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政治革命作为推动“朝代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型的主要手段，以急速、暴烈的方式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以及旧的政治制度体系。由于新旧政治结构、政治价值以及新旧权威转换的“时间差”的存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往往伴随着集权政治现象的发生，其中传统权威结构的复辟就是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这种复辟是一种逆政治发展的反动现象，但这一政治现象毕竟就在那个政治转型的时代发生了，它的发生不仅折射出近代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更凸显了革命后国家政权建设的困境。因此，对复辟现象本身的系统分析就成为民主巩固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深入探究其背后蕴含的客观逻辑更是开展早期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也面临国家政权建设的困境。外部生存空间急剧缩小和内部分崩离析的民国，急需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来挽救民族危亡和实现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的重构。笔者认为，洪宪帝制就是袁世凯面对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客观情势而做出的一种政治选择，即试图通过重构一个以君权为中心的一元化、整体性权能结构来重建国家政治秩序。它不仅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中政治结构的解体与重组，而且彰显了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政治权威现实构建中的矛盾冲突。那么，执政者袁世凯何以做出这样的政治选择？他是如何实现这一政治选择的，实现的程度如何？这一政治选择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和影响？本书试图以政治转型期中央政权建设为研究视角，对复辟政治现象的发生、进行与终结及其影响展开系统的研究，通过揭示主导复辟现象演展的逻辑依据来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进而探求制约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瓶颈。

由此，本研究的理论基点是：任何现代化的变革都必须保证一定的政治权威尤其是中央权威的生存和维系，内忧外患下的近代中国使中央权威获得的意义比其他国家更为重要。有效性与合法性是中央权威赖以存在的两个支点：合法性关注的是中央政权统治的资格和权利，有效性关注的则是中央政权生存的能力；合法性提供政治秩序的存在形态和核心组织原则，有效性则提供现存形态和原则的可行程度。二者之间的矛盾互动关系直接决定着政权及其代表者存在和延续的可能空间。

按照这一分析视角，除了导言和结语外，本书共分为七章，每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首先以不同的“革命”为分析支点对复辟及其类型进行了简单的界定和区分，并在比较分析中使本书的研究对象更加凸显。其次，本章通过进一步剖析中央权威构建的不同层面厘清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点及分析向度。最后，通过对晚清政权及革命政权的生存困境的考察，发现有效性的缺失不但销蚀了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而且也否定了当权集团整合中心地位及其建构权威的政治设计。而构建一个能够进行有效统治的中央权威，以改变国家权力控制的无力状态，仍是作为中央政权掌握者的袁世凯必须面对的客观情势。

第二章主要以探究袁世凯对客观情势的政治思考为切入点，来探究袁世凯进行权威重建的理想诉求。本章首先指出，在“二元与冲突”的政治社会结构下，对建设新国家负有直接责任的执政者和各主要政党，都以自己的“国情”观和“共和”观为出发点开始了理想模式的设计，而且各自理想模式设计的目的都是力求自己在政治博弈中获取最大的政治权力。接着，通过对新旧精英的“国情”观、“共和”观的比较分析以及对其知识背景和价值取向的考量，揭示出国家元首的一元集权是袁世凯建构中央权威的理想诉求。但当袁世凯依凭自己所控制的官僚政治资源、军事资源和外国人的“好感”等政治资源，进行建构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实践时，却发现其面临政治资源流失的困境。

第三章在全面考察和深入分析袁世凯权威重建中政治困境的基础上，探究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首先分析了《临时约法》时期袁世凯的政治困境。为了重新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构建了一种“总统的表面特权”（尊严）与“内阁总理的实际权力”（效率）并存的二元体系，并通过倡导地方分权来虚化和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接着，分析了在《中华民国约法》时期，北洋将领们这一股与中央分权的强劲政治势力，如何使袁世凯进行国家整合的努力在向社会延伸的过程中遭遇了更大的对抗性阻力。在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地方的反控制中，袁世凯军政独裁政权陷入“软政权”的境地。在路径依赖的惯性制约下，困境中的袁世凯诉诸传统的君主制度体系，妄图借用这一制度符号所曾具有的提升统治正当性的政治功能，来摆脱中央权威有效性危机的困厄。于是，袁世凯开始了将其独裁式的集权体系与帝制政权进行结合的政治行动。

第四章探讨了袁世凯重建帝制的政治运作及特质。首先，分析了袁世凯建构帝制的“现代”和“传统”双重通道。袁世凯通过对“民主”程序的借用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以获得应然的“天下独占”权位，并试图通过恢复传统的制度和文化的框架来重塑等级差序格局，以实现和维护这种应然的权力独操、地位独尊的绝对地位。其次，通过考察袁世凯与立宪精英的关系，指出本想“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实现各自救国理想的康有为和杨度，却被袁世凯“御用”了，而被袁世凯过滤掉“立宪”前提的“孔教救国”和“君主救国”主张，推动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政治运作，因而“工具化”取向构成了复辟政治运作过程的特质。最后，通过分析洪宪帝国的主权归属以及政权利益的向度，揭示了其君权专制的实质。

第五章通过探讨民主派、北洋军阀以及民众否定洪宪帝制的内在逻辑，指出袁世凯追求有效性的传统选择突破了其得以“合法”当政的三重限度。由此，袁世凯诉诸传统方式的集权，不但没有消除晚清以来的地方割据，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以完成地理上的统一国家的大业，反而导致了政治权力的弥散化趋势加剧。地方势力公开“分赃”国家的活动，则彻底剥夺了袁世凯再次成为政治整合中心的可能空间。

第六章在总结前文的基础上得出了研究的基本结论：（1）在秩序和民主两大发展目标引发的强大的“交叉压力”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民国当时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状况综合而形成的合乎逻辑的要求，而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矛盾紧张关系又左右着政权的更迭。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各方势力都在寻求能把合法性与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的政治体制。（2）洪宪帝制就是袁世凯试图借用帝制权威的传统合法性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以求换来政权稳定和延续的体制选择。这一体制选择由于突破了近代社会“合法性”的限度，完全丧失了构建政治社会秩序的价值和能力，因而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同样成了袁世凯帝制政权终结的催命符。（3）帝制政权终结后所出现的政治权力的弥散化直接导致国人继续不断追求集权的权威政府，但一定是“非帝制”权威的政府，这是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基调。

第七章及结语通过对发生在近代中国、英国、法国的两种类型的复辟现象的比较分析，再次揭示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是制约近代世界由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瓶颈。在此张力之下，无论是制度复辟政权还是王朝复辟政权都难以达到保持稳定和延续的最基本要求。而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为近代中国留下的更为扭曲的国家结构更是直接导致近代中国陷入国家主导力量缺失的政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