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东北渔猎文化自远古走来，意蕴隽永，特色鲜明。进入21世纪，在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中，东北渔猎文化的丰富遗产和宝贵经验开始为世人所关注，有关探寻，方兴未艾。
一 研究综述
东北渔猎文化是该区域内民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与渔猎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由于采参、割蜜等属于采集经济或采集文化研究的范畴，故而本书略而不论。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泛、资料庞杂、视角多元、起步较晚的论题，东北渔猎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尚有巨大的拓展空间。
渔猎文化是中国东北年代久远的文化形态之一。近代以来的开山之作，应是著名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早在20世纪30年代付梓的民族志报告，详细记叙了该流域赫哲族的渔猎生活、渔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影响和地位。尔后推出的调查报告及论著，无一可以与之比肩。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北渔猎文化研究呈现复兴的态势，一系列论著次第推出，颇为可观。除了诸如刘金明《论赫哲族的渔业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第3期）、于学斌《东北柯尔克孜族的渔猎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4期）、谷文双《达斡尔族传统狩猎文化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等以某一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个案研究外，还有诸如李宇峰《略述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农牧与渔猎经济》（《古今农业》1990年第2期）等以多个少数民族为对象的综合研究。甲元真之（姚义田译）的《东北亚先史时代的渔捞业》（《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7年第1期）对东北亚地区的渔业经济进行了概览式讨论。此外，诸如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林幹的《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张佳生主编的《满族文化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等论著，均不同程度地述及东北渔猎文化诸要素。
进入21世纪，纵论东北渔猎文化的文章，较之以前又有所增加。其中如张丽梅《论东北渔猎民族的皮服文化》[《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唐戈《东北地区渔猎文化略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6期）、于学斌《北方渔猎民族养狗使狗的文化阐释》（《北方文物》2004年第1期）、曲轶莉《东北亚古代鱼形器研究》（《北方文物》2008年第3期）、牛清臣《北方渔猎民族的狩猎文化探索》（《学理论》2011年第15期），以及曲鹏飞《北方渔猎民族桦皮文化述论》（《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等，在同类问题研究中较有代表性。此外，梁玉多和黄巍《渤海渔业考》（《北方文物》2013年第3期）、王玺明《从渤海遗址遗物看渤海国的社会经济》（黑龙江省社科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先后利用考古及传世文献资料，对渤海国时期的渔业经济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受查干湖冬捕文化宣传等因素影响，辽代渔猎文化研究一时兴起。其中如穆鸿利《关于契丹四时捺钵文化模式的思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6期]、孙立梅《辽金时期的查干湖、月亮泡渔猎文化探析》（《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及《辽金时期的月亮泡与渔猎文化传承》（《兰台世界》2013年第33期）等相继刊发。此外，赫哲族渔猎文化依然是各界关注的热点。如满懿等《赫哲族鱼皮服饰的价值与传播》[《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秋然《赫哲族的渔猎文化及其现状》[《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等文章，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深入。
在东北渔猎文化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著作还有以下三部。第一，张璇如等著的《北方民族渔猎经济文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是一部提纲挈领的北方民族渔猎文化通志。第二，邵汉明等主编的《松原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该书专辟一章，系统探讨了今松原地区的渔猎文化。其中的有关表述，反映了作者在该问题研究中的理论自觉。第三，董濮、韩新君编著的《兴凯湖新开流肃慎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该书有关“新开流渔业文化”的探讨尤为详尽，值得参阅。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几代考古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一系列“闻所未闻”的资料和素材相继被披露。这对深入探究工具、观念、信仰、族属等东北渔猎文化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由于本书撰写以上述考古资料为支撑，具体篇目已随文出注，故而兹不赘述。
就整体而言，东北渔猎文化研究水平不高，至少存在以下五点局限。第一，队伍规模小。以东北渔猎文化为方向的专业研究者寥寥无几。绝大多数论著的发表者，均是民族史、区域经济史等领域的专家，东北渔猎文化研究只是“副业”。第二，成果数量少。百余年间，较有价值的专业论著，不足百余篇（部）。其中，以东北渔猎文化为论题的成果屈指可数。第三，论题较偏狭。在本就寥寥的论著中，以赫哲族为研究对象的占去大半。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迄今不见推出。第四，方法较片面。缺乏对多学科、多领域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彼此疏离的现象较为普遍。离开文献佐证的考古探究好似无源之水，没有考古支撑的文献解读也如雾里看花。第五，理论欠完善。渔猎文化研究不是对渔猎生产的简单描述，更非渔猎民俗的一味条陈。就目前所见成果而论，尚未有人对东北渔猎文化的概念、内涵、特征等理论问题进行科学、准确的界定和表述。
总而言之，东北渔猎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大有可为。本书综合既有研究成果，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依托文史，纵论古今，系统探究东北渔猎文化中诸如物质载体、精神实质等命题，尝试诠释时人对“天人之际”等文化伦理的体认和感知，进而为辨析东北历史文化中的“孰优孰劣”、东北渔猎文化的“何去何从”等复杂问题，提供一个较为切实的历史文化坐标。
二 文化环境
东北渔猎文化形成、发展的外部环境，大致可以分为自然、人文两部分。
（一）自然环境
“东北”既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化单元，在个别历史时期，还是一个特殊行政区划。[1]今内蒙古东部地区，一般划归“东北”的范畴。需要说明的是，东北疆域自清初以后不断缩减[2]，这些地区的渔猎文化，本为中国东北渔猎文化的重要构成，但考虑丛书体例等因素，在行文中或有涉及，但不做重点论述。
1.区位
东北生态构成多元，有千里江河，有丰茂山林，也有丘陵草场，自然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为渔猎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在东北范围内，依据山川等自然阻隔，将东北划分为不同地理区域，如松嫩平原、长白山区、三江平原、辽东半岛等。这种区划的意义在于其所孕育的渔猎资源，是渔猎文化形成、发展的物质基础。东北渔猎文化在数千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大致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我们根据渔猎文化的基本要素构成，将其分为不同的地域空间。
2.气候
第四纪冰河晚期结束以后，东北气候转暖，大致形成地跨中温带、寒温带，属温带季风气候的基本格局。就整体而言，东北地区夏季温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四季比较分明。受地形及降水等影响，自东南而西北，有湿润、半湿润、半干旱三个生态区域次第分布。
3.水体
东北有大凌河、辽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诸大水系，江河泡泽遍布。
大凌河是东北一条独流入海的大河，有北、西、南三源，分东、西两支。北源出于辽宁省凌源市，西源出自河北省平泉市，两河在凌源汇合后，称大凌河西支。南源出自建昌县黑山（古白狼山），相继汇入白塔子河、渗津河等余脉后，称大凌河东支。东、西两支在喀左县汇合后，向东北流，途经朝阳县、朝阳市、北票市，复折转走向，循医巫闾山西麓向南流，于凌海市注入辽东湾。河口三角洲河汊交错，以湿地景观著称。
辽河流经地区的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包括丘陵、平原、沙漠、湿地。辽河流域有西辽河（包括南源老哈河，北源西拉木伦河）、东辽河两大水源，东、西辽河汇成干流后向南流，其间又有秀水河、养息牧河、柳河、苏台河、清河、柴河等支流汇入。因此，依空间布局，又可以分为西辽河、东辽河、下辽河三大区域。辽河流域的渔猎文化，对当地悠久、成熟的文明形态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并深刻影响了整个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地域文明。辽河及其所构成的辽河水系，与黑龙江水系南北呼应，是东北地区两条最大的水系。
松花江由松花江干流、嫩江和第二松花江三部分构成，是黑龙江右岸的最大支流，是东北最大的内河，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松花江有南、北两源。北源嫩江，发源于大兴安岭支脉；南源第二松花江，发源于长白山。嫩江与第二松花江在吉林省松原附近汇合，形成松花江干流，在同江市附近注入黑龙江。此外，拉林河、呼兰河、蚂蚁河、牡丹江和汤旺河等都是松花江较大的支流。松花江本属黑龙江水系，但由于在渔猎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故单列说明。
黑龙江是东亚地区流域面积最广阔的水系，因水色发黑，故而得名。满语称“萨哈连乌拉”（“萨哈连”意为“黑”，“乌拉”意为“水”），蒙语称“哈拉穆连”，俄文称“阿穆尔”。黑龙江自旧石器时代起，便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先祖的栖息地，是我国诸大内河之一，19世纪60年代成为中俄两国的界河，乌苏里江口到入海口的江段悉数落入沙俄之手。黑龙江干流有南、北两源：南源额尔古纳河，北源石勒喀河（该河以鄂敏河为源，古称斡难河）。南、北两源在黑龙江省的漠河镇洛古河村汇合后始称黑龙江。黑龙江先向东南流，至萝北县附近折向东北，先后接纳松花江、乌苏里江等大支流，最后在俄罗斯境内入海。流域内山地连绵，森林茂密，沼泽广阔，动植物资源丰富。黑龙江江宽水深，水量丰沛，是世界上渔业资源最丰富、鱼的种类最多的河流之一。其中如大马哈鱼（即鲑鱼）、鳌花鱼、鲟、鳇等都是知名鱼种。特别是每逢夏秋之交，大马哈鱼群从海沿江，逆流而上，至黑龙江中游、乌苏里江中游等地区排卵，景象非常壮观，此时也是当地的捕鱼旺季。
其他诸如鸭绿江、浑江、嫩江、乌苏里江、漠河、呼玛河等江河，在后面章节会随文标注，故不赘述。此外，东北地区还分布着一些较大的湖泊、泡沼，其中诸如镜泊湖[3]、兴凯湖[4]、月亮泡、查干湖等都是历史悠久的著名渔场。至于位于五大连池市的五大连池，本是清中期火山爆发后形成的堰塞湖，水体较为年轻，文化积淀不厚。上述各水域，蕴藏各种浮游生物资源，它们是鱼类的天然饵料，奠定了东北鱼类资源的水域环境和饵料来源。
4.山林
东北有长白山、小兴安岭、大兴安岭等山脉，林木丰茂。大兴安岭山脉，位于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省北部，南起热河高地（承德平原），北迄黑龙江边，是松辽平原与蒙古高原的天然界线，也是辽河水系、松花江、嫩江水系与黑龙江源头诸水系及各支流的分水岭。小兴安岭山脉，山势低缓，西北接伊勒呼里山，东南达松花江畔，纵贯黑龙江省中北部，与大兴安岭东西对峙，是松花江以北丘陵、山地的总称。长白山山脉，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东部山地的总称。北起三江平原南侧，南延至辽东半岛与千山相接，包括长白山、完达山、老爷岭、张广才岭、哈达岭等平行山脉，以中段长白山为最高，向南、向北逐渐降低。其中的长白山为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发源地。千山山脉，位于辽东半岛，东北接长白山，西南至老铁山，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是辽东半岛的屋脊。由于岩体分割破碎，峭壁陡崖偏多，高峰陡立，直上云霄，如千朵莲花，故有“千山”之名。
除了上述山林、江河，辽河平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以及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等也是东北渔猎文化的重要舞台。由于上述地区的农业、牧业发展水平较高，本丛书也有《东北农业文化》《东北游牧文化》等专论，故不再详述。
（二）人文环境
渔猎文化的形成、发展，既塑造了人文环境，同时也为人文环境所塑造。有关渔猎文化人文环境的讨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工具革新
镞、矛、网等渔猎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物质基础，可以归入广义的人文环境考察的范畴。渔猎工具的几次重大变革，对东北渔猎文化的影响可谓至为深远。首先，磨制石器的出现，推动了渔猎时代的到来。其次，弓箭、网坠的发明，推动了渔猎文化的形成。再次，金属器具的引入，促成了渔猎文化的繁荣。最后，近代科技的传播，颠覆了渔猎经济的地位，宣布了渔猎时代的终结。
2.族系演进
先秦以后，东北逐渐形成华夏、肃慎、东胡、秽貊四大族系共存的局面。渔猎经济在东北四大族系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这些部族也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渔猎文化。从民族与民族文化的角度考量，东北四大族系的演进，从根本上塑造了东北渔猎文化的风格和特色，在东北渔猎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最积极、最深刻的作用。
3.政权变更
自有文字时起，东北作为一个地区，就已载入典籍。《尚书·禹贡》最早把东北载入典籍，把远古中国划分“九州”，其中“冀州”已涵盖今辽宁省西部地区；“青州”则把今辽宁南部，主要是辽东半岛置于州的辖境之内。相传“九州”为禹治水后所设，而舜又析“九州”为“十二州”，其中分冀州东北为幽州，即辽宁北镇以西地区，简称辽西；分青州东北为营州，即今北镇以东地区，称辽东。燕、秦以降，中原王朝开始加强对东北的经略。随着政治文化、工具文明、文化观念、审美风格的传播，东北的渔猎文化开始注入新的元素。这种发展态势，随着渤海、辽、金等民族政权的次第建立而得到不断强化。其间的东北渔猎文化，汲取农业、游牧、宗教等文化的营养，不断积淀、充实、提高，从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清代东北的渔猎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封禁前、封禁中、解禁后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中叶以后，满怀憧憬的关内移民来到东北，开始了极为粗犷的农业开发，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日本殖民者毫无忌惮地进行资源掠夺和工业拓展，东北的渔猎资源被空前消耗，渔猎生态被严重破坏，中国东北璀璨辉煌的渔猎文化命悬一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当家做主。但是，在特殊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东北的渔猎生态并未得到有效修复。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提出“绿色发展”的科学理念以后，东北渔猎文化的历史、渔猎文化的前途开始为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
当文化积淀远远赶不上资源消耗的步伐，当文化生产远远赶不上文化消费的节奏，其所面临的就是无法挣脱的困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东北渔猎文化就遭遇这等困厄。
三 文化特征
东北渔猎文化内涵丰富，其中既包括渔猎资源、渔猎工具、渔猎方法等器物层面的内容，也包括渔猎习俗、渔猎艺术、渔猎思想等观念层面的内容。本书基本围绕渔猎历史、渔猎资源、渔猎工具、渔猎方法、渔猎习俗、渔猎思想等内容展开。在发掘器物传承的同时，深入剖析观念文化的“隐喻”。这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同时也是本书的研究特色。此前较少有人系统论述该主题。
东北渔猎文化历史悠久，其发展可分为原始、传统和现代三个主要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可统称为古代渔猎文化，这是东北渔猎文化中内容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本书的重点。
就类型划分而言，东北渔猎资源大致包括鱼、兽、鸟三类。鱼类如“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兽类如虎、熊、鹿、貂，鸟类如“飞龙”、海东青，都是不可多得之珍品；就资源消长而言，受气候变迁、过度捕猎等因素影响，东北渔猎资源几度出现盛衰，整体枯竭的态势愈演愈烈。
渔猎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生产方式，是原始农业、畜牧业产生之前支撑东北发展的中流砥柱，是近代以前东北地区最基本的生产方式之一。渔猎文化在塑造东北的人文精神的同时，也为东北的人文精神所塑造，是东北历史文化中特色尤其鲜明的构成。
有人认为，史前时代渔猎经济为农业经济所替代，是落后文化让位于先进文化的必然结果。实际上，这种“必然结果”在东北地区并未出现。
东北地区，几乎在整个石器时代，甚至在进入夏代纪年以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渔猎经济不但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而且渔猎文化渗透到“所谓”农耕或游牧社会的诸多领域，并表现出某些独特优势。正如有学者所言，东北地区自青铜时代起，就形成了“农、牧、渔猎在南、西、东部各有侧重的格局”[5]。我们对古代东北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性质，特别是对古代东北农业经济和农业文化，要给予系统、全面、科学、正确的评估。
苏秉琦曾提出，渔猎文化有三大特点或优势。[6]其一，它是对旧石器时代上百万年文化经验的直接延续；其二，在相对流动的生活方式中培养出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少墨守成规而擅长创造性活动[7]；其三，通过发达的宗教祭祀活动实现以人与神的沟通，易于与自然和谐共处，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等。上述特点或优势在东北渔猎文化中已基本具备。
有研究者曾指出：“渔猎文化是否也存在文明，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怎样的途径步入文明的？”[8]实际上，纵观东北渔猎文化发展史，上述问题不至于令人太过困扰。有学者也提出，渔猎经济可以实现由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9]；更有人以为，渔猎文化也可以产生上古文明[10]。
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写道：“4000年以前，当我们还不会阅读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所有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有用的东西。”
借用伏尔泰对古代中国文化成就的赞叹，我们认为：早在五千年以前，当中国文化晨曦初露的时候，东北先民就开始在渔猎实践中燃起冷山远野的篝火，密切人人关联的纽带，参悟天人感应的奥义，开启其对人生意义的伟大探索，并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
[1] 1945～1954年，中共中央曾设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管辖辽东、辽西、热河、吉林、松江省、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7个省区。
[2] 如清康熙年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将外兴安岭以西、以北划给俄国，以南、以东之地仍归中国。清咸丰年间相继签订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又先后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至库页岛割让给俄国。至此，今东宁、绥芬河、穆棱、虎林、饶河、抚远等地区，由边疆内陆而成为边境市县。
[3] 镜泊湖位于牡丹江上游，是黑龙江省东南边陲的一个山地淡水湖。唐代称“忽汗海”“呼沱湖”，元代改称“必尔腾湖”。明末清初始称镜泊湖。
[4] 兴凯湖，金代名“北琴海”，又作“兴喀”或“恨克”，均为满语音转。
[5] 郭大顺：《东北文化区的提出及意义》，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主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第173页。
[6]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第149页。
[7] 诸如C.恩伯等学者，也有类似表述。参见〔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杉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65页。
[8] 朱永刚：《从肇源白金宝遗址看松嫩平原的青铜时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
[9]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载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上册），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第5页。
[10] 叶启晓、干志耿、殷德明、孙长庆：《东域访古——鉴定文物纪行》，《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