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治理研究丛书”总序

孙宏年

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奔腾东流的雅鲁藏布江，善良淳朴的各族人民……这就是我们美丽的西藏，这就是中华民族世代守护、建设着的神圣土地！中国历史上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共同缔造了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藏族等各族先民最早开发了西藏，为中国西南边疆的开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命运又始终与祖国内地的发展、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远古时期，藏族先民就与中原地区人民有一定联系，公元7至9世纪吐蕃与唐朝两度联姻，政治上形成“舅甥关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此后700多年间元朝、明朝、清朝和中华民国始终对西藏进行着有效管辖，各个历史时期治藏思想、政策、措施有一定变化，但历届中央政府治藏政策又有共同性、连续性：（1）中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西藏事务；（2）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派驻军队，设官置守，或者任命流官，或者册封、任命当地政教上层人士，并且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征收赋税，充分、有效地管理西藏事务。（3）充分利用维护统一、拥护中央的爱国力量，让他们在西藏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尽可能地团结、安抚西藏地方的僧俗上层人士。

元朝、明朝、清朝和中华民国的西藏治理有一定成效，但19世纪中期后一些政策难以适应国际格局、国内政局的变化，其消极作用逐步显现，比如以安抚僧俗上层为核心的羁縻政策占主导地位，当中央政权衰落、国外势力侵略时，安抚、羁縻政策非但无法维护边疆的稳固，反而使西南边疆危机不断加深；总体上看更强调政治上的稳定，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得以长期延续，使西藏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广大农奴在农奴主压迫下饥寒交迫。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上西藏治理的经验教训，领导各族人民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开启了西藏治理的新时代。第一，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国侵略和干涉，1951年实现西藏和平解放，为彻底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创造了条件，是西藏从黑暗、痛苦走向光明、幸福的关键性一步。第二，以人为本，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59年起，民主改革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实现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第三，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并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西藏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在雪域高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享有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第四，把稳定与开放、发展有机结合，社会稳定为开放、发展创造条件，通过发展、开放促进长期稳定、持续稳定和长治久安。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也有序形成，各族人民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积极吸纳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无论是1949年前的西藏治理，还是当代中国的西藏治理，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社会等诸多领域，又都是中国边疆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边疆治理的重要领域，近年来西藏治理研究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

2016年起，“西藏治理研究”有幸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点学科，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扶持的研究重点课题之一。“西藏治理研究丛书”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下出版的系列学术成果。该丛书包括学术专著、研究报告、学术论文集等形式的研究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西南边疆研究室组织出版，主要反映近年来本部门科研人员（含离退休人员）独立完成或合著（含主编、编著）的学术成果。

“西藏治理研究丛书”强调学术质量优先，要求每位作者在学术上独立思考、严谨治学，敢于创新。为此，我们特邀学界前辈、专家，对相关成果进行审读、严格把关，在此向关心、支持本丛书的前辈、专家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是为序。

北京·东城·贡院西街

2018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