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河西地理与古代中国秩序

王剑利：我来自中国的最西北边陲，那里横亘着高大的天山。农民和牧民就在山脚和山腰守望、共生，他们能深刻地理解对方。从天山一路向东，进入河西走廊。这条狭长的绿洲连缀地带，犬牙交错地嵌入到四个区域板块中，它夹处在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与蒙古高原南缘隆起的走廊北山之间，从西域向东延伸到黄土高原。游牧和农耕的族群从不同的山川孔道进入河西走廊，往来穿梭，他们既共生于此，亦彼此互相理解。这是河西走廊的历史和地缘使然。在河西走廊，我很自然地就对农牧共生、民族交融的社会生活有种文化直觉主义的熟悉感。因此，带着对这方土地的亲近与敬畏，我试着对它形成一种“移情式理解”。

施展：我再尝试从政治学角度来讨论。

我们在上一篇笔谈^[2]中进行过东西方对比。对西方世界来说，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当性的问题；而对东亚大陆包含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青藏高原等多个区域的这个体系来说，历史上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在这些区域之间，尤其是作为秩序主轴的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之间，如何找到一种秩序安排，以便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

持久和平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有能够衔接起各个区域的过渡地带，或者说走廊地带。在政治空间秩序的意义上，走廊地带才是定义中国的基础所在，它们使得作为体系的中国，真正连接为一体。河西走廊是唯一的同时连接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与青藏高原各个方向的过渡地带，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河西走廊才定义着中国。

我在《枢纽：3000年的中国》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农耕与游牧的共生关系。这两种生产方式之分，首先是基于气候差异带来的自然资源约束。这种气候差异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有着不同基础。东部地区的气候差异主要是基于纬度差异，西部地区的气候差异则主要是基于大山所形成的海拔差异。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东部地区的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主体彼此分离，少有空间上的交错，农牧两个群体不大容易相互理解；而西部的这两个群体，就如同你的生活体验一般，在山脚和山腰日日相望，相互就能较好地理解。所以东部的游牧者在入主中原之际，却经常需要西部的人来帮助进行治理，因为西部的人能够同时理解农牧两个族群的秩序逻辑，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重要黏合者。

王剑利：当我们策划“从走廊发现中国”这个专题时，注意到了你在《枢纽》一书中对“何谓中国”的思考，书中展开了从过渡地带讲述“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的思路；我们同时也有幸与数十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关注不同走廊地带的学者探讨走廊地带对于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这些研究与讨论都带给我们重要启示。

我们的专题从河西走廊开篇，正是因为河西走廊确实在深刻的意义上发挥着你所阐述的这种多元互构性的作用。它对四个区域的衔接性不仅仅是在地理上的，更是在文化上的。单纯的地理无法形成历史，它需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形成历史，而人的活动，又必须通过文化才能形成意义空间，从而自我组织起来，历史才得以展开。河西走廊作为重要的过渡地带，使得其所衔接起来的四个区域，可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相互激活，从而使作为一个体系的中国能够获得生生不息的内在历史动力，不断共生演化。

施展：秩序和文化想要展开，首先要面临地理这个硬约束条件。

人们通常认为河西走廊的东段起自位于兰州与武威之间的乌鞘岭。乌鞘岭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该山脉以东是季风区和外流区域，以西则是非季风区和内流区域。河西走廊的南侧是祁连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常年积雪，雪山融水浇灌了山脚下的多片绿洲，有些地方水草相当丰美。比如山丹县历来就是重要的马场。霍去病攻占河西之后，匈奴人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便是指这里。河西走廊断续的绿洲，成为中原与西域交通线上的一个个中继站。

祁连山脉有几个重要的山口，是历史上南部的高原游牧族群进入河西走廊的通道。走廊北侧的山脉则海拔相对较低，难以存住积雪，于是山的外侧便是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祁连山上的融雪流下来，自东向西分别形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这三大内流河水系。由于山形地势的原因，这三大水系都是中国少见的南北流向，穿过戈壁沙漠，注入尾闾处现已近干涸的湖泊当中。而当年的草原游牧族群，常顺着这些水系南下，进入河西走廊的水草丰美之地。

我们在上一篇笔谈中谈到的古代中国的外部均衡与内部均衡，在河西就能极为直观地呈现。当各个区域处于彼此对峙状态，即外部均衡状态的时候，河西走廊就是中原与草原双方着力争夺的战略区。汉武帝西逐诸羌，不仅开始了中原王朝对河湟地区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农耕族群与高原游牧族群之间的冲突。对汉王朝来说，倘若蒙古草原与青藏高原的两群游牧者联合起来，将对中原地区形成战略包围，对长安形成很大的威胁；因此，必须控制河西走廊以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为控制河西走廊，又需要进一步经略西域。而当大一统王朝实现了内部均衡之后，能够连接起多个区域的河西走廊便一转成为王朝内部至关重要的一个过渡地带，让王朝所需的各种要素通过这里而被整合起来。

王剑利：河西走廊在地理上是一个连接四方的十字路口，同时又自成一域。有不少学者关注这一区域内各民族共生共育的历史。早在先秦和秦汉之际，戎、羌、氐、大夏、居繇、乌孙、月氏、匈奴等族就活跃在这里。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来隔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实际上开启了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在河西走廊上深层互动的历史。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游牧族群在河西历史舞台上担当主角，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在进退之间，始终发生着交往、交流、交融。农、牧族群因地域相连所带来的冲突和摩擦又转化为一种深刻的“糅合力”。河西走廊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穿行在这里的各个族群，他们共同创造了河西，成就其沟通四方的历史。

从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来说，发生在河西走廊上的农、牧族群的互动，意义极为深远。每次冲突和对峙，实际上都会推动农、牧族群的凝聚与整合，整合的结果不仅体现于河西走廊上各族群、多元文化的共生演化，从长远看，又为后世在整个中国格局内的农牧互动、文化交融提供了动力和历史前提，并最终促进了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