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 长期执政政党面临的挑战与考验
黄卫平
如果说古代政治是以君主王权为标志，那么现代国家则是以政党政治为特征。政党作为以执掌国家公共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和特定阶级、阶层、社会利益群体的政治代表，在野时要千方百计提出对广大民众有吸引力的政见主张，尽最大可能争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以便有机会上台执政；而一旦执掌政权，就要努力创造执政绩效，巩固执政基础，寻求长期执政之道。这是现代政党的内在逻辑和政治目标所决定的，一切真正意义的政党概莫能外。
然而，特定政党能否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有效战胜竞争对手，主政掌权并长期保持执政地位，却并不是仅仅以其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而要看特定政党能否不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回应社会诉求，满足各界需要，争取人民广泛而持久的支持，这就是所谓挑战与考验。长期执政政党面临的挑战与考验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挑战是被动应对的考验，而考验则是主动迎接的挑战。正如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法定执政党，就“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高度重视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
所谓长期执政政党并不是一个成熟、规范的理论概念，而是一个对政治历史现象描述性的相对概念。就一般意义而言，可以将通过赢得竞选、民族独立、暴力革命或军事政变等方式，在一个主权国家连续执掌行政权力达到或超过20年的政党，视为长期执政政党，即其极大地影响、决定了这个国家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命运。
不管对历史上出现过的长期执政政党做何种类型学的分类，也无论其根据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采取何种具体制度和方式执政，既表明其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其又无可避免和毫无例外地将应对一系列重大挑战和严峻的考验，诸如腐败滋生蔓延、党内分裂困扰、反对力量挑战，以及民众审美疲劳等，都属于大概率的挑战与考验。世界历史上一些著名的长期执政政党丧失或一度丧失政权都无出其右，如原苏联共产党、日本自民党、印度国民大会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埃及民族民主党等。
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高度正视“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必须“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还要“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并“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
然而，虽然努力争取长期执政是一切执政党追求的政治目标，但由于执政时间越长，面临官场腐败蔓延、党内分裂压力、敌对势力挑战和民众审美疲劳等考验就越严峻。
一方面，执政绩效越显著，经济社会的发展越迅速，民众利益分化日益加剧，必然对长期执政政党的政治代表性带来重大考验。群众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等基本需求后，会逐渐在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更是推动不同利益群体自觉不自觉地试图在体制内外表达利益诉求和寻求政治代表，如果这一趋势得以发展，势必给一些长期执政政党带来极大挑战。
另一方面，执政时间越漫长，经济社会的基础变革越剧烈，一些以意识形态作为执政重要合法性基础的长期执政政党，也必将面临意识形态如何与时俱进的重大考验。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广义的政治思想和基本的政治价值观，是统治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合法性辩护的工具和对大众理性的思想规制，是建立在特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真理和真相是什么，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人民更愿意相信什么是真理和真相，才更重要；有能力让大多数民众相信什么才是真理和真相，也许是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能力。
正是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和不断增强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坚持努力领导国家和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4]中，“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5]，“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同时高度理性地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6]的判断。
根据这一判断重新评估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这就意味着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分化的社会利益现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唯一法定代表，就必须更加自觉地努力代表和平衡社会各阶层、各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引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执政党深刻认识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8]，更加充分而平衡地满足各阶层群众的不同需要，不仅是中国法定执政党责无旁贷的职责和使命，还是其在未来能否充分将体制外的利益诉求尽可能纳入体制内来有序释放的重大考验。
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我国与西方传统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正日益体现，从而也使执政党“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9]，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此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就是党更加重视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举措。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参照系，又是以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为目标的，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而日益凸显，党充分认识到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并化解这些矛盾，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也是对国家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的重大挑战，必须“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10]。这就要求执政党不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1]，特别是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重新诠释和定义诸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源于西方的主流核心价值，能否使之获得更广泛的认同，这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保持长期执政地位所必须经受的又一重大考验。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61～62页。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67、7、15、4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80页。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第5页。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44页。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0、11页。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1页。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1页。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7页。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23页。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