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安史之乱在洛阳
唐玄宗主动放弃洛阳而僻居关中，也就不再观风省俗、维系东方了。这样，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我限制，自我孤立。放弃洛阳二十年，也就为国家的安定统一局面埋下了隐患。如果唐玄宗不曾放弃巡幸洛阳，当安史之乱爆发时，按照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他当会较快得知消息，从而部署平叛活动。如果唐玄宗依然把洛阳作为控制东方的军事堡垒来加以经营，也不至于让几个不识干戈的文人充当留守官，使一座缺乏兵力的空城轻易地落入叛军之手。安史之乱不仅使洛阳在当时受到破坏，而且在后来还受到严重的影响。唐人李庾《东都赋》概括为叛军“杀人如刈（割草），焚庐若薙（剃）”；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时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91]。这是说：安史叛军在洛阳滥杀居民、焚烧房屋，就像收割庄稼、清除野草一样净尽，剃成光头一样彻底；洛阳在太平时期是天下翘首向往的都城，动乱年代则化为一片废墟；世道清明，洛阳人安居乐业，优哉游哉，政治败坏，则过着悲惨的生活。那么，洛阳的盛衰就成了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天下治乱的晴雨表。
安禄山是胡族出身的唐朝将领，身兼范阳（治今北京市）、平卢（治今辽宁朝阳市）、河东（治今山西太原市）三镇节度使，拥有的兵力、马匹数量为边将之最。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他假托奉唐玄宗密诏诛伐宰相杨国忠的名义，在范阳发动叛乱，率领所属士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族曳落何（假子）共十五万，长驱南下。这时天下承平日久，官军懈怠，缺乏训练，不具备战斗力，甚至铠甲武器被封存在武库中，朽坏不堪使用。叛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逃窜，有限的抵抗极其软弱，无济于事。唐玄宗得知消息后，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到洛阳募兵以做抵抗。
东都留守李憕偕同留台御史中丞卢奕、河南府尹达奚珣，安抚将士，完缮城郭，做遏止叛军侵逼的准备。封常清应急招募的壮丁，多是市井居民，未经训练，毫无战斗力，面临叛军铁骑奔突、飞矢如雨的架势，一个个胆战心惊，望风溃逃。封常清在洛阳上东门、都亭驿、宣仁门连遭惨败，急忙从东都苑毁墙西逃。李憕对卢奕说：“吾曹荷国重任，虽知力不敌，必死之！”卢奕许诺尽力抵抗。十二月，安禄山率叛军攻入东都城，杀死数千人，箭镞呼啸着向宫城射去。李憕召集到残兵数百人，但都临阵溃逃，只剩下自己一人坐在衙署中。卢奕已派家属怀揣官印抄小路奔赴长安，自己身着朝服，端坐御史台中。安禄山派人擒拿二人，送到自己跟前。卢奕大骂不止，数落安禄山大逆不道，并环顾叛军，说道：“凡为人当知逆顺。我死不失节，夫复何恨！”[92]安禄山恼羞成怒，下令把二人杀掉。卢奕面不改色，镇静自若，行北面辞别君主礼，然后从容就义。达奚珣投降了安禄山，安禄山以党羽张万顷接替河南尹职务。
安禄山急于称帝，滞留洛阳，未及西行。唐廷匆忙部署平叛，加强了在潼关的防御。在叛军的后方河北道，平原郡（治今山东平原县）太守颜真卿联络堂兄真定郡（治今河北正定县）摄太守颜杲卿，相与起义兵，互为犄角，切断叛军的归路，以纾缓其西寇长安之势。河北十五郡纷纷响应，皆归朝廷，兵力达二十余万。安禄山有后顾之忧，急忙派史思明杀回马枪。
次年正月初一（756年2月5日），安禄山在洛阳称帝，称洛阳为中都[93]，国号大燕，改元圣武，以达奚珣为侍中。初八，史思明攻陷常山（真定郡），执送颜杲卿入洛阳。安禄山责问颜杲卿道：“汝昨自范阳户曹，我奏为判官，遂得光禄、太常二丞，便用汝摄常山太守，负汝何事而背我耶？”颜杲卿驳斥道：“我世为唐臣，常守忠义，纵受汝奏署，复合从汝反乎！且汝本营州一牧羊羯奴耳，叨窃恩宠，致身及此。天子负汝何事，而汝反耶？”[94]安禄山恼怒万分，把颜杲卿捆在天津桥的柱子上，一片片割肉，一节节断骨。颜杲卿忍受着巨大的疼痛，破口大骂，直到断气为止。同时，他的幼子和一个侄儿，以及同事袁履谦，也以同样方式遇害。
六月中旬，叛军攻陷长安，搜捕到梨园弟子数百人，连同乐器、舞衣、舞马、犀、象等，一并送至洛阳。秋季，安禄山在东都苑的凝碧池旁同其臣僚宴集，音乐声起，梨园弟子悲不能胜，相顾落泪。乐工雷海清扔掉乐器，西向长安，痛哭不已。安禄山怒不可遏，把他捆在戏马殿前台，肢解示众。给事中王维在长安被俘，押送到洛阳，禁闭在菩提寺中，听到这件事后，赋诗感叹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95]
唐玄宗逃奔四川成都，其子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即位，领导平叛活动。安禄山自叛乱以来，双目渐昏，终于失明，加上身患毒疮，脾气日益暴躁，对部下动辄毒打甚至杀戮。他的阉宦李猪儿挨打最多，心里愤愤不平。安禄山欲以宠妾段氏所生子安庆恩为继承人，引起长子安庆绪的不满，遂与李猪儿等人密谋杀害安禄山。至德二载正月初五（757年1月29日）夜，安庆绪一伙人手持兵器站在帐外，李猪儿持刀直奔帐中，猛砍安禄山的腹部。侍奉安禄山的下人吓得魂不附体，待在一边不敢动。安禄山摸不着床头的佩刀，手摇帐竿喊道：“必家贼也。”[96]片刻工夫，肠子流出，一命呜呼。安庆绪接替帝位。
十月，唐肃宗长子广平王李俶名义上任唐军元帅，副元帅郭子仪具体指挥，率领回纥族援军，继收复长安之后，前来收复洛阳。叛军大败，安庆绪从东都苑门仓皇逃向河北。回纥进洛阳后，径直进入府库收财帛，在市区、农村抢劫三天，所得财物不可胜计。百官受安氏父子伪署者三百余人，皆身着罪犯素服，悲泣请罪。广平王将他们送往长安处理。王维因写有上述诗表明政治态度，为唐肃宗所知，特予免罪。十一月，广平王、郭子仪由洛阳回长安，唐肃宗慰劳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97]为了经营河北，郭子仪又被指派还东都。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以宗室虢王李巨为河南尹，充东京留守，征郭子仪入朝，同李光弼一道赴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抗击安庆绪。
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相州一战，官军失利，郭子仪被召回长安，李光弼代为兵马元帅，赴东都。九月，史思明引兵向洛阳逼来。李光弼动员东都留守韦陟率官属西奔入关，河南尹李若幽率吏民出城避乱，自己到洛阳北面的河阳（今河南孟州市）组织抵抗。史思明入洛阳，城中空无所得，担心李光弼从北边来攻，自己不敢入宫，退屯白马寺南，以拒官军。史思明引兵攻河阳，损失惨重。上元元年（760年）闰三月，他由白马寺移军入洛阳城。他派间谍放出风声，说：“洛中将士皆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击之可破也。”[98]唐廷信以为真，命李光弼等收复洛阳。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双方在邙山交战。史思明趁官军未及列阵，率军突入其中，官军大败，死数千人，军资器械全部遗弃。三月，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掉，史朝义继称皇帝。
宝应元年（762年），东京复称东都。十月，唐军和回纥再度收复洛阳。战斗在洛阳北邙激烈地进行，杀叛军六万，捕获二万，史朝义率轻骑数百仓皇东逃。回纥兵进入洛阳城，士女惧怕，躲到圣善寺、白马寺的阁楼上，回纥兵就纵火焚烧阁楼。回纥兵肆意抢掠士女、财物，死伤数以万计，几十天火焰不灭。同时，官军借口东都及东面和南面一带皆为贼境，大抢三月，残存人家荡然一空，只能以纸遮身。
安史之乱持续了八年，给洛阳带来的影响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安史之乱刚刚过去，韦应物来洛阳当县丞，所作《登高望洛城作》中有这样的诗句：“雄都定鼎地（传国重器鼎之所在即国都所在），势据万国尊（东都洛阳无论对于全国，抑或周边民族，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如同众星拱月一般）。河（黄河）岳（嵩山）出云雨，土圭酌乾坤（圭臬是测日影的玉器，西周初期周公营建洛邑，曾建测影台观测天象，制定节气）。舟通南越贡（洛阳是大运河的中心城市，东南西北，路途均衡，岭南的贡赋能运到这里），城背北邙原（洛阳城的北面是邙山）。帝宅夹清洛（洛河横穿洛阳城，有银河气象），丹霞捧朝暾（云霞捧持着初升的太阳，把东边的天空染成红彤彤一片）。”然而安史之乱使洛阳今非昔比：“十载构屯难（安史之乱首尾八年，造成极大灾难），兵戈若云屯。膏腴满榛芜（肥田沃土荒芜了，长满了荆棘），比屋空毁垣（家家户户只剩下残垣断壁）。”因此，该诗结尾感叹道：“坐感理（治）乱迹，永怀经济言。吾生自不达，空鸟何翩翻。天高水流远，日晏城郭昏。裴回（徘徊）讫旦夕，聊用写忧烦。”[99]自从唐玄宗第五次巡幸洛阳返回长安，直到唐朝灭亡前夕唐昭宗被挟持到洛阳，唐朝诸帝迄未巡幸东都。这里的宫城由民夫加以维修，卫兵礼仪式地加以宿卫，但宫殿空空，大门紧锁，只有燕子在梁檐下筑巢栖息，蜘蛛在柱子间结网奔走。
乾元二年（759年）十月，唐肃宗曾下制，声称自己要巡幸东京，亲征史思明，苏源明等群臣上疏谏止，认为大河南北尽为贼境，淮东江西又起叛乱，皇帝不宜东幸。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利用唐朝平叛时出现的混乱软弱局面，深入京畿地区，致使唐代宗仓皇东逃至陕州。唐代宗一伙担心郭子仪功高难制，不想让他再次立下收复长安的赫赫战功，就下诏表示放弃长安，迁都洛阳，以避吐蕃。郭子仪为这一选择都城的举措深感忧虑，上疏先指出长安所在地关中地势险要，远非洛阳可比，然后描绘自己目睹的洛阳地区情况，说：“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今河南郑州市、开封市），达于徐方（今江苏徐州市），北自覃怀（今河南沁阳市），经于相土（今河南安阳市），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愿时迈顺动，回銮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100]唐代宗表示立即返回长安。
宝历二年（826年）正月，唐敬宗提出要巡幸洛阳，宰相李逢吉和谏官接连上疏阻止。这位十七岁的皇帝孩子气十足，板着脸说：“朕去意已定。其从官宫人，悉令自备糗粮，不劳百姓供馈。”李逢吉叩头进谏道：“东都千里而近，宫阙具存，以时巡游，固亦常典。但以法驾一动，事须备仪，千乘万骑，不可减省。纵不费用绝广，亦须丰俭得宜，岂可自备糗粮，顿失大体！今干戈未甚戢，边鄙未甚宁，恐人心动摇，伏乞稍回宸虑（改变主意）。”唐敬宗不听，派一位度支员外郎到东都察看宫城及沿途行宫。这时，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由治所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来长安朝觐，在延英殿奏事时对唐敬宗说：“国家营创两都，盖备巡幸。然自艰难（安史之乱）已来，此事遂绝。东都宫阙及六军营垒、百司廨署，悉多荒废。陛下必欲行幸，亦须稍稍修葺。一年半岁后，方可议行。”唐敬宗说：“群臣意不及此，但云不合去。若如卿奏，不行亦得，何止后期。”[101]不久，河北跋扈藩镇上奏出丁匠一万，助修东都宫阙，实则别有用心。经裴度分析实情，唐敬宗最终打消了东幸的念头。
[1]〔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李季平、李锡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5～26页。
[2]《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武德元年条，第5774页。
[3]《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第2223页。
[4]《隋书》卷五十九《越王侗传》，第1438～1439页。
[5]《旧唐书》，第2230页。
[6]《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武德二年条，第5845页。
[7]《旧唐书》卷五十四《王世充传》，第2231页。
[8]《旧唐书》卷五十四《王世充传》，第2232页。
[9]《旧唐书》卷五十四《王世充传》，第2233页。
[10]参看《全唐文》卷十唐太宗《报窦建德书》，第44～45页。
[11]《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条，第6004页。
[12]《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第2417～2418页。
[13]《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武德四年条，第5918页。
[14]《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第2560页。
[15]《旧唐书》卷七十五《张玄素传》，第2639～2641页。
[16]《旧唐书》卷七十《戴胄传》，第2534页。
[17]《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贞观八年条，第6109页。
[18]《旧唐书》卷七十五《张玄素传》，第2641页。
[19]《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二，第1576页。
[20]《旧唐书》卷七十八《张行成传》，第2703页。
[21]《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贞观十一年条，第6127页。
[22]《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第2558页。
[23]《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第2558页。
[24]《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贞观十一年条，第6134页。
[25]梁启超倡贞观元年说，陈垣《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予以批驳，主贞观三年说，详见《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672～683页。
[2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28～129页。
[27]《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29～130页。
[28]《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第2735页。
[29]《全唐文》卷十二，第59页。
[30]《全唐文》卷十三，第64页。
[31]《全唐文》卷二十，第99页。
[32]《旧唐书》卷九十八《裴耀卿传》，第3081页。
[33]〔北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洛阳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643页。
[34]《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传》，第2830页。
[35]《旧唐书》卷八十四《郝处俊传》，第2799～2800页。
[36]《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二，永隆元年条，第6397页。
[37]《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第112页。
[38]〔唐〕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全唐文》卷二百一十二，第947～948页。
[39]《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条，第6291～6292页。
[40]《资治通鉴》卷二百，永徽六年条，第6294页。
[41]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第148页。
[42]《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三，光宅元年条，第6417～6418页。
[43]〔清〕徐松著、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三，嗣圣元年条，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第91页、92页、96页。
[44]《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九《代李敬业讨武氏檄》，第886页；〔北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46页；《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三，光宅元年条，第6424页。武则天有时颇为大度。《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五长寿元年（692年）条记载，她授官太滥，选官人沈全交说她是“眯目圣神皇”，即睁眼瞎子。御史纪先知逮捕沈全交，请先在朝堂行杖刑，然后治罪。武则天笑着说：“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弄得纪先知十分羞愧。
[45]《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上·武后传》，第3479页。
[46]《旧唐书》卷八十七《刘祎之传》，第2848页。
[47]〔唐〕张说：《张燕公集》卷十一，《丛书集成初编》第1847册，中华书局，1985，第121页。
[48]《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第875页。
[49]《新唐书》卷六《肃宗纪》，第165页。
[50]《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一》，第961页。
[51]《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四，天授元年条，第6464页。
[52]《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五，长寿元年条，第6478页。
[53]《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四，天授二年条，第6472页。
[54]《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四，天授二年条，第6471页。
[55]《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六上《酷吏上·索元礼传》，第4844页。
[56]《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四，天授元年条，第6465页。
[57]《旧唐书》卷八十七《李昭德传》，第2855页。
[58]《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长安元年条，第6554～6555页。
[59]《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第2888～2889页。
[60]《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六，神功元年条，第6523页。
[61]《旧唐书》卷八十七《李昭德传》，第2855页。
[62]《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六，圣历元年条，第6526页。
[63]《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六，圣历元年条，第6526～6527页。
[64]《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六，圣历二年条，第6541页。
[65]《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长安二年条，第6559页。
[66]《旧唐书》卷七十八《张行成传附易之、昌宗》，第2707页。
[67]《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长安三年条，第6564～6565页。
[68]《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长安四年条，第6577页。
[69]《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朱敬则传》，第4220页。
[70]《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神龙元年条，第6580～6581页。
[71]《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考异》引《统记》，第6591页。
[72]《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第3022～3023页。
[73]《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神龙元年二月条，胡三省注，第6584页。
[74]《旧唐书》卷一百零六《王琚传》，第3251页。
[75]《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七《吉顼传》，第4258页。
[76]〔北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二，商务印书馆，1959，第6～7页。
[77]《唐会要》卷四十八《寺》，第993页。
[78]唐中宗：《答张景源请改中兴寺敕》，《全唐文》卷十七，第83页。
[79]《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九，景龙三年条，第6639页。
[80]《旧唐书》卷八十六《李重福传》，第2836页。
[81]《旧唐书》卷八十六《李重福传》，第2836页。
[82]唐玄宗：《幸东都制》，《全唐文》卷二十三，第113页。
[83]《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第187～188页。
[84]《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三年条，第6764页。
[85]〔唐〕徐浩：《唐故朝议大夫行尚书膳部员外郎上柱国崔府君（藏之）墓志铭并序》，《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下册，文物出版社，2008，第127页。
[86]〔唐〕颜真卿：《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东都副留守云骑尉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铭记》，《全唐文》卷三百三十八，第1515页。
[87]《旧唐书》卷九十七附《陈希烈传》，第3059页。
[88]《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条，第6822页。
[89]《旧唐书》卷九十八《裴耀卿传》，第3081页。
[90]《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三载条，第6862页。
[91]〔唐〕李庾：《东都赋》，《全唐文》卷七百四十，第3389页。
[92]《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条，第6939页。
[93]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66页录程处俊《大燕故尚辇奉御乐安任府君墓志铭》，说死者任金生前供职于“中都河南府”，“圣武二年（757年）四月廿日丁酉终于河南县洛水之汭道光里之私第”。另，洛阳师范学院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藏《燕故莱州司仓参军李府君墓志铭》说死者李万于圣武二年七月三十日终于“中都从善里”，八月九日葬于城南龙门乡。但称洛阳为中都由来已久，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572页录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唐故处士康君（元敬）墓志》即说“瀍洛中都”。所谓“中都”，又称“中京”，是都城中地位最高的“上都”，处于中心地位。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称京师洛阳为“中京”，说洛阳白马寺的果树柰林、葡萄，“味并殊美，冠于中京”。
[94]《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下《忠义下·颜杲卿传》，第4897～4898页。
[95]〔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六《王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36页。
[96]《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至德二载条，第7012页。
[97]《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至德二载条，第7044页。
[98]《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上元二年条，第7105页。
[99]《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二，第449页。
[100]《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第3457～3458页。
[101]《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第4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