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词中兴与词籍出版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唐诗宋词是古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顶峰。一般说来，人们谈起词往往只会想到唐宋词的艺术成就，但翻开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词作为一种文体，经历了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中兴于清的发展过程。近人陈匪石说：
词肇于唐，成于五代，盛于宋；衰于元，而南有乐笑（指张炎——作者注）之流风，北有东坡之余响（指元好问——作者注）；亡于明，则祧两宋而高谈五代，竞尚侧艳，流为淫哇；复兴于清，或由张炎入，或由王沂孙入，或由吴文英入，或由姜夔入，各尽所长，其深造者，柳、苏、秦、周，庶几相近。[1]
谈词只讲宋代，不讲清代，对词史的认识，显然是不全面的，而且清词的中兴，不仅表现在创作的繁荣上，更表现在理论的总结上，在清代成熟起来的词学理论，至今仍是我们分析唐宋词的一把钥匙。所以，研究清代词学当从清词说起，从清词中兴说起。
一 从清词中兴说起
以清代为词史的“中兴”，这一提法不是陈匪石一人之看法，在陈匪石前后，都有学者持类似观点。如沈修说：“词兴于唐，成于南唐，大昌于两宋，否于元，剥于明，至我清又成地天之泰，地雷之复焉！”[2]刘毓盘也以树木的生长为喻，提到唐五代为“发育”“敷舒”时期，两宋为“茂盛”“煊烂”时期，元明为“散漫”“摇落”时期，清代为“灌溉”“收获”时期。[3]但是，以清代为词史的“中兴”，也不过是近代学者对词史回顾后所作的总结概括，早在清初康熙年间，人们就认定词发展到清代已进入中兴阶段，当时不称“中兴”，而称“复兴”。如果说那时的人们还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夸的话，那么，经过几十年后，人们的认识自然会清醒、冷静下来，其评价应该较为公允、客观，但以为词史发展到清代转向复兴的看法却未改变，而是愈趋坚定。晚清词学家陈廷焯说：“词创于六朝，成于三唐，广于五代，盛于两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复盛于我国朝也。”[4]这一看法基本上成为近代分析词史的不刊之论，近三十年来，随着词学研究的深入，这一定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质疑，这当然不是怀疑清词“中兴”，而是对“词亡于明”的提法表示异议，认为明代词从作品和作者的数量上看，与两宋是不相上下的（至于作品的质量，则另当别论）。
那么，清词中兴又表现在哪里？宋荦《瑶华集序》谈到明末清初的词在数量上堪与两宋并驾齐驱，这一估计大致符合创作实情。宋代有词家1430余人，词作20860余首，据中华书局已出《全清词》顺治、康熙卷可知，当时词人已达2100余家，词作超过5万首。清初著名戏曲家李渔，曾从作者层次多样性的角度描述了康熙年间词坛盛况，他认为从事填词的人，除了诗家词客外，“即闺人稚子，估客村农，凡能读数卷书，识里巷歌谣之体者，尽解作长短句”[5]。可惜此类作者作品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如果能保留到今天的话，估计远不止5万首。过去人们谈到清词，谈得较多的是浙西、常州两派，近二十年来，学界已经开始注意云间派、西泠派、阳羡派，但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除了江浙两地外，其他地方没有什么词人。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山东、河南、岭南、京师都有不少词人，蒋景祁《瑶华集》便收录了不少这些地区作者的作品，蒋景祁说：“国家文教蔚然，词为特盛……词学盛行，直省十五国，多有作者。”[6]当然，他们对清词中兴的描述是相当简略的。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全面、系统地论证清词何以称为“中兴”，亦即说明清词中兴表现在哪几个方面。较早探讨这一问题的是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1990年），该书序论部分从作品及作者数量之多、作品表现内容之广泛以及词的抒情功能的张扬三个方面谈到清词中兴，第一点前人谈得比较多，第二、三两点则是严迪昌先生的独到见解。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了钱仲联先生的《清词三百首》，该书的前言也谈到清词中兴的问题。钱仲联先生从文学发展、新变的视角，将清词与宋词作了宏观比较，认为清词较宋词胜出一筹。他以人的成长过程打了个比方，说宋代有如人的少壮期，生命力正当旺盛；清代则如人处在中年以后日趋于老之时，但老当益壮，生命之火尚未衰竭，火焰还是万丈，显现出一种成熟之美。具体说来，第一，宋词所表现的多是词家个人“小己”的生活，局限于相思、欢会、饮宴、伤春等内容，大抵用以消遣有闲阶层的光阴，用以粉饰封建王朝的“太平”，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过于狭窄；而清词的词境则大大地拓宽了，如清初屈大均、王夫之、金堡的词反映了明清易代的社会离乱之苦，陈维崧《湖海楼词》反映了清初统治者的暴行，郑燮《板桥词》中也有描写在雍、乾盛景下百姓生活之苦的词篇，道光以后更有大量反映爱国情怀的词章。第二，清代除有前人所说的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外，还出现了学人之词，这是宋词所没有的新类型。在宋代，学者视词为“小道”，他们是不屑于填词的，当时周敦颐、二程、张载、陆九渊等著名学者不写词，朱熹的词也只有13首而已；而清代则相反，其以词名家者多是著名的学者，如王夫之是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浙派宗主朱彝尊是经学家，常州派领袖张惠言是治虞氏《易》的易学家，周济是著名的史学家……相反地，清代则少词人之词，学人之词是清词的一大特色，也是清代对词史的一大贡献。第三，流派众多，除了云间派、浙派、常州派及彊村派之外，还有大部分词人是无法纳入以上词派的。第四，清代超过宋代的另一表现是有丰富的词学理论，浙派论醇雅，常州派论意内言外，况周颐论词心词境，王国维论境界，都是发宋人所未发的审美见解。第五，清代词人词作数量之多，均超过宋代。[7]后来，人们论述清词中兴时大抵不出钱仲联先生所论，如陈友康的《清词中兴论》、汪泰陵的《清词选注》、张宏生的《清代词学的建构》等，在前言部分论述“清词中兴”时，列举中兴的表现也不出以上五个方面。
史称“清词中兴”，是不争的事实，但发人深思的是，词为什么会在清代形成“中兴”的局面呢？这就要追溯清词中兴的原因，即哪些因素直接推动清词走上中兴之路，哪些因素间接地促成了清词走上中兴之路？这是目前词学界比较关注的重要论题。周绚隆《论清词中兴的原因》一文指出，清词中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与明代词坛的长期沉寂和明末江浙词坛的崛起有关。二是与明季的历史现实有关。明末的历史与南宋末年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历史的相似性很容易激发承受者的同情感，宋元之际出现的词人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往往是以词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这些词使处在民族矛盾高潮中的清初文人受到感染，他们借词写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感，这在清初文人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三是由于清初的社会现实和词体特有的抒情功能相契合。清初的高压政策虽然限制了人们的言论，却无法平息其内心的愤慨，由于词有“小道”“末技”的思想作掩护，一些自觉生非其时的文人学士，便借词以传其抑郁不平之气和故国之思。四是缘于清代学术风气已发生彻底变化的背景。清初学术界力图改变明代学术空疏的风气，由过去的主观冥想转向重客观考察，由重空谈转向重实际，文坛上再也不高喊“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诗坛的这一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宋代文学的另一种体裁——“词”的重视，他们认为词和诗一样都是抒情言志的重要手段。五是基于清初词坛上作家群体的形成和壮大。[8]清词的中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相互撞击、共同触发，后经有声望者的推动而形成的。这一分析照顾到问题的各个方面，见解非常精辟。
关于清词中兴的内外动因，学界谈得比较多。我们认为，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纵然是当时外部政治、文化环境和词学内部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清代出版业的高度繁荣对于词学中兴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而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其实，清代出版不仅以大量的词集、词选、词话促成词学中兴的繁荣景观，而且成为许多词派吸纳同仁、宣扬词学思想、壮大本派在词坛影响的一面重要旗帜。
二 清代出版发达与词籍出版繁荣
词是在隋唐燕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音乐文学，它最初的传播不是借助于出版，而是依赖于秦楼楚馆歌女的传唱。姜夔《过垂虹桥》诗“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描写的即是这一情形。南宋以后，南戏和北曲迅速崛起，市民阶层的欣赏热点由词转向这些新兴的大众文艺，词所依存的音乐环境在逐步丧失，以致出现了“才说音律，便以为难”[9]的尴尬局面，许多“声调妍雅”的歌曲已不能倚声而歌了，它的传播范围也从勾栏瓦舍、禁中宫院退回到文人书斋。文人将词看作和诗一样用以抒写性情的载体，词的传播方式也由歌女传唱变为文字传递，出版成为词在明清时期传播的第一途径，阅读唐宋词籍，也成为读者了解、接受作品的首要渠道。
出版取代歌女传唱成为词的第一传播方式，是因为明清时期刻书业的高度发展和图书市场的空前繁荣。在词呈极盛状态的宋代，尽管当时有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但因技术的不成熟而未能得到广泛地应用。到明代，印刷术有了较大的改进，木活字、泥活字、铜活字及套印、版画技术相继推出。在清代，使用活字版特别是木活字印书，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袁栋说：“印板之盛，莫盛于今。”[10]赵翼也说：“今世刻工有活板法，亦起于宋时……但宋时犹用泥活字，今则用木刻字，尤为适用。”[11]木活字不仅官府用之，即使私家和书坊刻书亦用之，而且印书技术也相当精熟。如雍正十年（1731）内府印的“朱批谕旨”，其文以墨印，批以朱色；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馆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刻工精美，版式大方。同时，铜活字和铅活字也得到了广泛地应用，成书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古今图书集成》即采用武英殿铜活字排印，刷印精良，装潢富丽。此外，比较著名的铜活字版有“吹藜阁铜板”，印有钱陆灿选、刘士弘所订《文苑英华律赋选》；“常州铜板”印有《毗陵徐氏宗谱》；“台湾武隆阿铜板”印有《圣谕广训注》。清代的套版印刷在技术上承继明代，在应用上却较明代更为广泛，而且由原来的朱墨两色发展为三色、四色、五色，由一板分色套印发展为分板分色套印。如道光年间广东云叶盦所刻“杜诗”五色套印，道光二十八年松滋谢氏所刻《碎金词谱》两色套印，最让人叫绝的是道光十四年（1834）涿州卢坤所刻《杜工部集》六色套印，正文用墨色，各家评语注文用五色别之，蓝色为明王慎中，紫色为明王世贞，朱色为清王士祯，绿色为清邵长蘅，黄色为清宋荦。清代的套印书以内务府所刻最为精致，印有朱墨两色套印的王奕清所撰《曲谱》《词谱》，朱墨绿三色套印的《唐宋文醇》，四色套印的《唐宋诗醇》，五色套印的《古文渊鉴》等。[12]
推动出版业发展的因素，除了印刷技术的进步外，还有纸张供应的充足和图书市场的开拓。在纸张的供应方面，清代的造纸业极为发达，当时的造纸作坊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江西的广信府和安徽的宁国府是两个生产规模较大的纸业基地。据钱杭、承载先生分析，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朱彝尊、查慎行二人曾结伴从浙江出发，经过江西到福建，途经浙江衢州的常山、江西广信的铅山以及福建建宁的崇安，他们目睹了这一带纸张生产的盛况，写有《水碓联句四十韵》和《观造竹纸联句五十韵》，形象地描绘了当地溪流水源波涛汹涌的惊险场面，记录了各种巨大的水碓构造以及“捣纸十万笺，取禾三百亿；糠秕除未尽，藤竹需孔急”的生产状况。[13]在图书市场的开拓方面，清代无论是官刻还是家刻，均越来越朝商业化方向发展，传统的非营利性质的官刻或是家刻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清代较之明代有了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他们的需求决定了图书市场的出版导向。过去以出版经史子集为主的家刻和坊刻积极开拓图书品种，出版之物倾向于小说、剧本、笑话和笔记。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相对活跃的江南地区，文化阶层的覆盖率要高于封闭落后的北方地区，也就是说，江南地区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和稳定的图书市场。这个地区长期以来就是财富荟萃之地，又被人们称为人文之渊薮，许多致仕的政府官员和资金雄厚的家庭都有读书和藏书的爱好，因此，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如朱彝尊的曝书亭、徐乾学的传是楼、黄虞稷的千顷堂、孙星衍的岱南阁、黄丕烈的士礼居、鲍廷博的知不足斋、卢见曾的雅雨堂、卢文弨的抱经堂等，这些藏书家多是颇具经济实力的图书收藏者，在图书消费方面占有相当大的市场比例。图书市场刺激了出版业的发展，出版又反过来推动图书市场的合理优化，对清代文化市场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出版业的发达带动了词籍出版前所未有的繁荣，无论是官刻，还是家刻、坊刻，词籍的出版都占有很大的份额。比较著名的官刻本有康熙四十五年《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的词曲部分，四十六年的《御选历代诗余》，五十四年的《钦定词谱》；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集部·词曲卷》，收录唐宋词别集56种，金元词别集2种，清词别集1种，词总集选集11种，词话5种，词谱词律2种。家刻本有鲍廷博《知不斋丛书》收录词集12种，顾元《赐研堂丛书新编》收录清人词话5种，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收录词籍8种，许增《榆园丛刻》收录词籍11种，杜文澜《曼陀罗华阁丛书》收录《梦窗词》《草窗词》《词律校勘记》《采香词》4种；查培继刻《词学丛书》收录毛先舒《填词名解》、王又华《古今词论》、赖以邠《填词图谱》、仲恒《词韵》4种；秦恩复刻《词学丛书》收录宋曾慥《乐府雅词》、赵闻礼《阳春白雪》、张炎《词源》、陈允平《日湖渔唱》、元凤林书院《草堂诗余》、菉斐轩《词林韵释》6种。各种各样词籍的单刻本更是数不胜数，比较著名的词选有邹祗谟辑《倚声初集》、纳兰性德辑《今词初集》、朱彝尊辑《词综》、蒋景祁辑《瑶华集》、蒋重光编《昭代词选》、张惠言编《词选》等。清代词籍的出版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翻印唐宋词集原刻本大型丛书《四印斋所刻词》《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彊村丛书》；有重编重印唐宋词选或词集的《词综》《词洁》《词选》《宋六十一家词选》，更多的还是刻印“当代”词家的词集和词选，这些又有丛刻《十五家词》（孙默辑）、《百名家词》（聂先辑）、《名家词钞》（孔传铎辑）；有酬唱活动的汇编，如《红桥倡和词》《江村倡和词》《秋水轩倡和词》《庚子秋词》，有词人词集单行本，如《珂雪词》《饮水词》《栩田词稿》；有多种多样的词选，如《箧中词》《国朝词雅》《国朝词综》《国朝词综续编》等。从这些情况看，词籍出版在清代确实呈繁荣发展的景观，是清代词学中兴的一个重要表征。
三 词籍出版推动清词中兴的全面形成
出版业的高度繁荣，词籍出版的绵延不绝，说明清代不但有着广泛的接受群体，而且有着更为丰富的创作队伍。1952年，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成，收词家3196人，这还只是一个简编本，实际上，清代词人总体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日前编纂成书的《全清词》（顺治康熙卷），收辑的清初近八十年词家已达2100余人，预计清代词人总数将突破万人之数，这个数目是号称“一代之文学”的宋代之五倍。[14]然而，词籍出版不仅仅是清词中兴的一个例证，更对清词中兴局面的全面形成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词籍的印行始自南宋年间，当时的宋词已呈雅俗分流之势，俗词乃专供歌女传唱的底本，雅词则变成文人抒写性情的载体，《典雅词》《乐府雅词》《花庵词选》等标榜典雅词风的选本相继推出。但宋代词籍经过两三百年流传，至明清时期已有不少版刻失传，流传在社会上的主要是《花间集》《草堂诗余》两部词选，这给人们了解唐宋词全貌带来极大的困难，还造成一种唐宋词即绮艳香泽之态的误解，很多初学者都以追求儇艳绮丽之美为是。正如著名出版家毛晋所说：“近来填词家，辄效颦柳屯田，作闺帏秽媟之语，无论笔墨劝淫，应堕犁舌地狱，于纸窗竹屋间，令人掩鼻而过，不惭惶无地邪？”[15]
在这样的出版与创作背景下，许多有识之士深感有重印古代词籍的必要。《古今词汇》编纂者卓回和严沆，在谈到明末清初词坛创作现状时说：“近日词家多，会者犹少，盖未得古词善本为模楷，譬日饮水不问源流。”[16]《词综》编选者朱彝尊也深有感触地说：“古词选本，若《家宴集》、《谪仙集》、《兰畹集》、《复雅歌辞》、《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后编》、《五十大曲》、《万曲类编》及草窗周氏选，皆轶不传，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17]因此，明末清初掀起了一股重印唐宋词籍和编选唐宋金元词选的热潮，先是毛晋刻《宋六十名家词》，后有卓回编《古今词汇》、朱彝尊选《词综》、先著辑《词洁》、侯文灿刻《宋十名家词》、王奕清辑《历代诗余》等。这些词籍或翻印宋元善本，或选唐宋词名篇而汇为一编，在选目上大大地突破了《花间集》《草堂诗余》的收录范围。如朱彝尊所辑《词综》，在广辑唐宋元明词集基础上，又搜寻于稗史杂记，还对参与选辑之事的汪森说：“宋元词集传于今者，计不下二百家，吾之所见，仅及其半而已，子其博搜，以辅吾不足。”[18]汪森在朱氏的基础上，又遍观宋元词集170余家，传记、小说、地方志30余家，然后才于康熙十七年（1678）将《词综》付梓。此后，他们并没有停止宋元词集的搜集工作，而是不断寻觅各种词籍，又逐步整理出六卷，补入122人计360余首词，最后才于康熙三十年（1691）出版补编本《词综》。因为收罗广泛和选择精良，《词综》一经刊出，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它不仅扩大了人们的阅读视野，而且提高了人们对唐宋词的审美鉴赏能力。
如果说重刻和编选唐宋词在扩大人们的阅读视野方面有积极意义，那么对清代词人词籍的刊印也无疑起到了保存文献的重要作用。清代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张海鹏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19]他认为图书出版在传播古代优秀文化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让作者的思想有了文本的记载方式，也让读者有了获得知识的活水源泉。在唐宋时期，词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是相当有限的，许多唐宋词作品因为未能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经过时间的淘洗而逐渐地失传了，相反，那些以文字载诸书册或碑版者却能传之久远。朱彝尊《词综·发凡》谈到自己在康熙初年漫游云中时，“见晋祠石刻，多北宋人唱和词，而平遥县治西古寺庑下有金人所作小令勒石嵌壁”[20]。可见，文字传播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起到保存文献的重要作用。在清代以纸本形式出现的各种词籍，不仅能将古代优秀的文化典籍传承下来，而且也将清代的作家作品完善地保留下来。如在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不宁，人之性命尚且朝不保夕，以纸张形式出现的文化典籍更是难逃厄运。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出版家，在明清动乱之际，他的书板大多被毁，所谓“水火鱼鼠，十伤二三”[21]，他却不气馁，局势稍为平稳，立即重新收拾旧板，重操出版之大业。正因为有这样的出版家致力于出版事业，才使明末清初的许多词学文献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如《倚声初集》是一部编于顺治年间的大型选本，通过它我们能较完整地了解明清之际词坛的创作风貌。此书大量收录不见于后代的词家词作，有的是因为有些词家成就不高而为后代选家所摈弃，有的则是因为有些人受词学观念的影响而对自己的初期作品避而不谈。特别是在清初，词坛秉承宋明以来词为“小道”的观念，很多词家对自己初期追随时风写艳词多有悔咎之意。如陈维崧在顺治年间初入词坛之际，接受云间派复古晚唐五代的论词观念，所为多“儇艳”“绵妙”“娇丽”之作，但在康熙七年（1667），他的思想发生转变，便对初期的“致语”“词工”有“大悔恨不止”之意，彻底否定自己初期所作艳情词，“间有人诵其逸句，至哕呕不欲听”[22]，后来结集的《湖海楼词》亦不收初期所作之艳词。彭孙遹在词学思想的转变方面与陈维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前期亦以“惊才绝艳”“吹气如兰”著称，但在中博学鸿词科、入翰林院为显宦后，词学思想由初期的尚绮艳转向主醇雅，对王士祯戏称他是“艳情专家”表示怫然不受。据董潮《东皋杂抄》载：“彭少宰羡门少以长短句得名，所刻《延露词》，皆一时香艳之作，至暮年每自出价购之，百钱一本，随得随毁，盖自悔其少作也。”[23]如果不是有《倚声初集》的收录，我们是无法了解陈维崧、彭孙遹前期的创作状况及其前后期思想转变之轨迹的。
四 词选编纂的风气与清词创作的繁荣
清代词籍出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词选编纂的风气非常浓厚，词选的编辑、出版在促进词风转变方面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清代编纂词选风气的出现和形成与晚明以来文人结社以揣摩制艺风气有关，但大多词选的编纂者不仅仅是为了附庸风会，趋俗以迎合社会趣味，更是为了转变当时词坛不良的创作风气，引领人们倚声填词走健康的创作道路。
在清初人们填词多以《花间》《草堂》为范本，以婉艳、秾丽、香软为宗尚，结果是浮艳之风渐渐弥漫于词坛。陈维崧在《今词苑序》中就批评当时学词者，“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24]，他与潘眉、吴逢原等忧于词坛不振而编选了《今词苑》。纳兰性德、顾贞观编纂《今词初集》的最初动机也是不满于当时词坛的陈陈相因之弊，所谓“近世词学之盛，颉颃古人，然其卑者，掇拾《花间》、《草堂》数卷之书”[25]。在清中叶的乾隆末年，笼罩词坛百年之久的浙西词派，创作上出现饾饤佻染之弊，所为词多意旨枯寂的空枵，张惠言、周济也是出于转变风气的愿望而编选了《词选》《词辨》和《宋四家词选》。张氏弟子金应珪《词选后序》中谈到近世为词有“淫词”、“鄙词”、“游词”三弊，张惠言编选《词选》正是为救此三弊，示学者以正鹄，指导人们走上风雅正轨。《词辨》的校刻者潘曾玮也认为周济的《词辨》“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惩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导之于风雅之归”[26]。这正符合周济自己在《词辨自序》里所说其编辑的出发点，是病于世俗传习“辞不逮意，意不尊体，与肤浅淫亵之篇”，起而编选《词辨》，分为正变二卷而“祛学者之惑”[27]。正因为有像《词综》《词选》这样著名词选的出版与传播，清代词坛风气为之发生转向。近人蒋兆兰评价清代词学成就说：“清初诸公，犹不免守《花间》、《草堂》之陋。小令竞趋侧艳，慢词多效苏、辛。竹垞大雅闳达，辞而辟之，词体为之一正。嘉庆初，茗柯、宛邻，溯流穷源，跻之风雅，独辟门径，而词学以尊。”[28]
清代词籍出版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每一词派都有该派的选集或总集，这些词选的发凡或词集序文往往就是这个词派的理论纲领，词籍的出版对宣传某个词派的词学思想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清初，有的词反映了南明灭亡的史实，有的词暴露了清兵铁蹄所到之处给庶民百姓带来的苦难。陈维崧编选的《今词苑》，收录的即是这一时期（康熙十年以前）的作品，他声称自己编纂的标准是“存经存史”，所谓“存经”是指保存变风变雅之声，所谓“存史”就是指所选之作能如杜甫诗歌那样反映“当代”的历史，这既是对阳羡派以往创作经验的总结，更是对阳羡派词学思想的弘扬。同样，康熙十七年（1678）朱彝尊编选的《词综》，也成为浙西词派领导潮流、张扬“宗南宋、师姜张”的一种策略。此时，清朝的政局基本稳定，逐渐加强了对士人思想的控制，在文化上推崇清真雅正的审美标准，这影响到《词综》把姜夔、张炎“清空雅正”词风作为词选入录标准。在《词综》的影响下，清代中叶以后出版有不少以雅为尚的词选，如《千秋雅调》（王言慎）、《词洁》（先著）、《昭代词选》（蒋重光）、《国朝词雅》（姚阶）、《自怡轩词选》（许宝善）等。到张惠言编选《词选》的嘉庆初年，清王朝已明显由盛转衰，不久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当时，有识之士试图革新政治以图拯救时局，经世致用的思潮便取代考据学风而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提倡风雅，倡导比兴，重视寄托，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所以张惠言编《词选》提出的标准是“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29]。《词选》凡二卷，选唐宋词44家，共116首，只录有“风”“骚”之旨的作品，而不录柳永、黄庭坚、刘过和吴文英四家词，认为柳、黄词“荡而不返”，放荡而趋向淫靡，刘词“傲而不俚”，粗豪而缺少蕴藉，吴词“枝而不物”，雕琢而外荣内枯。值得注意的是张惠言的《词选》，最初只是在师友之间传抄，直到道光十年（1830）张琦将其刻印，它才产生了“乞之者踵相接”的效果，张惠言“意内言外”的思想才广泛地影响大江南北，由此，浙派在词坛的盟主地位为常州派所取代。
清代词籍出版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地域性词选和唱和性词集特别丰富，这些词集或词选往往是一个词派形成的标志，众多词派的迭相兴起构成了清词中兴的一大景观。清初的云间派是首开清词中兴格局的第一个地域性词派，它形成的标志就是刻于明末的《幽兰草》，成熟的表现是刻于清初的《倡和诗余》，前者收“云间三子”李雯、陈子龙、宋征舆之词，后者收录宋存标《秋士香词》、宋征璧《歇浦倡和词》、宋征舆《海闾倡和香词》、钱穀《倡和香词》、陈子龙《湘真阁存稿》、宋思玉《棣萼轩词》，人数从三人增加到六人，这正说明这个流派在逐步壮大并走向成熟。康熙十七年（1678）张渊懿、田茂遇选《清平初选后集》10卷，收录清初词家数以百计，其中又以云间一郡为多，展示了后期云间派的庞大阵营。在云间派的带动下，一时间江南地区词派纷起，有柳洲派、西泠派、毗陵派、广陵派、阳羡派、梁溪派和梅里派，这些词派都是以地域性为特征的词人群体，每个词派都编有地域性的词选，都希望以这些选本来开宗立派。这些地域性的词选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柳洲词选》《西泠词选》《松陵绝妙词选》《荆溪词初集》《梁溪词选》等。陈维崧说：“今之能为词遍天下，其词场卓荦者尤推吾江浙居多，如吴之云间、松陵，越之武陵、魏里，皆有词选行世。而吾荆溪虽蕞尔山僻，工为词者多矣，乌可不汇为一书，以继云间、松陵、武陵、魏里之胜乎？”[30]后来，这些词派大都融入浙西词派，但由它们开创的编辑地域性词选的风气，却代代相续，清代到民国年间，先后刊刻、印行了《东皋诗余》《硖川词钞》《粤东词钞》《粤西词见》《国朝常州词录》《国朝金陵词钞》《国朝湖州词录》《笠泽词征》《湖州词征》《浔溪词征》等重要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