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随着经济发展内在需求的改变而不断得以矫正，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牵拉效应逐渐显现，并成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动力和重要保障。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以“三期叠加”和“三重冲击”^[3]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阶段，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和资源错配等问题严重掣肘了中国经济发展，传统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难以为继。因此，如何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探索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决策相匹配的产业结构最优配置，使其适应并引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调整、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已然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关键任务，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和相关决策部门的广泛关注。

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内在机制与影响动因一直都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们开创性地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认为随着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会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随后逐渐转移到第三产业（Clark，1940；Kuznets，1966）。此后，基于上述产业结构的变迁规律，大量学者开始系统探究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构主义学派普遍认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兴起和推进，资本和劳动力会从低生产率产业不断向高生产率产业转移，这种由工业化主导的产业结构变动使得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显著改善，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罗斯托，1988；钱纳里，1989）；然而随着产业结构变动的持续推进，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模式开始逐渐让位于服务业，进入经济增长的“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慢于制造业，因此服务业主导地位的不断提升会制约总体生产率的增长，这种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动阻碍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Baumol，1967）。因此，关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学术界产生了“促进论”和“抑制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促进论”主要是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角度出发，认为随着要素资源从低生产率产业转移到高生产率产业，这种基于要素流动的产业结构变动使得总体生产率水平显著提高（Lewis，1954；Kuznets，1966），以此带来的“结构红利”会促使经济得以高速增长（Timmer and Szirmai，2000；Peneder，2003）。Sachs（1994）研究证实了中国产业发展的结构调整红利是成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和核心动力。Fan（2003）也指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由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效率提高、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结构红利”的角度出发探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经验研究并未得出完全统一的结论。刘伟和张辉（2008）、干春晖和郑若谷（2009）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效应，同时他们认为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政策改革的持续推进，这种“结构红利”的促进效应会随之逐步减弱。吕铁（2002）、李小平和卢现祥（2007）的研究则表明，中国制造业通过结构调整所产生的“结构红利”并不是十分显著，因而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并不是导致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苏振东等（2012）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动过程存在阶段性的“结构红利”，而工业内部的结构变动则存在“结构负利”现象。

“抑制论”则是从后工业化阶段的“鲍莫尔成本”（服务业成本病）角度考虑，该观点认为，服务业存在成本病，服务业生产率增速要比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速慢。服务业受到其组织形式、需求弹性、产出效率等内在因素的制约，承担了较高的成本负担，而成本负担会促使这些低效产业通过降低质量、提高价格来进行抵消，因此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会使得经济体的总体生产率下降，继而引致全社会经济增速放缓（Baumol，1967；Maddison，1987；Magnani，2003；Pugno，2006）。自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减缓趋势，袁富华（2012）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路径的深入探索，将经济增速放缓的现象归因于产业结构服务化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通过结构主义的观点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具体的判断。例如，吕健（2012）指出，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且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可归因于劳动力资源大量转向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调整。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2012）发现，产业结构服务化给中国经济增速带来了显著的制约作用，而且中国东部地区已经出现了生产率和产出持续下降的现象。这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并表明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在总体和区域层面均显著存在。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关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由于变量选择、样本划分以及模型选用等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实证模型选用的准确与否对实证结论的影响最为显著。事实上，现有研究大多选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付凌晖，2010）、普通面板模型（张晓宁和霍丽，2011）、空间计量模型（于斌斌，2015）等方法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然而上述文献都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视为简单的线性关系^[4]。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影响、具有时变特征（孙皓和石柱鲜，2011），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也会随之改变（谢兰云，2015）。鉴于此，本文选用面板平滑门限回归（PSTR）模型，在该模型的区制转移分析框架下，可以使得回归系数在不同区制间的转换是平滑渐进的，不仅能够准确刻画相关参数在各个截面单位间的异质性特征，还可以有效捕捉面板数据之间的非线性特征。因此，本文将以1993～2014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在合理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规律和区域差异，并借助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非线性特征，最后结合实证结果提出具有一定参考性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