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史料研究概述
“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这样的名称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专有词语，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国内在劳模人物的产生背景和含义、地域特点、时代特征、社会效应等方面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史料是研究问题的依据。通过图书借阅，查阅国家图书馆、各省市地方志、中国知网等官方网站，以及实地走访等形式，对国内1949～2017年能力范围内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进行整合、梳理、研读，旨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和总结，以期为深化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宁担负着重要的生产建设任务，被誉为“共和国长子”。在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辽宁省涌现出诸多享誉全国的劳动模范，例如工业战线的老英雄孟泰、“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新纪录运动的发起者赵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等。党和国家对这些劳动模范的树立和宣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文化现象，这是当前我们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最重要的资源。不仅中华全国总工会，即便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工会，都会对英雄模范人物进行记叙性的宣传和政论性的评述，甚至为其出书立传。各级报社和杂志社也对英雄模范人物进行不遗余力的宣传，劳模人物的作用也反映到文艺领域，不仅出现了诸多描绘劳模形象的文学作品，还有许多影视作品问世。这些传记、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著作和文章，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和思想基础。
一 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史料研究概况
劳动模范是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思想的优秀代表，是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先驱。他们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最美丽的劳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主要组织者，协助党和政府成功地组织召开了十五次全国劳模大会，并组织开展了多次全国劳模表彰活动，共计表彰全国劳模三万余人次，辽宁省接受表彰的全国劳模达1400多人次。
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联合举行。辽宁地区孟泰等23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1956年4月30日至5月10日，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辽宁省共256人获得全国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1959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辽宁省获得全国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的有196人。1960年6月，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辽宁省183个先进单位、125名先进工作者和15名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辽宁省被命名为先进科技工作者的有46人。1978年6月20日至7月9日，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辽宁省出席大会的“双学”先进代表有175人，被命名为劳动模范的有20人，先进生产者有13人。1979年9月28日，国务院在全国人民大会堂举行授奖仪式，嘉奖公交、基建战线全国先进企业和全国劳动模范。辽宁省受到嘉奖的全国先进企业有鞍山钢铁公司、国营五三工厂等6个单位，受奖的全国劳动模范有陈金火、张成哲等15人。1979年12月28日，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授奖仪式，嘉奖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的全国先进单位和全国劳动模范。辽宁省受奖的全国先进单位有营口高坎公社等15个，受奖的劳动模范有王兴亚、郑忠文、钱令希等14人。1985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获得奖章的劳动模范有63人。1989年9月，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的有2790人，其中辽宁省122人。
1995年4月开始，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逐渐规范化、制度化，表彰大会每五年在北京召开一次。1995年，辽宁省全国劳模和先进生产者有137人，2000年有141人，2005年有137人，2010年有141人，2015年有141人。
辽宁老工业基地是劳模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辽宁地区的工业发展具有全国性和代表性。作为工业领域的突出代表，孟泰、尉凤英、马恒昌等著名劳动模范都曾是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辽宁又涌现出张成哲、蒋新松、刘积仁等新一代科学技术型劳模，带领辽宁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创新，发展经济。对这些劳模的树立、宣传、学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文化现象，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史料可以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
第一，第一手的文献史料主要包括地方志和相关期刊、报纸、政治文献、会议文献、档案材料等资料。一方面，全国性资料汇编中辽宁卷部分有不少内容涉及劳模人物。《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辽宁卷）》（上册）介绍了辽宁省各个阶段工会的主要工作和众多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为劳模人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1949～1985）》等书还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全国劳模评选大会的系列文件、讲话，为劳模研究提供了材料支撑。[2]一些较具权威性的全国劳模辞典，包括《中国职工劳模大辞典》[3]《中华劳模大典》[4]《中华创业功臣大典》[5]《让世纪更辉煌——中华纺织劳模大典（1950～2000）》[6]等，这些辞典体系完整、人物介绍简明，为我们开展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资料基础。《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曾多次发表文章宣传辽宁省全国劳模孟泰、尉凤英、马恒昌等人，号召人民群众向他们学习，这些文章也成为研究人物的珍贵史料。另一方面，辽宁省和辽宁各市区编写的诸多地方志也涉及了许多关于工业发展和劳模人物的内容。辽宁省志中的大事记卷[7]记录了辽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史实，为研究劳模人物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材料。《劳动志》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为保护工人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劳动就业、职工工资、福利、劳动保险、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为劳模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材料。辽宁省志中的工会卷[8]主要介绍了辽宁省各级劳模的表彰、宣传工作，着重记录了1949～1985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与技术革新和技术协作运动中涌现出的劳模人物和先进事迹，是研究辽宁省各级劳动模范的珍贵史料。沈阳、鞍山、大连等各市市志中的人物卷、工会志也都涉及对当地劳模的记录。《东北日报》《辽宁日报》《沈阳日报》《鞍山日报》《安东日报》等多家地方报刊曾登载了当时劳模大会的会刊，对各个时期相应的劳模大会、突出劳模人物及事迹进行了宣传，对研究劳模人物有一定参考作用，也可提供部分研究所需史料。
第二，实物史料是历史的见证和历史信息的可靠来源，它既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形象直观性，因此，实物史料也是研究辽宁劳模人物的重要一手资料。辽宁省工业发展起步早，全国知名劳模人数多，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劳模的相关问题。中国首个工业博物馆——中国工业博物馆位于辽宁省沈阳市，通史馆、机床馆、机电馆、重装馆等展馆陈列了众多的“工业之最”，其中工人村生活馆和工人藏品馆区收录了劳动模范和工人们的照片、实物、影像等资料文物。沈阳市劳模纪念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劳模纪念馆，它以劳模贡献与沈阳发展为主题，采用史料图片、实物陈列、雕塑、场景复原、微缩景观、绘画及声、光、电等多种表现方式和科技手段，全景式地展现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沈阳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从中也折射出沈阳老工业基地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沈阳市铁西区劳动公园内有一面长十余米的红墙，上面记载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沈阳市400余名全国劳模的名字，此外，还有雷锋纪念馆、铁人纪念馆、王海班陈设室、鞍山孟泰公园、大连劳模公园等。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相关的、不含文字或含微量文字的实物遗存，如劳模的遗物、遗迹、劳模纪念馆、博物馆、纪念碑、劳模墙、雕塑等实物史料十分丰富，有待充分开发和利用。
第三，影像史料。在劳模人物大量涌现的同时，本着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大力动员广大劳动群众、塑造劳模形象也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主体。文艺界将目光聚焦于劳模人物，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引导的结果，也是文艺界的内在自觉。传记文学作品的繁荣也衍生了大量劳模人物传记电影。纪录片“国家记忆——永不过时的劳模精神”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十个春天”以及“劳模孟泰的故事”等影像作品，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孟泰的工作和生活情景；电影“马恒昌的名言”中“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的名言朴实无华但掷地有声，马恒昌的实干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纪录片“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着重介绍了蒋新松院士在我国自动化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还有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为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党员树立了榜样，鼓励广大科研工作者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砥砺前行。影像史料是一份真实准确的国家史志，无可替代，它直观地呈现了那些我们从未亲身经历过的历史时代和现场，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历史事件的原始状态。整理和搜集与劳模人物相关的影像史料对于劳模人物史料研究十分重要。
第四，口述史料。以采访、新闻报道为主，试图通过这种更为真实和近距离的方式与劳动模范人物进行沟通，让人们对劳动模范人物的事迹和经历有进一步全面的了解。诸如《辽宁老工业基地建设纪实》[9]《访苏日记（1950年）》[10]《神清气定徐有泮》[11]《沈阳实施“老劳模中风康复行动”》[12]等，均是通过采访或者新闻报道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真实全面的辽宁劳动模范应有的风采。
二 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理论研究状况
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大多把劳模人物和劳模群体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往往从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等角度对其进行认识。同时，由于受到特殊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的限制，在高度统一和绝对化导向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人们倾向于也习惯于选择整齐划一的、近似于标准化的思维和生活模式。这就导致劳模形象和特征显得高度一致和绝对化，所有劳模人物无一不是高、大、全，并非是学术理性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对劳模人物的研究，开始大多集中于单体劳模的研究。关于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类是传记文学，另一类是学术论文。
传记文学是最早研究劳模人物的作品，它们往往真实而可信地记录了劳模人物的生平事迹，并集中阐发了劳模人物所独有的精神品质和时代意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劳模人物传记的书写主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新的时代和政治意志的感召下，许多作家以极大的热情，整理和挖掘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做出伟大贡献的劳模人物，出版了许多劳模传记。其中，丛书类比较著名的有《为建设工业化基地而斗争的东北工人》[13]《东北工业建设中的劳动模范》[14]，单人传记有《赵国有改造新纪录的故事》[15]《老孟泰的故事》[16]《马恒昌小组的传家宝》[17]《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18]等，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人物传记大多突出时代背景，政治色彩鲜明，以大量史实细节和典型事迹，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劳动模范们爱岗敬业、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的历程。
“文化大革命”时期，劳模形象及其精神遭到异化，劳模人物遭到打击，人们难以接触到真正的劳模传记。改革开放以后，劳模群体重新受到尊重，劳模传记再次蓬勃发展。《中国职工劳模列传》[19]《新中国劳动楷模——工农劳模卷》[20]《共和国劳模故事丛书》[21]等都是全国性传记丛书的优秀代表。地方发行的劳模传记丛书包括《奉献与辉煌：辽宁劳动模范风采录》[22]《辽宁英模》[23]《沈阳劳动模范》[24]等；单人传记除了孟泰、马恒昌、尉凤英等老一代劳模的新作品，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关于新一代劳模的作品，如《雷锋传人——郭明义》[25]《钱令希略传》[26]《蒋新松传》[27]等也成为研究劳模人物的参考资料。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各行各业劳模人物的不断涌现，学者也开始对其进行持续的关注和研究，除了上述诸多传记和著作，也形成了不少研究性论文。虽然这些成果多是以全国范围内的国家级劳模人物或劳模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以辽宁地区的全国劳模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并不多见，但仍然为辽宁省的劳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和思想基础。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关于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史料的系统整理与综合还不多见，但已经有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对我国其他地区或女性劳模进行类似的研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劳模群体的研究，目前可见的多为期刊论文和硕博学位论文，且多是对全国劳模的研究。其中，《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28]—文，分三个时期对劳模群体产生的背景及群体特征和思想特征进行了分析，进而从国家意识的层面对其进行了相应解读，并论证了劳模群体的“劳动价值”意义和“泛政治化”效果。此外，《全国劳模及历史作用研究（1950～1980）》[29]一文，以“政治符号”为视角，从其孕育环境、具体运作、形象变迁等方面，研究了这一时期劳模的塑造问题和相应社会作用，也提出了其中的诸多不足之处。相对其他研究，以上两篇文章的考察较为全面，涉及劳模群体、劳模典型和相关的政治构建等问题，也提出了当时的诸多负面因素和现实思考，对于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徐大慰以《影像、性别与革命意识形态——大跃进时期上海女劳模研究》为题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在该文中她尝试对上海女劳模及其电影进行研究，论证了国家按照革命意识形态需要创作女劳模电影和塑造女劳模形象，并利用女劳模形象的规范作用和精神感召力向普通群众进行革命意识形态教育。[30]陈新汉博士则从社会评价理论和符号权利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当代树立典型的活动。张洁以辽宁英模为例，论述了英模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即英模文化传承了精忠报国、无私奉献、勇毅力行的民族精神和自强不息、自主创新、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31]张洁认为，辽宁英模所创造的业绩和体现的精神，足以使英模文化成为辽宁地域文化的一个特色品牌，建立学习英模的长效机制等措施有利于打造辽宁英模文化新品牌。[32]张志元提出，劳模文化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提供了不竭的精神生产力，并探析了劳模精神助力辽宁省全面振兴的对策建议。[33]段炼等则着重探索了劳模精神与东北全面振兴的深度融合，提出两者的融合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东北篇章，更是稳步推进东北新一轮振兴的精神动力。[34]顾威《“劳模精神”成为“铁西奇迹”之魂》[35]一文认为沈阳铁西区的劳模群体是时代的领跑者，他们带领着广大职工，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步将铁西引向了辉煌。
三 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研究状况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的一切均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一个经历了漫长战争且最终取得胜利的国家，正面临着战后各项事业的恢复、巩固和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恢复和巩固新生政权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股十分强劲的力量。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取得的重要成果和经济价值，都离不开在东北这片沃土上辛勤劳动的人民，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并且对于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兢兢业业，堪称楷模，抑或称为劳动模范。党和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对于劳动模范的表彰和大力宣传，也引起了国内学者对于劳动模范的关注和研究。本书选取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为研究对象，借助史料学的研究方法，从档案类史料、实物类史料、传记类史料、影像类史料以及研究性成果等方面，对有关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的资料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并且对于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研究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现将具体情况做以下汇总和说明。
首先，关于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研究中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问题。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与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有关的史料中，传记类史料、新闻类史料明显多于影像类和访谈类史料，口述类史料的扩充和发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加强口述类史料的引进和运用，对于研究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而言意义非凡。学术研究性史料远远多于其他类史料。实物类史料的维护和管理、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相关制度的约束性和规范性应该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在相关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研究者应该更加注重田野调查，更多地通过亲身走访现存劳动模范人物进行了解，或者走访已逝劳模的亲属、朋友、邻居进行采访和间接性的了解和认知。
其次，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研究中存在的学术性研究倾向问题。在众多的学术研究性史料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拓展的方面，综观现有的学术研究性史料，大多数研究者在研究和分析劳动模范人物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选择的侧重点近乎一致，劳模人物的个性化特征以及行业性特征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更多的则是倾向于整体划一的单一性，在分析劳动模范品质以及他们所在行业特色的过程中，还应该做到实事求是、具体精准、全面客观。在研究的范围上，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个案（单个人物）的研究，对于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群体的关注和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群体的分析和综述对于全面阐述、深度凝练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的整体风貌和精神特征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后，关于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研究中方法的选择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有的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进行梳理和汇编，有的是从现实的层面进行解读，但是很少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的。因此，在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研究的方法上，研究者们应该尽量将以上两种方法进行融合，并且辅之以其他的对研究有重要作用的研究方法，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为该课题的研究奠定更加坚实的史学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为该课题注入更为科学和理性的学理基础，再结合其他对研究有积极作用的方法和理论，不断为研究该课题提供持久的研究动力，以期更好地发挥东北（辽宁）劳模人物及其精神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中的作用。
[1] 《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辽宁卷）》编委会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辽宁卷）》（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2]寿孝鹤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1949～198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3]李永安主编《中国职工劳模大辞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
[4]《中华劳模大典》编委会编《中华劳模大典》，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5] 《中华创业功臣大典》编委会主编《中华创业功臣大典》，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6]杜钰洲、徐坤元等：《让世纪更辉煌——中华纺织劳模大典（1950～2000）》，中国纺织工业协会，2001。
[7]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辽海出版社，2006。
[8]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工会》，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第3页。
[9]辽宁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辽宁老工业基地建设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
[10]赵国有：《访苏日记（1950年）》，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1950。
[11]顾威：《神清气定徐有泮》，《工人日报》2004年4月11日。
[12]顾威、刘旭：《沈阳实施“老劳模中风康复行动”》，《工人日报》2013年7月8日。
[13]东北总工会文教部：《为建设工业化基地而斗争的东北工人》，东北新华书店，1950。
[14]《东北工业建设中的劳动模范》，东北工人出版社，1951。
[15]王鸿作：《赵国有改造新纪录的故事》，工人出版社，1950。
[16]于敏：《老孟泰的故事》，春风文艺出版社，1960。
[17]聂兆昌：《马恒昌小组的传家宝》，工人出版社，1966。
[18]《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19]高明岐、黄耀道等编著《中国职工劳模列传》，工人出版社，1985。
[20]艳华、永亮等：《新中国劳动楷模——工农劳模卷》，团结出版社，2013。
[21]李庆堂等：《共和国劳模故事丛书》，工人出版社，2015。
[22]梁长山主编《奉献与辉煌：辽宁劳动模范风采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23]辽宁英模编写组编《辽宁英模》，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
[24]沈阳市总工会编《沈阳劳动模范》，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
[25]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雷锋传人——郭明义》，学习出版社，2011。
[26]周建新：《钱令希略传》，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27]徐光荣：《蒋新松传》，航空工业出版社，2016。
[28]张明师：《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2，第3页。
[29]田罗银：《全国劳模及历史作用研究（1950～1980）》，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交通大学，2013。
[30]徐大慰：《影像、性别与革命意识形态——大跃进时期上海女劳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
[31]张洁：《略论英模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以辽宁英模为例》，《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24期。
[32]张洁：《建立学习英模长效机制 打造辽宁文化新品牌》，《沈阳干部学刊》2012年第5期。
[33]张志元：《劳模文化助推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党政干部学刊》2017年第9期。
[34]段炼、袁艺：《劳模精神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沈阳干部学刊》2017年第1期。
[35]顾威：《“劳模精神”成为“铁西奇迹”之魂》，《工人日报》2012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