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熟人社会”这一概念，已经成为人们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描述。这一描述最早来自费孝通先生，但他并没有明确将“熟人社会”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熟人社会”概念是伴随着“半熟人社会”概念的建构而逐渐丰满起来的。而这两个概念的建构，是在对乡村社会巨变进行深入观察的基础上完成的。如果深入观察乡村社会，就会发现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既有表面上的社会形态的变化，更有深层次的村庄社会性质和内生秩序机制的变化。这些剧烈变迁，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理解，因此需要对社会巨变过程中及之前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和秩序机制有着深刻的把握。

半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贺雪峰教授用来描述行政村范围的村庄社会性质。行政村由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演化而来，村民小组由生产小队演化而来。生产小队是人民公社时期最基本的生产协作单位和共同劳动单位，村民小组至今仍有生产协作、生活互助、人情往来、文化娱乐等功能，是熟人社会；但同一行政村的村民之间往往面熟却不知对方根底，只是半熟人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社会流动的增加、就业的多样化、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分化，农民的异质性大为加深，村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日益私密化，整体而言村庄发生了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转变。熟人社会不仅仅是熟悉或信息问题，还存在“亲密”这一维度。乡村社会性质的变迁为我们反观熟人社会提供了视角，也因此丰富了熟人社会的认知内涵。

熟人社会并非仅仅指的是信息对称，在费孝通那里，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乡土社会，也是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不仅熟悉（信息对称），而且，“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这种规矩可以称之为“地方性共识”。地方性共识包含价值与规范，是农民行为的意义系统和规范系统，由其形塑的农民的行为逻辑，则是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它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熟人之间的“情面原则”，二是情面原则衍生出的“不走极端原则”，三是情面原则衍生出的对待陌生人的“歧视原则”，四是情面原则衍生出的“乡情原则”。

丧失了地方性共识和乡土逻辑的村庄社会，人们也许仍是熟悉的，信息也是透明的，但这种熟悉反而成为大家互相算计的基础，其结果是人人利益受损，村庄社会基本秩序无法维系。在当前中国一些农村，村庄信息仍然对称，但地方性共识却已瓦解，新的共识尚未定型，乡土逻辑也在蜕变。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变迁，可以描述为“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流动的增加，乡村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农民就业多元化，收入发生分化。尤其是2000年以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民收入一半以上来自村庄以外，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庄结构解体，村庄边界日渐模糊，村庄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和异质性日益凸显，过去习以为常甚至无须语言沟通的地方性共识解体，村民的就业、收入、交往、兴趣、品位、秉性、需求差异日益增大。地方性共识因此不断瓦解，甚至在信息沟通上，村庄也展现出与之前熟人社会有所不同的逻辑。

伴随着村庄边界的模糊，现代性的各种因素向乡村社会全方位渗透。典型例子包括以广告和时尚为工具、带有强烈消费主义特征的现代传媒进入农村，现代的个人主义观念进村，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进村，等等。相对封闭的村庄开始解体，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被挤压而再难有生存空间，农村和农民在社会和文化上越来越边缘化，农民主体性逐步丧失，并由此带来农民价值的变迁。农民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和地方信仰，逐步与迷信、愚昧、落后、不理性等负面价值画上等号，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只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为个人而活的理念替代了为祖先和子孙而活的传统观念。由于越来越缺乏终极价值追求，村庄中不断出现各种前所未有、不可理喻的荒唐事情。

在经典的社会学理论中，人们总是强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如将二者区分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下，都市人老于世故、精打细算、冷漠无情、麻木不仁，而乡下人则淳朴、厚道、真诚、不善欺诈。然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中国农民在心理上越来越趋同于都市人，这使得经典的二元分析框架捉襟见肘。当农民开始摆脱土地的束缚，家庭的生产生活已经突破了村庄社区的边界，被市场经济整合到更大的社会范围中；农民与外部世界频繁互动，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乡土性越来越淡薄，农民不再留恋乡村生活。乡村社会的一切正在被重塑，农民在社会心理上也确实越来越接近城市人，越来越工于理性算计而冷漠无情。然而，当前中国农民生活结构和心智结构的变化，并未使乡村走向城市式的法治秩序，也并未使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因而“半熟人社会”可以成为分析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中层概念。

“半熟人社会”概念为分析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多维框架，它包括熟悉、亲密、地方性共识、乡土逻辑等多个维度。熟人社会是熟悉、亲密的，有地方性共识的约束，农民遵循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社会变迁中，农民的熟悉和亲密程度降低，地方性共识也在剧烈变动中减弱甚至丧失了约束力，农民的行动逻辑因而表现得非常理性。在这种情况下，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脱离了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礼俗社会的意涵，但又不是城市社会、陌生人社会、法理社会所能完全概括的，因此理论界需要进行深入的经验观察和理论概括。本书正是朝这个方向进行的努力，即将以“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这一判断为总纲，从风土民俗、阶层分化、人际关系、价值观念、乡村治理等五个方面分20个专题深入探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变迁。本书所涉及的调研地点主要位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中部地区，也包括广东、浙江等东部地区，还包括河南、河北、山西等北方地区。调研和表述的重心在中部地区，同时也关注其他地区，在一定角度和程度上代表了当前中国农村现况。