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霸权周期的终结

现在，我们对现代性逻辑所宣告的承诺（承诺通过皈依、进步、文明、发展、挫败恐怖主义或终结毒品经济，以此最终生活在一个发达、幸福的世界）和推行这些拯救话语承诺的后果，都有了大体的理解，那么，此刻我们便可以观察当今世界的秩序（或失序）并思索目前乱局的深层原因何在。

我已叙述了全球殖民性的深层原因。所谓“全球殖民性”，我是强调权力殖民模式在16世纪已经就位——通过对阿纳瓦克（Anahuac）、塔万廷苏约（Tawantinsuyu）、玛雅王国（Mayab）、阿布亚·雅拉（Abya Yala）、龟岛和其他地方大面积土地的占领，通过不请自来的欧洲殖民者，通过他们开启的大规模黑奴贸易——现今，通过主流的治理模式（现代民族国家形式）、经济类型（经济殖民性）、大学和博物馆、媒体和娱乐工业，全球殖民性已渗入这个星球上绝大部分地区。

这里将勾连16世纪与21世纪的漫长故事长话短说：假若仔细观察大约发生在1532～1580年，欧洲对塔万廷苏尤（印加人对自己土地的命名）的入侵，我们发现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完全是“如法炮制”；只不过那是在近500年之后，借助西方文明巩固与扩张的漫长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之手完成的。简言之，这是世界西方化的漫长历史上的两个时刻。^[7]

“如法炮制”并非出于偶然。这场翻版，就铭刻在现代性的救世逻辑，以及殖民性推进现代性承诺的那种压抑不住的需求之上。换言之，“如法炮制”与长期存在的权力殖民模式相关，与现代性的拯救逻辑相关，与现代性为殖民性的统治、剥夺和压迫的逻辑所进行的合法化处理相关。权力殖民模式并非一个线性的历史进程。正相反，它是各种结点上异质历史结构的集合，勾连着在西方文明的历史根基和西方化轨迹中的不同地点与不同时刻。它是一套为创造一个同质性世界秩序而出现的全球设计的集合（包括经济、宗教、政治、美学、种族、性别、认识论和主体性的种种设计）。现今，这套设计已然失效，不可能有其他结局。西方化的失败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世界失序的主要“理由和根源”。

一个例证（还可举出更多的例证）^[8]可以阐释我所谓权力殖民模式（CMP）是1500～2000年即世界西方化周期内，全球秩序的主导型理论安排。^[9]这个周期在2000年终结，这意味着，在大约500年时间里，CMP经由西方帝国（从西、葡帝国，经过荷兰、法国和英国的传递，最终到美国）完成了最初布局，其后转型、控制和经营的过程。大约在2000年，西方（意指西方文明，即美国和前西欧，今日所谓欧盟核心区）开始失去对CMP的经营权。

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帝国实际上对世界其他地方为所欲为。应注意，起初是在16世纪的大西洋，西方帝国确立了历史根基。而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间经历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战争，各国相互缠斗。起先是英、法争夺西班牙遗留下来的领导地位；后来是宗教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告终，现代世俗资产阶级国家得以确立；瓜分整个非洲的柏林会议协定签署30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降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又出现了两个争夺CMP控制权的竞争者：一是日本，1905年前后战胜中国和俄国；一是美国，在美西战争（1898～1901）中，最终战败老牌西班牙帝国。美西战争是美国进入全球竞技场的标志牌，就此美国宣称自己也有夺取CMP全球主义的权利。

我所谓“全球主义”不同于全球化。^[10]近年来使用的全球化（近30年来）联系着新自由主义学说和苏联解体。全球化成了现代化修辞之新自由主义版本中的关键术语。全球化倡导一种“弱政府”“无疆界”的未来和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再通过工业化（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是通过市场的扩张、消费主义和民主来达成。但首先，被倡导的全球化被描述为一种历史上的“自发”事物；一如“现代性”，被推销、描述成一个历史上的本体性现象，而非人工设计。之所以使用“全球主义”而非全球化，我想凸显它是一种全球化的修辞设计，强调它是另一个虚构物，是权力殖民模式的另一个领域而已。

此外，回到我对现今乱局深层原因的探究，我在此处使用的全球主义是一个过程，它应回溯到16世纪，并不可回避地与CMP联系以来。有几项理论来源，可帮助阐明全球主义。这里仅述其一，即卡尔·施米特的“全球线性思维”（global linear thinking）这一关键概念。^[11]施米特把全球线性思维与16世纪国际法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国际法和他的第二大地律法（second nomos of the earth）密切相关。

按照施米特的解释，所谓“第二律法”是说，16世纪开始，我们的星球逐渐被代表欧洲利益的欧洲角色与机构测绘出来。^[12]在第一律法（nomoi）统治的时代里，没有任何单一的法（nomos）与其他法相互纠葛，律法也不会施加给他者。与此相反，第二大地律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施这种加诸管理和控制其他律法（nomoi）的法。这一律法的实施，始于16世纪。重要的是，第二律法以国际法的形式呈现自身。^[13]

因此可以说，全球主义以全球化之名作为伪装，实则是建立于现代性修辞和殖民性逻辑（CMP）的互补性之上的帝国计划。正如现代性一样，全球化也不是历史普遍展开过程里，本体论意义上历史的一个章节，而是一套掩盖殖民性的实施并为之论证合法性的虚构叙事。机遇这个论断，我们可以跃进到柏林会议，再从柏林会议跃进到晚近的乌克兰冲突，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都是谁有权利勾勒历史线索。

可以肯定，这里的故事必须叙述苏联的兴衰，以及俄罗斯在屈辱失败之后的重新崛起。但也要考虑国际法的角色。柏林会议是国际法自16世纪崛起之后的另一章节，直至近年来，国际法才受到挑战。^[14]俄罗斯宣称对克里米亚享有主权，这意味着西方式帝国律法的展开不能再被西方机构独家控制了。不论对俄罗斯介入乌克兰持支持或反对态度，第二大地律法的历史都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是去西方化造成了这一极限。现今的混乱似乎植根于全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国际法。无需赘言，国际法当然是CMP的关键要素：它是将CMP与控制土地和贸易规则的那些角色及机构勾连起来的分支。

正如施米特大地第二律法理论和俄罗斯重新争夺克里米亚的例子所透露的，全球主义的故事引领我们回到1500～2000年这一周期已然终结这个事实。这一周期里，对CMP的管理和控制牢牢掌握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假如愿意，也可以说掌握在建设、扩张和捍卫西方文明的角色及机构手中。在这一阶段，苏联对CMP的挑战是一种内部挑战。两种来自欧洲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冲突，那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冠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名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15]

与欧洲关系史上，俄罗斯占据着一个暧昧的位置：自伊凡雷帝和沙皇俄国兴起以来，历经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统治，这些俄罗斯帝国的皇帝和女皇都从欧洲之镜中观察自己。更进一步，当苏联接受了社会主义，它就接受了欧洲的世俗化观点，以及世俗主义引入的针对世界的祛魅。基于上述理由，从俄罗斯皇帝和女皇，到苏联采用欧洲社会主义，我归纳出一个镜像欧洲的模式。可以说，俄罗斯没能逃逸于殖民性（及CMP的作用），即便俄罗斯领土从未被殖民过。在另一个历史语境下，也可对中国做出类似观察：虽然这个国家从未被殖民，但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就卷入了与殖民性的纠葛。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再度崛起，改变了游戏规则和对话内容。它搅乱了诸种领域的构造。假如说普京造成的扰乱主要发生在全球政治场域^[16]，那么，邓小平以来的中国也在世界经济场域引发了类似效果。我在这里讲述的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崛起，而不是所谓“帝国”野心，尽管在前西欧和美国媒体里，“帝国主义”反倒成为纠缠中、俄两国的主题之一。^[17]

西方媒体使用“帝国”主题，表明它们预设了一种不同的概念框架，对此前文已有论述。西方主流媒体的前提是一种单一线性史观；依照这种史观，西班牙和葡萄牙遭到荷兰挑战，而后英、法接棒荷兰，最后美国作为终结，替代了此前所有霸主强国。对西方来说，俄罗斯和中国，假使不能中止霸权历史，也终将成为帝国历史单一线索内的下一章节。但与此相反，就去殖民视角来说，CMP的历史恰恰不是单一线索的，而是结构异质性的，自从1500年以来，整个星球在各个节点上已然纠缠成为权力殖民模式（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全球构想通过CMP将地球上其余部分联系起来）。

单一线性预设，常见于（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根据从西班牙开始的西方帝国历史，曾推测中国将成为下一个霸权国家。但倘若我们将叠层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构建、改造和经营CMP的复杂而纠葛的途径纳入考量，则将得出如下结论：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都不可能成为下一个霸权强国，即便两国有此野心。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当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此后很长一个时段内也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个原因是前西欧国家（虽然目前一片混乱）和美国（虽然目前逐渐脱离共识统治，转向军事、经济和政治构成的强权统治）在其统治时段内积累了充足的意义和金钱：它们还掌握着知识和经济命脉。这一点事关重大。仅凭更多的金钱和数量更庞大的军队，还不能夺取领导权；只有成功地说服支持者，让人相信，你是在为所有人谋福利，你才能掌握统治权——当然，那些反对现代性的救赎、进步、发展和幸福等承诺的人们，无法被说服。这些意义的积累，很难被轻易超越。

即便有意愿，中、俄也很难成为下一个霸权强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朝向这一目标发展之前，它们不得不克服当前霸权为阻止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取得进步而设置的障碍。

虽然已有不小进步，但我们在全球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与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之中的描述，仍旧相似：

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我们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

……

不过对于欧洲，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18]

斜体部分颇容易引申到俄罗斯。实际上，这似乎是当前历史将采取的走向，中、俄在经济和军事上已采取一定量的合作倡议，近期两国还在谋划合作主要针对西亚问题的全球维和项目。简言之，这一阶段，中、俄正在引领一个剥离西方宰制的政治（国家层面）与经济（工业和金融层面）的脱钩进程。^[19]虽然两国脱钩的形式不同，但主要以挪用CMP的内容而实现脱钩。两国正引导着一场全球政治、经济与金融的去西方化。当然，这种新方向，美国并不乐见，也不予接受。自2008年奥巴马就职总统以来，他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目标似乎可概括为“再西方化”（rewesternization）。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开罗的演讲即是一个清晰标志，他的外交计划正是在布什-切尼-赖斯外交遗产在全球丧失人心后如何重新导向西方化。因此，奥巴马开启了再西方化话语，并将其宣布为“新开端”。^[20]这一话语的第二步是希拉里·克林顿于2011年11月在夏威夷檀香山发表的国务卿演讲，她宣称21世纪将成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21]

所有证据都表明，假如说从1500年到2000年，世界西方化没有遭受到重要阻碍，只是表现为阶段性地调换西方强权，那么，去西方化终结了这个不可变更的进程，挑战了西方对CMP的控制和规管。去西方化意味着对CMP的控制和规管已然出现争议，但这一争议不会造就新的单极（根据西方媒体，中、俄似乎有此“危险”，因为它们想成为下一个霸权），而是我们观察到的多极世界秩序。从乌克兰和叙利亚动向，从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酝酿之中的计划，我们都能追踪到这种多极化倾向。^[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