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隋炀帝设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
隋炀帝设立东都洛阳内道场，旨在就已经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进行研究、教学、传播、弘扬。为了进一步拓展佛教领域，别开生面，还需要将那些没有翻译过来的重要佛教典籍翻译成中文。于是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在东都上林园设立翻经馆，“其中僧有学士之名”[31]。隋朝的译经中心从长安转移到了洛阳。
关于东都翻经馆的具体情况，《大业杂记》说：“端门（皇城正南门）东有左掖门，……左掖门东二里有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东街。其道场有婆罗门僧及身毒（天竺）僧十余人，新翻诸经。其所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书，书即今胡书体。贝多叶长一尺五六寸，阔五寸许，叶形似枇杷叶而厚大。横作行书，随经多少，缝缀其一边怗怗然，今呼为‘梵夹’。”[32]翻经馆中的中国僧人，最突出的是彦琮（557～610年），被安排担任主事；最突出的外国僧人则是来华的南天竺僧达摩笈多。达摩笈多在开皇时期来长安，被安排在大兴善寺翻译佛经。上林园翻经馆建立之际，隋炀帝立即征聘达摩笈多以及诸学士来这里从事翻译，“致使译人不坠其绪，成简无替于时”。达摩笈多在这里工作了十四年，直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去世，连同他在长安的工作，共翻译经论七部，合三十二卷，“即《起世》《缘生》《药师本愿》《摄大乘》《菩提资粮》等是也，并文义澄洁，华质显畅”。彦琮和他共事，“偏承提诱”。彦琮询问达摩笈多所游历的国家和地区，多是前史不曾记载的，于是撰成《大隋西国传》一书，共十篇：一方物，二时候，三居处，四国政，五学教，六礼仪，七饮食，八服章，九宝货，十山河、国邑、人物，“斯即五天（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之良史，亦乃三圣之宏图”[33]。
彦琮精通中文和梵文，其译经活动起步于长安。隋文帝开皇年间，他即在长安奉诏翻译佛经。仁寿二年（602年），他还奉诏撰成《众经目录》一书，对流行典籍，分作单译、重翻、别生、疑惑、伪妄五类。该时期有天竺王舍城沙门前来拜见隋文帝，将还本国时，请《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录》，隋文帝令彦琮把它们由中文译成梵文，合成十卷，赐诸西域。洛阳上林园翻经馆建立后，彦琮被委以重任。这时，隋朝平定了林邑（今越南中部），获得南洋文字贝叶经五百六十四夹，合一千三百五十余部，隋炀帝下诏送入翻经馆，交付彦琮披览，编叙目录，次第翻译。他撰成五卷目录，分为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等类，估计译成中文，应有二千二百多卷。他前后译经共二十三部一百来卷，卷首制序叙事。大业六年（610年）七月，他在翻经馆中病逝，俗寿五十四岁。彦琮哥哥的儿子僧行矩，从小便追随彦琮，请益佛经，参与长安、洛阳两馆的翻译活动。翻经馆还是一所外国语学校。彦琮在这里曾向达摩笈多学习梵文，行矩、智通等僧也在这里学习梵文。智通“往洛京翻经馆学梵书并语，晓然明解”，入唐后参与翻译佛经，“善其梵字，复究华言，敌对相翻，时皆推服”[34]。
彦琮通过长期的翻译实践，产生了深切的体会，于是写成《辩正论》，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以垂翻译之式”。
《辩正论》指出，十六国时期的释道安说过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指翻译佛教典籍，有五种走样现象。其一，“胡言尽倒，而使从秦”。这是说中文和外文遣词造句的顺序颠倒，将佛经译成中文，只能遵循汉语的规范，将其前后倒置过来。其二，“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这是说佛经原文朴实无华，而汉人讲究文采，要符合汉人的阅读习惯，佛经才传得开，译文必须文彩斑斓。其三，“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这是说原文内容重复繁琐，反复叮咛，用散文说说，又用韵文说说，译文须加以精简剪裁。其四，“胡有义说，正似乱词，寻检向语，文无以异，或一千或五百，今并刈而不存”。这是说佛经结束语，用很大的篇幅归纳该典籍的大意，与前文的字句没有什么两样，翻译时皆须删除。其五，“事以合成，将更旁及，反腾前词，已乃后说而悉除”。这是说原文结束一个意思，过渡到另一层意思时，又把前面说过的话再倒腾出来说说，译文必须全部删掉。“三不易”指翻译佛教典籍有三方面的艰难情况。其一，“然《智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智经》即《般若经》，“三达”“覆面”指释迦牟尼佛。佛教所说解脱境界，在罗汉为“三明”，在佛为“三达”。三明即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天眼明知未来世生死因果，宿命明知过去世生死因果，漏尽明知现在世烦恼并予以根绝。佛对三明穷尽了达，故称三达。佛有三十二相，其中之一为广长舌相，舌头广长柔软细薄，伸出来能覆盖面部。这几句话虽然特指《般若经》，但实际上举一反三，说佛经是释迦牟尼佛在遥远年代针对当时的情况所做的教诲，时代推移，情况变化，译文要删除一部分往古的内容，才能让今天的读者接受，斟酌起来，颇费周折。其二，“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载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这是说圣贤和凡夫俗子差别很大，要把远古圣贤的微言大义，译得使今天的芸芸众生都能读懂，实在太艰辛了。其三，“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岂将不以知法者猛乎？”这是说当年那些杰出的大弟子们，经佛陀耳提面命，尚且对佛经的含义反复推敲，才能求得正解。而今过了千余年，僧众的水平又远远低于那些大弟子，要译得符合原意，真是难乎其难。
彦琮针对道安指出的这些情况，提出两方面意见。一方面，他主张学习梵文直接读佛教典籍原本，以避免译文走样带来的理解偏差。他说：“则应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中国所在的大陆，代指中国），三转妙音，普流震旦（支那斯坦，即中国；但《翻译名义集》卷三《诸国篇第二十八》却说：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名），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网之失。……直餐梵响，何待译言！”但佛经既有梵文本，又有其余文字的胡本，中国人有几个能做到直接读原本？因而这个建议不具备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对翻译提出“十条八备”说。“十条”指“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说的是翻译技术问题和文体分类。“八备”指的是译者的整体素质。其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这是说译者对待佛教，信仰要虔诚，要发愿解救众生，不要害怕耗费时日。其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这是说译者应以戒律规范自己的言行，道德品质高尚，有好名声。其三，“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这是说译者应精通所有佛教著作。其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这是说译者应通晓各种世俗学问，擅长写作。其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这是说译者应气度轩昂，没有意必固我的坏毛病。其六，“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这是说译者应淡泊名利，潜心钻研佛教。其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这是说译者应具有梵文修养，懂得怎样译成中文。其八，“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这是说译者应经常阅读《三苍》《尔雅》之类的语言文字书籍，懂得真草隶篆各种字体，能熟练驾驭语言文字。这八点，包括宗教态度、职业道德、知识结构、学品学风、翻译能力等方面。他认为：“八者备矣，方是得人。”[35]这些说法，应该是翻译工作的不刊之论。但道安摆出的那些问题，彦琮的提案并不能加以解决，比如中外文的语序问题，两者的繁简、质文问题，这是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字、学风文风和审美取向的问题，只要差异存在，就不能强求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