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的理论创新[1]
汪青松[2]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依据、总路线和总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依据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解决了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的继承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回答中国革命领导、对象、动力、道路等问题上阐释一系列新观点，解决了什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的集成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纲领解决了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实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转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的原始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革命思想 中国化 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什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回答，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中国化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创新。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正是以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为指导并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依据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解决了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的继承创新。
（一）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前后，依据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从中国实际出发，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基本规律。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与阶级斗争动力联系在一起。恩格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4]社会革命根源于对抗性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5]根据生产关系不同性质，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社会革命类型一般与社会形态相对应，改变奴隶社会的是推翻奴隶制的地主阶级革命，封建社会发生的是推翻封建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这些观点直接指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是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主题。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到太平天国起义，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反帝斗争虽然屡遭失利，但民族革命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有人贬低中国革命史甚至鼓吹告别革命，实际上中国革命并非无缘无故发生的。孙中山曾希望通过和平方式促使清廷改革，但上书请愿等活动处处碰壁“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6]毛泽东在1949年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时说得更明确，美国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7]
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表明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需要新的革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李大钊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8]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连起来。[9]
其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走俄国式社会主义解放之路。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和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它证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彭璜语）。它确实使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民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10]毛泽东说：“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1]蔡和森1921年2月致陈独秀的信中明确表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12]
再次，不能走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之路，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陈独秀1920年9月在《谈政治》中说，马克思修正派的学说，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的命，反而想利用这些来施行社会主义政策。“是我大不赞成的”，“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嗤，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作前车之鉴”。[13]李达1920年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撰文指出：“被修正派弄堕落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地说，马克思还原！”[14]毛泽东1921年1月在长沙新民学会年会上发言说，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5]尽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16]
中国近现代史是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是因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反复比较中认识到，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唯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思想，从当时的中国实际出发，进一步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决定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表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性与统一性；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又决定社会形态更替的特殊性与多样性。有些国家经历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典型过程，有些国家在发展中超越了一个甚至几个社会形态而跨越式地向前发展，有些国家一定阶段上社会形态性质不够典型。1851年，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使用“半封建半官僚”说明普鲁士邦“君主专制”制度。列宁1912年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1915年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提出“‘半殖民地’国家”指称“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并将中国列为半殖民地国家。这些论断对中国革命者认识中国国情即社会性质具有指导作用。
有学者指出，恩格斯、列宁使用“半封建”概念是用来说明由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制度性质的，而列宁提出“半殖民地”概念是用来说明近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不是指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议中出现了“半殖民地”概念，并指明中国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1926年以前，尚未有人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概括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蔡和森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最早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党要完成的革命使命。[17]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他不仅强调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且分析了“政治独立日渐丧失而完全依附帝国主义”、社会虽“仍留在农业经济里”但其“旧的生产已经崩坏”等特征。
有专家则认为，1922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已明确远东和中国等各被压迫民族当时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1922年6月20日陈独秀执笔起草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近代以来，中国已变成了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深受“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因此，反对“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前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制定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2年8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第一次把中国社会性质概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民主”。[18]
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中共“二大”已在实际上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正式制定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无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这也“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19]
历史地考察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认识，至少可以看到以下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国情的重大指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概念给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社会特殊性重要启示。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的、根本的认识。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把中国的问题说成“五鬼闹中华”，1929年他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说：“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20]这里他是以所谓“五鬼”之类现象性问题掩盖中国问题的本质。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透过现象性问题，看到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是造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第三，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发现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革命任务。虽然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的确是从不同层面上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概念的，但逐步认识到“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作为表征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要素的内在联系。陈独秀、蔡和森等为此做出了努力。中共“二大”实际上已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1928年6～7月，党的“六大”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1]从而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肯定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确认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
（三）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基础有着深刻的认识，其重大贡献是将“两半”社会论作为总依据考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认识国情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其“两半”社会理论的阐释历经四个阶段，提升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总依据的高度。
第一阶段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实际出发阐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1923年7月，他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就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体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广大国民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22]1925年冬，他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说，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1925年12月，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23]1926年9月，他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认为，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24]
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立足半殖民地国情阐明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1928年10月，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中国红色根据地能存在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25]1935年12月，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26]
第三阶段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毛泽东开始完整地把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分析制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27]1938年初，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时做出批语，不认同梁漱溟所谓中国问题是“文化改造”的说法，指出中国的出路“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此点是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28]1938年11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这一国情就决定了“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29]
第四阶段是1939～1940年，毛泽东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际全面阐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系列问题。1939年12月他与几个同志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针对胡适借口帝国主义不能侵害五鬼不入之国、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年前已崩坏而拒绝反帝反封建的说辞，这部著作第一章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专门分析了中国社会，指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制度构成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封建国家。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直到19世纪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30]《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则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为总依据，深刻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规律，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依据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的继承性创新，标志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达到了新境界。
二
有专家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的许多话，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已经讲过的，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加上列宁和斯大林所阐述过的原理的范围之外。《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不能完全说是毛泽东创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应该说是完全属于毛泽东的。[32]这一判断高度评价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但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评价不够客观。历史地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回答中国革命领导、对象、动力、道路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生动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的集成创新。
（一）在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才实现思想创新
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献中已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把革命的领导权争取到自己手里，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33]关于无产阶级要争取坚持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就讲了不少。[34]这种看法值得讨论。实际上1848年革命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革命形势有着客观的估计，并未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思想。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人员很少且比较分散，“在1848年革命的作用相当有限”。[35]恩格斯说：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新莱茵报》也是以“民主派机关报”旗帜出现的。“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都在各种具体场合强调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大型的行动党了。”[36]这一论述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既不能不参加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能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无产阶级在参加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不能因为没有力量领导革命而不坚持左翼的立场，但保持无产阶级独立地位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不是一个概念。通过1848年的革命，马克思提出了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无产阶级必须高举民主派左翼的旗帜，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7]帮助资产阶级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要不断地进行革命”，要同农民联盟，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马克思请教1848年欧洲革命中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学习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必须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保持独立地位的思想。陈独秀犯“二次革命”论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照搬马克思1848年革命思想的结果。[38]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实现民主革命领导权。1905年，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39]但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未产生指导性作用。据彭德怀回忆，1936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40]
虽然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在1923～1924年已开始把列宁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并未在理论与政策上真正解决革命领导权问题，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更是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41]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发表时谈到“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但也还没有提到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42]毛泽东不是在马列书本中而是在大革命失败中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批评陈独秀犯了三个大错误：一是不要领导权，二是不许农民革命，三是不要武装。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党牢牢掌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发动农民起来武装斗争，才使革命得以继续并得到大发展。1932年4月打下福建漳州时，毛泽东从漳州图书馆运来的书里读到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结合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实现民主革命领导权思想的理解极其深刻。1939年5月毛泽东强调：“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43]
（二）在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和动力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人是围绕反帝反封建这一主题展开和深化其思想创新的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应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1848年欧洲民主革命是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统治。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明确提出，无偿地废除一切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义务，如徭役租、代役租和什一税；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全部归国家所有。[44]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把封建主义作为民主革命对象，列宁则不仅提出反对封建专制，而且把帝国主义确立为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对象。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指出，俄国工人应“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45]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列宁全面揭露沙皇专制制度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罪恶，指出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它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不主张反对一切农奴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官僚制度的斗争。列宁把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区分开来，认为“外国的统治阻碍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因此，殖民地开展革命首先要推翻外国的统治……给被压迫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开辟解放的道路”。“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是“实现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46]
关于民主革命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有一个转变过程。1848年革命前，马克思把“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视为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47]把资产阶级视为民主革命力量，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48]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改变了对农民的看法，指出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农民的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49]面对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和背叛，马克思、恩格斯写下了《危机与反革命》《资产阶级与反革命》《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抨击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50]通过1848年的革命，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要与农民结成联盟，与其他民主派甚至次要的敌人结成统一战线，但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51]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民主革命领导权，必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是农民的根本要求。因此，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就成了俄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群众。“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52]无产阶级发动并团结了农民同盟军，就获得了实现领导权的可靠保证。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革命对象与力量思想给中国共产党人很大的启示。中国共产党“一大”是把消灭资本主义确定为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二大”则明确地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确定为民主革命的对象。1924～1927年大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列强”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除军阀”是要推翻以北洋军阀为主的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革命主要就是打倒这两个敌人，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53]后来，中国又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这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并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买办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新的革命对象。1948年，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思想。
关于民主革命的动力，1921年中共“一大”党纲就要求把工农和士兵组织起来。1923年党的“三大”提出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通过国共合作组织发动工农群众，推动国民党影响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1925年党的“四大”进一步提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但在实际斗争中，仍然存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与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党的“四大”对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没有做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54]1925年，毛泽东指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的问题。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55]
（三）在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才达到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最高创新
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引述了斯大林的一段论述并做出评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56]但斯大林1926年11月30日的这一指示为时已晚。面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血腥屠杀，1921成立以来对武装斗争重视不够的中国共产党已来不及应对，只能是被动挨打惨遭失败。
大革命的惨败教训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残部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阐述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观点，实际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特别是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57]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付出巨大血的代价换来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新。
我们党对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原创性给予了高度赞誉。邓小平在1978年9月16日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58]1986年11月9日他又说，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59]这里引述邓小平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原创性的谈话，就是要说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容并非有人所说的没有超出马列主义阐述过的原理的范围。
正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领导、对象、动力、道路等问题的回答实现了系列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才成为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
（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由“总路线”、“三大纲领”和“三大法宝”构成的具有集成创新特质的理论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而且包括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三大法宝”以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在内。[6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由“总路线”、“三大纲领”和“三大法宝”构成的理论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其中包括“一个领导”即无产阶级领导，“两个步骤”即革命分两步走，“三个敌人”即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四个动力”即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包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主体，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纲领”和“三大法宝”是“总路线”的丰富与展开。“三大纲领”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三大法宝”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个依靠。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6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总路线”、“三大纲领”和“三大法宝”都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之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虽是资产阶级性质革命但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要由无产阶级领导，之所以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更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之所以不仅要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更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因为这些既是由十月革命后殖民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这一时代主题决定的，更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国情决定的。“两半”社会的两重性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两重性，进而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的两重性，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纲领”要建立的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并要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根本原因。
有学者也表示，应该承认毛泽东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观点表述得更鲜明、更具体、更系统，而且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并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丰富经验，应该承认毛泽东在讲前人已经论述过的思想时也有自己的创造，应该承认毛泽东不仅善于把马恩列斯已经讲过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得很好，就是在一般原理方面也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62]但仅有这三个“应该承认”，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评价仍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指导即“中马化”，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传播到中国实现了“马中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中国革命领导、对象、动力、道路等问题过程中，始终虚心向马克思主义请教，也的确得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诸多指导和启发。但为什么革命初期遭受两次失败，后来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引下取得胜利？这里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指导态度是否科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领导、对象、动力、道路思想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只能作为方法论引导而不是照抄照搬的灵丹妙药。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过程既是“马化中”与“中化马”双向互动的过程，又是“化马中”与“化中马”相互推动的过程。[6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从时代特征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两半”社会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革命领导、对象、动力、道路等做出新探索，特别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原创性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的整合性、集成性创新，引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
三
有专家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内容是关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和一切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的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阶段性、前途的学说，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则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将要经历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学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不能完全说是毛泽东创造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却是过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所从来没有涉及的，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崭新的东西，是一个卓越的见解。但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64]这种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剥离开来、对新民主主义论在理论上高度评价但在实践上予以批评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两步走”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视角考察，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实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纲领的成果，既解决了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又回答了如何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创新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最大的原始创新。
（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实施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创新性决定了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创新性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只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革命道路理论，广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革命道路理论、革命纲领以及革命“三大法宝”等。就理论思路的合理性而言，广义地理解和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更符合其自身逻辑。[65]这一评述很有见地。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题中应有之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规定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其任务目标和政策措施就要落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纲领”上，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系统阐明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对象、动力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指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又是处在20世纪30～40年代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么，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66]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通过怎样的路径实现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未明确的问题，毛泽东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新概念予以回答了。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通过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纲领”，进一步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的目标与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政治目标的特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67]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论述了为什么是这样的政治纲领：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中国也不可能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我们主张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68]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上的目标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经济目标的特征：这个共和国将采取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69]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论述了为什么是这样的经济纲领。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在土地问题上，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70]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化上的目标与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解放，提高民族自信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文化目标的特征：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71]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论述了为什么是这样的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72]
新民主主义“三大纲领”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阐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和政策措施具体化了。《论联合政府》指出，共产党人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是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73]
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分析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不能离开新民主主义革命谈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实施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结果，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撇开，就看不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如不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成了没有结果的不完整的革命。只有开创性实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纲领，建立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才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从中国革命“两步走”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之间架起了一座桥，实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与“一”辩证统一的最具特色的原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何厘清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革命”，怎样把“两个革命”既区分又联系，既不混淆又不割裂，是一个需要正确处理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中“两”与“一”辩证关系的难题。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之所以犯了右的错误，是因为陈独秀只重视“两”与“一”关系中的“两”，把“两个革命”混同于“两次革命”了；在土地革命前期之所以犯了“左”的错误，是因为王明只重视“两”与“一”关系中的“一”，把“两个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了。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统一体，辩证把握中国社会的两重性与革命的两重性，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把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的“两”与“一”辩证统一起来，从而架起了从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的桥梁。
抗日战争以前我们党只提出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还没有明确提出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最初提出是1939年5月，他在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这里虽然使用的是“民主主义社会”，但实际上说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次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概念，并对这个社会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进行了全面阐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正式形成。
从纵向上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毛泽东找到的中国革命“两步走”的中间站。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有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中间站，就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点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归宿，是为了终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和特殊的社会发展形态。[74]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性阶段和特殊社会发展形态作为中间站，既能使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界定与区别为两个阶段而不至于混淆，不会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错误，又把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联系贯通起来，不会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的“两次革命”论错误。
从横向上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实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纲领建立起来的混合型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存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75]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混合型社会中，经济上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政治上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文化上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序列中是没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76]
从总体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纲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纲领，但特定时期特定领域的革命举措具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重性。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就是既具有民主主义性质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77]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这一具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二重性的革命，建立起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证。
学界一直在讨论“两次革命”与“两步走”的辨析。[78]如果把本来就属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抽出，就无法界定辨析“两次革命”与“两步走”，也无法找到从民主主义革命走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只有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从总体上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巨大创新，才能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中国革命“两步走”的中间站，实现从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三）从社会主义革命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起点和坚实基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决定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而新民主主义社会内在的领导及主导因素决定了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可行性。这是考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理论创新特别要强调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曾提出经过 15～20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讲道：“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79]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有人据此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还没有巩固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转变，不坚持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阶段、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理论是错误的、有害的。[80]有人武断地判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放弃，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发育不全的早产儿和畸形儿。[81]还有人讨论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82]但也有学者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指责，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具有一脉相承性，[83]毛泽东并没有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84]实际上，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存在矛盾，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正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成功创新所在。
首先，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中国革命的中间环节，通过“一化三改”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决定的。
有专家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要建立一个既要使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又要允许资本主义经济也有相当发展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不是被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而是有比较充分的发展。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在革命根据地就开始付诸实践了。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已把革命根据地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85]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信守承诺，不仅继续实行土地改革、帮助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经营，切实实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纲领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而且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多党派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全国性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86]1949～1952年作为短暂的全国性新民主主义社会历史阶段，既是国民经济全面恢复时期，又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开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形成具有政权结构上宽泛性、经济结构上多样性、文化结构上兼容性、社会结构上渐进过渡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87]
但必须指出，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意味着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88]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一个过渡环节来把握，就能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直接结果，又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逻辑起点。
其次，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社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二重性，社会主义改造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性社会形态演变所要求的。
有专家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不同，不是生长着的社会主义同死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历史时期。1955年，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是“根据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彻底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89]实际上，毛泽东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开始。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过渡时期是一个意思。
新民主主义社会本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的过渡性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二重性表现为，既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又允许资本主义在不影响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发展，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又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三种主要经济成分相联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主要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这三种基本经济成分及三种基本阶级力量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解决这一矛盾。诚然，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但这一共同发展是政治上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经济上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导、文化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这些决定了新中国必然要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正是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基础，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才能成功实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渐进性与和平性。
再次，新民主主义社会既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就必然以社会主义为其发展前途。新民主主义纲领作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是与社会主义革命最高纲领相对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是中国革命的结束。“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创造条件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毛泽东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90]《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别的道路，这不是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才选定的，而是早在中共成立时就已经选择好了，而且这种选择在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是一直坚持从未动摇过的。[91]
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为克服当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需要采取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为约束和消除私人资本在物质极度贫乏情况下特别容易发生的投机行为，需要对其进行限制和改造；为解决势单力薄的个体农民分散生产的困难，需要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为顶住帝国主义封锁和威胁，保卫人民共和国不受侵犯，需要实行计划经济，赶快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这些客观因素，都迫使中国人民尽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92]由于缺乏经验，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也有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毛泽东在1953年6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学理论，联共党史第九章至十二章。我党的总路线，基本上是联共党史第九章至十二章的路线。”[93]加上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不够谨慎，工作方法上过于简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失误和偏差。[94]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新性。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以毛泽东中国革命“两步走”思想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95]实践已经证明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继承创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上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是无人能比的。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研究”（项目号：14AKS00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研究”（项目号：15JZD005）的阶段性成果。
[2] 汪青松，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6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27、595页。
[6]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第52页。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0～1511页。
[8]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359、367页。
[9]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2～5页。
[10] 沙健孙：《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选择》，《人民日报》1990年11月19日。
[11]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5～8页。
[12]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第64页。
[13]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14] 《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4～39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页。
[1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第32页。
[17] 周兴樑：《关于近代中国“两半”社会性质总理论的由来》，《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
[18] 马连儒：《陈独秀思想论稿》，人民出版社，2010，第58～59页。
[1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43页。
[20] 《胡适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第69～79页。
[2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110～111页。
[22]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550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4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2～143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28]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412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42～544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631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665页。
[32]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第20～22、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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