序却有疑问。前段所述，井井有条；后段所述，则稍嫌紊乱。
另外，还遗漏了一处：
j临邑
可知姚玉栋总共在山东做过九地的知县。
现暂以a、b、c、d、e、f、g、h、j作为此九地知县的临时代号，分别依次考列于下：
但依据我的考察，此表并不能真实反映姚玉栋在山东做官年月的顺序。
姚玉栋在山东做官年月的真实的顺序，应如下表所示：
1【博兴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一站是博兴。
他出任博兴知县，见于王芑孙《墓志铭》，但没有说明任职的年份。
然而山东巡抚国泰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九日奏折提及此事，记录了具体的时间。
国泰奏折中有“（玉栋）于四十三年闰六月十六日到省，曾委署博兴县知县”之语（下文将具引奏折全文）。故知其初任知县之时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
查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卷八“清职官表”“知县”，乾隆间并无姚玉栋之名。在此前后之知县有周薰（三十九年）、燕增元（四十三年）、黄瑄（五十年）三人。
问题在于，姚玉栋始任此职是在燕增元之前，还是在燕增元之后？
《重修博兴县志》卷十二“宦绩”有燕增元小传，其中说：
燕增元，河南陕州人，乾隆丁丑进士，四十三年任知县。廉介爱民，煦煦如慈父母。民歌其俭，有“夫人种菜，相公着布”之谣。
郡守李涛初不喜，诮之曰：“何痩也？”增元答曰：“面虽枯，心常自适。”守问：“何所适？”曰：“增元莅官五年，与民初无龃龉，以此自适。”守因仰思曰：“吾判狱数十，惟汝县无来郡者。”遂优礼之，亲书匾文以赠曰：“民其允怀。”
四十七年大水，抚臣委某道勘灾，曰：“水仅尺耳，奚谓灾？”增元骤步水中，深及其胸，曰：“尺水能如此乎？”道曰：“休矣，燕君出，勿以致溺。贤官重吾辜。”遂白抚臣，请缓赋。
增元去后，民为立祠以祀。
小传中明言燕增元于乾隆四十三年任博兴县知县，四十七年大水时仍在位，又自谓“莅官五年”，可见姚玉栋的任期必是在燕增元之前，而不可能在燕增元之后。
国泰奏折在“曾委署博兴县知县”一语之后又紧接着说：“嗣奏署宁阳县知县”。从“嗣”字可知，姚玉栋委署博兴知县仅仅是短期的、暂时的。
2【宁阳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二站是宁阳。
他出任宁阳知县，见于王芑孙《墓志铭》，亦见于光绪《宁阳县志》。
但光绪《宁阳县志》于卷三“皇朝秩官表一”仅录姚玉栋之名，而未注明他具体的任职年份，并将他和严象琳二人的供职年份划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郭撰和四十五年（1780）的孙祥凤之间。
据王芑孙《墓志铭》说：
君以乾隆庚寅举人拣选知县，发山东，补宁阳。故陆公燿方为按察使，荐调单县，中以事去。
姚玉栋乃“庚寅举人”，而庚寅为乾隆三十五年（1770）。故他出任宁阳知县必在中举之后的乾隆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孙祥凤任期）之间。
据山东巡抚国泰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初九日奏折说：
查有宁阳县知县玉栋，……于四十三年闰六月十六日到省，曾委署博兴县知县，嗣奏署宁阳县知县，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奉文准署任事。
可知姚玉栋宁阳知县之任始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
3【单县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三站是单县。
他出任单县知县，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亦见于民国《续修单县志》。
依王芑孙所撰《墓志铭》，姚玉栋先任宁阳知县，后任单县知县。
而据民国《续修单县志》卷五，“职官”“知县”：
（乾隆）四十六年，玉栋，满洲正白旗人，举人。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九日，山东巡抚国泰有奏折，全文如下：
山东巡抚臣国泰跪奏，为要缺需员拣选奏调事。
窃照单县知县万在衡经臣奏请升署德州知州，仰蒙俞允，所遗单县员缺，系沿河繁、疲、难兼三要缺，例应在外拣员调补，臣与藩、臬两司于通省知县内详加拣选，非本任要缺，即人地未宜，一时实难得合例堪调之员。惟查有宁阳县知县玉栋，现年三十四岁，系正白旗春岱管领下汉军，由举人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拣选引见，奉旨发往山东，以知县委用，于四十三年闰六月十六日到省，曾委署博兴县知县，嗣奏署宁阳县知县，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奉文准署任事，扣满年限，已经题请实授。查该员才具明干，办事勤能，以之调补单县知县，实能胜任。惟该员历俸未满三年，与调补之例稍有未符，但人地相需，例得援例奏请，合无仰恳圣恩，准将玉栋调补单县知县，于地方实有裨益。如蒙俞允，所遗宁阳县员缺，系调补所遗，例得以试用人员补用。查有试用知县孙祥凤，现年四十八岁，浙江归安县举人，拣选知县，充补四库全书处誊录期满，议叙一等，签掣山东，引见，着发往试用，于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东。查该员才情明白，办事实心，前经委署馆陶县知县，并无贻误，已逾一年，试用期满，以之试署宁阳县知县，自堪胜任。照例俟试看期满，另请实授。
再，玉栋系以现任知县拣调知县，孙祥凤系以试用知县请署知县，均衔缺相当，毋庸送部引见。
又，玉栋参罚案件，除已参未准部覆者例不计算外，现在罚俸住俸案件仅止五案。该员系办差之员，本年正月初一、十五两次恭逢恩旨，例得查销。现在汇册咨部。又，孙祥凤并无参罚事件。合并陈明。为此，谨会同河东总河臣李奉翰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九日。
此奏折涉及姚玉栋之事有六：
（1）姚玉栋系正白旗春岱管领下汉军。
（2）姚玉栋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现任”宁阳知县。
（3）乾隆四十三年（1778）闰六月，姚玉栋曾一度委署博兴知县，旋于次年正月署任宁阳知县。由此可见，王芑孙《墓志铭》所记姚玉栋在山东任各地知县的顺序有误，其间遗漏了他首任博兴知县之事。
（4）国泰说，姚玉栋于乾隆四十五年为三十四岁。按：王芑孙所撰《墓志铭》曰：“其卒，嘉庆四年六月三日，年五十五。”以此推算，则姚玉栋于乾隆四十五年应为三十五岁。这与国泰所说不合。
（5）王芑孙所撰《墓志铭》曾说，“故陆公燿方为按察使，荐调单县”。此说不确。“荐调单县”之人，非山东按察使，而应是山东巡抚。国泰此奏折可证。误指陆燿的原因，也可能是源自姚玉栋本人或其家属的猜测，王芑孙只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
王芑孙在《墓志铭》的铭文中曾举例称赞姚玉栋在单县知县任内的作为：
始宰单父，匄妇道僵。往瘗其殣，遗婴卧旁。收哺以长，有蔼慈祥。
4【淄川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四站是淄川。
他出任淄川知县，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亦见于道光《济南府志》。
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秩官八”，“淄川”“知县”：
玉栋，满洲正白旗人，举人，四十九年任。
淄川是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故乡。而姚玉栋既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喜爱者，也是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喜爱者。在淄川任职期间，他从蒲松龄裔孙手中获得《聊斋志异》佚稿四十二篇。后来，他的儿子姚荣誉把这四十二篇佚稿，以“聊斋志异拾遗”为题，刻进了他的《得月簃丛书》。
姚玉栋在淄川的前任是孙功烈，“四十七年任”。他的后任是王世腾，“五十三年任”。
从王世腾的始任年份来看，姚玉栋应于五十三年（1788）卸任。实际上不然。因为他于五十年（1785）至山东济南府章邱县赴任知县了。因此，姚玉栋淄川知县之任，应止于乾隆五十年。
5【章邱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五站是章邱。
他出任章邱知县，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亦见于道光《济南府志》、道光《章邱县志》。
上文已指出，他“于五十年（1785）至山东济南府章邱县赴任知县了”。
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秩官八”，“国朝”，“章邱知县”，“乾隆”：
玉栋，字云浦，满洲正白旗人，五十年任，有传。
这里向我们透露了姚玉栋的表字。不知是“筠圃”的谐音，还是“筠圃”乃“云浦”的谐音？我猜想是先有“筠圃”，后有“云浦”。
他的前任是萧学慎，“五十年任”。
他的后任是杨楷，“五十一年任”。
由此处的记载看来，姚玉栋的任期是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一年（1786），前后约一年的光景。
在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八，“宦蹟六”，“章丘知县”，还有关于姚玉栋的记载：
玉栋，字云浦，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年知章丘县，勤政惠民。五十一年，岁大饥，赈济有策，全活者无数，咸感戴之。
这两处的记载再一次证明了他的章邱知县任期，是从乾隆五十年到五十一年。
道光《章邱县志》卷七“职官表”，“乾隆”：
玉栋，满洲正白旗人，五十年任，有传。
其记载，除了“字云浦”三字之外，与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的“秩官表”完全一样；其小传，也与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八的“宦蹟”毫无二致。
在章邱期间，姚玉栋曾有“救荒”的善政。王芑孙所撰《墓志铭》的铭文记述了这件事：
救荒章邱，民鲜菜色。大吏闻之，颁下其式。
6【利津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六站是利津，第七站在乐陵。
他出任利津知县，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历署……利津……”；铭文中还说：
嗟君好书，亦施于政。其在利津，义学兴盛。
言之凿凿。
但咸丰《武定府志》卷十八“职官”、光绪《利津县志》卷三“职官表”、民国《利津县续志》卷五“职官表”均失载姚玉栋之名，原因不详。
7【乐陵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七站是乐陵。
他出任乐陵知县，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历署……乐陵，皆能其职”；铭文中并说：
其去乐陵，县民遮境。
同样是言之凿凿。
但咸丰《武定府志》卷十七“职官”“乐陵知县”失载姚玉栋之名，原因亦不详。
那么，姚玉栋出任利津知县和乐陵知县的时间能不能可得而知呢？
上文已指出，姚玉栋章邱知县的任期是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一年（1786），下文将指出，他临邑知县的任期是乾隆六十年（1795），阳信知县的任期是嘉庆元年（1796）至三年（1798）。不难看出，从五十一年至六十年是一个空白期。
而乾隆五十四年（1789）夏，姚玉栋在京。舒元炜与弟元炳客居其家，主持抄补《红楼梦》残本之事[8]。
上文也已指出，乾隆五十七年（1792），姚玉栋在京，曾几次邀请王芑孙夜宿其家，为读书之伴。
这证明了，姚玉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五十七年（1792）期间，闲居在京。
而姚玉栋又于乾隆六十年（1795）出任临邑知县，于嘉庆元年（1796）出任阳信知县。
因此，他出任利津知县、乐陵知县的时间极可能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十九年（1794）。依据王芑孙所撰《墓志铭》的记述，是先提利津，后提乐陵，故不妨大胆断定，姚玉栋的利津之任在乐陵之前。
8【临邑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八站是临邑。
他出任临邑知县，不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而见于道光《济南府志》、同治《临邑县志》。
有的文章曾把“临邑”误记为同音的“临沂”。
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二“秩官十”，“临邑知县”：
玉栋，姓姚氏，字筠圃，汉军人，庚寅举人。
道光《济南府志》没有注明姚玉栋任职临邑知县的年份。
他的前任是朱嵩，“二十六年任”。他的后任是王天秀，“三十年任”。由此可知，姚玉栋的任期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三十年（1765）之间。
姚玉栋任临邑知县，又见于同治《临邑县志》卷七“职官志”，“知县”：
姚玉栋，汉军人，举人，乾隆间任。
同治《临邑县志》同样没有注明具体年份，只说他是“乾隆间任”，而没有说在哪一年。这有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之一：编纂府志和县志的人士均不知晓姚玉栋任职起始和终止的年份，也没有从有关档案记载中查到他的任职年份，而只查出是在乾隆之时，所以使用了一个含混的说法（“乾隆间任”）。
可能性之二：在《临邑县志》中，姚玉栋名列乾隆时期知县之末位。而他的前任知县程华是“乾隆六十年署任”，他的后任知县王定恒是“嘉庆三年署任”。可知他的任期起于乾隆六十年，止于嘉庆三年。
比较起来，可能性之一的概率不大。
这从该县志职官表的排列顺序可以看出端倪。兹依次列举《临邑县志》所载乾隆间知县的名单于下：
关键：乾隆五年任。
吴儒清：乾隆十七年任。
蔡应彪：乾隆二十年任。
瑺泰：乾隆二十二年任。
冀国勋：乾隆二十四年署任。
徐名道：乾隆二十四年署任。
李华钟：乾隆间任。
许天成：乾隆二十四年署任。
朱必壎：乾隆二十五年任。
朱嵩：乾隆二十六年任。
王天秀：乾隆三十年任。
董朱英：乾隆三十年任。
汤桂：乾隆三十四年任。
陈洛书：乾隆三十四年任。
孙续：乾隆三十九年任。
孙理：乾隆三十九年署任。
史集梧：乾隆四十二年署任。
李汝堂：乾隆四十三年任。
梅云驹：乾隆四十四年署任。
温颖：乾隆四十八年兼理。
嵇承群：乾隆四十八年署任。
魏博：乾隆四十九年任。
张耀台：乾隆五十一年署任。
吴于宣：乾隆五十三年任。
原逊志：乾隆五十七年任。
程华：乾隆六十年署任。
姚玉栋：乾隆间任。
王定恒：嘉庆三年署任。
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这个排列是严格地以任职年份为序的，一无例外。
第二点，用“乾隆间”交代任期的不止姚玉栋一人，同样被使用这个说法的另一人是李华钟。李华钟的前二任为冀国勋与徐名道，他们二人都是“乾隆二十四年署任”；李华钟的后任为许天成，此人也是“乾隆二十四年署任”。由此看来，李华钟夹在前二人与后一人之间，他的任期必定是短暂的，起于这一年，也止于这一年。以李华钟之例看姚玉栋，则夹在程华与王定恒之间，他的临邑知县任期也必然应是开始于乾隆六十年（1795），结束于嘉庆三年（1798），或嘉庆三年之前。
为什么说是“或嘉庆三年之前”呢？
因为上述引文中的“乾隆间任”的说法极可能是指当年（李华钟：乾隆二十四年；或姚玉栋：乾隆六十年）。
这有旁证：姚玉栋于嘉庆元年（1796）出任阳信知县，见于咸丰《武定府志》、民国《阳信县志》的记载。
既然姚玉栋于嘉庆元年任阳信知县，则他任临邑知县的时间当为乾隆六十年（1795）而不可能晚至嘉庆元年至三年（1798）间。
9【阳信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九站，也是最后一站，是阳信。
他出任阳信知县，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亦见于咸丰《武定府志》、民国《阳信县志》。
咸丰《武定府志》卷十六，“职官”，“阳信知县”，“嘉庆”：
玉栋，内务府正白旗人。举人，元年任。
民国《阳信县志》卷二“职官志”“县令”也作“玉栋，内务府正白旗人。举人，嘉庆元年任”。
他的前任是李文鹏，乾隆五十九年任。他的后任是赵湘，嘉庆三年任。可知他在任是从嘉庆元年（1796）至嘉庆三年（1798），大约两年左右。
另据嘉庆三年《缙绅录》“阳信”：
知县加一级：玉栋，奉天正白旗人，举人，元年三月题。
由此可知，至嘉庆三年（1798），姚玉栋犹在阳信知县之任。这是姚玉栋生前宦游山东的最后一站，难怪王芑孙把姚玉栋的这个官衔写进了《墓志铭》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