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及两者结合存在的主要障碍和问题

（一）思想认识层面存在几种具有较大负面影响的消极错误观念

当下，大概存在如下几种不合时宜甚至错误的论调或思想观念，深刻影响着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1）思想建党“过时论”，认为思想建党是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为克服并战胜缘于党员成分复杂多样带来的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而采取的必要举措。当下，思想建党的使命已完成，不再是党建的现实任务，因此，没有必要再次提出并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必要性、现实性。这种论调虽非当下才出现，但对当下重提思想建党的命题以及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的任务要求，仍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2）思想建党“阴谋论”，认为思想建党是建党早期个别领导人为排斥异己、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而采取的“阴谋”手段，不足取。当下，更不存在通过整风整党的政治运动来开展“整人”、“整事”的气候和土壤了，因此，思想建党“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种论调存在丑化甚至否定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党治党理论长期指导价值的倾向，值得警惕。（3）思想建党“虚无论”，认为思想理论教育只能“唱高调”“走过场”“做样子”，普遍存在“假、大、空”现象，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从而轻视乃至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4）思想教育“万能论”，认为只要每年多组织几次理论学习或脱产培训，或者加大理论宣传教育力度，就可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一旦思想认识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制度只是摆设，只针对那些思想蜕化变质、无药可治的人，才能“派上用场”。（5）制度“无用论”，认为制度是个“花架子”，可有可无；制度是根“橡皮筋”，可松可紧；制度是因人而异的，经常选择性执行，一般只要不犯政治性错误或得罪“领导”，就没事了。（6）制度“普世论”，认为在世界进入政党政治时代，特别是进入文明时代，有一些普世的文明的制度，可以直接为我所用，不必“另搞一套”，不必固守陈旧的思维定式或制度模式。凡此种种论调或思想观念，或单独或共同形成具有较大负面影响的隐性思想市场，成为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的主要障碍。

（二）制度机制层面存在设计不周延、执行不简便乃至偏软乏力、扭曲执行等突出问题

概括地说，党内的一些制度机制本身，存在粗、空、虚、软等明显缺陷，主要体现在：（1）制度设计脱离实际、违背民意，于法不周延、于事不简便，存在漏洞、盲区和死角。（2）制度条文表述比较原则、笼统、抽象或过于简单，给制度执行造成操作障碍。（3）制度定性模糊，只能“定罪”、但不能“量刑”，只规定“不准”“严禁”，但没有明确规定违反“不准”或“严禁”究竟该如何处理。即使要处理，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制度依据。（4）制度之间缺乏连贯性、系统性、周全性，存有“天窗”或“暗门”，容易给投机取巧之人钻“空子”、打“擦边球”。（5）经常政出多门，执行主体不明、责任不清，致使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推卸责任、推诿扯皮，问题得不到处理，责任得不到落实，制度最终丧失威信。（6）在执行制度时，一些制度执行阻滞、执行不力、不执行、乱执行、选择性执行、扭曲性执行等问题比较突出。制度执行一旦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实则乱了制度、坏了制度、荒了制度。（7）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存在无人监督、无法监督、不敢监督、不会监督、不愿监督、不让监督、不接受监督等突出问题。（8）更为关键的是，对违反制度的行为查处不严，能瞒则瞒、能捂则捂；瞒不了、捂不住，就搞“下不为例”“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就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则不了了之。当对违反制度的行为当惩不惩、该严不严，有亲有疏、有严有松时，制度已然荡然无存，形同虚设。

（三）社会现实层面存在影响到党的形象、人的观念及其行为价值取向乃至人心向背的普遍性问题

当下，老百姓通过各种渠道听、说、看的各种特权思想、贪腐丑闻、道德沦丧迹象、不良作风、裙带关系、利益输送、拉帮结派、官场厚黑学乃至潜规则、制度漏洞等，都与思想建党不力、制度治党不严有必然联系。将此类普遍性问题投射到现实生活中，突出表现为部分党员群众甚至领导干部：（1）“不信马列信鬼神”，拜请菩萨、“大师”求保佑，公开或半公开参与占卜、风水、巫术等封建迷信活动。（2）“不信马列信宗教”，公开烧香拜佛，或参加“家庭教会”做礼拜。（3）经常“不说人话不办人事”“谎话连篇”“大言不惭”“瞪着眼睛说瞎话”，故意夸大、缩小或编造、隐瞒事实真相。（4）做“双面人”，表里不一，言行相悖，说一套、做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5）文凭、年龄、履历、业绩等均敢造假，弄虚作假、欺上瞒下。（6）政治上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经济上罔顾党纪国法、不择手段敛财贪财。（7）崇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拿钱消灾”。（8）极少数党员干部道德沦丧，腐化堕落，包“二奶”、通奸。（9）特别是经媒体“渲染”揭露的严重贪腐现象，被揭露的不全是腐败案件本身的来龙去脉、违法乱纪的法理事实，其间还“穿插”不少丑闻或“花边新闻”，严重影响了党的整体形象、领导干部形象乃至普通党员的角色印象，影响了人的价值观念、行为取向乃至人心向背。老百姓惊呼腐败丑闻“无底线”，“三观”尽毁，是非观、善恶观颠倒。上述现实问题的存在，究其根本原因，一是思想教育不顶用，偏软乏力，起不到警示诫勉作用，由此，“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15]。二是制度措施不管用，出现了“破窗效应”，制度执行出现阻滞、变形、扭曲。这也是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存在的最突出问题。

当然，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两者结合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动态平衡问题。这里面包括开放的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与中共制度变革之间的动态平衡，中共早些年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动态平衡，近年来的思想理论创新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动态平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