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争议及证据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而逐步扩大，转移速度也不断加快，城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针对当前中国劳动力转移出现的各种问题，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过剩将转向劳动力不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下的经济状况只能说明中国劳动力转移进入转型期，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值得一提的是，刘易斯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城乡工资差距拉大导致的农村向城市劳动力转移时曾预言：“由于缺乏物质力量抑制农村人口迁移，中国这样一个每年人口增长3%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在现代工业部门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的。”这一预言似乎已被打破，中国面临着是否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现实问题。
我国劳动经济领域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便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高强度和长时间转移，这改善了我国收入分配结构、软化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刚性。正当理论界以极大的热情来研究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途径、方法和经济效应时，2004年初，深圳、东莞、莆田等珠三角地区却出现了“民工荒”，2010年，“民工荒”由沿海开始向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内地地区扩散，湖北、安徽和河南等农民工输出大省都出现了民工短缺，整体上全国“民工荒”势头超过前几年，如福建晋江劳动密集型行业制鞋业劳动力缺口为40%～70%[22]。另外，近年来城市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他们在城市所得到的实际工资在相对稳定一段时期后（见图2-4），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涨幅明显，尤其在2008年之后，上涨速度提高，到2017年，人均月工资已达到3485元。此外，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9%，这是自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首次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
图2-4 农民工人均月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业年鉴》（各年）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得到。
除2007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短期的农民工“返乡潮”外，到2009年下半年，“民工荒”一直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显著特征，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是否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学者们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似乎已经从长期过剩转为普遍紧张，进入了一个总量上短缺的时期，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已然来临。
（一）“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争议
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的经济背景下，王德文等首次提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23]，由此国内学术界开启了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讨论。吴要武认为刘易斯拐点应该出现在2002～2004年[24]，这几年表现出来的明显特征就是城镇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短缺，工资上涨。蔡昉进一步解释了“刘易斯拐点”的发展过程[25]，认为东部沿海地区出现广泛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不是短期或周期性的，这一现象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26]。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涨等现象，只是劳动力供给的短期性、结构性短缺，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问题[27]。学者张丽宾认为我国农村还将长时间存在剩余劳动力[28]，他认为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适用的前提是封闭的市场经济体，显然，我国区域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并不符合这一理论假设，支撑其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小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就全国而言，1995～2008年，农民工工资年均增幅为13.59%，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幅为13.71%，前者比后者小0.12个百点，2002～2008年，农民工工资年均增幅为14.10%，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年均增幅则为8.58%，二者差距为5.52个百分点。根据对就业情况的调查，发现从2009年9月到2010年2月底，与前一年相比，返乡农民工减少了20%，外出农民工增加了25%，农民工仍然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并且据其估算我国2030年前后城市化水平才能达到60%，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0.75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张丽宾认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周天勇认为我国的城市化还很低，农村还有大量待转移的劳动力[29]，农业的生产率、工资增长率和工业部门相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劳动力总供给还是大于总需求，当前我国经济还未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考验，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刘易斯拐点”会在2020年之后到来。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还很低，只有70%左右。而按照人均均耕地来看，中国的农业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0.36公顷，仅高于孟加拉国和越南，位居全世界倒数第3，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极低。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设备和技术对从事农业，包括从事养殖业的劳动力，替代非常明显，而且替代程度越来越高，未来农业现代化将挤出更多剩余劳动力，因此认为刘易斯拐点来临还为时过早。
由于缺乏可靠的经验证据，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持有不同观点的各方都只能根据一些零散的经验数据为各自观点进行论证。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呈现的各种经济现象确实很难让人再相信中国农村劳动力仍然如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是取之不尽的。
（二）刘易斯拐点判断：一个基于调查数据的粗略推测
“刘易斯拐点”是由刘易斯在劳动力流动模型中提出，从“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中引申而来的，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是由劳动力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基于二元经济模型，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大幅下降以及农业生产是否受到冲击是判断刘易斯拐点到来与否的重要指标。本小节结合所收集的调查问卷，利用估算方法，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推测。估算方法主要是根据生产函数，测算边际生产力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假定农业部门生产函数为：
Y=F（T，K，D，A）
其中T、K、D、A分别是投入的标准劳动工日数、资本投入、土地面积及技术水平，在最大农业产出Y0的情况下，所需投入的年劳动工日总数是：
T=F-1（Y0，K，D，A）
T为现有的农业劳动力L所分摊，则每个劳动力的年均工日数t满足：
t=T/L
本章先确定农业劳动力的合理工作负荷，即合理的年均工日数，工业部门年标准工作日是251天，这可以作为农业部门标准工日数的参考，农民的合理工作负荷确定在年均270个工作日较为合适。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量为L0，由此得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量与供给量之比d=L0/L=t/270，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比例r=1-t/270。这种算法不需要知道农业总产出、耕作面积、牲畜饲养量、每亩（畜）所需工日数以及总工日需求等信息，只需知道农民的劳动负荷t，就可确定剩余比例及规模。利用该估算法结合调查问卷收集得到的数据，得到分析结果见表2-2。根据表2-2中的推算数据，我国国内尚存在758.24万～1827.66万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在国内的占比为0.12%～0.28%，这大致可认为我国已基本不存在绝对剩余劳动力。
表2-2 基于2014年调查数据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和比例推算
判断刘易斯拐点到来与否，一方面需要弄清楚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及产生的结果，以制定相应的判断指标，另一方面还需要了解中国的农业生产现状。当前，国内大部分研究也认可中国劳动力转移已越过一个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绝对剩余转向相对剩余。根据本章的分析和调查数据可知当前国内农业生产水平已发生改变，农村劳动力相对稀缺，不存在绝对剩余劳动力，可以判断“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是本书理论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
[1] 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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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程名望等：《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9] Zhang等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Migrant Wage Earners，Self-employed Migrants，Local Wage Earners，the Local Self-empolyed。
[10]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11]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12] 韩俊：《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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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据在外从事非农劳动的时间，将劳动力转移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一年内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为外出农民工，二是，在本地非农从业6个月以上的为本地农民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16] 王红玲：《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法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王诚：《中国就业转型：从隐蔽失业，就业不足到效率型就业》，《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17] 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
[18] 曹吉云：《劳动力剩余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世界经济》2008年第6期。
[19] Ranis，G.，“Labor Surplus Economics”，Economic Growth Center，2004.
[20] 如果剩余劳动力转移超越了第二个转折点，经济发展也就由二元形态过渡到一元形态，从具有古典特征转变为具有新古典特征。
[21] 王诚：《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6期。
[22] 郑秉文：《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看待“用工荒”》，《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3期。
[23] 王德文等：《全球化与中国国内劳动力流动：新趋势与政策含义》，《开放导报》2005年第4期。
[24] 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开放导报》2007年第3期。
[25]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近在眼前》，《中国社会保障》2007年第5期。
[26] 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
[27] 贾先文等：《“刘易斯拐点”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15期；侯东民等：《从“民工荒”到“返乡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人口研究》2009年第2期。
[28] 张丽宾：《“民工荒”：揭示出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劳动》2004年第11期。
[29] 周天勇：《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并未来临》，《江苏农村经济》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