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在合理测度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规律和区域差异，并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作为门限变量，借助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探究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的结论如下。第一，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布局最为合理，且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最为迅猛；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布局虽然不够合理，但其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较中部地区而言更快。第二，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从门限变量的取值结果来看，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升级效果比布局优化效果更为明显。第三，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呈现“U”形和倒“U”形两种完全相反的非线性特征，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升级效应”可以有效弥补产业结构布局失衡带来的“扭曲效应”。第四，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同时放大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会使得产业结构布局失衡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提高则会使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略有减弱。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的发展以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完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产业结构的区域发展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不能搞“一刀切”的政策，应该统筹协调并实现差异化的区域产业结构发展模式。一方面，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应注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匹配调整，力争能够合理反映并正确引领新时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调整。另一方面，应增加中部、西部地区的要素资源投入，使其在有效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向科技端、研发端的持续推进，从而促进产业布局的合理化并带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其次，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要素市场化进程的迟缓以及产业结构服务化发展的障碍是造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呈现“U”形转变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在产业结构布局从不合理向均衡状态跨越的进程中，要尽量做到给要素市场“松绑”，通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层级壁垒来释放“制度红利”，以弥补要素资源流动过程中“人口红利”和“结构红利”的削减，从而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布局合理化、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在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要理性看待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种种障碍和瓶颈，并以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为目标，审慎化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成本负担攀升、资源扭曲错配、生产效率降低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带动经济的稳步增长和良性发展。

最后，本文通过探究控制变量差异下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证实了政策措施的适度性及其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并行对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产业结构由不合理向合理过渡、由低级向高级跨越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全面理解产业结构和要素市场的发展规律，充分利用并挖掘潜在的资源优势，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积极引导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另一方面，要切实做到扩大内需、降低出口依赖；合理引导固定资产增量的投资流向，消除固定资产存量僵化的掣肘；将政府支出规模控制在合理区间，弥补市场机制对结构调整的局限性。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导向作用、确保政策措施和市场机制的协同并行，才能加速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均衡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稳步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