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作为当代文化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一 何谓“文化研究”？

当今时代，“文化研究”是一个被普遍关注的学术领域，甚至是一门炙手可热的新型学科，被誉为“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力的学术思潮之一”^[1]，来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甚至科学技术界的专家学者都对文化研究趋之若鹜，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在讨论文化研究问题。然而，究竟何谓“文化研究”，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中外很多学者声称，文化研究包罗万象，它既没有一个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单一的学术来源，甚至没有一个线性的过程，因而“文化研究”是一个无法界定的术语。

本书认为，判定一个学科、理论或学派，应主要着眼于以下要素：即判定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论域（问题）和研究传统（学术传统）。界定“文化研究”亦然。本文即从对象、师承、论域（问题）与方法等角度，考察“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从而界说究竟何谓“文化研究”。一般认为，在西方语境中，文化研究有广狭二义。狭义文化研究特指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及其在其他英语国家的播撒；广义文化研究包括现代西方各类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即确立了在当代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与后现代主义并列为20世纪末期西方的两大文化主潮。本书赞同这个观点，并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发源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对象的跨学科研究学术形态，其名称是对伯明翰中心英文名称（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最后两个词语的萃取。本书所探讨的“文化研究”指“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的文化研究及其在英国的发展及其在世界各地播撒的当代人文学术思潮。文化研究从伯明翰中心出发，然后走向英国全国，成为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再由英国文化研究发展成为国际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虽处于伯明翰大学英文系和整个伯明翰大学学术机构的边缘，却迅速发展为一种最具活力的人文知识形态。作为一门新型的跨学科研究，文化研究借鉴和挪用了当代西方各种学科、理论和方法，关注传统学科所忽视的大众日常生活和通俗文化，为阐释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生产提供了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成为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如果不关注文化研究及其对指意实践的洞幽烛微的批评，那在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上将会深感寸步难行。

为更好地理解“文化研究”，有必要进一步辨析和探究何谓“文化”（culture）。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约翰逊认为，“文化”这一术语包括许多连续性传统，其有用性不仅在于它是一个活跃的范畴，而且还是历史的总和。它特别指涉为使文化研究驶出过去高雅艺术鉴赏和极度浓缩的非大众文化话语的不平等的锚地而付出的努力。^[2]对“文化”一词进行考证和梳理的学者不计其数、论著卷帙浩繁，以伯明翰学派早期主要奠基人之一的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以下简称《关键词》）最为精审。依据雷蒙德·威廉斯在其《关键词》一书的考证，“文化”（culture）是欧洲语言当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作者用历史语义学的方法考察了“文化”一词极为复杂的词义演变史和学术演进史，认为一些主要的学科领域和思想体系都把它作为重要概念。^[3]威廉斯认为，与“文化”（culture）一词最接近的词源为拉丁文cultura，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colere，colere具有“居住、栽种、保护、朝拜”等多种意涵，其中“耕种”或“照料”为主要意涵。“文化”在早期的用法里，表示一个过程，即对某物（某种农作物或动物）的照料。16世纪初，其“照料动植物成长”的意涵逐步延伸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时至18世纪、19世纪，“文化”进一步具有了“心灵陶冶”、“有教养的”、“有礼貌的”、“教化与教养”、“人类世俗历史”或“人类自我发展的历史”、“精神培养”、“高雅的艺术和学术”、“审美或完美”等意涵，这些后起的意涵都是由最初的“改进农耕和畜牧方法”不断扩展而来的转义。^[4]

在西方学术史上，“文化”（culture）作为正式的学术用语是19世纪中后期的事情。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969），是第一个在“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意义上把“文化”作为最基本的学术用语的，指称“人类最好的思想和文字”，文化即是“美好与光明”。英国文化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则是第一个在“文化”与“文明”同义的意涵上使用“文化”的，同时又新增了“生活方式”的意涵，见于其《人类古代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1865）、《原始文化》（1871）、《人类学：人及其文化》（1881）等书。威廉斯认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中所说的“文化”，主要指“表意的”（signifying）或“象征的”（symbolic）的体系。文化研究视前两种文化意涵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关的^[5]。威廉斯及其伯明翰学派其他奠基人致力于从理论上打开“文化”的意涵，贯通历史上的各种文化意涵，并不断给予其新的阐释，使之成为与大众生活方式同义的一个学术用语——高雅艺术只不过是生活方式之一种，而非全部。总之，“文化”一词包容了最为复杂的信息，编码了最为丰富的意义，因而被威廉斯列为“文化研究”五大关键词之首，成为“文化研究”第一关键词。

本书认为，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文化研究”有四义：古老的“文化研究”、泛指的“文化研究”、特指的“文化研究”、多元（复数）的“文化研究”。略而言之，“文化研究”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泛指一切有关文化问题的研究，狭义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特指发源于伯明翰大学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或直称英国文化研究。前者包括后者，为后者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后者作为晚出者，是前者的进一步扩展和更为具体的实践化、理论化、批评化。简言之，狭义文化研究是广义文化研究思潮中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流派（堪称其核心和动力），特指以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霍尔等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这一新的知识传统及其扩展。其称谓（Cultural Studies）直接来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CCCS）这个机构的简称，即萃取其后面两个英文单词而成。本书所研究的主要是狭义的文化研究，兼及广义的文化研究。

因此，本书必须强调对文化研究的这个最基本的认知：作为一门“新型学科”或“新兴理论”（先姑且如此称谓，后面将继续辨析）的“文化研究”，是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直接关联的。质言之，“文化研究”的名称是对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之中所包含的“Cultural Studies”这个词语的萃取而成。“文化研究”发源于当代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其最直接、最主要的发端。这是需要首先确认的第一点。本书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出现“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更不同于自古就有的“关于文化的探讨”（the research about culture或cultural research）。“文化的研究”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文学社会学等。而“关于文化的探讨”则更早也更泛，一切有关文化问题的学术杂感、学术随笔甚至中国古代文史哲未分前的读书札记、诗文评都可列入其中。本书所论之“文化研究”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是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英国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联系在一起的，是植根于近代英国文化批评传统、发端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七八十年代扩展到北美和澳洲等其他英语国家、20世纪末又播撒到世界各地的一种特定的跨学科研究的文化思潮、知识形态和学术探索。“文化研究既反映也提供了与战后英语世界文学研究中的纯文学主义和形式主义特点相对的某种文化政治。……文化研究的支持者们将自己视为（同时也被别人视为）支配性的大学学科与价值建构的反对者。”^[6]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不再特指英国文化研究，而具有复数的所指，英国文化研究变成了国际文化研究。在文化研究的发展和播撒过程中，文化研究不断地挪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学术思潮的部分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研究话题。进而，这些被英国文化研究挪用的部分理论以及后继的文化批评理论也被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

因此，“文化研究”在本书中特指：①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②其所挪用的文化理论和批评；③后继的文化理论和批评。在本书看来，文化研究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詹姆逊、格罗斯伯格、凯尔纳等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文化研究并非一种完成时的单一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在历史变化着的知识工程和思想资源中不断重建自己的学术话语。文化研究不断吸收各种学术传统，并借助和改造其他知识领域的术语与概念，综合各种学科和理论为我所用。文化研究虽没有自己专有的原理和方法，却能灵活地挪用各种学科和理论的方法为我所用。文化研究可以从任何学科和理论那里提取任何它所需要的东西，并按照自己的研究目的加以利用和改造。文化研究经常挪用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有文学批评、文本分析、艺术理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志、调查研究、精神分析、传播学、语言学和符号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地理学等。文化研究跨越和兼综了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传媒学等多个学科的优势。从理论路径和研究范式上讲，文化研究有英国文化主义、欧洲新马克思主义、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欧美后现代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等；从研究话题或论域而言，文化研究包括阶级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媒介文化研究、青年亚文化研究、女性文化研究、后殖民或族裔散居文化研究等。文化研究不断地利用不同的学科和理论的学术资源，不断地构型着自己新的知识工程和知识形态。在威廉斯区分的学术工程（project）与知识形态（formation）之间，文化研究既是知识形态，更是学术工程。文化研究的学术拓展非常迅速，已经在诸多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中攻城略地，广泛渗入文学、艺术、人类学、社会学、传媒学等各个领域。文化研究作为当今西方最前沿的人文研究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最新形态，以其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显示出自身特有的学术魅力，越来越受到我国当代文论界的关注。

因此，本书反复强调，作为一种新兴人文知识话语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名称息息相关，是对该研究中心名称的萃取。本书所论的“文化研究”即是指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及其发展过程中所挪用的部分理论与后继批评理论。美国纽约大学文化研究学者托比·米勒认为，“文化研究与分散在人文学科中诸种理论倾向共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酷儿（同性恋）理论以及后殖民理论等”^[7]。托比·米勒所理解的文化研究范围很广，包括伯明翰学派、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等。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菲利普·史密斯在《文化理论导论》一书中也指出：“通常被称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域，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理论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有些人谈到文化研究时，所指的往往就是这一领域及其后继理论。”英国文化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以下几个重要的倾向。

在研究兴趣与理论影响方面，它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征；它主要的兴趣，是把文化作为权力与反抗相互斗争的场所来研究；它既研究高雅文化，也认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该领域在政治上认同左派关注的问题，这常常会对其研究的课题产生影响。^[8]

总之，文化研究首先诞生于英国、接着盛行于北美和澳洲等其他英语国家，进而在世界各地播撒。作为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跨学研究的人文学术思潮与知识话语，作为多个不同知识领域的学术集合，文化研究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种以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以及其他各种当代新兴文化的意义生产、权力表征、身份认同及文化政治为宗旨的跨学科研究。

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一种显学，首先得益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学派。文化研究作为一个不断构型的学术研究领域，发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R.霍加特、R.威廉斯和E.P.汤普森等英国新左派早年从事的工人阶级成人教育工作。文化研究最初的建制化则体现在其组织机构即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1964—2002）的创建。霍加特为首任中心主任，S.霍尔任中心秘书。威廉斯为中心顾问，威廉斯、汤普森还多次亲临中心做学术演讲。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早期标志性文本是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8）、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等，它们都曾被作为中心的基本教材。因此，早期伯明翰学派及其三大奠基人物（霍加特、汤普森和威廉斯）及其奠基之作，成为英国文化研究事业的真正开端。此外，依据英国布莱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ghton）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教授本·卡林顿（Ben Carrington）的研究，英国其他高校一些后“CCCS”的研究人员的工作如开放大学、东伦敦大学、戈尔德史密斯学院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英国文化研究。^[9]

伯明翰学派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兴起的直接动因是挑战现代英国文学研究的不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战后英国经济的重建和复兴。英国步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工党主义政策”时期，经济走向繁荣，英国政府实施一套完备的福利制度，大批产业工人中产化，开始形成一个成熟的大众社会。这在文化方面的表征即是文化的大众化、美国化和流行文化的兴起。英国社会的这种急剧嬗变的文化现实已非保守的、秉持精英立场的利维斯主义所能应对。伯明翰学派因而把文化的研究对象从高雅文化或传统的文学经典中解放出来，注重对工人阶级通俗文化、大众传媒文化的研究，大众文化从此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文化研究的兴起因而是与英文研究（English Studies）的这种“文化转向”（尤其是“大众文化转向”与“媒介文化转向”）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教授、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在其《文化研究简史》一书中所言：“文化研究是一种‘丰裕哲学’（philosophy of plenty），是理解下列问题的一种方式：在经济增长、民主化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里，各类大型群体是如何创造文化价值的？”^[10]文化研究满足了下列迫切需求，严肃思考了下列问题：空前的个人自由、富足（至少发达国家如此）、新的教育机会和文化表述的关系，如何扩展青年人、女性、同性有色人种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社会身份的经验领域。^[11]文化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对知识、观念和文化兴趣盎然。知识、观念和文化即福柯后来所谓的“丰富的可能域”（plenitude of the possible）的一部分。依据福柯理论和战后社会现实的新变，文化不再是稀缺的，而是丰裕的。文化研究是丰裕哲学、包容创新的哲学。文化研究不仅要研究传统的美学，还要研究尽可能多的文化方面的事务，诸如工人阶级文化、女性文化、青年文化、同性恋文化、后殖民文化、第三世界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文化，全被迅速地发现和描述下来。^[12]文化无处不在，文化研究作为丰裕哲学揭示了：百姓既要在知识中确证自己的身份、主体性和文化，也要学习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它不仅关注生产、利润和权力，也关注消费与用途，把消费者引入对话，肯定其作为生产发展的主动地位，从而扩展文化实践，不断开辟文化发展的意义丰富的可能域。

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分期：文化研究作为当代西方一个特定知识领域，学界一般将其分为两个发展时期。例如，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教授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把文化研究分为80年代前后两个时期，即80年代前特指以伯明翰学派为主体并在英国各地播撒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与80年代后向英国以外地区扩散和泛化的时期。^[13]中国大陆学者黄卓越教授也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限，把英国文化研究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主要是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时期；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是文化研究的后现代和全球化时期，至少出现了两个泛化即话题的泛化和地区性的泛化。^[14]

本书认为，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奠基时期，以早期伯明翰学派三大奠基人的原创性研究为标志；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典时期或鼎盛时期，以伯明翰中心成立至霍尔离开为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国际化或全球播撒时期，斯道雷、格罗斯伯格、费斯克等大批从中心走出的伯明翰学子移居世界各地，任职于各国大学，播撒着文化研究的学术种子，英国文化研究发展成为国际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