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进步社团的演变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五四进步社团的出现，是与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实际密切联系的，它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产物。《新青年》及其群体在中国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是在《新青年》及其群体的影响和带动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学习和尝试各种改革理论，尝试探索各种救国之道，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个人力量的微弱，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才能在改造中国中取得成效。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的主观动机，就是为了克服“人自为战”的弊端，组织“联军”，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17]正是在此背景下，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组建社团的热潮，全国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大小社团，新青年社、共存社、新民学会、国民杂志社、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工读互助团、励新学会、改造社等就是其中进步社团的代表。
五四进步社团在成立初期，主要以宣传新思想、改造中国社会为目标，它们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团体的范畴，如武昌互助社成立时，其社员热心救国并注重个人品德修养，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新民学会成立的时候亦是如此，“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18]其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青年社是五四时期最早出现的影响最大的进步社团，虽然其活动最初仅限于办杂志，但它鼓吹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礼教，首倡文字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策源地。《新青年》杂志的办刊主旨在于宣传“思想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迅速成长起来，并最终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性飞跃。五四进步社团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挥了组织协调、凝聚力量、群体效应等重要作用，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重要力量，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新民学会等社团。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五四进步社团内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五四进步社团也开始分化与重组，其中很多社团后来演变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即共产主义小组类型的组织。
在五四进步社团由民主主义社团向社会主义社团的演变中，影响最大且具有标志性的莫过于新青年社。新青年社是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变迁、作者群体的演变而演变的。从同人群体的结构来看，新青年社经历了安徽同人、北京同人、上海同人三个阶段；从同人群体的思想状况来看，新青年社则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团体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再到社会主义团体的演变。此即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所说的，《新青年》由美国思想宣传机关变为俄国思想宣传机关的情形。[19]
新青年社内，最先欢迎十月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实现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是李大钊。1918年至1919年初，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文章，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标志。继李大钊之后，陈独秀、张申府等人亦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但胡适等人仍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这就使新青年社出现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分野。[20]新青年社成员之间思想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终于演变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但新青年社成员十分珍惜他们之间的友谊，且都十分看重社团内部的团结，因此在陈独秀南下上海之前，成员之间思想上的对立与分野并没有立刻导致新青年社的分裂或瓦解，从而出现了民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同处一团体内合作共事的局面，新青年社也就变成了类似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在此期间，《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既有《庶民的胜利》、《劳工神圣》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及劳工运动的文章，又有《实验主义》和《杜威演讲录》等宣传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的文章，还有《日本的新村》和《马克思学说批评》等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新青年社具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性质的一个重要表现。1920年初，陈独秀南下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上海。陈独秀到上海后，吸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新青年》上海同人群体得以形成，从而出现了上海同人与北京同人并存的局面。虽然此时上海同人与北京同人仍保持一定的联系，但整个新青年社的活动中心毫无疑问已转移到上海同人方面。由于上海同人主要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所组成，他们以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新青年社亦逐渐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发展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新青年社的分化、重组及演变，是新文化阵营政治分化的缩影。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留法勤工俭学等社会活动的实践，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思想上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学会的性质亦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旅法会员蒙达尼集会和长沙会员新年集会。1920年7月旅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会议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宗旨，这标志着学会开始由过去的一般学术团体向革命团体转变。会议期间，已经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蔡和森，明确主张组建共产党，采用俄式革命方式来实现学会的新宗旨。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提出学会不能只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而应成为“主义的结合”。[21]毛泽东这里所讲的“主义”，应该就是马克思主义，这说明新民学会已开始发展成为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团体了。1921年初，参加长沙新年大会的会员经过三天热烈讨论，最后做出表决，与会18人中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毛泽东等12人。至此，新民学会实际上已发展成为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组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后，即开始着手创办或成立以新民学会会员为主干的长沙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长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组织，这些社团组织均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组织。
1920年初，在互助社领导人恽代英的积极倡议和策划下，以互助社社员为基础，吸收武汉地区辅仁社、日新社、健学会等小团体，在武昌成立了利群书社。利群书社以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活动内容，是当时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团之一。[22]利群书社成立之初，社员思想纷杂，夹杂着许多空想的成分，但社员在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许多社员的思想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1921年夏，利群书社社员在黄冈开会，决议组织“共存社”，明确主张组建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有学者认为，与互助社、利群书社相比，共存社发生了质的飞跃，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建立在乡村的共产主义小组，[23]是一个“未受重视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24]此说法被权威党史著作采用。[25]这说明，从互助社到利群书社，再到共存社，该社团实现了从民主主义社团到一般社会主义类型社团，再到无产阶级政党类型组织的质的飞跃与跨越。
国民杂志社成立时，虽然是一个学生爱国团体，但得到了当时一些社外先进人士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如李大钊就为杂志社的成立和刊物的出版提供了热心的帮助和指导，并被邀请为《国民》杂志的指导老师。李大钊还先后为《国民》撰写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和《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等文章。1919年10月20日，在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李大钊、陈独秀不仅到会，而且都发表了演讲。在李大钊、陈独秀等的影响和帮助下，五四后的国民杂志社开始向左转，《国民》杂志也开始刊载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员中的邓中夏、高尚德、黄日葵等亦迅速成长起来。对于国民杂志社的演变，黄日葵在随后撰写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一文中做了专门的描述。[26]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进步社团中最复杂的一个，该会兼容并包，几乎囊括了各种倾向的人。如最初参与发起学会的7人中，既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又有后来成为国家主义者的曾琦，也有崇尚学术研究的王光祈。学会成立初期，基于对研究学术和人格修养的认同，会员们分歧尚不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学会中的不少会员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关于学会是否应采取一种主义的问题日益突出。早在学会成立之初，李大钊就曾希望把这个组织发展成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27]1920年8月19日在北京会员茶话会上，李大钊特别强调了学会标明一定主义的必要。李大钊所希望标明的主义，显然应该就是他自己已经接受和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此后，会员之间就学会要不要确定一定的主义、确定什么样的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学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确定主义，特别是确定社会主义信仰，把学会改造成为共产党或其外围组织。[28]但由于学会内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尖锐对立，学会最终走向分裂和解体。
天津觉悟社、山东励新学会、江西改造社等进步社团，其成员主要由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或开始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转变的先进分子构成，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类型的进步社团[29]，这里不再赘述。
五四进步社团的演变是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正如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所说，五四进步社团的分化，大部分是“分化到社会主义方面”，这就造成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运动”。[30]进步社团的演变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所说，五四进步社团虽然还不是纯粹共产主义的组织，但在一步步转向马克思主义；虽然此时尚无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但此种组织已处于“萌芽时代了”。[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