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隋朝的东都
第一节 隋文帝称帝前后的洛阳
隋文帝杨坚祖籍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市），汉族。杨氏家族自称家世显赫，其始祖是东汉太尉杨震。杨坚的五世祖杨元寿担任北魏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司马，家庭随着宦途而迁徙到神武树颓，即朔州神武郡殊颓县（今山西寿阳县北），从此子孙世代担任地方或中央的军政职务。北魏是鲜卑族政权，分裂为东魏、西魏，又嬗变为北齐、北周，分别以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和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为都城，在北方处于东西对峙状态，与南朝汉族政权并存。杨坚的父亲杨忠是杨震的第十三代孙，在西魏、北周时期担任高级军事长官，位至柱国、大司空，被封为随国公，被赐以鲜卑姓氏普六茹。
杨坚于西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541年7月21日）出生，十四岁时，被京兆尹（首都长安市长）薛善聘任为京兆功曹，名义上成为掌管、考察、记录文职官员施政成绩的组织部官员。第二年，他被西魏朝廷授以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十六岁时，升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北周明帝时期，被授以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北周武帝时期，迁左小宫伯，出任随州（治今湖北随州市）刺史，进位大将军，继承父亲的爵位随国公。杨坚与周武帝结成亲家，他的长女被周武帝聘为皇太子宇文赟的正妃。杨坚连续建立军功，担任过定州（治今河北定州市）总管、亳州（治今安徽亳州市）总管。建德七年（578年），周武帝病故，太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周宣帝。杨坚作为周宣帝的岳父，被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后丞、右司武、大前疑。
周宣帝是个精神不正常、行为怪诞的国君。他实施严刑峻法，大肆拷打大臣和后妃。他遍选美女，充实后宫，自己沉溺于后宫中，十天半月不上朝，大臣只能通过宦官向他汇报政事。他即位第二年，年仅二十一岁，自愿将皇位传给儿子周静帝，自己当太上皇，称天元皇帝。他立了五位皇后，杨坚的女儿是嫡妻，立为天元大皇后，周静帝的生母朱氏立为天大皇后，其余三位是天中大皇后陈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迟氏。他当皇帝和太上皇总共不到两年，于大象二年（580年）五月病故。当时周静帝年仅八岁，大权遂落入杨坚的手中，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总揽全国军政大权。
杨坚企图改朝换代，就隐瞒了周宣帝的死讯，将北周宗室赵王、陈王、越王、代王、滕王骗至京师杀掉，还杀掉周明帝和周武帝的儿子们。六月份以来，北周势力相继在相州（治今河北临漳县）、郧州（治今湖北安陆市）、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起兵反抗杨坚，被杨坚派出的军队镇压下去，并捣毁邺城，将相州治所南迁到今河南安阳市，称为邺城。到十月份，全国的局势稳定下来。
第二年（581年）二月，杨坚恢复汉族姓氏，废掉周静帝，自立为帝，以自己承袭父亲的爵位“随”为国号，去掉“随”字中表示走动的“辶”而成“隋”字，年号由周静帝的大定改为开皇。不久，他杀掉周静帝。到开皇九年（589年），隋朝灭掉南朝陈政权，岭南的割据势力归附隋朝，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告以结束，国家复归于车书一统的局面。
隋文帝称帝前后，洛阳的地位受着上述政治格局的制约和影响。
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灭掉北周东面的北齐，统一了北方。杨坚时任大将军，率军作战，立有军功。第二年周武帝去世，周宣帝继位。为了加强对新征服区的控制，大成元年（579年），周宣帝巡幸洛阳，下诏移相州六府于洛阳，将洛阳设置为东京，于是征发关东（秦函谷关以东，亦称山东）诸州士兵修治洛阳宫。周宣帝这一举措，是以洛阳替代北齐首都邺城，因为洛阳更适宜作为关东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以前被北齐迁至邺城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三体石经，这时由北周运回洛阳。周宣帝还诏令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相州、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县）、亳州（治今安徽亳州市）、青州（治今山东青州市）、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七总管，一律接受东京六府的管辖。
周宣帝去世后，杨坚统领百官，处理朝政。国丧期间，大赦天下，洛阳宫的修建活动停了下来。接着，杨坚镇压相州等地的军事反叛，其间以长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统领北齐故地。开皇元年（581年）隋朝建立，隋文帝杨坚作为关陇军事贵族的代表，依然把都城设置在关中地区。长安故城自西汉建都以来，已经经历八百年，屡经战乱，破坏很大，而且规模狭小，井水咸涩，不宜居住。开皇二年（582年），在长安东南龙首原修建新长安城——大兴城，作为首都，次年迁入。开皇元年二月隋朝一建立，杨勇就被立为太子，召回京师，镇守洛阳的任务由杨勇的岳父少冢宰元孝矩替代。八月东京官废除，依然称为洛阳，降为一般性城市。
隋文帝总结北周之所以轻易亡国，与北周同姓诸王势力过于微弱密切相关。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决定由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别据守各地区的重镇，代表中央在当地行使统治。开皇二年（582年）正月，他在洛阳设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以第三子秦王杨俊为该行台尚书令兼洛州刺史，统领关东兵；次子晋王杨广为河北道行台尚书省（治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尚书令；四子蜀王杨秀为西南道行台尚书省（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尚书令。这几个王当时都还是少年儿童，次子杨广最大，也才十三岁，他们都不足以独当一面，隋文帝因而选拔一些精明能干的官员充当他们的僚佐。这几个地点中，洛阳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传统的都城地位，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在其余几处之上。
开皇三年（583年）十月，隋文帝废除河南道行台尚书省，将秦王杨俊调任为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总管。开皇六年（586年）十月，设置山南道行台尚书省，治所设在襄州（治今湖北襄樊市），又将杨俊调到这里担任尚书令。别的不起眼的地方在创建行台尚书省，而在洛阳的河南道行台尚书省却被废除了，这是否意味着洛阳地位的下降呢？从杨俊赴任襄州两个月前，隋文帝派更高级别的太子杨勇镇守洛阳来看，隋文帝对洛阳另有考虑，因为其地位更加重要。其间有这样一件大事，开皇四年（584年），关中灾情严重，粮食供应困难，九月份，隋文帝率领官员、后妃、宦官和将士一行大队人马来洛阳就食，度过了青黄不接的冬春两季，于次年四月返回长安。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登基伊始，便下了一道营建东都的诏令，其中阐述在洛阳建都的种种便利，追述其父皇的意愿时说：“自古皇王……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1]那么，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初就萌生了营建东都的打算，可能是开皇三年以来的事，只是当时刚刚营建过宏大的新长安城，物资匮乏，人力紧缺，立即着手营建东都，显然不合时宜。
当时关中地区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供应依赖关东地区的输送，隋文帝想通过招募运输和改善漕运条件来解决困难。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诏令于蒲州（治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陕州（治今河南陕县）、虢州（治今河南卢氏县）、熊州（治今河南宜阳县韩城镇）、伊州（治今河南汝州市）、洛州（治今河南洛阳市东）、郑州（治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市）、邵州（治今山西垣曲县古城镇南）、卫州（治今河南淇县）、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市）、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市）等河流沿岸地区招募运米丁，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治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置广通仓，储存并转运关东和山西的粮食以供应长安。他还派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州、陕州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黄河河南三门峡段急流中的砥柱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2]。但渭河沙多水浅，漕运难以实现，隋文帝于是命建筑大师宇文恺统领水工，利用渭河开凿水渠，从长安城东至潼关，长达三百余里，叫做广通渠，关中的水运条件由此得到改善。
尽管这样，长安的供应依然困难。到开皇十四年（594年），再加上关中大旱，当地民众一直吃糠咽菜，饥肠辘辘。隋文帝流泪自责，自己也不再吃肉饮酒，长达一年。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初九，594年8月30日），他率领百官和大量关中饥民来洛阳就食，并趁势东巡，祭祀泰山。《隋书》记载道：“及东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上敕斥候（侦察兵）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3]闰十月的一天，隋文帝北登洛阳邙山，陈朝亡国君主陈叔宝偕从侍宴。酒酣耳热之际，陈叔宝眺望四周，赋诗歌颂道：“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陈叔宝随后又上表请隋文帝到泰山后举办封禅大典，向昊天上帝汇报成功。隋文帝原本是为谢罪才要去祭祀泰山的，陈叔宝拍马屁，反倒吹捧成隋文帝的文治武功。陈叔宝再次侍宴时，又是一个劲地饮酒赋诗，忘乎所以。隋文帝这时说起陈朝灭亡时的情况：当韩擒虎率领隋军向陈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压过来时，陈人立即密启告急，陈叔宝喝得酩酊大醉，对密启不予理睬。隋朝大臣高颎进入陈叔宝的皇宫，“犹见启在床下，未开封”。隋文帝于是讽刺陈叔宝说：“此败岂不由酒！以作诗之功，何如思安时事！”[4]这番话流露出隋文帝的治国理念。十二月乙未（初五，595年1月21日），隋文帝一行东赴泰山，返回长安时没再经过洛阳，此后再也没来过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