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王博文的《碑铭》

全称《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简称《碑铭》），原本是受雪堂普仁的委托而为真定临济寺的“临济道行碑”撰写的碑文，后来被雪堂普仁收进元刊本。此文又见于日本传本：一是上面提到的《临济录钞》，二是元禄十一年（1698）刊本《临济语录摘叶》（简称《摘叶》），三是享保十二年（1727）刊本《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9]。其中享保本有新印本，相对容易见到。实际上，日本传本比元刊本少了数十字，元刊本才是这篇碑铭的完整原型。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临济宗访华团的赠送，中国学者才得以了解这篇碑铭，数年前正定临济寺还将其重新刻立成碑，不过所用底本都是日本传本，其实元刊本才是真正的底本。

作者王博文（1223～1288），字子冕，号西溪，东鲁人，徙居彰德（今河南安阳）。早年受藩王忽必烈任用，后从蒙古宪宗南征，历任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礼部尚书、大名路总管、江南道行御史台中丞等。碑额书写者商挺（1209～1289），字孟卿，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人。忽必烈时期大臣，官至参知政事、安西王相、枢密副使等，《元史》卷159有传。二人都与雪堂普仁素有交往，因此才会参与立碑之事。

关于这篇碑铭，已有学者考证^[10]，这里只作简要说明和补充。

碑铭首先说明从达摩到临济义玄的传承系谱、临济的修行求法经历、临济去世后舍利塔的修建以及金代临济塔的重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临济去世以后，分别在魏府（今河北大名）兴化寺和镇阳（今河北正定）临济寺建有舍利塔，后来金世宗时期，临济寺塔经过重建。

其次说明海云印简及其弟子住持临济寺的经过、临济义玄的独特禅法以及兴化存奖以下的临济宗传承系谱。参照《海云碑》的记载，可知海云住持临济寺是在1235年，当时先由临济寺的定明和尚向镇阳史帅史天泽（1202～1275）提出请求，再由史天泽向朝廷上奏，这样才把海云请到临济寺，海云到任以后即修复寺宇。1246年，临济寺重新改为十方禅寺，海云便让弟子庵主通公、慵庵坚公、可庵朗公相继担任住持。其中庵主通公，应是《海云碑》里的“真定维摩福通”，慵庵坚公就是《海云碑》里的“慵庵至坚”或“临济志坚”。近年在正定发现的“寓庵坚公禅师寿塔”^[11]，塔主很可能就是慵庵至坚，他在至元四年（1267）尚在临济寺。

关于此碑的撰写时间，据碑文记述，雪堂普仁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秋八月前往杭州参谒名刹，路经广陵（今江苏扬州），委托王博文撰碑，王氏经过“考证诸家传录”，而后撰成。事实上，在同年九月，郭天锡的《碑记》已经完成，而且王氏所记临济宗传承系谱与郭氏基本相同，因此这篇碑铭的完成应当晚于郭氏《碑记》，王氏的“考证”很可能参考了郭文。

至于立碑年代，有学者推测为至元二十四年（1287）或稍后^[12]。然而普仁的落款自称“前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表明他当时已经不再担任这一职务。普仁于至元三十年（1292）被任命为“江淮福建隆兴等处释教总统”^[13]，从他担任“释教总统”到卸任，大概还要经过若干年时间，因此立碑的时间不会早于至元三十年，而很可能是在13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这篇碑铭和前面普秀的序文、郭氏的碑记都详细记录了兴化存奖以下临济宗的传承系谱，而且内容基本相同，那么这个系谱出自谁的原创呢？王博文自称“考证诸家传录”，从而给人以原创的印象。实际上王氏的“考证”晚于郭文，他作的系谱显非原创。原创者或为普秀，或为郭天锡。

碑铭最后说明写作缘起。元刊本《临济录》原来还有从伦的序文，其中提到雪堂普仁“偶至余杭”，得到《临济录》旧本，于是重刊。根据这篇碑铭，可以了解雪堂普仁“偶至余杭”的原委。至元二十四年（1287）春，普仁到镇阳，参拜临济祖师塔，感到祖师的遗迹萧条冷漠，于是和僧统满公（即筚庵满）商议，决定为临济祖师立碑。同年八月，普仁受皇帝委托到杭州进香，路过广陵，见到王博文，请他撰写碑文。可见普仁到余杭是在至元二十四年秋，目的是代替皇帝进香。正是由于此行，使他意外获得《临济录》旧本。雪堂普仁一方面重刻《临济录》，一方面在大名和正定两地分别为临济祖师树碑立传，都是为了表彰祖师的功德与学行，这些努力为临济宗的振兴做出了贡献。

据碑铭落款可知，主持立碑的是雪堂普仁，同时还有净慈寺住持愚极至慧、灵隐寺住持玉山德珍、径山寺住持虎岩净伏等人的参与。三人都是杭州临济宗的领袖，普仁在杭州找到《临济录》旧本，恐怕就是由于他们的协助，而后他们又协助普仁在临济寺立碑。这些实事表明，当时南北临济宗之间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及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