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从20世纪30年代龙榆生倡导词学研究的“八科”之学以来，学术界一直比较遵循其所划定的学科边界，严守“八科”之学的范围界定，直到八十年代，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唐圭璋先生在总结千年词史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词学研究的十个方面[1]，渐有突破龙榆生“八科”之学的倾向。而后，刘扬忠先生从学科建构的高度，把词学学科的分为基础工程和理论研究两大部分，基础工程包括体式研究、文献学、史料学三个方面，理论研究包括作品批评、作法研究、规律研究、研究之研究四个方面[2]，体系非常宏大，结构亦称严谨，可以说把词学学科的研究范围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本世纪之初，王兆鹏先生在《词学史料学》一书中根据中国文学学科发展的新态势，又提出应该重视作品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对刘氏之体系构想作了新的补充。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演进，词学学科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这里，有必要略述“词学思想”这一概念的发生史，它是从“词学批评”而来的，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登场的文学批评话语。首先还是从“词学”一词说起，1934年，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指出：“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之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3]在这一篇影响深远的长文里，龙榆生提出了“批评之学”的构想，还特地谈到两大重要批评之学的论著——王国维《人间词话》和况周颐《蕙风词话》。在40年代，人们对于批评之学的研究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从文学批评史的立场总结词学理论，探讨和总结有关词学批评家对于文学批评史的贡献，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设有“常州派之词论”一节；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更是全面地讨论清初词论、张惠言、周济、陈廷焯三家词论；徐兴业《清代词学批评家述评》对于晚清三大批评家——王国维、谭献、陈廷焯的词学观念展开了全方位的评述。二是从词学学科内部建构词学理论体系，它涉及的内容较上述侧重于批评家的研究更为丰富，实际上是对于词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如吴梅《词学通论》包括平仄四声、音韵、声律、作法、词史等；徐珂《清代词学概论》涉及词派、选本、评语、词谱、词韵、词话等；刘永济《词论》包括名谊、缘起、宫调、声韵、作法等，而且“作法”更成为其讨论的重心所在，是一部全面总结古代词学理论的重要著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已有将“词学”等同于“词论”的倾向。总体说来，在当时，人们还是比较严格地遵守龙榆生所划定的学科边界，“词学”是对关于词的各门类研究的学科统称，词学批评只是“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即关于词的理论研究。进入60年代以后，人们对于词学批评的研究，亦恪守这一学术传统，在大陆，有夏承焘《词话十论》、念述关于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和邱世友关于刘熙载《艺概》的研究，以及大量关于王国维《人间词话》研究的成果；在港台地区，也有江润勋《词学评论史》、李锺振《周济词论研究》、张筱萍《两宋词论研究》、林玫仪《晚清词论研究》、王熙元《历代词话叙录》等。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词学研究的深入，关于词学批评的学科边界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对于“词学批评史”的称谓开始多元起来，一是继续袭用批评史的传统称谓，但在研究内容上已超出原来的学科界定，如邱世友《词论史论稿》、岳淑珍《明代词学批评史》、方智范等《中国词学批评史》、孙克强《清代词学批评史论》等；二是借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门类划分法，亦即诗学、词学、散文学、小说学、戏曲学等不同称谓，以“诗学”指称关于诗的理论研究，如刘若愚《中国诗学》等，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以“词学”指称词的理论研究，如孙克强《清代词学》、皮述平《晚清词学的思想与方法》、丁放《金元词学研究》、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等；三是引入“词学思想”的新称谓，以“词学思想”取代“词学批评”或“词学理论”，强调词学所呈现的各种思想形态，如徐安琪《唐五代北宋词学思想史论》、陈水云《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杨柏岭《晚清民初词学思想的建构》、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等。70年代，人们的观念还比较传统，80年代则已不满足于传统学科的边界划分，尝试提出一些新概念，“词学思想”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如谢桃坊《中国词学史》第一章有“王灼的词学思想”一节，顾易生等著《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第三编第三章为“宋代词学思想与理论批评”。到90年代，学术界思想更为开放，学科意识也比较成熟，人们对于“词学思想”的理解也较为宽泛，既讨论词律、词韵、词话、词选、词籍等所体现的“思想”，也分析创作、理论、观念、范畴等和思想有关联的话题，格局更加宏大。
对于本书讨论的核心话题——“词学思想”，应该作怎样的理解？“词学”“词学批评”“词学思想”“词学理论”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与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词学思想”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它是从“文学思想”或“诗学思想”那里推衍过来的，指的是对于词的批评之学的研究，有人称之为“词学批评史”（如岳淑珍《明代词学批评史》），有人称之为“词学理论史”（如方智范等《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有人则称之为“词学思想史”（如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当然也有人称之为“词学”（如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不满足于过去的批评史研究所划定的学科边界，试图从哲学、美学、文学等不同角度突破三四十年代对于这一学科的内容限定，或是从理论形态上称之为“文学理论史”，或是从思想形态上称之为“文学思想史”。[4]“词学批评史”这个传统学科，也就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变化而有了不同的称谓，或曰“词学批评史”，或曰“词学理论史”，或曰“词学思想史”，或曰“词学观念史”，与之相应地便有了“词学批评”“词学理论”“词学思想”“词学观念”等不同称谓。那么，这一组术语，在含义上有什么不同？在我们看来，词学批评指的是对词人或词作的批评，表达批评者的一种态度或立场，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行为方式，如词选编纂、作品评点、词话撰写、书札论词等；词学观念是指一般人对于词的认识与看法，并不具有必然性，也不具有科学性，经验的色彩比较浓厚；词学思想则是已形成系统看法但尚未用比较明确的话语形态表达出来的思想状态；词学理论则是用比较成熟的话语或体系表达出来的思想观念。从观念到思想再到理论，这是一个层次上渐进的过程。我们认为，观念层次较低，理论又过于正式，思想则比较灵活，故以“词学思想”统称本书的研究内容，既指一般人所抱持的词学观念，也指思想成熟的词学家的理论表述，甚至包括各种批评行为表现出来的思想。概而言之，本书以“词学思想”一词统摄了人们过去所使用的“词学”“词学观念”“词学理论”“词学批评”等术语所包括的内涵，它是一个包容性极强，又具有伸缩性的文学理论关键词。
正如上文所言，关于清代词学的研究，无论是创作方面，还是批评方面，近三十多年来都有颇为丰硕的成果。较早涉及“批评”这一论题的是吴宏一《清代词学四论》，它讨论了王士祯词集与词论、常州派的词学、况周颐《蕙风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接着是张宏生的《清代词学的建构》，它从创作与理论交互影响的角度探讨了清词创作对现实的表现、咏物词的传承与开拓、咏艳的发展与新变、张惠言理论与创作的交互影响、陈廷焯沉郁说对诗境与词境的论述、清词流派的发展状况及文化性格、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作为一种词学批评形态的选本等；孙克强《清代词学》一书虽出版在2004年7月，但它的写作却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主体构架分云间派、阳羡派、浙西派、常州派、清末四大词人五大板块，是一部对于清代词学发展史有全面论述的批评史著作，结构完整，论述全面。笔者在1999年10月出版的《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一书，也主要是以流派为纲，以人物为目，并结合时代的发展状况，对48位词人或词学家的思想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而后，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皮述平《晚清词学的思想与方法》、杨柏岭《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等，从不同时段、不同视角对清代词学展开了深入的研讨，比如李康化重视地域性词人群体的研究，皮述平强调思想与方法的研讨，杨柏岭注意晚清词学的理论内涵与审美意义，朱惠国关注晚清民国词学思想的传承与变革，等等。而本书则是在笔者2005年7月出版的《清代词学发展史论》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清代词学发展史论》只是把一些论题相近的内容集结在一起，并无整体构想，本书则试图从流派的视角对清代词学思想史进行一个比较完整而系统的讨论。所以说，这是一部虽旧而新、虽新而旧的作品，说它“旧”是因为保留有旧稿的大部分内容，说它“新”是因为删去了原稿关于唐宋词在清代传播的部分，重点改写了论述浙派的部分，增入了对常州派的系统论述，并对旧稿的部分内容作了增订与补充，或充实原来未及展开的观点（如谢章铤），或补写原来未遑论及的内容（如汪森、纳兰性德），对旧稿的标题和篇章结构也作了适当的整合，这样主题更集中，论述更周密，内容也更为紧凑。
全书共六部分，第一章绪论为背景介绍，从清词中兴的话题谈起，从词籍出版的角度谈清词的繁盛，并重点讨论了两个话题，一是词学批评文献形态，一是20世纪以来清代词学文献整理的状况，最后谈到清代词学独特的学术品格——学科意识的自觉、学人之词的出现、乾嘉朴学的影响等。第二章是对清初词学三大重要议题的讨论，“话语”一词在90年代颇为流行，当时是想从话语角度总结并讨论清初词学在话语建设方面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是从明到清的重要转折点，所以对于明清词学史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清初词派的思想分歧与论争也是清初词学一个重要的议题，论争的起始点是在康熙年间才开始形成的，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能看出其时词坛思想的多元和审美趣味的多样。最后一节谈到清初词选编纂的情况，不仅力图揭示清初词选编纂的动因，而且还要揭示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和意义，因为是它开启了有清近三百年词选编纂的热潮。第三章是对清代影响最大的词派——浙派的讨论，它按时间先后顺序对朱彝尊、厉鹗、王昶、戈载等重要词学家的思想进行分析，但并不满足于知识的呈现和历史的描述，而是对其影响力展开重点论述，比如朱彝尊思想在清初词坛引起的反响，吴锡麒、郭麐对厉鹗偏至之论的修正，戈载与孙麟趾在词学观念上的分歧等，力图把浙派词学在当时的影响真实地呈现出来。第四章是对近现代词坛发生深远影响的常州派的分析，却并非重复学界过去讨论过多的张惠言、周济，也不讨论“意内言外”和“比兴寄托”，而是重点论述道光以来常州派思想如何影响词坛并向其他地区辐射，重点分析19、20世纪之交两位著名词学家谭献和陈廷焯的词学思想及其在近现代词坛的影响和反响。第五章是对浙西、常州两大词派之外的四个词人群体的考察，目前，已有学者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词人群体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对北方的两大词人群体却有忽略，因此，本章将重心放在对山左和豫东两个词人群体的讨论上，一个重婉约，一个主豪放，特色鲜明，反映了清初词坛格局。在晚清也有数量众多的地域性词人群体，本章选取其中两大有代表性的词人群体——淮海词人群和临桂词人群，前者比较接近浙派作风，后者思想接近于常州，颇能说明晚清词坛浙、常交融的时代风貌。第六章是对过去关注不多的清代词学家的思想进行点和面的分析，但我们在分析时的着眼点并不相同，比如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突出其民族性格，汪森的词学则重点分析他的文学活动和家族传承，至于晚清三大家——刘熙载、谢章铤、陈廷焯的思想，则突出其集大成的意义。当然，上述章节的内容并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在最近二十多年逐步思考、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虽没有逻辑谨严的结构，却也从词人、词派、词人群体、词学议题等角度，对清代词学思想史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呈现，其中对有关论题的分析，对学术界仍不无启发意义。
本书的特点主要在“呈现”，试图从思想史角度对清代词学史上出现的重要现象进行历史还原。所谓“还原”，就是尊重历史，从第一手材料出发，根据自身的理解，对清人关于词学问题的论述进行归纳、总结，这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立场，客观的立场，不带自己的主观之见。但是，因为对史料的理解，在乎主体的识见，亦即研究者自身的知识背景和思考问题的眼界，所以，尊重历史也是一种态度，一种主观认识，笔者对于清代词学思想史的研究，主要从流派角度入手，从宏观角度看，是以浙西、常州两派作为理解清代词学史的主线；从微观角度而言，则关注每一个专题的流变，比如对浙西、常州两派思想的梳理，都注意它的发展和变化，同样，对于一个地域性词人群体而言，也是侧重其思想的变迁（如山左词人群体和临桂词人群体），对于一位词学家而言也是如此，把他前后期思想的变化描述出来（如陈廷焯），甚至揭示他的思想在家族内部的传承（如汪森），等等。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研究视角，缘于过去的研究太看重思想的分析，却忽略了这一思想是如何传播与影响的。我们认为，如果把这样的线索清理出来，就能对历史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一个词派的思想渊源在哪儿？它对后来的影响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它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新变？这样呈现出来的“历史”，是一种动态的、鲜活的历史，而不是由研究者通过几则历史材料的梳理概括出来的、毫无生气的所谓“观点”，我想文学批评史研究对历史的尊重就体现在这些方面。
笔者对于清代词学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南开大学求学期间，作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重镇，南开大学极力倡导从文学创作出发，总结、归纳其中的文学思想，特色极为鲜明，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1993年9月，我进入南开大学，师从王达津教授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原本是想对自唐代以来的格调诗学进行历史观照，但经过一段时间对学术界研究现状的考察后，在王达津先生的建议下，我将研究领域最终锁定在清代词学这一领域，当时，钱仲联先生《清词三百首》和严迪昌先生《清词史》刚刚出版，这两部作品成了我进入清代词学的入门读本。但是，王达津先生建议我不要以上述两书为限，而是应该对整个明清两代别集有通盘的阅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只能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以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为线索，对明末清初的重要别集作了比较集中的阅读，并借助严迪昌《清词史》提供的线索，对清初重要词人词集作了系统的考察。当时，受传统批评史研究思路的限制，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还是采用了比较传统的学案体写法，对清代论及词学问题的四十多位词人或词学家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全文结构则以严迪昌《清词史》和徐珂《清代词学概论》提供的流派思路为基础，分为云间、阳羡、浙西、常州四大板块，最后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96年8月，来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后，我开始对清代词学展开专题研究，思路有所拓宽，对清代词选、词话、词学范畴都有过探索，相继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如《论清初词学的话语建设》（《齐鲁学刊》）、《评康熙时期的选词标准》（《武汉大学学报》）、《康熙年间词学的尊体与辨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康熙年间词学的南北宋之争》（《中国韵文学刊》）等；接着又从地域、词派、传播、接受的角度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如《浙派词学与传统美学》（《江汉论坛》）、《道光时期的浙派词学》（《孝感学院学报》）、《临桂派词学思想的发展》（《湖北大学学报》）、《嘉道以来声律词派的发展及其词学成就》（《中华文史论丛》）、《浙西词派与南宋词在清代的传播》（《文学评论》）、《清初词坛的尊柳与抑柳》（《武汉大学学报》）、《稼轩风在清初的回归》（《厦门教育学院学报》）等，后来，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结集为《清代词学发展史论》（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但是，当时还是留有一些遗憾，我在博士毕业向王达津先生辞行之际，他向我提出继续进行晚清词学研究的建议，后来出版博士论文时，我的硕士导师郁沅教授也建议我补入晚清词学的内容，只是当时出版经费已经到位，不能等待我经过两三年的研究后再行出版了。近十多年来，我谨遵师嘱，继续对晚清词学进行拓展性研究，并在尚永亮教授和沈壮海教授的帮助下申请到了学校社科基金项目——“近代词人群体研究”和“清代词学的传承与创新”。因此，在最近几年时间里，我以词派或词人群体为线索，重点考察了晚清词学，对整个清代词学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相继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如《汪森词学及其家族传承》（《求是学刊》）、《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武汉大学学报》）、《常州词派的“根”与“树”：兼论常州词学的思想流衍与地域辐射》（《文学遗产》）等。本书实际上是对上述三个阶段研究成果的一次综合，以流派为纲，描述了清代词学思想的主要面貌和发展历程，再现了清代词学思想对于近现代词学观念形成的重要影响，并对过去重视不够的几位著名词学家的思想进行了客观的历史呈现。如果说博士论文《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是进入学术之门的入场券，《清代词学发展史论》是初步摸索学术路径、进入学术殿堂的探路石，那么本书和即将出版的《清代词学观念史》则是我二十多年读书、治学的心得，向学界奉上的一份答卷。
诚然，我在清代词学研究领域耕耘了二十多年，也出版了三五本书，但一直没有拿出像样的成果，来实现两位导师对我的期待，心中实在是惶愧不已。我仍然愿意以两位导师的期待，作为自己继续前行的动力，期待将来推出更有分量的词学研究成果。
2018年1月28日于珞珈山
[1]唐圭璋：《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词学》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2]参见刘扬忠《宋词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3]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
[4]王文生说：“对文学本体以及有关文学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研究，应称之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思想体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