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于天地，必有与立”
——章太炎民族语文思想研究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表征之一，章太炎将语言文字看作是一个民族存立的必要条件，他曾说道：“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1]透过对世界历史的考察，章太炎发现强国对弱国的征服，往往是并其语言文字而灭亡之，如俄罗斯之灭波兰便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如果语言文字灭亡了，便会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如果语言文字不亡，即使遭到亡国的命运，还可借之作为复国的基础，实现民族的复兴。[2]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处在这样一个民族危机万分紧迫的关头，章太炎首先想到的便是民族语言文字的前途问题，他奋然以捍卫汉语言文字的尊严为己任，与欧化主义者作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同时，他还花了大量气力对汉语言文字作了深入研究，为汉语文的统一与普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汉语与汉字是自古以来维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为中华民族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提供了强固纽带。然而，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各地存在着众多方言，妨碍了散处在各地人民之间的交流。并且，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系统，识解颇难，不易于进行文字的普及。所以，汉语与汉字发展到近代若不对之进行改良，便不能适应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了，建立标准化的汉语言文字，已经成为历史赋予时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清末民初一些有识见的文化分子掀起了建立标准化汉语言文字的运动，即“切音运动”，章太炎成了这一运动的重要代表；与此同时，一部分醉心欧化的文化分子则提出取消汉语言文字，以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取代汉语言文字的主张，掀起了“万国新语运动”，吴稚晖是这一运动的代表。
以吴稚晖为首的万国新语派，主要是以《新世纪》为阵地来发表他们对于汉语言文字前途的看法的，所以，他们又自称为“新世纪同人”。“新世纪同人”主张废除汉语言文字、主张以万国新语取代汉语言文字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们认为汉语言文字是野蛮文字，而万国新语是优良文字。笃信子云：“学问之事，譬之个人与个人，彼之胜我者，我效法之而已。万国新语淘汰欧洲文字之未尽善者而去之，则为尤较良。弃吾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尤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固无所用其更计较。……故卑之无甚高论，止有简单之数语，则曰：中国略有野蛮之符号，中国尚未有文字，万国新语便是中国之文字。中国热心人愿求其同类作识字人者，应自己学万国新语，教人学万国新语。”[3]吴稚晖也有着类似的看法，其云：“万国新语根希腊拉丁之雅故，详审参酌，始每字能删各国之不同，以定其精当之一，故在方来之无穷，固未可谓莫能最良，若对于以往，自足称为文字之较善，所以制作未二十年，而信从者已达三、四千万人。……中国文字与万国新语优劣之比较，不必深信之也，即以印刷一端之小事而论，……试问中国文字之排印机械如何制造？能简易乎？”[4] “新世纪同人”之所以要将汉语言文字看作野蛮文字，将“万国新语”看作优良文字，与他们的东西文化观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欧美文化要远远高于中国文化，他们将欧美文化看作人类社会所业已取得的最高文化成就，欧美文化所走的道路，即昭示了世界各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如吴稚晖曾经说道：“今日欧美的物质文明，并非西学，乃是人类进化阶级上应有的新学。”[5]所以，他们认为舍弃汉语言文字，直接代之以万国新语，可以使中国最快地吸收欧美的文化成就，赶超欧美。恰如吴稚晖所云：“我们当从‘追’字上着想，‘追’字是如何情态？就所谓快！快！飞快！……从进化线上着论，在数千年后看来，今日欧美的物质文明，殊不值一笑，但是，若我们同时代的人实地比较，实已相差得太远。仿佛从前我们是‘踱方步’的前进，他人始而是乘了牛车前进，继而是快马前进，现在是汽车前进。本来快马的时节，离他已隔数程，今日他的汽车飞驰不息，简直十万八千里的跑得毫无影子。……依着Esperanto（即世界语——笔者）是向单轨火车发明家预定将来新建物成功，可用他一飞就赶到的法子。”[6]
第二，“新世纪同人”认为汉语言文字识解颇难，不利于开启民智；并且，汉语言文字又是传统旧学的载具，容易使国人养成保守习性，万国新语则简单易学，以万国新语取代汉语言文字，不但便于提高国人的智力水平，而且还便于国人吸取西学知识。有位署名“苏格兰”作者说道：“文字为开智第一利器，守古为支那第一病源，汉文为最大多数支那人最笃信保守之物，故今日救支那之第一要案，在废除汉文。若支那在二十年内能废除汉文，则成为全球大同人民之先进亦易之耳。”[7]另有一位自称为“新语会会员”的则撰文认为：“中国人之学万国新语者，二三月可成功，通欧方者，一二礼拜。万国新语文法，不外十六条，此外更无所谓文法。字不外二千五百，用此可以发挥事物之不能发挥于别种文字者。……何如直接习此，而其用直普及全球耶？”[8]
第三，“新世纪同人”认为人类语言文字的发展，最终必将是消除语言文字的国界，走向世界大同。如吴稚晖认为：“语言文字者，相互之具也，相互有所扞格，而通行之范围愈狭，即文字之职劣，愈不完全。今以世界人类，皆可有相互之资格，乃因语言之各异其声，文字之各异其形，遂使减缩相互之利益，是诚人类之缺憾，岂非为人类唯一之天职？”[9]并且说道：“人类到再过多少时候，果否总得要说一种言语，写一种文字？这个答案，恐怕只有早晚的时间，决没有否定的问题。”[10]
第四，“新世纪同人”认为语言文字是“人为”造成的，也可以“人为”地进行改造。如吴稚晖认为：“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听其刚柔敛侈，随吾土之宜，一任天然之吹万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力齐一之改良。科学中之理数，向之不齐一，今以兆分一秒之一，亿分一秒之一，假定一数，强称齐一，为便于学理及民用者，其繁颐万万。……何况语言文字，止为道理之筌蹄，象数之符号乎？”[11]所以，他们不相信“习惯”对语言文字的约束作用，不相信语言文字是“习惯”所演化而成的，认为完全可以用“人为”来改造“习惯”。如吴稚晖说道：“凡语言文字，有种人过于相信都是‘习惯’演化的，过于不相信有可以‘人为’的，其实什么叫做‘习惯’呢？也不过聚了无数‘不成文’的‘小人为’，受了许多小人为的转变，演成一个‘有名目’的习惯罢了。……总之，无论如何大的习惯，必要如何多少‘人物的力量’，才能变成，这是可以盲断的。……由盲断的一方面着想，恐怕出了灯油，决不会放他暗处坐的，出多少力量，必有多少转变，可以相信得过的。英、法、德、俄文都由‘小人为’用习惯造成，则今日的Esperanto（即世界语——笔者）即用‘大人为’演成习惯，乃毫无二致。”[12]
由于上面诸种理由，“新世纪同人”便对汉语言文字持彻底否定的立场，他们将汉语言文字称为“祖宗之糟粕”，称主张继续保持汉语言文字者为“好古家”，并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称之为“可鄙”的事业。[13]究其思想的实质，他们实是要以西方文化来同化中国文化，以西方文化的浪潮来洗荡中国传统文化，直至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消失，完全同化于西方文化为止。“新世纪同人”所持的理由虽然众多，但究其实，其理由最重要的不过只有一点，即他们将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文化看成是一个非历史性的存在，他们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将自然科学真理的普遍性应用于人文社会，所以，他们便忽视语言文字作为历史性及社会性存在的价值，而将之当作机械部件一样可以任意拆散、配置的死的东西，因此，他们重视“人为”的创造，而忽视传统这一伟大生命之流的衍续。这一对于民族语言文字所抱有的虚无主义的看法，不仅使他们陷入“西方文化中心论”，而且，也使他们流入“自由意志”的独断，从而走向“非理性主义”的道路。
“新世纪同人”对民族语言文字采取的虚无主义立场，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文化分子在西方文化冲击面前民族自信心的失落，从而导致其文化心灵的扭曲。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即针对当时这一颇为流行的“虚无”病痛下针砭，认为它是一种“自甘暴弃”的行为，并提出“以国粹激动种姓”的口号，以冀增加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而语言文字则是他所说的“国粹”的重要内容之一。[14]所以，面对着“新世纪同人”的挑战，章太炎一面挥戈反击，一面则花大气力对汉语言文字作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致力于建立一个适合时代需要的标准化的民族语言文字系统。
首先，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汉语言文字属于象形字的表意文字系统，欧西诸国属于合音字的表音文字系统，是由它们所处自然环境的不同历史地产生的，无关乎文化的优劣。如果将使用象形字称为野蛮，将使用合音字称为开化，那么，“南至马来，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体”，但我们却不能说马来、蒙古的文化要优于中国。因此，章太炎认为：“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15]从万国新语本身来说，由于它主要是糅合欧洲诸国的语言而创造出来的，所以，欧洲诸国使用万国新语有方便之利，如果将其普行世界，“既远人情，亦自相抵牾”，[16]只会给其他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带来麻烦。“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明其语言不足以方行世界，独在欧洲有交通之便而已。”[17]章氏认为万国新语作为普行欧洲一隅的统一语言文字是可以的，但若将之当作普行全世界的统一语言文字，非但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对于“新世纪同人”认为汉字识解为难，不利于开启民智的看法，章太炎则以俄、日为例，给予了驳斥。他认为俄国使用的也是合音字，但俄人的识字率却少于中国；日本人使用的是混合文字，在其文字里杂有汉字，“日本人既识假名，亦并粗认汉字，汉字象形，日本人识之，不以为奇恒难瞭”。[18]在章太炎看来，开启民智，提高国人的识字率，并不在于是使用象形字，还是使用合音字，而在于“强迫教育之有无”。[19]就汉语言文字本身来说，章氏也并不认为它多么难识，他认为：“草木形类而难分，文字形殊而易别，然诸农圃，识草木必数百种，寻常杂字，足以明民共财者，亦不逾数百字耳。”[20]在他看来，普通国民只要能够掌握几百个常用的汉字，就足以应付日常运用了。并且，章氏还认为，国人识字与否，还系乎其本身的需要与否，譬如说，农民种地似乎无须乎识字，然而“陶人抟土，梓匠营宫，妇功刺绣，锦宫织缯，工艺精良，视农耕为难习矣。然皆十口相传，不在载籍。当其习此，以为文字非所急图，出而涉世，乃自悔失学，书札、契券、计簿之微，犹待他人为之营治，欺诈不可以猝晓，隐曲不可以自藏，斯亦爽然自咎也。若豫睹知书之急，谁不督促子弟以就学者？”[21]章氏认为随着国人需要的增加，如果国家再实行“强迫教育”，那么，“何患汉字之难知”呢？[22]
复次，章太炎认为如果废除汉语言文字，以万国新语作为中国统一的语言文字，则不但不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方便，反而还会带来更大的不便，中国人民将难以掌握。在他看来，语言文字不仅是一个历史性存在，而且也是一个社会性存在，与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可能做到将语言文字从其文化之中独立出来。社会学家杜尔斯兑曾经指出中国的“道”字，任何一种语言皆难以准确译述，章氏云：“夫不能译者，非绝无拟议之词也，要之，封域大小，义趣浅深，必不能以密切，猥作彼语以相比况，将何以宣达职志，条鬯性情？”[23]岂但一个“道”字，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比比皆是，譬如“持”字之义，章氏认为汉语的表述即极为丰富，而他国语言则否。其云：“持者，通名也，高而举之曰抗，俯而引之曰提，束而曳之曰捽，拥之在前曰抱，曳之在后曰拖，两手合持曰奉，肩手任持曰儋，并力同举曰台，独力引重曰扛。”[24]一个“持”字即有如许多的别名，其含蕴的意思真是太丰富了，这是汉语言文字特有的优长，如果译成他国语言，即不能准确地加以表述。“及如械器之有无，东西殊贯，食有竹箸，赌有围棋，乐器有箫管笙磬之殊形，衣服有袍褂衫襦之异用，若此类者，殆以百数。夫称帽为冠，以槃为案，正名者犹云不可，况或本无其器，而皮附为名乎？”[25]这些仅还在名物器数之间，若推之学术、文辞则尤不可。章太炎说道：“学之近文者，其美乃在节奏句度之间，不专以文辞为准。若其纽母不同，韵部有异，名词长短，往复皆殊，则在彼为至美者，于此乃反为佇劣。摆伦（今译拜伦）之诗，西方以为凄怆研丽矣，译为汉文，则率直不足观采。其稍可者，必增损其文身、句身，强以从我，此犹治璞玉者施以雕刻，非其旧式然也。由是，知汉土篇章之美者，译为欧文，转为万国新语，其率直鲜味也亦然。本为谐韵，转之则无韵；本为双声，转之则异声；本以数音成语，转之则音节冗长，失其同律。……若徒以交通为务，旧所承用，一切芟夷，学术文辞之章章者，甚则弃捐，轻乃裁减，斯则其道大觳，非宜民之事也。”[26]因此，章氏主张：“苟取交通，若今之通邮异国者，用异国文字可也，宁当自废汉语哉？岂直汉语尔，印度、欧洲诸语犹合保存。”[27]
由上章氏反对“新世纪同人”废除汉语言文字的理由，我们可以看出，章太炎将语言文字看成是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的存在，这是他与“新世纪同人”分歧症结之所在。“新世纪同人”漠视语言文字的历史性与社会性，采取快刀斩乱麻的简捷做法，主张“人为”地实现世界语言文字的“大同”，实际上已经堕入“欧洲文化中心论”而不自觉。揆之章太炎的主张，较之“新世纪同人”的做法要理性得多。章太炎之所以能够对语言文字采取理性主义的立场，与他文化学说的宗旨是紧密关联的。章太炎文化学说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即是主张文化的“民族性”特色，主张“不齐而齐”的“齐物”学说，所以，他能够将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等无优劣地一视同仁，并重视文化生命之流的历史衍续，尊重“习惯”，主张“创造”只能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反对脱离传统的“人为”的“创造”。[28]章氏云：“余闻风律不同，视五土之宜，以分其刚柔侈敛。是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前者唱喁，后者唱于，虽大巧莫齐也。”[29]正是由于语言文字是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的存在，有着鲜明的“民族性”特色，所以，只能“吹万不同，使其自己”，而不应“人为”地以一种语言文字来统一世界，走向世界语言文字的大同。
二
在“新世纪同人”鼓吹废除汉语言文字，推行“万国新语”的同时，当时还存在着另一股颇为强大的思潮，即主张废除汉字，但不废汉语，以“切音文字”取代原有汉字。如果说主张在中国推行“万国新语”主要是一些出洋留学生的话，那么，主张以“切音文字”取代汉字者，则可谓洋土结合，既有身着西装、足登革履洋气十足的出洋留学生的介入，又有身着长袍、头戴瓜皮小帽、土气熏天的传统老学究的参与。前者主张以万国新语中的二十八个字母来拼切汉语，替代原有的汉字；后者则从研究汉语的韵、纽着手，寻找出汉语的标准韵、纽，再以之制成“切音符号”，用来拼切汉语，替代原有的汉字。推行“切音文字”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是：只有实行“言文合一”，才能解决汉字识读难问题。如梁启超曾经说道：“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中国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兼数字，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数十笔画，则识字也难。”[30]又云：“文与言合，则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31]作为“切音文字”运动重要大将之一的王照亦云：“盖各国皆语言文字合而为一，字母简便，虽极钝之童，能言之年，即为通文之年。故凡为学之日，皆专于其文字所载之事理，日求精进。而吾国则占毕十年，问何学，曰学通文字也，其钝者，或读书半生，而不能作书柬。惟其难也，故望而不前者十之八九，稍习即辍者又十之八九。其能通文者，则自视为难能可贵之事，表异于众，而不能强喻诸众，且精力久疲，长于此而绌于彼，尚欲以影响闪烁之词，隐括事理，扬扬得意，不自知其贻误也久矣。”[32]对于主张从研究汉语的韵、纽着手，寻找汉语的标准韵、纽，并以之制成“切音符号”的做法，章氏非常赞同；但对于以“切音符号”拼切汉语取代原有汉字的主张，章氏则不表赞同。在章太炎看来，“切音符号”只能成为一种“注音符号”，不能成为一种文字。终其一生，他对于“切音文字”始终都没有予以承认。所以，他对“言文合一”的主张也持反对立场。章太炎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方言众多，并且各地方言之间差别也非常大，难以统一，存在于中国各地的方言，皆承之自昔，各有本株，它们之间并无雅俗之分。由此，在章太炎看来，以“切音文字”来代替原有汉字，如果要是保存原有的方言，就会出现取舍为难的局面；如果以一种方言作为标准语，并以它的韵、纽制成“切音符号”来拼切汉语的话，则会导致大量方言的消失，而方言是中国文化的活化石，大量的古语、古训存留在方言里面，方言的大量流失，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也将给古典文献的考订与阐释带来困难。为了证明方言统一之困难，章氏还以自己研究所得的“纽、韵正音”来省察全国各地方言发音的流变，其详见表1。
表1 全国方言发音概况
续表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各地方言所具有的纽、韵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以一种方言的纽、韵作为标准纽、韵来统一全国所有的方言，不但困难重重，实际上也根本办不到。并且，以此标准纽、韵制成“切音符号”来拼切汉语替代原有汉字，不但不能达到语言统一的目的，反而还会造成全国语言的混乱。由此看来，以“切音文字”替代原有汉字的主张，便不符合汉语言本身的发展规律。在中国原有的语言文字结构中，虽然方言杂多，但由于有汉字作为纽带，便显得杂而不乱。在传统的语言文字格局下，中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是语（言）、文（字）交相起作用的，如果没有“文字”作为纽带，则各种方言区人民之间的交流将难以顺利进行。至于以万国新语的二十八个字母来拼切汉语，替代汉字的做法，其误与上述的“切音文字”相同，并且，由于它属于西方语言系统，施之于汉语，在章氏看来则尤扞格难通。从音素上来说，章太炎认为汉语言文字“计纽及韵，可得五十余字”，如果加上声之四等、韵之四声，“则音母几将二百”，[33]较之万国新语的二十八个字母来说，汉语言的音素要丰富得多。所以，仅仅采用万国新语的二十八个字母，便不能穷尽汉语言及其变化，在现实运用的过程中，只会显得捉襟见肘。从汉语言文字产生的历史来看，章太炎认为汉字之所以采用“象形”，不用“合音”，是因为汉语言的“名言符号，皆以一音成文，故音同义殊者众，若用合音之字，将芒昧不足以为别。况以地域广袤，而令方土异音，合音为文，逾千里则弗能相喻。……自颉、籀、斯、邈以来，文字皆独标部首，据形系联者，其势固不得已也”。[34]据此，章太炎认为：“故非独他方字母不可用于域中，虽自取其韵、纽之文，省减点画，以相拼切，其道犹困而难施。”[35]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章太炎对以万国新语的二十八个字母等以“切音文字”代替汉字的做法，便持坚决反对的立场。他认为，如果真的以“时彦所哗”的“言文合一”主张来“闿圛蒸黎”，只会收到“翩其反矣”的结果。[36]
三
“文字不得用拼音，妄效西文，而使人昧于其义也。”[37]章太炎对“新世纪同人”及“切音文字”推行者的欧化倾向，虽然予以拒斥，但他并不反对他们统一语言的主张，他也主张“速谋语言统一”。[38]如何统一全国的语言呢？章氏主张在原有的语言格局下，寻找出一种“正音，”以此“正音”作为全国“统一的语言”；“正音”只是一种普行全国的“标准化”语言，确立“正音”，并不偏废“方言”，“正音”应与“方言”并存。为了使“正音”规范化并普行全国，章氏主张应在研究汉语言纽、韵的基础之上，确立标准纽、韵，并以此标准纽、韵制成“切音符号”来标注“正音”，但此“切音符号”只能作为原有汉字的“注音符号”来运用，不可以之替代原有的汉字。根据他的研究，他认为：“北方纽正，南方韵正，汉口等处则当十八省之中枢，故其韵、纽皆正。”[39]又云：“迩者以统一语言有所发舒，古之正音，存于域中者，洋洋乎其惟江汉大鄂之风，其侵谈闭口音，宜取广东音补之，异时经纬水陆之交，凑于汉上，语言旁达。”[40]在他看来，汉口音为天下“正音”，所以，他主张以汉口音为基础，再以其他各地的方言补其不足，以确立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语言。
对于汉语言纽、韵的研究，章太炎注力颇勤，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确立汉语言的声纽为三十六，韵部为二十二，并以“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制成“切音符号”五十八个，以之来标注、规范“正音”。[41]章氏所创制的五十八个“切音符号，至民国二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时，经其弟子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及许寿裳等联名提议，得全会赞同，遂成为全国统一语言的标准‘注音符号’（在实际运用中略有增损）”。[42]
汉语言“正音”的厘定及“切音符号”的创出，解决了汉语言的统一问题，同时也为解决汉字识读难问题提供了方便。为了彻底解决汉字难识问题，章太炎一方面主张将古典字书像《说文解字》、《玉篇》、《广韵》中著录的反语字，全部改成以他所创造的“切音符号”来标识，制成“音表”，“音表但记音声，略及本义，小字版本不过一册，书僮竹笘，以此标识其旁，则定音自可得矣”。[43]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通过研究找出汉字的“初文”及“准初文”（最初章氏将其界定为《说文》的五百四十部首，到其撰写《文始》一书时，则将其界定为五百一十部首），以之教授儿童，复教以简单的“小学”知识，如此对于汉字则睹其形而知其音，并知其义，则汉字识读难问题便可获彻底解决。章氏云：“当其始入蒙学，即当以此五十八音，谛审教授，而又别其分等、分声之法，才及二旬，音已清遰。然后书五百四十部首，面作小篆，背为今隶，悉以纽、韵作切，识其左右，计三四月，而字部居，形义相贯，不衍于素。乃以恒用各字授之，亦悉以纽、韵作切，识其左右，计又得四五月，而童子应识之字备矣。程功先后，无过期年。自是以降，乃以蒙学课本，为之讲说形体音训。根柢既成，后虽废学，习农圃陶韦之事，以之记姓名而书簿领，不患其盲。若犹有不识者，音表具在，足以按切而知，何虑其难瞭耶？”[44]
“语言不凭虚而起，文字附语言而作”，[45] “夫中国语之特质为单音，外国语之特质为复音，如中土造拼音字，则此名与彼名同为一音，不易分辨，故拼音之字不适于华夏”。[46]在清末民初之世，章氏从语言文字本身的特质出发，奋起捍卫汉语言文字的尊严，反对“新世纪同人”以万国新语取代汉语言文字的主张，反对以“切音文字”取代汉字的思想，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之下，已经愈来愈显示出其深远的思想意义。清末民初的那场争论，其是非曲直，毋庸多言，我们今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章太炎主张在民族语言文字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汉语文标准化的思路，也进一步反映在他关于汉语文本身在近代的发展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上。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中国社会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由表及里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之相随的是新生事物不断涌现，这不可避免地会对汉语言文字构成冲击，汉语言文字正在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时期。由此，新语言及新名词的出现，也将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章太炎认为：“互市以来，新理日出，近人多欲造作新字者。”[47]关于新名词的创立，章氏同样也持着历史性与社会性的立场，他认为语言文字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将愈来愈趋于繁富。人类社会从一开始是结绳记事，到后来则以书契代结绳，并渐渐趋于繁多。语言文字之趋于繁富，章氏认为并不是人类“好其繁之也”，[48]而是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必然产物。西方诸国的语言文字以英语最为繁富，章氏云：“今英语最数，无虑六万言，言各成义，不相陵越，东西之有书契，莫繁是者，故足以表西海。”[49]就语言文字本身的发展来看，章氏以为语言文字之趋于繁富，也说明了一个民族或国家之趋于繁荣昌盛。其云：“国有政者，其伦脊必析，纲纪必秩，官事民志日以孟晋，虽欲文之不孟晋，不可得也；国无政者，其出话不然，其为犹不远，官事民志日以啙媮，虽欲文之不啙媮，不可得也。”[50]反观汉语言文字，章氏认为：“今小篆九千文，以为语柢，其数过于欧洲，累而成名，则百万以往。”[51]然而，在实际运用中，汉语言文字实际上只有二千字左右被普遍使用，其他大量文字则几乎成了死文字。“以神洲之大，庶事之博，而以佐治者廑是，斯亦过省削矣。”[52]章氏认为：“今自与异域互市，机械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蘖，犹暧暧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其嚏便既相万，及缘付以译，而其道大穷。”[53]因此，章氏在主张进行汉语言文字标准化、统一化的同时，对汉语言文字在近代的发展便非常关注。“后王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54]关于汉语言文字在近代的发展，章太炎同样注重对传统的因袭，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关于“新名”的创作，他提出了下面几个具体主张。
第一，“新名”的创作，要做到名实必符。其云：“科学兴而界说严，凡夫名词字义，远因于古训，近创于己见者，此必使名实相符，而后立言可免于纰缪。不然，观其概义则通，而加以演绎，则必不可通；观其固有名词则通，而证以事实，则必不可通，此之谓不成文义而已矣。”[55]举例来说，时人将西方的声、光、化、电及有机、无机诸学，概冠以“格致”之名，章氏认为时人所谓的“格致”，实即日本人所谓的“物理学”，以“物理学”为“格致”，不但名实不符，还导致了国人产生西方的声、光、化、电及有机、无机诸学“皆中国昔时所固有”的谬见：“此用名之误，而貤缪及于实事者也。”[56]又如“维新”一词，时人“以维新为变法”，又“以维新为温和主义”，章太炎皆斥其为“妄”。其云：“维新之语，始见于《大雅》，再见于《伪古文尚书》。如《大雅》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此谓以千数百年西岐之侯国，忽焉受宠帝眷，统一神州，而为万国之共主，是故谓之新命。若今之政府，则帝制自为也久矣，更安有所谓其命维新者？……（伪《古文尚书》）所说‘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亦可见未有不先流血而能遽见维新者。”[57]由此，章氏认为时人所造之“维新”一词，较之“格致”一词为“尤缪”，不但名实不符，还导致了国人“指鹿为马，认贼作子”，丧失反清革命大义，“一言之失，而荼毒被于天下”，[58]其影响之坏，则较“格致”为尤甚。
第二，关于“外来语”的翻译，章太炎主张当音译、义译相辅而行，不能义译的听其译音，能够义译的则可为之“特为作名”，但不能强相比附。如关于西方的海军、陆军之帅，时人或强相比附译为中国的“提督”，章太炎认为：“译之以提督，则权甚轻也。”或特为作名，译为“大将军”，章太炎则甚为首肯。[59]
第三，关于“废弃语”，时人或以为“语既久废，人所不晓，辄令神味减失”，主张废弃不用。章太炎则认为：“废语多有可用为新语者”，[60]并云：“西方新语，多取希腊，或本梵文，腐臭之化神奇，道则不易。”[61]他主张“雅俗称名，新故杂用。”[62]旧有的废弃语，经过作时代性的创造，化腐朽为神奇，仍不失为一条丰富、发展汉语言文字的途径，仍然可以继续为时代服务。因此，章氏认为：“废弃语之待用，亦与新造无殊，视外来则尤急，当审举而戒滥耳。”[63]
章太炎关于汉语文的统一与普及及其关于汉语言文字本身发展的思考，由于注重了语言文字作为历史性与社会性存在的特性，使其思想充满了浓厚的理性精神。他在清末民初之世奋起捍卫汉语言文字的尊严，主张在汉语言文字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其近代的转化，这一思想不仅显示了章太炎深邃的文化眼力，也为我们今天如何继续丰富发展汉语言文字，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按：本文原为笔者博士论文之一节，曾单独成篇，投稿于《近代史研究》杂志，经专家审查后，承蒙不弃，复函正式采用。后来据说由于编辑的变动，是以一直未能发表。此二十年前之旧事矣，然今日思之，犹觉惘然！后收入笔者所著之《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一书。）
[1]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三，《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203页。
[2]黄侃：《太炎先生事记》，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第295页。
[3]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第189页。
[4]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新世纪》第57号。
[5]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吴稚晖先生选集》（下），1964，第51页。
[6]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吴稚晖先生选集》（下），第52—53页。
[7]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197页。
[8]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188—189页。
[9]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新世纪》第57号。
[10]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吴稚晖先生选集》（下），第42页。
[11]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新世纪》第57号。
[12]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吴稚晖先生选集》（下），第42—43页。
[13]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198页。
[14]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第272、276页。
[15]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第337页。
[16]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第338页。
[17]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38页。
[18]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38页。
[19]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38页。
[20]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38页。
[21]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38页。
[22]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38页。
[23]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40—341页。
[24]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41页。
[25]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41页。
[26]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41—342页。
[27]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41页。
[28]参阅拙文《〈齐物论释〉的文化内涵》，（台北）《孔孟月刊》36卷第3期。
[29]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37页。
[30]梁启超：《〈盛世之音〉序》，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48页。
[31]梁启超：《〈盛世之音〉序》，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49页。
[32]王照：《〈官话合声字母〉自序》，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76页。
[33]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42、343页。
[34]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44页。
[35]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44页。
[36]章太炎：《正言论》，《国故论衡》上卷，《章氏丛书》，民国八年浙江图书馆刊印本。
[37]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第535页。
[38]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下），第535页。
[39]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293页。
[40]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462—463页。
[41]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第346页。
[42]许寿裳：《章炳麟》，重庆出版社，1987，第95—96页。
[43]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灵初编》别录卷二，第350页。
[44]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第350页。
[45]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26页。
[46]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16页。
[47]章太炎：《后圣》，《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38页。
[48]章太炎：《订文》，《检论》卷五，《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488页。
[49]章太炎：《订文》，《检论》卷五，《章太炎全集》（三），第488页。
[50]章太炎：《订文》，《检论》卷五，《章太炎全集》（三），第489页。
[51]章太炎：《订文》，《检论》卷五，《章太炎全集》（三），第488页。
[52]章太炎：《订文》，《检论》卷五，《章太炎全集》（三），第489页。
[53]章太炎：《订文》，《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第47页。
[54]章太炎：《订文》，《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第44页。
[55]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242页。
[56]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242—243页。
[57]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243页。
[58]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府选集》（上），第243页。
[59]章太炎：《订文》，《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第49页。
[60]章太炎：《订文》，《检论》卷五，《章太炎全集》（三），第508页。
[61]章太炎：《订文》，《检论》卷五，《章太炎全集》（三），第508页。
[62]章太炎：《订文》，《检论》卷五，《章太炎全集》（三），第488页。
[63]章太炎：《订文》，《检论》卷五，《章太炎全集》（三），第5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