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点与文化政治旨趣
“文化研究”没有单一的学科来源，没有固定的话题，拒绝先验的教条，也不恪守单一的研究方法。与西方传统的人文学科恪守专业分工不同，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后学科的特点。尽管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多有交集，却不同于其中任何一个既有学科。英国文化研究走出了传统学科的樊篱，挑战了传统人文主义的学术偏见，克服了传统学科的客观中立的标榜，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把目光投向鲜活的流行文化与新兴文化。文化研究避免单纯的学术思辨和理论建构，而是不断地挪用各种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并给予必要的策略性的重组，用于对当代文化现象的批评实践和文化问题的反思批判，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的深刻关联，阐明文化生产的语境条件、政治旨趣和意义空间。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即是这种跨学科的批评实践。正如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是无法在任何一门学科内部来穷尽的，我希望将来会有这么一门学科。”[36]文化研究发端于英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同时又走出了文学研究领域。伯明翰学派早期代表人物主要基于文学学术背景，同时接受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致力于挑战英国文学批评的文化精英主义传统，突破传统人文学科樊篱，将传统美学和文学批评不屑一顾的大众文化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关注工人阶级文化、通俗文化、传媒与电视文化研究等，肯定这些大众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使得这些文化实践及其学术研究合法化。可以说，无论是作为反学科（Anti-discipline）、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还是作为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文化研究都是对现代文学理论与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重构。
（1）关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各国文化研究学者对此已然有充分认识和阐发。例如，英国布莱顿大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教授本·卡林顿明确指出：“文化研究就是一个明显的跨学科项目，较之有关某种疆界明确的专业知识之生产的学术观念，介入式政治批判跟文化研究的关系更密切。”[37]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克里斯·巴克则指出：“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不同学科的视角可以被选择性地运用来考查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文化研究最主要的机构场所是那些高等教育机构，就这点而论，文化研究和其他学科相似。不过，它力图打造在学术之外与社会和政治运动的联系，与文化机构、文化管理人员的联系。”[38]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格雷姆·特纳在其《英国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中指出：“文化研究是一个特定关注与方法在此相融的跨学科领域；这种融合旨在弥补现有学科的不足，探究现有学科无法深入的现象和关系。”[39]加拿大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家本·阿格在《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一书中也指出：“文化研究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它必须是跨学科的”，因为传统学科无力分析和阐释流行文化、报刊媒介、影视文化这样的当代新兴文化现象，也无力综合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展开研究。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努力显示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更进一步，“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焦点不是简单的因为传统专业学科对错综复杂的文化生活缺乏足够广阔的视野，还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研究赞同由福柯和某些法兰克福思想家提出的学科社会批判见解”。[40]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传媒研究教授、霍尔的美国弟子、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则指出：“文化研究是对文化（或文化实践）与并不具明显文化特征的每一件事（包括经济实践、社会关系和差异、国家问题、社会体制等等）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解释。文化研究包括对各种联系的测绘，目的是看看这些联系是怎样形成的，在哪里它们又可以重新形成。因此，文化研究的探索必须总要穿越学科的界限。”[41]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的学理依据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本身，文化不是某种完全自律的东西，而是存在于复杂的社会实践和关系网络之中。传统学科对文化领域的区隔性研究是现代知识分工化的产物，已然日益暴露其局限性。文化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如通俗文化、媒介文化等都是传统学科所忽视的或为任何单一学科研究所难以胜任的。因此，跨学科是文化研究的显著特色。文化研究关注文化社会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探讨文化价值的表征问题与身份认同问题，探究文化在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再生产中扮演的角色，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联。可见，文化研究探索文化及其各种相关问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传媒及科技等领域，任何现有的单一学科都难以胜任这一学术追求。“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掌握这种研究的全部复杂性（或严肃性）。文化研究就发展倾向来看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42]。文化研究横跨不同的学科，颠覆传统学科的界限。文化研究不主张独语，从不用一种声音说话，而是策略性地挪用各种不同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从人类学、艺术、历史、语言学、文学批评、社会史、社会学等学科借鉴方法。“文化研究的计划能使不同的人在各个研究领域中，比一般学科更为辽阔而严谨地研究文化。像这样跨学科的研究工作，有助于超学科的观点发展，能锻造出一个共同的词汇、一组问题和观点，甚至分别跨越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文化研究对于科技资本主义社会学术分工的领域本位结果所造成的学科零碎化，提供一条超越之道”[43]。文化研究拒绝采用区隔式的学科研究路径，拒绝把某些研究路径视为重要而排除其他研究形式。文化研究试图利用一切必要而可用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来解释文化。在不断挪用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坚持将其历史化，以动摇其本质主义的权威性，拓展文化范畴的历史面向和政治介入，构想各种更为公正的替代性文化规划。文化研究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有所接纳，更使之具有研究对象、文化观念、理论方法和主题的多样性、灵活性或不确定性以及反权威性，文化研究因而具有反本质主义的混杂性和跨学科性。
然而，文化研究不同于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学术史上由来已久，近现代西方学术研究中亦不乏跨学科研究。例如，文化研究不同于跨学科的文化人类学。文化研究借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并非为了探寻文本之中的那个所谓单一的、本质性的美学意义，也非仅仅为了确认文本（包括社会文本）的文化意义，而是关注各类文本（尤其是社会文本）所创造的可能的意义空间及其语境因素，关注文本的社会意义的生产、挪用及其在日常消费实践中的再生产，追问文化的政治旨趣或探究文化生产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探索新的文化意义建构的可能性和创新性，因而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实践性。这一点恰为人类学研究者所忽视。因此，文化研究不同于认知性的文化人类学，而是进一步将其与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如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相结合，力求发现文本的意义是如何制造、传播并嵌入日常生活的文化之中的，关注特定的意义如何获得它们的权威和权力，并探索进一步变革的可能性。可见，作为一个宽广而综合的批判计划，文化研究比一般的跨学科研究更具语境意识和介入意识。与传统学科和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追求客观性、科学性不同，文化研究是一种知识实践，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文化研究具有理论研究与学术实践的双重品格，文化既是其理论研究的对象，也是其进行文化政治阐释和意义争夺的场所。文化研究注重探讨各种文化指意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化指意实践中的权力运作及其对文化实践的影响与干涉作用。
（2）文化研究的政治旨趣。更进一步，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旨趣。与英国文学研究等传统人文学科相比，文化研究表现出自觉的、鲜明的政治旨趣。作为二战后兴起的一种英国左翼学术思潮，文化研究绝非一个单纯的认识世界的“新智识”运动，而是一项改造社会的学术政治事业，是一种有关大众抵抗和变革的文化政治理论。从研究旨趣上来看，文化研究与标榜客观、中立、科学的传统人文学科不同，文化研究拒绝所谓的超然态度，而是申明自己介入现实、干预实践、为被压迫者和弱势群体代言的政治旨趣，并显示了一定的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解构主义、民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维特点和价值取向。霍尔指出：文化研究所关切的政治是一种文化政治，“文化政治问题才是我们关切和实践的关键所在。这并不是一个和派系有关的政治立场问题，我们一直躲闪这种立场，而是文化（表意实践）和政治的关系，也就是文化政治。”[44]但是，文化研究的政治旨趣亦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泛政治化。正如霍尔在《文化研究及其遗产》一文中所警告的，文化研究固然是一种学术政治，但是文化研究如果过于体制化，就有面临着成为深奥的学术追求的危险，因为文化的“权力”与“抵抗”无处不在，也就无处可在。因此，文化研究的政治倾向必须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接合。如此，才能产生真正有用的知识。[45]
可见，仅仅将文化研究视为跨学科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学科交叉只是文化研究的手段，文化研究的要义在文化政治。推动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动力在整体语境之中认识、把握和变革文化现实。文化研究的学术旨趣在于其文化政治，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参与性、干预性和政治性。文化研究不仅是一项跨学科知识研究，而且更是一项批判性的事业，是一项具有批判性介入倾向的文化政治活动。并且，从学术主体而言，文化研究的社会根基在英国新左派，具有浓厚的政治干预的情结。英国文化研究本就是英国新左派社会主义者和人道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批判事业。文化研究从不故作政治中立姿态而讳言自己的政治取向。它以社会批判为己任，以推动社会民主和公正为目标。
对此，西方很多文化研究学者有着清醒认识和深刻阐述。英国左翼学者、苏塞克斯大学传媒和文化研究教授保罗·史密斯指出：“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潜力即是：它承诺一种知识的努力，并且公开声称对当代文化和社会有着政治塑造的功能。”[46]文化研究不仅强调了文化政治的本体地位，而且突出其作为文化抵抗的政治特性。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格雷姆·特纳也指出：“文化研究确实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正统提出激进的挑战。它促进跨越学科的界限，也重新建立我们认识方式的框架，让我们确认‘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文化研究的使命之一，便是了解每日生活的建构情形，其最终目标就是借此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所有学术的追求，都具有这样的政治实践目标。”[47]文化研究自有其文化抱负，文化研究旨在让学术知识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知识。[48]文化研究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化、理解生活，构想未来的更为美好的新文化和新生活。
究其原因在于，文化研究的社会基础往往与英国新左派或西方新社会运动相联系。文化研究起源于阶级政治而又超越了阶级政治，换言之，文化研究的文化政治经历了一个由阶级的文化政治向日常的文化政治扩展的过程。文化研究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大多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常规政治或宏观政治（如国家、议会、政党、政府、工会等）的非常规的微观政治（如文学艺术的政治或文本政治，性或性别、年龄、种族、身体、身份、传媒、影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微观政治）。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指出的：“文化研究的使命一直是致力于帮助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现实，尤其是向那些现在遭受排斥的所有人提供思考方法、生存策略及进行抵抗的资源，这些人——在经济、政治及文化意义上——被挡在了任何可被称作通往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文化的路径之外。”[49]霍尔认为，文化研究关注文化与权力在不同语境中的接合，揭露其中的权力不平等关系，指出社会问题的根源，唤醒人们的政治意识，从而改变现状。因此，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文化政治。霍尔的几位学生也曾如是说。例如，安吉拉·麦克罗比认为：“文化研究的用途和价值在于，它能够使我们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50]约翰·费斯克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研究的根本旨趣是一种文化政治学：“用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强调的既不是美学的意义，也不是人文的意义，而是政治的意义。”[51]换言之，文化研究塑造了抵抗的知识分子。[52]美国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则认为，文化研究可被看作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未来的文化研究议程应当包含文化的想象或空想问题，让这些空想像星汉灿烂的天空一样，照耀整个文化研究。[53]
文化研究作为文化政治的要旨在于：文化研究通过跨学科研究力求对各种文化表意活动作出最全面、最切实的理解与批评，尤其注重分析文化生产与权力话语的关系，旨在生产有用的知识，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因而体现了鲜明的文化政治意味。文化研究坚决反对把自身囿于纯粹的学术目的和求真意志，其跨学科、超学科和反学科取向的目标和动机不仅是学术，而且是政治。直言之，是学术的政治。文化研究不尚纸上空谈的抽象学术问题，而是注重探讨各种切身的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社会新问题。文化研究要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现象中，解读出为常人所习焉不察的文化症候，揭示日常生活和文化生产后面的权力关系，并予以批判性的思考。认同、表征、权力、冲突、霸权、抵抗、颠覆等，堪称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总之，文化研究是一种根植于西方现实生活土壤，揭示文化生产背后深刻的权力关系，具有深刻的政治批判维度的文化政治。文化研究探索各种属于边缘社会团体和文化变革需求的表征政治，并为之服务。文化研究的这种学术政治和文化政治旨趣体现在其批评实践之中。例如，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表明，青年亚文化构成了对英国主流文化的象征性抵抗，具有抵制中产阶级保守价值观念的文化政治意义。正是文化研究的这种文化政治旨趣使之获得了介入政治、批判社会的能力。
（3）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学术政治性？文化研究的政治旨趣和政治干预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而是一种学术政治、知识政治、学院文化政治、教学和研究领域的文化政治。正如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哈特利所言：“文化研究脱胎于理解社会变革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知识上的努力，旨在表明，如何激发某些领域的社会变革，同时抑制某些领域的社会变革。”[54]英国文化研究虽脱胎于成人教育和新左派政治运动，但已然归化在学术体制之中，成为一种学术政治、知识政治和学院政治。文化研究是一种民主化的学术诉求、知识诉求、文学诉求和文化想象，是一种以学术面目出现的文化政治，既是政治的学术化，又是学术的政治化。对此，西方文化研究学者多有论述。例如，伯明翰中心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约翰逊较早就指出：文化研究乃是“学术政治”的实践，文化研究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但是，文化研究的政治不是直接的实用或政党政治，而是一种生产有用知识的炼金术。[55]美国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在《论“文化研究”》一文中则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大学里的学术政治，是“广义上的智性生活或知识分子空间里的政治”[56]。美国当代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明确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严格的智力实践。它的目的是生产可能的最好知识，这种知识利用最精妙的工具回答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权力组织有关的专门问题。”[57]“文化研究与教育和教学密切相关。毕竟，文化是与教学相关的。它教育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在它里面如何生活下去。……这一点可能是文化研究提出的最伟大的挑战。”[58]格罗斯伯格还指出，文化研究的政治理想不是政治正确性问题、不是特定政治工程，而是坚信思想和知识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因而主张把学术工作政治化，致力于讲好关于文化的故事。“讲述更好的故事是一项学术事业，因为由此……我们可能会确定孕育不同未来的斗争点或者想象点。”[59]
美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传媒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Kellner Douglas）则认为：“文化研究就是批判性的传媒教学的组成部分，这种传媒教学使得个体能够抵抗传媒的操纵，提高自己的自由和个体性。它可以强化人民的力量去获得对自己的文化的主权，能够为另外一种文化，为了政治变迁而斗争。这样，文化研究不仅是另外一种学术时尚，而且可以成为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生活而进行斗争的一部分。”[60]
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道雷在《文化研究：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一种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一文中同样明确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学术政治，文化研究并非一种实际的政治运动。把文化研究视为学术之外的文化抵抗，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政治浪漫化。文化研究发源于工人阶级成人教育，它一直是一种教学工程和学术实践。这种学术实践的政治是对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分析。总之，文化研究不是一种政治运动纲领，它不是别种方式的政治，它是一种理论实践和一种研究和教学工程。因而它必须继续把自己看作和组织为一个学术科目，尽管它是一个“政治的”科目。[61]作为学术政治的文化研究的要义在于，文化研究的政治愿望是通过文化分析和批评，揭示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生产有用的知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各种文化现象和意义创新，探索实现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各种可能性空间。
作为一种学术政治和知识政治，文化研究的文化政治性在于不断地进行文化批判与重新释义。文化研究不再把文化看作内在的、必然的、自足的、纯粹的、本质主义的，而是看作一种社会建构和历史建构，看作交织着权力关系的社会价值和信仰、知识形式和话语表征，文化因而是社会意义争夺的空间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文化研究拒绝单纯的求真与终极的答案，而是强调不断地语境化、不断地进行批判性阐释。在文化研究这里，知识不是一种中性的或客观存在的现象，而是一个谁说、对谁说、为谁说、为什么目的而说的问题。文化研究拒绝向普遍主义、权威主义和霸权话语妥协，文化研究对差异话语、边缘文化有特别的兴趣。文化研究试图探讨霸权关系的形成机制，探索改变不平等关系的可能，探索新的意义空间的建构。文化研究旨在成为知识变革、文化变革、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促进一个更为民主、公正、平等和美好的新社会的建立。当然，也有人批评文化研究的这种政治旨趣为一种忽视精英价值的民粹主义。
文化研究的文化政治学经历了一个不断从马克思主义向新马克思主义再向后马克思主义转移的趋势，这期间，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政治理论资源也被文化研究所挪用。文化研究批评家将理论知识的生产视为一种政治实践。在此，政治既有初期的阶级政治研究，更有后来的身份政治、日常生活政治研究。文化研究兼容了阶级政治和身份政治，把政治视为一种权力关系。尽管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在文化研究的话语中都受到关注，但微观政治越来越成为其政治主题，大有以后者取代前者的趋势。这意味着，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既打开了过去不被关注的日常文化生活的政治领域，也可能淡化对传统政治的关注，因而削弱其批判性、介入性和革命性，文化政治的激进批判锋芒减弱甚而蜕变为一种局限于话语表征领域的形式抵抗、符号抵抗、仪式化抵抗和风格化抵抗。进而论之，英美等国文化研究的政治旨趣也有诸多差异。英国文化研究较为关注阶级政治与亚文化政治，而美国文化研究更专注身份政治、身体政治和表征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往往被引向文化意义学、文化表意学或文化表征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美各国文化研究过于倚重符号学和受众研究，强调文化受众的仪式抵抗，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游离。总之，晚近的文化研究“已经变形为各种形式的文化政治学，开启了一种以更扩张和庆贺式的流行文化研究路数利用流行文化的方法”。[62]
本书认为，既不能把文化研究的文化政治实践视为体制外或学院外的政治抵抗，也不能把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吸引眼球的学术时尚，而应将其视为一种创造更公正美好的人类生活的学术事业，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实践意识和实践精神。晚近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更关注文化的建设性和丰富性的价值功能。依据福柯之言，权力不仅是压迫性的，也是生产性的。因此，澳洲文化研究学者伊恩·亨特和托尼·本尼特等人重视文化研究的语用学和文化政策研究等方面的议题。他们不是着眼于权力的支配和抵抗，不是其强调文化的霸权和颠覆，而是着力研究文化技术、文化实践及其改良效果，将审美实践、艺术形式和伦理风格扩展至整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约翰·哈特利更是提出文化研究是一种“丰裕哲学”而非“稀缺哲学”，甚至倡导和规划文化创意的生产，认为文化创意生产是一种新价值、新知识和社会关系的新形态，是一种关乎大众创造性的社会革新方式。[63]
[1]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编者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页。
[2]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页。
[3] 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01页。
[4] 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01～107页。
[5] 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07页。
[6] 文森特·利奇：《文化研究》，王晓路译，《中外文化与文论》，第8辑，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第315页。
[7] 托比·米勒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页。
[8] 菲利普·史密斯：《文化理论导论》，张鲲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230页。
[9] 本·卡林顿：《消解中心：英国的文化研究及其传统》，见托比·米勒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28页。
[10] 约翰·哈特利：《文化研究简史》“中文版前言”，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08，第2页。
[11] 约翰·哈特利：《文化研究简史》引论，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08，第4页。
[12] 约翰·哈特利：《文化研究简史》引论，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08，第4～5页。
[13] 陈光兴：《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见陈光兴、杨明敏编《Cultural Studies：内爆麦当奴》，台湾岛屿边缘杂志社，1992，第7页。
[14] 黄卓越等编著《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2页。
[15] 见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孟登迎译，《上海文化》2015年第3期。其中的“型构”（formation）又译为“构型”。
[16] 再往上追溯，甚至可以追溯到近代英国的保守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化批评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近代浪漫主义诗人和批评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以及19世纪具有浪漫情怀和英雄情结的苏格兰作家、批评家和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等人那里。
[17] 黄卓越：《定义“文化”：前英国文化研究时期的表述》，《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1期。
[18]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页。
[19] 萧俊明：《文化的误读——泰勒文化概念和文化科学的重新解读》，《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20] 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第23页。
[21] 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第24页。
[22] 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第289～290页。
[23] 内·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5卷，章安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207页。
[24] 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第141～146页。
[25]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252～256页。
[26] 文森特·利奇：《文化研究的谱系》，王晓路译，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30～231页。
[27] 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周宪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34～40页。
[28] 台湾文化研究学者陈光兴在与上海学者的一个座谈中，亦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场域，一个交错的知识地带。参见陈光兴、吕新雨、黄旦等人的座谈纪要《文化研究：本土资源与问题意识》，《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29]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对文化研究的种族论域转向和后殖民研究转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0] 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70页。
[31] 转引自本·卡林顿《消解中心：英国的文化研究及其传统》，载托比·米勒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25页。
[32] 本·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张喜华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104、108页。
[33] 本·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张喜华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118页。
[34] 本·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张喜华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101页。
[35] 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26页。
[36]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页。
[37] 本·卡林顿：《消解中心：英国的文化研究及其传统》，见托比·米勒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25页。
[38] 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孔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7页。
[39] Graeme Turner，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11.
[40] 本·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张喜华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20页。
[41] 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之罪》，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22页。
[42] 理查德·约翰逊：《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9页。
[43] 道格拉斯·凯尔纳：《迈向一个多元观点的文化研究》，转引自周宪编著《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00页。
[44] 唐维敏：《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转引自周宪编著《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99页。
[45] 参见本·卡林顿《消解中心：英国的文化研究及其传统》，见托比·米勒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34～235页。
[46] 保罗·史密斯：《文化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见托比·米勒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73～277页。
[47] Graeme Turner，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234；格莱姆·透纳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台北亚太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48] 格雷姆·特纳：《大洋洲的文化研究》，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203页。
[49] Stuart Hall，“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October，vol.53，1990，p.22.
[50] 安吉拉·麦克罗比：《文化研究的用途》，李庆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1页。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le）在国内有译为安吉拉·默克罗比，本文正文行文时统一为安吉拉·麦克罗比，引用文献时按照文献原使用方式使用，下文不赘。
[51] 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牟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263页。
[52] 亨利·吉罗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知识分子与对立的公共领域》，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5 页。
[53]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13、443页。
[54] 约翰·哈特利：《文化研究简史》中译版前言，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08，第18～19页。
[55] 理查德·约翰逊：《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4页。
[56]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第399页。
[57]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之罪》，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20页。
[58]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之罪》，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31～132页。
[59] 史岩林、张东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与全球化——美国格罗斯伯格教授访谈》，《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60] 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结合》，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56页。
[61] 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一种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93～95页。
[62] 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第二版），郭镇之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90页。
[63] 约翰·哈特利：《文化研究简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08，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