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类型划分与历史体裁种类
考虑到上述各种类型划分的问题,有必要探讨一下更加细化和微观的类型划分。比较重要的可以认可的是历史体裁种类。当然,被认可为某种历史体裁种类的作品也可能随着研究的深入进展而被划分为其他历史体裁种类。此外,有不少作品的独立性在获得认可的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历史体裁种类。例如,尹在敏在最近的研究中将“梦游录”归为“传奇小说”,并将不少其他作品归为“其他”,这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了作品的体裁归类问题并不容易。尽管这种历史体裁种类的问题在类型划分中非常有益,但依然是一个难题。
目前,研究者划分出一些古典小说历史体裁种类,这是在读完一部古典小说作品之后,找出与其相似的作品,将之划分为一种类型并努力寻求其历史意义的结果。这些作品大都根据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拥有同样的世界观和追求的作家群而与其他类型区别开来。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几种。
传奇小说
传奇小说指的是金时习的《金鳌新话》等作品群。有些研究者将收录在《大东韵府群玉》中的《殊异传》作品之一《崔致远》视为传奇小说的嚆矢,还有研究者将高丽时代《三国遗事》中的《调信梦》《白月山两圣成道记》等视为传奇小说。无论方向如何,对于传奇小说处于韩国小说史最早的位置这一点并无分歧。
由于传奇小说处于韩国古典小说史的起点,对于传奇小说与说话有何区别存在着争议。传奇小说不仅对人物与环境均进行了具体的描写和叙述,时间的本质表现为成长、变化与形成,而且将内向、孤独的人物形象作为主人公的审美特质,带有明确的目的意识创作而成,这些都与说话不同。此时文体的区别更加明显。
传奇意指“传达一些奇异的东西”,从这一名称中可知,这些作品的内容多少都有些不切实际且充满梦幻。例如,《万福寺樗蒲记》《李生窥墙传》《醉游浮碧亭记》中“遇见鬼”,《南炎浮洲志》和《龙宫赴宴录》中“前往其他空间(世界)的旅行”,等等。因此,有人认为,“非现实性”和“幻想性”是传奇小说的特质。但是这种幻想性和非现实性在壬辰倭乱之后出现在小说史中的《周生传》《崔陟传》《韦敬天传》中难见其踪影,这些作品反而体现出反映现实的倾向。因此,将“非现实性”和“幻想性”作为传奇小说的体裁指标不无问题。
传奇小说的体裁指标主要有文体以及叙事和抒情相结合的叙述方式,传奇小说的文体是感性而华丽的文言体汉文,重视气氛,而且往往表现出抒情倾向,显示出富有诗意的凝练和浓缩美。传奇小说重视文饰,以叙事为主,同时大量汉诗作为重要因素登场。传奇小说的特征便是叙事与抒情结合,作品也随之展开。在这些指标中,传奇小说的共同之处在于,通过相遇这种形式来形象地体现出主人公的欲望。
前面也稍有提及,壬辰倭乱之后出现的传奇小说体现了与之前的传奇小说截然不同的面貌,《周生传》展现了三角爱情关系,主人公是一种全新的人物形象,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更换女性对象。《崔陟传》的空间背景扩大到了中国、日本和安南(今越南),除了主人公之外,对其周边的人物也较为关注,被评价为一部开拓了新领域与可能性的作品。此外,《云英传》中敌对人物“特”的登场引人注目,该作品同时还具有梦游录的特征。
这些作品均不同于之前的传奇小说,篇幅不短,叙事篇幅扩大,素材也有所增加。可以说,这既是传奇小说发生变化的结果,也体现了传奇小说逐渐脱离韩国小说史的动向。
梦游录
梦游意指“在梦中游玩”,从这一名称可以得知,梦游录类型作品主要记录主人公(又名“梦游者”)梦中的事件,有的研究者也将其视为“教述”体裁。
梦游录中,进入梦境的“入梦”与从梦中醒来的“觉梦”作为十分有特点的话素存在。这一类型作品记录了人物梦中的事件,因此与《九云梦》《玉楼梦》等所谓的“梦字类”作品形成对比。这二者之间有几点区别,首先最明显的是,梦游录叙述的是主人公一生中的一部分,相反,“梦字类”叙述的却是主人公的一生。因此作品的构成与篇幅长短也有不少区别。
梦游录的共同点就是,大部分作品题目中都包含梦游之意。除了作品的名称以外,结构也很相似。虽然每部作品多少有些差别,但大部分作品的基本叙述结构如下:
(1)入梦
(2)引导与坐定
(3)讨论
(4)讨论平息或设宴
(5)诗宴
(6)诗宴结束
(7)觉梦
当然,并非所有作品都有这种叙述结构,但这种叙述结构可以成为对梦游录进行类型划分的一个标准,具体情况如下:
(1)以讨论和诗宴为中心,具有完整的梦游录叙述结构的类型,如《元生梦游录》《琴生异闻录》《达川梦游录》。
(2)突出讨论,诗宴弱化处理,打破了梦游录叙述结构的类型,如《皮生冥梦录》《江都梦游录》《梦决楚汉讼》《泗水梦游录》《金华寺梦游录》。
(3)讨论与诗宴均为中心,但叙述方式是例外的类型,如《大观斋梦游录》《安凭梦游录》。
这种分类以叙述结构为基础,中心放在讨论与诗宴上。但根据梦中展现的主人公的态度可以分为主人公型(《大观斋梦游录》)、参与者型(《元生梦游录》)、旁观者型(《金华寺梦游录》);以内容为中心可以分为提出理念型(《大观斋梦游录》)和批判现实型(《元生梦游录》),或者理想型(《大观斋梦游录》)、寓意型(《金华寺梦游录》)、悲愤型(《元生梦游录》)和批判型(《江都梦游录》)。
在这些作品中,对于《元生梦游录》的作者是林悌还是元昊依然存在争议。《金华寺梦游录》在1840年被金济性改写为《王会传》,这种改写可以视为朝鲜后期小说环境与知识分子对清朝认识的变化而引发的。此外,据《王会传》序文记载,至今为止一直被认为作者不详的《金华寺梦游录》创作于1639年。
梦游录是一种历史文学体裁,15世纪出现在文学史上之后,以士大夫阶层对政治情况的变化以及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后对现实的变化的透彻认识为基础,通过批判的方式检验了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情况。
英雄军谈小说
朝鲜后期出现了很多描述主人公生平传记的作品,主人公出生于具有高贵血统的名门望族,父母年事已高,虽然出生之后在现实中处于苦难之中,但最终凭借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克服了一切难关获得胜利。这些作品在当时似乎非常受欢迎,因为不仅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每部作品都有多种异本。因此,普遍认为古典小说中这一类型作品带有较强的商业性。
如今这一类作品群被研究者称为“英雄小说”或“军谈小说”。但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名称的意义并不相同。英雄小说是以所谓的英雄生平传记结构为基础,而军谈小说作品则是将战争作为素材。
在英雄的生平传记中,并不特别关注战争,“能够战胜苦难”起的作用更加重要。这样一来,《淑香传》《春香传》等也可以列入英雄小说的范畴。此时,可能会提出一个严峻的疑问,这就是“英雄”的性质。英雄是指优先实现集团价值的人物,那么将追求个人幸福的淑香和春香之类的主人公称为英雄似乎有些牵强。
同时,根据作品中是否存在战争素材来命名的“军谈小说”也存在着有可能将作品外延过度扩大的危险。例如,在大长篇小说中,战争往往与家门问题相关,作为重要素材登场,但此时这些作品能否被划分为军谈小说令人怀疑。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徐大锡既采用了“军谈小说”这一术语,又试图在各个作品顺序结构的基础之上划分类型,因此可以说目前学界普遍默认“军谈小说”也包括英雄小说中的战争素材作品。
由此可知,目前被采用的英雄小说和军谈小说作品基本上相同,但又各自拥有一些只属于各自领域的作品。根据不同研究者的主张,《刘忠烈传》可以既是英雄小说,又是军谈小说,而《春香传》也许算得上英雄小说,但绝非军谈小说,这就有必要探讨一个能够同时包含二者的方式。也就是说,既采取了英雄生平传记的结构,同时战争又作为战胜苦难的手段登场,这种英雄小说和军谈小说共享的作品群可以称为“英雄军谈小说”。
关于英雄军谈小说最早的记录见于1794年对马岛的译官山田几王郎在《象胥纪闻》中列举的韩国小说目录,其中包括《张风云传》《九云梦》《崔贤传》《张朴传(张伯传)》《林将军忠烈传》《苏大成传》《苏云传》《崔忠传》《泗氏传(谢氏南征记)》《淑香传》《玉娇梨》《李白庆传》《三国志》等多种类型的作品。其中《张风云传》《张朴传》《苏大成传》《崔贤传》便是英雄军谈小说。
英雄军谈小说出现的准确时期尚不得而知,但有记录表明,《谢氏南征记》《九云梦》等大长篇小说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便已经存在。进入18世纪,英雄军谈小说之类具有浓厚商业性质的小说已经形成了广泛的阅读基础。这些记录大多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而且因对英雄军谈小说产生了部分影响而广为人知的中国小说《薛仁贵征东》出版于1736年,根据这些事实可以推测,英雄军谈小说大约出现于18世纪中叶之后。
还应该注意到英雄军谈小说主人公的变化,英雄军谈小说中主人公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男主人公作为斗争的主体十分活跃,而女主人公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2)男主人公作为斗争的主体十分活跃,女主人公起辅助作用。
(3)女主人公作为斗争的主体出现,与男主人公同样活跃甚至超过男主人公。
第一种类型中包括堪称英雄军谈小说代表作的《苏大成传》《刘忠烈传》《赵雄传》等作品;第二种类型中包括《权益重传》《柳文成传》等;第三种类型中包括《李大凤传》《郑秀贞传》《洪桂月传》等所谓女性英雄军谈小说作品。
据推测,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按照第一种到第三种的顺序出现的,可以认为,最早出现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英雄军谈小说,继而开始加入了一部分女性活跃的内容,受到读者欢迎之后,女性活跃程度逐渐提高,最终超过了男性。同样道理,可以推测出,女性英雄军谈小说是沿着“暗助英雄型”→“一时女扮男装英雄型”→“女扮男装英雄型”→“支配男性英雄型”的阶段发展而来的。
英雄军谈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是,主人公带有神异血统出生。英雄带有神异血统的情形最早出现在韩国的建国神话中,在英雄军谈小说中,赋予主人公神异血统的方式并非名门望族的背景,而是“胎梦”。
英雄军谈小说的胎梦基本上不会脱离下面这种套路:
似梦非梦间,一红衣童子从天而降,飘然而至,入寝室拜见夫人曰:“小儿乃天上翼星,因得罪玉皇大帝被贬至尘世,所行无处,徘徊不定,幸遇南岳山神指引来到贵府,万望夫人疼爱。”言毕入怀,夫人大惊,醒来方觉乃一场春梦。
——《张翼星传》
这种“胎梦”可以概括为:“我乃……被玉皇大帝贬至人间,所行无处,受……指引前来。”这是一种阐明主人公来自天上的非常有效的方式。这种胎梦被安排在作品开端,使读者抱有“主人公将成大业”的期待,英雄军谈小说绝不会辜负读者的这种期待。主人公出生入死,克服千难万险,最终凭借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出人头地,而这一切都是以胎梦为媒介而确认的神异血统所带来的。
大长篇小说
大长篇小说是指在朝鲜后期开始大量创作的篇幅较长的作品。自从郑炳昱发现“乐善斋本”以来,这些作品备受瞩目,不同的研究者将之称为“家门小说”“连作型小说”“长篇大河小说”“长篇小说”等。
首先引起争议的是这些大长篇小说作品群的国籍问题,怀疑韩国小说史上是否有可能创作出规模如此庞大的作品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初期的研究者根据作品中的风俗、故事、成语、说话、官制等,力图证明这些都是韩国作品。
但不断有人提出大长篇小说的翻译说和翻案说,对于研究者提出的国内创作说的证据,他们谨慎地提出了反驳,认为“可以推测出,翻案家和翻译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任意添加这些因素”。
丁奎福发现洪羲福将中国小说《镜花缘》翻译成《第一奇谚》的序文并公开介绍之后,大长篇小说的国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决。而《武穆王精忠录》和《再生缘传》等虽然也是大长篇,但却是中国小说的翻译本。最终可以总结为,大长篇小说大部分均为韩国作品,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翻译或改编作品。
玉所权燮的母亲龙仁李氏(1652~1712)抄写大小说《苏贤圣录》的记录被发现之后,大长篇小说的出现时期方才浮出水面。当然,在此基础之上可以推测出,17世纪初这些作品已经广为阅读。但没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是不可能抄写大长篇小说的,考虑到这一点,认为《苏贤圣录》是龙仁李氏在晚年抄写的较为合理。此外,从韩国小说史的潮流来看,这种大长篇小说是在一定程度的国文小说创作基础之上形成的。17世纪中期之后,韩国小说史上出现了《韩康贤传》《谢氏南征记》《彰善感义录》《九云梦》等作品。那么大长篇小说最早可能出现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
对于大长篇小说的形成背景,不同的研究者各持己见,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穷困潦倒的乡下书生的维生手段”,也有人认为“从社会史来看是由于当时家门意识的膨胀;从文学史来看,家门意识的膨胀导致个人文集大量出版并创作出家庭传记;从思想史上来看,在当时重振儒家思想教育的背景下,《小学》和《女训》等教育书籍大量生产,按照日记→行状→假传→家门小说的顺序发展而来”。
同时有人认为大长篇小说是“小说泛滥导致的危机意识下,引导其朝着突出‘忠孝’这一朝鲜时代伦理大纲的方向发展的结果”,也有的论调截然相反,认为“小说创作层的扩大导致其开始带有商业性”。还有人提出了“《谢氏南征记》与《彰善感义录》的关联性、古典小说内在的长篇化可能性与当时国文文学形式的长篇化倾向”,从古典小说史的潮流与当时文学阅读的氛围中寻找其出现背景。
这些作品的作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作品不同于普通的小说,这一点从权燮在记录中将《苏贤圣录》称为“大小说”可见一斑,同样的称呼也见于《明行贞义录》卷6,“其余奇异治狱大小说皆语焉不详”。
余又闻其厌诗书,每好小说,言语不绝官爵美女,常吟凤求凰,此亦可乎?
大长篇小说《圣贤公淑烈记》中斥责反面人物有林“每好小说”,若非认为自己的小说不同于普通的小说,作家不可能在创作大长篇小说的同时又批判小说。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小说在当时也起到了修身书的作用。
观《苏贤圣录》,花氏石氏之节行也,
读《列女传》,班婕妤亦如我。
上面这首歌辞中,将《苏贤圣录》和《列女传》等同视之。《苏贤圣录》中的花氏和石氏经历各种艰难险阻依然恪守妇道,泰然处之。其实在《苏贤圣录》中,遵循《列女传》与《诫女训》生活的女人与不遵守妇道的女人形成对比,前者迎来了幸福的结局,后者则以悲剧结尾告终。《苏贤圣录》向读者灌输了一种理应遵循《列女传》与《诫女训》生活的思想观念,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兼具趣味与训诫的教育书,起到的作用与《列女传》相同。《刘孝公善行录》中,主人公刘渊强调“孝的绝对实践”也可以从同样的角度来理解。
大长篇小说基本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作品篇幅极长,有的作品多达180卷180册(《玩月会盟宴》)。
第二,这些作品往往采取前后篇连作的形式,比如《刘孝公善行录》→《刘氏三代录》,《圣贤公淑烈记》→《林氏三代录》,《双钏奇逢》→《李氏世代录》,《报恩奇遇录》→《明行贞义录》,《泉水石》→《华山仙界录》,《明珠宝月聘》→《尹河郑三门聚录》等。此时前后篇作家是否相同也存在诸多争议。
第三,基本上以家门的兴盛为主题,但有的作品也描写了英雄生平传记(《华山奇逢》),也有的作品深入地描写了国家重建与男女爱情问题(《玉环奇逢》),主题十分多样。
第四,出现了诸多衍生作品,如《灵异录》借用了《苏贤圣录》部分内容创作而成,是一部全新的作品,《汉朝三姓奇逢》则原封不动地照搬了《玉环奇逢》的原班人物,内容却完全逆转。
第五,作品结尾基本都有将上流社会人物设计为作者的后记,当然大部分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成为推测出这些作家层为上流社会人物的依据。
盘瑟俚系小说
盘瑟俚系小说是指朝鲜后期流行艺术盘瑟俚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作品群。12部盘瑟俚包括《春香歌》《赤壁歌》等五首传承作品,以及由申在孝将辞说记录下来的《卞强铁歌》(又名《横负打令》《横负歌》)、《裴裨将打令》、《雍固执打令》、《梅花打令》、《武叔打令》(又名《曰子打令》)、《雄雉打令》、《假神仙打令》(郑鲁湜将《淑英娘子传》也包括在内)。这些作品不以盘瑟俚的形式演出,而是以辞说的形式记录下来,便成为盘瑟俚系小说。最近又发现了《武叔打令》和《梅花打令》的辞说。
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按照“(说话)→盘瑟俚→小说”的顺序发展而来,《华容道》的发展顺序却是“小说→盘瑟俚→小说”,《淑英娘子传》的发展顺序则为“小说→盘瑟俚”(也有研究者将《裴裨将传》包括在内)。
盘瑟俚之所以能够成为小说,是因为这两种形式具有亲缘性。盘瑟俚虽然有音乐和演剧因素,但贯穿整体的是叙事。也就是说,只读辞说,盘瑟俚也可以具备一个完全独立的叙事世界。这一点与小说相同,但二者在文体和词汇的技巧方面有着不少区别。盘瑟俚系小说中,韵文性质与颇具现场感的直接话法对话形式、全罗道方言、场面的最大化等都很常见。这是盘瑟俚映射到小说中之后,小说中不具备的盘瑟俚技法被重新创造出来的成果。
盘瑟俚系小说目前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至今仍以盘瑟俚的方式演出,同时也作为盘瑟俚系小说存在(五首传承作品及其小说);另一种已经丧失了作为盘瑟俚的生命力,只作为盘瑟俚系小说存在。
前者的情形是因为受到盘瑟俚人气的影响,盘瑟俚系小说也颇具生命力,这些小说有多种异本也与此不无关系。当然,不能否认,这也与小说的商业化具有密切关联,但小说的商业化也与其人气有着直接关系。此外,表演艺术盘瑟俚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小说读物不受时空的限制。当时的读者应该是希望通过小说来间接体验盘瑟俚。盘瑟俚系小说中深受盘瑟俚影响的作品(完整版84章本《烈女春香守节歌》,完整版71章本《沈清传》)深受大众欢迎便证明了这一点。
后者的情形,随着盘瑟俚逐渐丧失人气只剩下了辞说。这些作品失声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由于主人公被设定为带有性格缺陷的个人,其美学基础只能偏向滑稽美,而且没有开发独立的辞说,等等。这些作品成为小说之后,重新恢复了生命力,《雍固执传》和《雄雉传》十分受欢迎,异本均达十多种。
除此之外,还有“传”发展为小说的“传系小说”(《姜虏传》《南宫先生传》),采用拟人手法,以动物为主人公描绘人间世界的寓言小说(《金蟾传》《鼠大州传》等),描写家庭成员之间矛盾的家庭小说(《谢氏南征记》《蔷花红莲传》等),通过梦境来实现现实中理想生活的梦字类小说(《九云梦》《玉楼梦》等),采用讼事事件的发生和解决与小说作品开头结尾相对应结构的讼事小说(《鼠大州传》《蔷花红莲传》等),等等,这些作品的体裁种类多种多样。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由于研究者的标准不同,有时候同一部作品也会属于不同的历史体裁种类。
(林治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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