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年来，有关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外资制造企业甚至本土制造企业撤出中国大陆地区的说法，频繁见诸报端。这些制造业资本有的撤回西方发达国家，有的转到东南亚国家。制造业资本撤离，主要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在提升，其中劳动力成本增加并不是主导原因，资金、土地、能源、物流等生产要素成本上涨过快则是关键性因素。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中国在资金、土地、能源与物流方面的成本都高于美国，只有劳动力成本仍低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中国劳动力价格平均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10（在1990年前后，我们的劳动力价格只相当于美国的1/50左右）。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是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与后发展国家的特殊国情造成的，可以说是事出有因，但资金、土地、能源与物流成本都高于美国，则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中国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就业压力一直比较大，制造业资本撤出中国，对中国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当前外资撤离中国，困扰本土制造业的“工荒”问题能否得到缓解？我看并不乐观。企业如果不改进劳动待遇，“工荒”问题将依旧存在，因为企业将面对的是有明确权利意识的农民工群体。对于企业来说，改善农民工劳动待遇，主要是认真落实好劳动法规定的条款，但长期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已不一样，老一代农民工多是在城市打工，回农村消费，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对于超时劳动比较有忍耐性；但新一代农民工更多的希望工作在城市，生活也在城市，越来越难接受低工资与超时加班劳动。

如何看待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呢？应当说劳动力价格上升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农民工工资增长趋势在总体上是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同步的，但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是相对滞后的，比如2004年以前，直到以招工难为特征的“工荒”出现后才得到缓解。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农民工群体也需要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农民工工资上涨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冲击较大，但这种冲击也是正常的。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不能长期建立在所谓低成本劳动力的基础上，中国制造业需要产业升级，需要从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中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日本与德国本土制造业也比较多，劳动力成本较高，但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奥妙就在于其制造业科技含量高、自动化程度高，产品附加值也高，当然对于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要求也较高，于是形成了劳动力高成本的制造业。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之一，中国制造升级发展，既需要生产技术进步，又需要企业管理制度革新，让劳动者有体面的劳动收入和丰富的暇闲生活。劳动力价格上升，让生产者变成消费者，可以扩大内需，减少中国对于出口的依赖，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甘满堂教授的新著《低成本劳动力时代的终结》是他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保障农民工工资收入正常增长的社会政策研究”的结题成果，该书从农民工群体权利意识角度来探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因素，颇有新意。甘满堂教授曾经以企业博士后研究员身份长期在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兼职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与制造业一线工人群体接触较多，这也丰富了本书的实证资料内容。他在书中认为企业招工难所形成的“工荒”现象是农民工群体权利意识提高的标志，农民工维权除了进厂前后的“用脚投票”之外，还有进厂前的小规模工资集体协商，即“非制度化工资集体协商”。民营企业为解决“工荒”问题，越来越重视企业员工生活区建设，新型“企业社区”将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家庭城镇化的生活水平。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